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贸易在华夏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易·系辞》记载，神农时代，“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大概就是华夏最古老的集市。
古代，随着都市的出现，商业贸易一般都在城里进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修驰道，更加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到西汉时，都城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等大城市，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贸易中心。当时，城市中的市场都有固定的地点，叫做“市井”。
据《左传·隐公元年》记载，西周时期对各级城市的规模有严格的限制。对于城中之市，也有定制。根据战国初年成书的《考工记》和考古发掘，便得知，当时城市里的宫殿、祖庙、社庙、市、居住区都是一个个封闭形的群落，宫殿区由高墙环护着，居住区也被划分为整齐的方形的“里”“坊”，每一里或坊也都有高墙环护，只能由里门进出。市，也是一个由高墙环绕着的方形区域，市内除十字形或井字形连通四周的市门的主街道以外，还有若干里巷式的较小街道。街道两侧，排列店铺与货摊。沿街排列的店铺称“列肆”，列肆后面存储货物仓库称“店”，或称为“邸舍”“廛”。那时，官府对市井控制很严，市内设有专职的门吏掌管；设置“市令”或“馆长”管理，监督交易；还有专管治安的官吏。
直到唐代前期，官府对市场的管理都还很严，不仅严格区分商业区与居民区，而且还限定市场活动的时间，每天上午击鼓三百声开市，下午击钲三百下收市。这个市，只准具有“市籍”即具有商人户口的商人及其他特许人员在里面设肆经营，而且只准在市内营业。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城中之市，实际上是“井中”之市，它只是城内呈井字形的特定区域。
随着农业、手工业和交通事业的发展，人们开始在州、县府所在地以外，交通方便或居民集中的地方进行交易活动，这些地方后来就逐渐形成集市。唐朝中叶以后，这种集市逐渐增多，宋代商业繁荣，集市贸易也更加发达。
古代集市的形式很多，有定期的常集，也有不定期的各种特殊集市；集市的名称五花八门。就常集而言，据《五杂俎》载，岭南人叫“虚”（墟），西蜀人叫“亥”，山东人叫“集”，而江浙人则称为“市镇”，不一而足；至于特殊的集市，名称就更多了，如庙市（也叫庙会）、香市、花市、药市、灯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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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交易的日期因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高低而各不相同。江南的“市镇” 很多是常市，“一月之中，靡无市焉”，岭南的“虚”除少数“逐日市”外，一般都是“有常期”的，“虚期”或五日或三日，有的每旬四次。据《五杂俎》解释，“虚”乃取“有人则满，无人则虚，满时少，虚时多”之意。西蜀的“亥市”则按十二地支计算，逢“亥”日为集市日。有的集市，五日一集，轮回辗转，间或有十天四集的。由于各地对集市的称谓不同，所以对于上市交易的活动，有的称为“趁墟”，有的称为“赶市”，也有的称为“赶集”。唐朝著名诗人柳宗元有两句诗“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古代农民赶集的情景。
广东的“四市”是有名的专业化集市。据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载，“药市”在罗浮冲虚观左旁，也叫做“洞天药市”；“香市”，在东莞的寥步，凡各种生、熟“莞香”，都集中在这里出售；“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就像洛阳只称牡丹为花一样；“珠市”，在廉州城西卖桥畔（今合浦）。
古代杭州西湖的“香市”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型集市。据《陶庵梦忆》记载，杭州西湖的香市每年“起于花朝（夏历二月十五日，或说二月十二日），尽于端午（五月初五）”，不但时间长，规模也大。在这期间，昭庆寺“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孩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
古代的庙市（也称庙会）有点像今天的商品交易会，多在农闲时举行。庙市一般是一年一度，为期约三五天，但也有一年数次，甚至每月举行的庙会。尤其在宋代，庙市更是盛极一时。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当大相国寺开放集市时，从大三门至内殿两廊，各种商品陈列得琳琅满目。还有临时搭盖的铺棚，进行交易。而明代北京的城隍庙市，出售的商品不仅有古今图书典籍，商周彝鼎、秦汉匜镜、唐宋书画以及云南、广东、江浙等地的珠宝、象牙、玉石、珍错、绫绵等出售，而且还有来自外国的猩猩毯、多罗绒、西洋布等等，可视为国际性贸易的雏形。
最引人入胜的要数古时候的灯市。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元宵之夜张灯的习惯，自汉代以来就有，明初“盛为彩楼，招徕天下富商，放灯十日”。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的灯市从正月初八开始，正月十三达到高潮，到正月十七才罢。所谓“灯市”即白天集市，晚上观灯。每当入夜之际，华灯张放，五彩缤纷。更有鼓吹、杂耍、弦索等助兴，临朐人冯琦的《观灯篇》形象地描绘了灯市壮丽的景观，其中有“十二楼台天不夜，三千世界春如海”之句，可见盛况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