1912~1959年间，西藏存在着一支特殊的部队——藏军。



说它特殊，是因为这是一支“英式部队”。


藏军的管理、训练、装备、服装均参考英军模式，教官大都是驻印度的英国人，连操练口令都用英语。



穿制服的藏军步兵，背景为日喀则宗山城堡，1938。仔细看图中敬礼的军官，姿势和香港电影里的“皇家警察”一样，手心朝外


有了英国人的支持，十三世达赖喇嘛野心勃勃。



趁着辛亥革命后中土一片大乱，十三世达赖计划收回所有历史上藏民族居住的领土——包括划归四川省和青海省的藏区。


由于当时川滇军阀正在混战，西线川军实力孱弱，西康一带逐渐被西藏噶厦政府控制。


1918年，藏军攻克西康重镇昌都，并在此建立指挥部。


随后，见好就收的西藏政府在英国代表的调解下与北洋政府讲和，签订了《中藏昌都停战条约》。



“中藏”，自立门户的意味已经昭然若揭了。


在青海，藏军和军阀马家军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边境战争。


马家军的战斗力大家都清楚（《西北复仇记：孤军远征》）。


藏军能和他们打的有来有回，战斗力可见也没有那么不堪。


直到1932年藏军被马家军击败，西藏扩张的势头才被封堵在长江源头以南。



1938年新年在布达拉宫前接受阅兵的藏军官兵


昌都战败后，西藏开启了和平解放进程。（《入藏，1951》）


1951年7月16日，带着签署好的协议，中央西藏工作首席代表张经武经新加坡、加尔各答、噶伦堡等地转机，抵达西藏亚东。


在这里，他与准备流亡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会晤，介绍了协议情况。


一番劝说，达赖最终决定携西藏旧贵族折回拉萨，与中央政府合作。



在张经武和达赖返回拉萨的同时，张国华、谭冠三率十八军三千余人进驻拉萨，另有两万余解放军分驻日土、噶尔、日喀则等西藏各地，实现了对西藏各主要城市的控制。


不久，一个难办的问题摆在了张经武、张国华等人的面前——如何处理这支特殊的藏军。


几经周折，西藏军区将尚存的9000余藏军进行了精简，遣散老弱病残，保留了比较精良的七个团约3300人。



1952年2月11日上午，藏军在拉萨正式换装，授予军旗。


出于尽可能尊重西藏原政治生态的考虑，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达赖喇嘛商议：精简后的藏军除易旗和换装外，驻防地、编制等均保持不变。


就是这个“保留藏军”的决定，为1959年拉萨的骚乱埋下了祸根——他们贡献了日后叛军一半的兵力。


张经武等人并不知道，就在精编后不久，藏军第一至六团的连营长曾集体盟誓：反对改革，准备反抗。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的签字人员（右起）：李维汉（中央统战部长）、张经武（首任驻藏代表）、张国华（18军军长、西藏军区首任司令）、孙志远（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


从1951年解放军进藏开始，拉萨就一直暗流涌动。


藏军对于旧体制和达赖喇嘛有着宗教般狂热的信仰。


而解放军官兵和驻藏干部受新思想的影响，对藏族的很多宗教习俗并不认可，不少人“改革心切”。



为了防止双方发生矛盾，中央对西藏问题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一再要求地方干部不搞土改与民主改革，并将西藏问题决定权收归中央。


不过，这类“特殊政策”只适用于达赖喇嘛管辖的卫藏，西康和青海的藏区并不在“照顾范围内”。


西康和青海的改革措施使西藏高层认识到，西藏的政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965年的拉萨市区


1956年11月，达赖和班禅应印度政府邀请，赴印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


他们从日喀则出发，先到锡金王国甘托克，随后搭乘飞机至印度新德里。


在这次访印过程中，达赖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了政治庇护的请求。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前往印度与尼赫鲁会面，并在一个月内与达赖数次会谈。


经周恩来的说服和尼赫鲁的保证，达赖及主要随行于隔年二月返回西藏。


1957年春，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其中又以西康地区的骚乱最为激烈。


这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比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阶级矛盾、土改手段、国际国内政治大环境、外部势力渗入等。


由于西康地区不在“特区”范围内，大批藏人从西康逃至噶厦政府控制的拉萨，后迁至拉萨南部不远处的山南市。



山南位于拉萨东南部，今天大约1个半小时车程，这里曾是1959年叛军的大本营



当时藏区的骚乱可不是简单的拉拉横幅、游行示威，而是赤裸裸的武装交战。


打仗是要人、要钱的。


反动武装幕后的“金主”，是美国。



中央情报局从1951年开始便立项了所谓的“西藏专案”（Tibetan program）。


在此后长达二十年里，中情局从人员、资金、武器装备等多个方面对藏独武装进行了支持，一手扶植起一支叛军武装。


这支藏族反动武装里的“骨干”，几乎都是由中情局在关岛和美国本土科罗拉多训练后，空投至西康和后来的山南地区。


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叛军规模迅速壮大，发展成一万人以上的半正规军。



1957年前后，叛军随大批藏民一起由西康入藏，以山南哲古宗为根据地，经常与西藏军区部队产生冲突摩擦。


这一时期，中央情报局还聘用外国人驾驶B-17轰炸机，前后分多个批次将在塞班岛接受特工训练的藏人空投到山南的桑耶寺旁。


他们携带美式无线电台潜入拉萨，建立起完整的情报网。


1958年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中情局策反达赖喇嘛的行动。


负责直接和达赖本人接触的，是早已收归中情局门下的达赖的两个哥哥。


在1959年西藏骚乱爆发之初，达赖的出逃方案也完全是由中情局一手策划的。


估计是达赖自己也不放心他那支战五渣的“藏军”，所以负责护卫他撤离的是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科。


“西藏专案”在中情局持续了整整二十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该专案才寿终正寝。


（备注：1972年，尼克松批准给1500名中情局雇佣的游击队员每人分发10000卢比“遣散费”，作为他们在印度购买土地或做小生意的本金，从此结束了对藏族武装的支持。）


1959年中情局用C-130运输机向西藏反动武装空投物资


1959年初，拉萨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点燃这个火药桶的“火星”，是后来谜团重重的“看戏事件”。



话说在当时的关口，达赖已经成了一个双方争夺的焦点人物。


噶厦高层、反动叛军和中情局组成的“叛乱力量”从各个方面对其积极争取，反复动员他“起事”。


尽管如此，达赖本人仍然犹豫不决。


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达赖虽然名义上是“叛军领袖”，但他并不能真正掌控形势，有一点作为傀儡被裹挟的意思。



这年的2月7日（藏历年廿九），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与达赖一起观赏贺年金刚舞。


二人闲聊时，达赖提出在大法会后择日去观看西藏军区文工团演出。


（达赖：“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西藏民主改革50年》）


几番商定，观看的地点定在了西藏军区礼堂，时间则是3月10日。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间和地点是达赖自己定的。




罗布林卡大门，1938。罗布林卡是达赖的“夏宫”


3月9日，得知观看演出行程的叛乱方高层认为，“看戏”一事可以大做文章。


当晚，他们煽动市民，大概意思是达赖明天要去军区赴宴，这是汉人准备的“鸿门宴”，要把他劫走……


10日清晨，罗布林卡门口一时聚集了2000余人。


他们鱼龙混杂，既有不明真相的民众，也有叛军骨干分子。


叛军骨干在门口当场召开各种所谓的“会议”，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打伤打死亲中央政府的藏族高官。


在罗布林卡门口，叛军建立了实际取代噶厦政府权力的机构，形同政变。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解放军的“天罗地网”。




解放军阿姨为我梳妆，1959年拉萨，摄影：蓝志贵




1959年3月10日罗布林卡骚乱的同时，在西藏军区礼堂里，大家正惴惴不安的等待文工团演出。


原定下午三点开始的表演，推迟到四点多还是不见开始。



突然，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上场了。


他向大家宣布了罗布林卡发生的事件，要求大家立即回到各自单位，准备应对。



当时，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均在北京开会。


事态紧急，由谭冠三暂时代理中央驻藏代表，全面主持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工作。


入夜，驻拉萨的三千余藏军和山南前来增援的叛军共7000多人一齐出动，占领了拉萨市周围各制高点。


叛军在药王山（拉萨市制高点）、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及市郊各要点构筑工事，对中央各驻藏机关和西藏军区大院形成了包围态势。


形势千钧一发。


综合各种迹象看，这是一场叛军精密计划、有备而来的行动。


叛军在当天就集结了包括藏军、山南武装在内的几乎所有“家底”，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



另外，时间应该也是“精心选择”的——张经武和张国华等军政高官均在北京开会。


不仅如此，叛军起事之时立即和印度驻拉萨领事馆做了沟通联络，修好了退路。



拉萨药王山，摄于1938年


3月10日当天，由于谭冠三等驻藏干部并不清楚达赖本人的态度，所以没有轻举妄动。


在接下来的一个周里，谭冠三通过“秘密渠道”，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致信被困罗布林卡的达赖，并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收到达赖亲笔回信。


在这三封信中，达赖先后表示：


“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情况安定了，一定同您见面。”


“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理，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


“一旦几天以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后来，出逃印度的达赖把这些话解释成“拖延时间”和“缓兵之计”。


不过达赖当时并不清楚，其实西藏工委已经把他可能出逃的情况汇报了中央，得到毛泽东明确指示如下——


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人民解放军，西藏政治形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对达赖逃跑，人民解放军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熟悉我党“办事风格”的朋友，相信能够很快理解中央这样决策的出发点。





第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是达赖喇嘛写在谭冠三3月10日给其信的藏文译文下面的。从第一行到第十行前半部分是谭冠三信的藏文译文，从第十行后半部到末尾是达赖喇嘛的亲笔信


经过紧绷的一周后，针锋相对的双方即将摊牌。


面对马上到来的大战，达赖决定在叛军发起总攻前出逃。


3月17日夜，达赖及随从由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科护送离开罗布林卡，逃向印度。


特别行动科（现称特别活动中心，Special Activities Center）是中央情报局直属的特种部队，常用于执行“政治上不可行”的秘密行动。


他们一般不会穿美军军服，也很少使用美军武器，就像《碟中谍》里的阿汤哥一样。


为了达赖的出逃，中央情报局可谓是“操碎了心”。


达赖一行有浩浩荡荡600多人，而西藏人烟稀少，上千里逃亡路上的食品、物资供应是很大的问题。


因此，美军飞机曾数次飞入西藏内地，一边侦察解放军动向，一边为达赖队伍空投食品、地图、收音机等物资。




（左起）达赖、李觉、谭冠三、张经武在拉萨


大战将至，中央军委紧急拟定入藏部队作战方案，决定调54军等部队分多路入藏平叛。



在北京开会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立即乘飞机赶到格尔木，率军沿青藏线增援拉萨。


上级同时要求驻拉萨的西藏军区部队，对现有据点长期坚守，不要轻易主动出击。



3月20日凌晨，叛军7000余人向驻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


当时解放军驻拉萨的兵力只有不满员的13个步兵连、一个轻型装甲连、一个炮兵团，加上机关人员和文工团，总计约2000人。


其他带入藏区的作战部队，大多驻守在日喀则、亚东、察隅等边防地区，用以警戒时刻虎视眈眈的印度。


加之西藏幅员辽阔、交通不便，想迅速增援几乎不可能。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上级才指示驻拉萨部队“不要轻易主动出击”。


不过，仅仅经过3月20日和21日两天激战，解放军即先后攻克罗布林卡、小昭寺等叛军重要据点，实现转守为攻。



拉萨城内的叛军骑兵，1959


3月22日，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药王山、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等藏军据点相继被攻克或投降，拉萨市内的骚乱基本平息。


叛军在拉萨受挫后，开始回撤山南。


3月26日，叛军首领代表达赖在山南成立所谓的“临时政府”——颇有一点李自成离开北京前仓皇称帝的意味。



之所以是“代表达赖”，因为此刻的达赖早已跑的无影无踪。



4月初，率大军沿青藏线抵达拉萨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以四个团的兵力合围山南地区的叛匪老巢，粉碎了他们建立所谓“第二国都”的美梦。


此后，西藏军区接连举行了纳木湖、麦地卡等战役，进剿西藏各地的残余叛匪。


达赖一行在经过十几天的漫长跋涉后，到达了印度实际控制的藏南达旺地区，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涯。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情局每年编列大量预算供流亡政府使用，其经费一度超过了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全年财政预算。



1959年4月，拉萨各族人民集会游行，热烈庆祝平叛胜利



在1959年整个平叛过程中，除深度介入的美国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是印度。



年初开始，印度即向中印边境东段大幅增兵，牵制我边防部队。


当年8月25日，朗久事件爆发——印军与进驻到马及墩（山南市隆子县辖乡）开展群众工作的中国卫队发生武装冲突；双方战斗约一小时，入侵印军被击毙两名，其余退回。


之后的几年里，中印边境局势紧绷、事态不断，一直到1962年中印战争，新仇旧恨才彻底了结。



政府把住在山洞里的农奴请出来，到山下村子里安家。1959年拉加里，摄影：蓝志贵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