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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旗下的红十字 ——记我的中越战争亲历(一)
送交者: Michaelliu888[♂☆★★铁面钟馗★★☆♂] 于 2021-02-23 18:10 已读 1886 次 4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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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杜冬云 6park.com

情结深深


一九八五年底,当我脱下军装换上便装时,回头一想,这军旅生涯已是十六年了。虽然想着转业,但真正脱下军装那一刻,心中却又有太多太多的不舍。
       对军队和军人这个职业,我有着深深的情结。因为父亲一直在野战部队服役的缘故,我从记事起就没有离开过军营:听着嘹亮的军号和接踵而至的出操跑步声起床;踩着上班号的点儿到学校上学;晚上伴着熄灯号进入梦乡。听惯了实弹演习的枪炮声。最难忘的是小伙伴们挤在一起在操场上看露天电影,看着部队战士们操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入场,听着此起彼伏,声波一浪高过一浪的拉歌声直到电影开映……
       十五岁刚过,像父亲一样,我也穿上了绿军装成了解放军的一员。这军装一穿就是整整十六年。换言之,在我生命的前三十年里,军人的情结已深深地融入到我的血液中,渗透到骨髓里,化也化不开了。直到离开军营三十多年的今天,还时常有人问我:你当过兵吧?
       和大多数退伍军人有一点不同的是,除了八一建军节,我还会在心里回忆着纪念着每年的2月17号。因为1979年的这一天是中越自卫反击战开战日。作为参战军人之一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在前线度过的短短七十多个日夜,那是我生命的年轮中划过的一道深深印痕。
       我始终认为,若是没当兵,是生命中的一大遗憾;当了兵没上过战场,是军人的一大遗憾。所幸的是,这两样我都没有错过。
       往事并未如烟,岁月没能销蚀对战争的记忆,更不会淡忘对牺牲战友的怀念。这些年,每逢清明节前后,大批参战老兵从祖国四面八方涌向南疆,洒泪祭拜长眠的战友,追思他们曾经奉献过青春和热血的激情岁月。我深深理解。没有过亲身的经历很难感受这种情结。
       2016年3月,我和战友建平相约第二次专程来到广西靖西烈士陵园,为牺牲的战友扫墓。
       走进那青松翠柏环抱中肃穆寂静的陵园,仰望着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凝视向山坡上延伸整齐排列的1000多座墓碑,手捧鲜花,沉重无声地一层一层拾级而上。逐排逐行注视着花岗岩的墓碑,视线模糊了姓名,籍贯,部队番号,只定格在年龄这一行:17岁,18岁,19岁,20岁,21岁.....。 
       泪水泛上眼眶,眼前一片晕光。恍惚中看见他们仍是穿着当年六五式军装稚气果敢刚毅的模样,在集结号下整齐地列队,一个个地生动起来。
       可惜,这一切一切都永远地消失在了眼前这一片深情的泥土中。
       无法释怀!当年那壮怀激烈的场景再次一幕幕清晰浮现眼前,仿佛就在昨天。战争无疑是残酷的,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军人以生命为奉献是崇高的,牺牲是英勇的,场景也是极其悲壮的!
       为了不忘这场当年改写了国际政治版图,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之战,为了不忘为国捐躯的英烈,这一刻我决心拿起笔来,记录下这场短暂而惊心动魄的战争亲历,留作自己心中的祭奠,更为自己永远保持军人的本色。


(2005年前往靖西烈士陵园扫墓)


(靖西烈士陵园一隅)


(2016年于靖西烈士陵园)

受命备战

1978年,有关越南当局疯狂排华,大力驱赶华侨,在边境挑起武装冲突,蚕食边境的消息报道不断地见诸于广播和报端。我所服役的部队隶属于广州军区后勤十九分部的第一六九医院。那会儿的气氛也开始一点点地紧张起来了,政治学习,形势讨论,战备教育......。


(当年开战前的宣传报道)

  12月8日,按上级命令,我院组建了共六名成员的颅脑专科手术队战备待命。(顺便说一句,我们医院是当时除军区总医院外广州军区的第二大中心医院,颅脑外科技术力量较强)

手术队成员三男三女,分别是:队长主治医生朱云发,时年35岁,毕业于第七军医大学的高材生。他性格沉稳,斯文儒雅,待人亲切随和,专业技术精湛,是我院脑外科的绝对主力;医生简建华,时年28岁,精明强干,浑身充满活力和热情,具有脑科和骨科的工作经验;普外科医生魏俊福25岁,寡言少语,踏实好学;女医生董秀玲是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其实也就38岁,资深麻醉师;外科护士惠京兰23岁,柔声细气的北京兵,机敏利索,悟性很高。第六个人就是24岁的我,当时已做了八年的手术室护士,经验、技术都还是数的上的。

应该说这六个人的组合从政治思想上,专业技术能力和身体素质上符合参战条件。

说实话,开始我还真没把这次任务当回事。因为军队是一有风吹草动就搞战备,我多次担任过战备队员,早习以为常了。对这仗能不能打起来,我们能不能上前线,大家都心存质疑。我总觉得是又在喊“狼来了”。

直到某天上午,十九分部的首长来我院检查战备落实情况,接见了手术队全体,这可是历来没有过的。分部战勤科杨副科长神色紧张地把我拉到一边,一脸担忧地连声问:怎么是你?为什么是你?这次是真的要打仗了,你行么?你不怕么?连珠炮似的发问让我连个回话的机会都没有。

对他我是很熟悉很亲切的。刚参军时被分配到十九分部战勤科当打字员。科里的参谋们都如同兄长般地呵护我这15岁的小丫头。可是他忽略了,时光荏苒,我已经是个有着第十年军龄的老兵啦。

哈,看这阵势反而令我着实地兴奋起来。崇尚战场,是自小生活在野战军营及受身经百战的父亲影响。别看我是个女孩子,儿时的玩具只有枪,和同伴游戏也是玩打仗,所受的教育和影响多与战争有关。骨子里有着深深的英雄情结。对战争的理解很单纯,认为军人就应该枕戈待旦,时刻准备战斗。战斗才能体现军人价值,战场才是军人的终极目标。

待命中的手术队基本脱产学习和做装备的准备。院里正常的或急诊的颅脑手术也都交由我们这组人去操作,算是战前演练吧。我带着护士惠京兰进手术室见习手术的配合。她至今还记得初上手术台见血呼呼场面紧张的手发抖,我在旁边一个劲地让她镇静的细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脚步渐渐逼近,我们参战的各项准备也越来越细了。我甚至还专门跑到木工房求师傅钉了个四方形的小木箱,把我们几个人随身必带的生活用品集中装起以方便携带。 

按照规定,参战个人必须把全部私人物品打包封存并注明寄往地址,这是一旦当了烈士好进行后事处理的程序噢。当时我的全部财产,除了没几个钱的银行存折(我算是月光族),就是一块进口手表和一个那时称的上是奢侈品的双镜头像机。手表是随身要戴的,相机嘛,硝烟迷漫的战场上谁还顾的上玩它?留下吧。(这个决定让我后悔至今,错失了多少珍贵的历史镜头啊)

在填写寄往地址时,“牺牲”这两个字在我脑海中掠过。但对死亡真还没有过多过深的思虑。心中满满是军人的职责和使命,沸腾着的是那从小就被培养起来浓浓的英雄情结。

这期间,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这是我参军十年第一次也是从军期间唯一的一次接他的电话。这个电话是从内部军线转过来的。那时想打个长途电话兜兜转转很不容易:先从父亲部队总机要起,转军区总机,军区总机转后勤总机,后勤总机转十九分部总机,十九分部总机转医院总机,医院总机转我们科室,科室的同事赶紧把我找来接听......

父亲是个身经百战屡建战功的军人,打过日本鬼子,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是志愿军中第一批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了极其艰苦的五次战役,身边的战友牺牲过半.....

在线路嘈杂不甚清晰的电话里,父亲只叮嘱了一句他最有资格说的话“孩子,上前线了,你要勇敢啊!”

“爸您放心,我绝不会给您丢脸!”电话的这一头,我的回应也只有一句。

这是两代军人之间的对话。简短,干脆,利落,父女深情中不乏军人的豪气!父亲刚烈的性格和职业军人的特质给我的遗传及影响至深。

父亲所在部队第42野战军不仅是这次的参战部队,并且担任最重要的前锋主攻任务。只是他当时因重病无法奔赴一心系念的战场。听弟妹们说,部队开拔的那天夜里,他独自一人站在家门口的院子里踱来踱去,彻夜未眠。

 

               


(手术队长朱云发)


(简建华医生)


(麻醉医生董秀玲)


(魏俊福医生)



开战前夜



            1979年2月16日,距离建国后第二次大规模(第一次为朝鲜战争)战争的正式开战只有一天。

身在前线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为了高度保密,开战命令的发布既不是电话,也不是无线电报,而是由前线指挥部用直升飞机派员将书面命令亲自交到各战区最高指挥官的手上。

然而,一个突发的意外出现在我们这个战区,这使我们无意中成了提早一刻知道开战消息的人。

这天傍晚约六点左右,正吃着晚饭,所里接到南宁前指卫生部紧急命令,命我们颅脑手术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德保县抢救伤员。

放下吃了一半的饭,我和朱医生、简医生、董医生四人带上手术器械,手枪压满子弹坐上军吉普立刻出发。

80公里的崎岖山路颠簸了快两个小时,八点钟前到达德保县人民医院。

早已焦急等侯在那里的41军干部简要地向我们介绍情况:

下午五时,南宁前线指挥部的军用直升机飞往靖西41军驻地送作战命令。为了隐蔽,飞机超低空贴山飞行,螺旋桨刮到了树梢而坠落。军区作战部马科长颅脑受伤当场昏迷,驾驶员和作战参谋亦受伤。

当地的民兵发现飞机出事即刻赶来营救。动弹不得但头脑依然清醒的作战参谋将装有作战命令的公文包压在身下,举着手枪不准任何人靠近,非要一定是41军军长亲自来接公文包。

这就是军人。用生命捍卫职责的军人!

我们赶到时,两位伤员已经转走,德保县人民医院刚为颅脑受伤的马科长做完手术。

我们立即进入病房查看仍在昏迷中的马科长并了解手术情况。确认了伤情稳定处置得当后才离开。

这下子清楚了,战争将在明天(2月17日)凌晨正式打响,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驻地,迎接战斗。

返程进入靖西途中,在我们吉普车夜行灯的视野下,不断地见到有炮车、军车在闭灯摸黑开进,还有全副武装的步兵像潮水般向着前方悄声行进。

我坐在车上脑子一刻也没停止转动,一会担忧车辆夜行不用照明出事怎么办?一会儿又直耽心战士们这样徒步奔袭进入阵地,体力不是消耗很大吗?

想着,颠着,颠着,想着,回到了所里。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发电车开动,全体人员各就各位挑灯夜战,我们也立刻搭好手术台,将所需一切物品器材展开。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

十二点一过,全体军人集合,在泥土地上席地而坐,听取32野战医院李富林副院长宣读中央军委和广西前线指挥部的作战命令。

我至今仍记得命令的大致内容,包括开战的政治宣言,作战目的、任务、时间、战场纪律等等,挺多挺长的。

仗,终于要开打了。我们每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亢奋的状态。听着作战命令,我心中也有不少的疑惑。

一是下达的作战时间共三天,纵深不过几十公里。我们在边境陈兵数十万,忙乎了好几个月才打三天的仗?仅扫扫边境就收手?也太不过瘾了吧,要打就要彻底打痛对方嘛。(后来战况的发展果然并非只打三天,而是打了28天。)

二是作战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抓俘虏,每个军、师、团都有具体数字的任务。越南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气候恶劣,民情严峻,抓那么大数量神出鬼没的越南人容易吗?抓住了押得回来吗?(从战后归还的战俘数看,确实没完成指定任务)

三是战场纪律,基本就是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得侵犯越南老百姓的利益等等。但有一条却令我觉得可笑,说是要尊重越南少数民族的风俗,有一个不记得叫什么族的,家中火盆怎么个摆法,进门要注意面朝哪边......好像我们不是去打仗,倒像是观光做客的。真有点瞎扯了。

毕竟,我们的军队已经三十年没打过大仗啦!

彻夜无人入眠,只有等待中稍稍的静谧。凌晨4点,就有两个伤员送达,是进入阵地时踩中地雷的。

我们手术组为伤势最重的小战士做处置。只见双腿连膝关节都已缺失了,血肉模糊的伤口长短不齐地扭曲着。止血带一松开,鲜血喷射溅了手术医生一身。赶紧挤压式输血并做了载肢修补术。手术刚结束,战斗正式打响了。

我们的战斗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


  我们这边的开战是六点正。先一轮炮火攻击。炮声震天动地,只见黎明前尚黑暗的天空半边被映的发红。

救护所全体人员静静地伫立,听着隆隆的炮声,凝望着那炮火织就的奇特天象,心情复杂地揣测和等待着接下来属于我们的战斗。

四十多分钟后炮声戛然而止。后来听41军的人说起,炮击应该是持续一小时的,但我们这方位的炮弹不知是基数计算有误还是啥原因,竟然供应不足地打光了。这事不知是否属实。

我们虽然听不到枪声,但知道炮火攻击之后就该是步兵冲锋,激烈的地面战斗在进行了。伤亡将会从此刻开始。

果然,一个多小时后,送伤员的战车便一辆接一辆卷着滚滚黄尘呼啸而至。霎那间,伤员躺了一地。属于我们的战斗至此展开。

当时战场救护程序是这样的:

战场上卫生员或伤者自己进行止血包扎等紧急处理,然后下撤由担架和车辆将伤员送到离战场最近的野战一线救护所,进行以挽救生命为首要的止血清创包扎取弹等基本救治。伤情稳定的接着用卡车或军列送到二线医院或后方医院做进一步的处置和疗伤康复。

我们承担的就是最关键责任最重的一线救护。而我们医务所加上后勤及警卫人员也就三十来人,分为前接组、验伤组、手术组、采血组、护理组、供应组以及警卫班,炊事班等。大多岗位两三个人。最重要的手术组人多些,但也只有展开两张手术台的场地和技术力量。这其中的重中之重是看手术组的效率。伤员的生命之线就系在我们手上。

由于我们颅脑手术队的加入,32医院的外科主力去了南坡,留在这边的几个年轻医生经验尚不足,魏医生和小惠去支援他们的手术组。我和朱、简、董四人为一个手术组。重伤员多数都由我们这组来处置。

我们所处的方位并不是入境作战的主攻方向,而是123师368团为牵制越军打佯攻的阵地。本以为伤亡不会太严重,没想到越军的兵力和战斗力大大超出了战前的估计。而且进攻路线是由两面为山的低处前进,越军居高临下的阻击令368团伤亡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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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头两天,368团仅伤员就陆续下来两百多。我转业到地方后同单位尽然有两位同事那时期先后担任过368团的领导,据他们说,此战368团共伤亡360多人,牺牲为160人。担任主攻的二营基本被打光,五个连队集结起来仅剩下一个连的兵员,营长见状放声痛哭不已。

如潮而至的伤员令全所人员迅速进入万分紧张忙碌的状态。前接组冒着炮火枪弹袭击的危险到前沿接收伤员;验伤组按伤情轻重分出处置的缓急;民兵担架队两人一组,抬着伤员往手术间和病房送进送出。两个手术组一台紧接一台地为伤员手术。

战伤的伤情门类特别复杂,胸腹伤,颅脑伤,肢体的枪伤、炸伤、摔伤、烧灼伤…..从头到脚,各种轻、重、危、难、急的都齐了。不少重伤员抬上手术台就先忙着紧急做胸外叩击复苏,做气管切开,做静脉切开输血输液,把流在外的肠子往腹腔回塞。更有来不及抢救牺牲在手术台上或手术室外的烈士。万分紧迫、紧张.血腥的气氛笼罩着全所。

为了再加快进度,在我们这手术间还加多一张手术台,可同时进入两个伤员,这台在进行手术时,我赶紧为旁边那台的伤员先做好输液和消毒准备,医生手术完了换个手套立即去做第二台。我接着包扎术后的伤口,马上清洗和消毒器械,并换好下一台的伤员。两张手术台分秒必争的轮番利用大大提高了效率。忙的大家如机械般无法停顿。

由于当年作战的步兵都没有配备钢盔,按后来的统计,脑外伤占死亡率超过50%,能活下来送回国的不多。我们这颅脑手术队名不符实地突破了专业界限,各类伤情都要处置。除了颅脑伤,骨科及肢体伤的处置也是我们这组医生们的强项,而开胸开腹术并非所长,但必须以挽救生命为第一位。碰到胸腹部伤情复杂难度特别大的,我一旁帮翻着手术图谱参考着完成。

我是当时全野战所唯一的专科手术室护士,技术操作与临床护士截然不同。除了负责本组手术的全部配合之外,还要顾及那另一台手术配合工作的各项说和教。不停地穿梭于两个手术间,这个喊那个叫的,令我手脚无法停,脑子无法停,嘴也无法停。只恨没有分身术。

手术室里,伤员及抬担架的民兵不停进进出出,脱下的肮脏军服军鞋和枪支弹药堆了一地。本应严格的手术室无菌要求根本无从谈起。还不到一天,战前准备几天的手术敷料基本告罄,供应组争分夺秒地赶做。无菌手术服很快不够更换,医生们只能穿洗了马上消毒的湿手术服。再后些连洗都来不及,直接消毒带血迹的手术服。小手术连盖伤口的无菌巾都不够用。消毒手套用完了,只能用药水泡泡戴湿的。手术器械周转无法达到规定消毒时间,在煮沸消毒的锅里再加入消毒液权当双保险了。到后来甚至连医用脱脂棉都不够用,供应的竟然是做棉衣棉被用的普通棉花,用于加压包扎伤口根本吸附不住血水。

时间就是生命,一切操作都因陋就简地打破了常规。毕竟和平状况下的军队毫无战地救治经验,准备工作的不足,医疗条件的简陋,装备设施的落后,技术力量不尽合理的配备,尤其是后勤保障供应的短缺,这些糟糕的状况所造成那种极其紧张忙乱的局面,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十分感慨。这真是那个年代野战条件下手术的真实状况

源源不断送来的伤员,争分夺秒做不完的手术,令我们全体没有片刻的喘息,没有了对时间的概念。只是看到一会天黑了,一会又天亮了,再天黑,再天亮。没人想到要吃饭饮水。炊事组顾着伤员根本顾不上医护人员。第二天才想起来,拎了一桶军用蛋奶粉冲的米糊不管冷热地放着,谁饿了自己去舀来喝。

所有人都发挥了最大潜能,恨不得多长几双手,一分一秒也不能停下来。从16日白天算起,近百小时高强度的连续作战,令医护人员都超越了生理极限。我只觉得说不上是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腿脚站肿了鞋子发紧,身上的白大褂满是斑驳血迹。疲惫的精神恍恍惚惚,不时会有片刻不知道身在何处地发晕发飘,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嗡嗡含浑的。但无法停下手上的工作。唯一的信念在支撑着大脑极度疲劳的神经:抢救生命,与死神作战!

直到19号晚,河池地区医院的六人手术队赶到,替换下了我们。大家军装都没脱,散了架似的倒头昏睡过去。

按说将近四天没合眼的人要连续睡十几个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可我们满脑子都是伤员和手术台。也仅仅睡了约5小时,朦胧中听到运伤车的呼啸声,是又一批伤员到了。个个不约而同地爬起来奔回手术室。 

在我们耳中,运伤员的车声如同战场枪炮声,会高度的敏感和紧张。责任感令大家的神经紧绷,已经处于无法休眠的状态。

不单是这第一战役,更为特殊的是,靖西是许多部队回撤的主要通道。开战的28天,不分昼夜几乎天天都有伤员从这里撤回。我们前后收治过来自七个军番号的近二千伤员(除广西方面五个军外,还有从云南战场撤过来的)。粗略估算大小手术约一千五百多台次。我们这小小的野战救护所,承受了救治伤员的巨大压力。

开战的二十八天里,我们几乎没有按时吃过几顿热饭菜。经常是刚准备吃就被刚下来到伤员和运送人员狼吞虎咽吃光了,清汤面条是我们的常规餐。基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合衣倒在伤员躺过的地铺,一时空置的手术台或敷料台打个盹都有过。

有次半夜里我实在累到极点了,见缝插针倒在隔壁刚空出来的手术台上,一旁的护士说,烈士刚抬走你就躺上去,不在乎呀?

顾不了这么多,让我躺几分钟吧。

没有任何讲究与选择,能歇一下就是享受了。

开战的一个月我们洗过几次澡?洗过几次衣服?对此我没啥印象。问参战的几个战友,他们也没印象。

三组手术人员不分日夜轮班转。伤员转危为安是我们最大的欣慰,救不过来牺牲的烈士是我们极大的痛心与负疚。

                          

我的战友

经历战场上生与死,血与火的淬炼,“战友”这个称谓会觉得格外神圣。是战争令我体会到了战友情谊的可贵。

在前线,我和我的战友们犹如一家人般亲密无间,相互间没有了资历之分,职务之分,年龄之分,甚至性别之分。不论干啥都能做到步调一致,目标一致。后方家里托人带来的食品大家分享,一封家书共同阅读。在战斗中更是体现在相互间信任,无私的支持与紧密的合作。

一批批伤员的通过,一台台手术的进行,都是我的战友们在以高度的责任心密切配合顽强坚持。

不停的手术对医生的毅力和精力是极大的挑战,体力更是极大的消耗。大批伤员一到,我们的几位医生犹如扎根在手术室里,不吃不喝地埋头于连台的手术。时间就是生命,来不及按常规洗手消毒,每换一台手术只能把碘酒酒精直接往手臂上涂。常见朱医生简医生的双手及手臂被烧灼和不透气的橡胶手套捂的皮肤变了色起了皱,都不像是人的手臂,看着不禁心酸。他们一直在弯腰低头手术,走下手术台时常直不起腰来。但极度的疲劳并没有影响他们以精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对伤情的悉心诊断和果断处置。奋力的施救令不少处于死亡边缘的伤员转危为安。

董秀玲大姐也是全所唯一的麻醉医生,独自承担着大手术麻醉操作的压力与风险。对每一个伤员都如母亲般的心疼和悉心体贴。我听到小战士连声对她说“你真像我妈妈”,也被深深感动。

护士小惠业务上手挺快,没多久就俨然是一名合格的手术室护士了。

魏俊福医生也充分发挥了普外科专业的能力,在救治伤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们每完成一台手术就是一份释放,每挽救一个生命就是一场胜利。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手术队勇担重任,凭整体合作的出色表现荣立了集体三等功。此外,个人还分别获得有通令嘉奖和三等军功。

32野战所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都一样,为了伤员的安危,付出什么都心甘情愿。充分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各自战斗岗位上为抢救伤员做了极大的付出。

一个深夜的手术中,一名伤员刚抬上我们那张备用的手术台就牺牲了。这台在紧张地手术,那台没有声息地躺着,相隔不到两米。我看他特别像我的一个熟人,三次上前反复辨认才确定不是。还有伤员在等着手术,这身边的烈士长时间的停放令我心里越来越不安。实在忍不住了,跑去敲醒刚睡下的李副院长。

“烈士躺了这么久了,赶紧送陵园吧”。我隔着门央求道。

“等天亮了再说吧”。李副院长睡意朦胧地答道。

“不行!这么放着对烈士不敬,对正在手术的伤员影响太大。赶紧的!”我语气强硬。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不由分说的命令口吻把自己身份和副院长调了个位。副院长大概认为我的“命令”在理,真的就赶紧的爬起来去喊警卫班的战士。一切以任务为重,无从计较,心无芥蒂,这就是战友。


(战地记者为我们手术队拍摄的集体照)


(右起简建华、魏俊福、朱云发、惠京兰、董秀玲、杜冬云)

由我们医院组建的后送组的四位战友们也非常了不起。他们是内科医生喻峰、外科医生宋振祥,门诊护士刘建平,院务处助理员方德才。

他们承担的任务非常繁重,压力相当大。每天昼夜不停风尘仆仆地来回颠簸在坑坑洼洼崎岖危险的山路上,将伤员运送到后方兵站或医院。


  送伤员的车不能太颠簸,怕的是伤口出血和加剧痛疼。细心的他们先是在卡车厢里垫上约一尺厚的泥土,再铺一层稻草,最上面铺棉被。车速还不能过快,要不时地停车为重伤员测量血压,检查伤情。遇上伤情突然变化等紧急情况,还要当机立断迅速送往就近的地方医院紧急处理。

我的好友建平虽然与我同住一顶帐篷,可我们各忙各的,连见面打招呼的时间都几乎没有。只见她每走了一两天回来倒头就睡,几小时后爬起来又走。身上的军服和那张俏脸总是灰尘扑扑没干净过。我笑说“在前线就见你在睡觉了”。

建平说她参战期间吃的最多的食物不是热饭菜,而是吃时难以下咽,吃后一喝水肚子发胀的761压缩饼干。


(当年的作战军人都吃过这种压缩饼干)

  建平是个小巧玲珑很漂亮的女孩,带着深深酒窝的脸庞衬着一对弯弯的笑眼,一开口就    快人快语,非常精明能干。

战争中的女性往往会是一道风景。刚经历了战场上血与火的厮杀,小伙子们精神上得到了放松,见到这个腰挎手枪穿着干部军服的美丽女兵,难免有些牛气哄哄和对异性的探奇。小兵蛋子们会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这老兵打趣调侃:小丫头片子还穿四个口袋的呀?你那枪是打鸟的吗?令她哭笑不得。

她对伤员的深切关怀细心照料也深深感动了伤员们。为受到行车颠簸引起尿储留的重伤员按摩排解痛苦,小便器不够用她数次毅然拿出自己的饭碗为重伤员接尿。处置大出血伤员的果断,独自承担繁重运送任务的勇敢和能干,终令小伙子们对她肃然起敬。

对后送组的那三位男士我则没更多印象,虽在一个野战所,基本就没见到过,那是因为他们的任务始终在路上。上千伤员的后送除了极少数有直升飞机的参与,都靠后送组四位战友日夜不停来回奔波安全圆满地完成,路上无一伤亡事故发生。

战士们在战场上与敌人作战。我们则是在红十字旗下与死神作战。在战场上毙敌和缴获武器多少是战士立功的标准,而白衣战士挽救了多少生命是没有立功标准的。但谁能说他们就不是功臣不是勇士呢。


(我的战友刘建平)

  提起直升机运伤员也挺有意思。当时中越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升级,所以没有动用飞机作战,这令空军无用武之地。能到前线接运伤员好歹也算参战吧,空军老大哥对此积极性相当高。但出动一次飞机并非简单轻易的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指挥与协同,也就来过五六趟专接重伤员。

直升机降落时螺旋桨搅起遮天蔽日的风沙黄尘,令我们吃尽苦头,衣服敷料都白洗了。空军还有个苛刻条件,就是要求抬伤员上直升机的必须是军人,怕的是民兵中混进越军特工破坏飞机。

飞机一来我们都要参加抬担架,女兵四人抬一副。我们已经很疲劳了,抬着沉重的担架走在坑坑洼洼的田埂上,你脚高我脚低的,踉踉跄跄挺吃力。上了飞机见穿着干净漂亮皮夹克的飞行员的得意样子真有点生气。他们还求我们向上级多多反应,让他们多飞前线来接伤员。作为交换条件,允许我们进入驾驶舱参观。虽然不能飞上天,我们借机也把直升机观赏个够,满足了好奇心。空军的战友们尽管不能空中作战,但参战的热情也值得赞。

记得飞机最后一次来接伤员的情景,已经没有重伤员了,飞机也不好空飞,就让轻伤员谁愿意坐谁去吧。伤员们兴奋极了,争先恐后地向飞机奔去。有个腿部负伤的小战士无法走动,急的大哭大喊“我要坐飞机呀,我要坐飞机”。

我们不禁都笑起来。上战场你不哭,负伤你不哭,想坐飞机就哭成这副熊样。得,赶紧把他抬过去。


(直升机在接运伤员,右一为朱云发队长)

  让我最不能忘的是地方手术队的同志。他们不是军人,原本与战争没有直接关系。但奋勇参战的勇气和出色表现实在可敬可佩。河池地区医院手术队的到来,大大增强了野战所的外科技术力量。他们年纪都不大,身材瘦小,典型的两广人模样。可是个个医术娴熟且很能吃苦。由于按组各自在忙,我们甚少交流。但他们技术精湛,吃苦耐劳,无条件服从所里安排,奋力抢救伤员所发挥极大作用,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他们虽不穿军装,但无愧于战士的称号。

记得他们的队长姓冯,地区医院的胸科主任,年约50,身材高大魁梧,儒雅沉稳,一派翩翩学者风度。他们那年轻的护士附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冯主任是我们河池地区有名的 “第一刀”,语气里充满了崇敬。

他到来后立即投入胸腹重伤的抢救术中。我上过一次台为他的开胸手术递器械,其操作技术精湛绝妙,水平之高着实令我惊叹。手术刀剪血管钳在他手上摆弄的如同魔术,随着那双灵活修长的双手上下翻飞,每一步骤都完成的准确干净利索,手术做的非常漂亮。我做了八年的手术护士,配合过数不清的大小手术,敢说,像冯主任这样高超的技术还是第一次见。

但不分昼夜紧张的连台大手术,终于令冯主任劳累过度。三天后的傍晚,我正在杂物室准备要消毒的器械敷料,刚下手术台的冯主任穿着满是血迹的手术服,步态蹒跚地进来,边摘口罩边脱手套低声对我说:“让我躺一下,我很不舒服”。我赶紧拨开台面腾出一块地方让他躺下。

看他脸色很不好,忙问他平常有心脏病吗?他说没有。要喝点水吗?摇摇头不再说话。

我只道他是疲劳至极,也许休息后会好些,没顾得上就赶着去隔壁参加手术了。他什么时候离开我并不知道。

不曾想,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的队员见主任还没起床很反常,喊他才发现身体已经僵硬了。

明知无济于事,董医生还是趴在地上奋力为他做气管插管。这完全是一种对他牺牲痛心的自我慰藉之举。按遗体已出现尸斑的状况,应该是半夜里去世的。

中午时分,地区医院来了辆救护车将遗体接回。他的队员们悲痛地列队目送队长的提前归去。目睹这场景,我们心情同样万分沉痛。

这是战争中白衣战士的牺牲,是这场战争中倒在手术台上的红十字英雄。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救死扶伤的人道精神。

悲哉!壮哉!他是真正的烈士!他是应树丰碑的伟大医者!

(附记:几十年后,我看到一份自卫反击战所有牺牲烈士的名册,包括民兵,民工,唯独找不到冯主任的名字。为什么?难道把他的壮烈牺牲算做病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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