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左宗棠与曾国藩齐名，同为胡适先生所说的那种“箭垛似的人物”，褒也好，贬也罢，均属众矢之的。
曾国藩是文质彬彬的理学家，性格内敛，城府幽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有霸才，好张扬，率性豪迈，倜傥不羁，他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敢于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和天然本色，处处不同凡响。这两人的性情一冷一热，一卑一亢。一个喜欢慢工出细活，一个喜欢快刀斩乱麻。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对外坚决主战。他们是截然相反的类型，冰炭同炉可谓难上加难。
胡林翼比曾国藩小一岁，却拥有翰林前辈的资格（他比曾国藩早两年点翰林）。胡林翼与左宗棠同龄，却拥有姻亲晚辈的身份（他是陶澍的女婿，左宗棠是陶澍的亲家）。胡林翼与曾国藩、左宗棠的友谊均极为深厚，可以这么说，胡林翼目光如炬，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出曾国藩与左宗棠乃是并世伟才，他也比任何人更早地认识到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谊有中途乖离的危险。胡林翼致书曾国藩，如何评论左宗棠？“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诤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可靠。”胡林翼致书左宗棠，如何评论曾国藩？“涤公之德，吴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其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胡林翼两头解说，以冀各自会心，交谊始终不渝。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回复女婿陶桄的来信，专谈湘、鄂、赣三省军情，差不多都是坏消息，对于庸将们的拙劣表现，颇有微词。他在信尾写道：“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直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曾国藩到省城办理团练，左宗棠对他的评价是正面的，两人也很合得来，“甚相得”三字可见两人初交之欢洽。曾国藩字涤生，左宗棠用涤兄、涤翁、涤公之类的称呼，也颇显亲热。
咸丰四年（1854），左宗棠写信给前辈严正基，汇报湖南境内的战况，其中提到曾国藩，有这样一段文字：“涤兄从岳州归后，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少阅历’三字是其所短，然忠勤恳挚，则实一时无两。……吾乡之危而复安，则中丞与涤翁之力也。”两年后，由于在筹饷方面意见不合，曾国藩与江西官场落下不快，左宗棠对此感到忧虑，写信给名将王錱：“江西大局赖此可望转机，而大僚与涤公渐有龃龉之意。涤公性刚才短，恐益难展布矣。”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他的说法大同小异：“涤公方略本不甚长，而事机亦实不顺利。”他对曾国藩的苦况表示同情。
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是一桩引人关注的历史公案。两位一品大臣和多年好友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他们何故失欢？这个问题疑点多多，令人困惑，绝对值得探究。如今，我梳理两人长期的交往，他们总共闹过三次明显的不快，均有迹可寻。 6park.com
第一次不快的原因较为简单。曾国藩的机要秘书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于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一日追述了一件往事：“左副帅为陶文毅亲家，督帅初奉旨督办团练时，欲捐陶氏金，左袒护之，以是有意见。左负气凌蔑一切，日益龃龉。”在咸丰三年、四年之间，此事影响不小，王闿运的《湘军志·筹饷篇第十六》也有记载，较为客观中立：“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陶澍任两江总督多年，宦囊沉实，家中田产连阡累陌，据曾国藩估算，“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伤元气”。像陶家这种有名有数的富户，照新规必须捐钱数万缗，左宗棠为女婿陶桄出面，请求曾国藩减免，曾国藩铁面无私，不肯破例。当时，湘军招募陆勇和水勇，还要购炮造船，开支浩繁，用银如泥沙，勒捐富户势在必行。他嘱咐经办人夏廷樾：“常家捐项务求诸君同发雷霆，陶家受国殊恩，亦义无可辞。”嗣后，曾国藩回复湖南巡抚骆秉章，语气相当强硬：“陶家仅捐一万，侍已严批不允，且正月交五千，三月交五千，尤为支展，常家之项，非勒不行，竟须拿其家属。侍自问平日尚不妄施，至此迫急之至，无复嫌怨之避，亦无复逊顺之常，难求亮于人耳。”他还催促湖南按察使仓景愉“一施辣手，提人赴衡”。同期，曾国藩回复郭嵩焘的来信，讲得清清楚楚：“（陶家）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若非三万金，则竟以入奏。京师之人尚能持平论者，无使足下代我受冤也。”当年，有位杨员外，不肯认捐，曾国藩就发签将其胞弟刑事拘留，杨家立刻捐出二万两银子。勒捐之举作风凌厉，引起了省内大户人家的普遍恐慌，可谓怨声载道。陶澍之子陶桄向巡抚衙门上诉后，骆秉章为了息事宁人，权衡再三，只好硬着头皮答应曾国藩从省库中拨付粮饷给湘军，不过很难足额。对于此事，曾、左二人立场不同，处境迥异，因此各执一端，伤及和气。
咸丰七年（1857）春，曾麟书病逝，曾国藩未经朝廷准许即弃军回家奔父丧，其后曾国荃亦弃营归乡。左宗棠致信曾国荃，对曾氏兄弟的行为直言批评道：“此事似于义不合，盖军事重大，不比寻常宦游，可以自主；即如营中兵勇有父母之丧者，不俟允假即行回籍，带兵官能听之乎？况涤公受命讨罪，金革之事无避，古有明文。当此世局艰危之时，岂可言去？”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他也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曾国藩的心情本就不佳，这封信令他更为恼火，左宗棠也太不体谅人了。此时此际，虽说匪乱方炽，干戈方殷，但令曾国藩再次夺情，实为古今所无，必定贻人口实，落个不孝之子的骂名。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也提及了这件事，“七年，督帅以忧归，左责其弃王事，帅深忿而不能言”，试想，“深忿”可不是小小的不快，而是气愤填膺，连杀人的心都有。左宗棠写信给名将王錱，倒是讲得明白：“涤帅自前书抵牾后，即彼此不通音问，盖涤以吾言过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尽在涤矣。昨此间得寄谕，欲以弟帮办涤公军务而问可否，谕中又有云：‘左宗棠无意仕进，与人难合。’其为帝心所谅如此。自念菲材，备深惭感。然恐合之两伤，如何如何！”性格太直爽，容易得罪人。左公智商极高，情商则为中不溜，对方负气，他也负气，还批评曾公“才短气矜”、“乡曲气太重”。
咸丰八年（1858），曾国荃充当信使，将长兄曾国藩的手书带给左宗棠，谈的是近况，流露的是求和的善意。左宗棠的性格固然狂狷耿直，但胸襟并不狭隘，在回信中他作了一番自我检讨，很有诚意：“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持。窃念频年抢扰拮据，刻鲜欢悰。每遇忧思郁结之时，酬接之间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纸书之，略无拟议，旋觉之而旋悔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词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毖殊疏，则年过而德不进之征也。来书‘晰义未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此前，他们只是意气上有所冲犯，原非死疙瘩，信到心到，一解就开，所有不快烟消云散。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复出，到省城拜访故友，特意集成一联，“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赠左宗棠，并嘱咐他书写篆字对联，两人“交欢如初，不念旧恶”。同年十月十日，湘军大将李续宾统领的湘军最精锐的主战部队在安徽三河镇陷入太平军重围，血战之后，全军覆没。事后，曾国藩经过调查和思考，认定敌众我寡固然是主要败因，次要败因则是：几位湘军将领严重失职。曾国藩回复左宗棠：“李续焘扎大营后面归路必经之地，不告而先退；赵克彰不救三河之难；杨得武败回，不一诣希庵营次；此皆可恶！”此前，左公写信责备曾公于三河之败后精神萎靡不振，身为湘军主帅，深陷痛失大将李续宾和胞弟曾国华的哀愤情绪中而无力自拔，未免太不达观。曾国藩回复道：“此次歼我湘人殆逾六千，焉得不痛？又焉不恶彼背负者？”单就此事而言，曾公重情，左公重理，只是侧重面不同，无所谓谁对谁错。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军窜入湖南，左宗棠视为大敌压境，估计敌军兵力为百万，曾国藩认为太夸张，石达开沿途裹挟民夫虽多，能战的兵力不过数万人。这年五月上旬，曾国藩回复胡林翼时，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左公久无信来，殆憎我言贼少之故，倔强之性，天之生是使独耳。”语气相当轻松，曾公与左公意见小不合榫而已。翌年六月初三日，曾国藩回复左宗棠，动笔就开玩笑：“久未接惠缄，方疑世兄或未痊愈，蛮性或又发作。顷连接十三、十八日赐书，乃知世兄渐就复元，而蛮性并未发作，至忻至慰！”左公的智量大，蛮性亦足，这一点朋辈皆知，他也不会否认。完全可以这么说，只要左公的蛮性不发作，曾公与他联手，就是一对无敌组合。
咸丰十年（1860）春夏之交，樊燮案销案不久，曾国藩就向朝廷保荐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可谓一言九鼎。左宗棠只是举人出身，要省略前期的资历铺垫，似这般一步到位，并不容易。左宗棠奉诏练成楚军，开赴江西前线，为湘军大本营保卫“后门”。在江西作战期间，左宗棠与曾国藩的感情最为融洽，左公家书中常说“涤公于我极亲信，毫无间言”，“涤帅于我情意孚洽之至”。在粮饷奇缺的情形下，曾国藩尽可能周济楚军。咸丰十年（1860）冬，他听说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令人赶制两顶大帐幕，赠送给他，如此关怀备至，令左公感动不已。可以说，危难时期，曾、左二公精诚合作，相依为命。这年腊月，曾国藩致书左宗棠，充分下放兵权：“战事如鸡之伏卵，如妇之产子，气机惟己独知之，非他人所能遥度也。仍请阁下斟酌迟速，无以鄙言为意。”左宗棠极有主见，让他见机行事，当机立断，自然欢喜。
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攻陷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殉节，曾国藩立刻举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由于其军功显赫，破格擢用的难度自然降低了许多。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回报可谓丰厚，仅用两年多时间，楚军就收复了浙江境内的全部失地，消灭敌军数以十万计。同治二年（1863），他晋升闽浙总督，乃是水到渠成。
第二次不快的原因则较为复杂。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以书信答复四川总督骆秉章，已透露出他与曾国藩的不和：“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而筹饷亦非所长。近时议论多有不合。只以大局所在，不能不勉为将顺，然亦难矣。”曾国藩在奏章中有“扫清歙南”一说，这四个字有歧义，既可理解为“扫清歙县南乡”，也可理解为“扫清浙江全境”，曾国藩的本义是前者，左宗棠则理解为后者，误认为曾国藩与之争功，闹了个老大的不愉快。此外，两人在战略上有根本的分歧，曾国藩“不言剿贼、抚贼而言驱贼”，左公对此深致不满。这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率军攻下太平军盘踞多年的巢窟金陵城，取得了一场决定全局走势的大胜。曾国藩误信将士所言，上奏朝廷，认定幼天王死于城破之日，自焚或为乱军所杀，太平军已经群龙无首，不足为患。可是没过多久，幼天王被堵王黄文金迎入湖州，左宗棠侦悉幼天王仍为军中在职领袖，立即奏报朝廷。慈禧太后获悉此讯，怫然不悦，责令曾国藩查明此事，“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真要参办的话，曾国荃指挥吉字营攻打金陵，谎报或误报军情，必首当其冲，这样做，岂不是令功臣寒心？
事情的原委不可不细述。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向朝廷呈递《金陵克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在这份详尽的捷报中，提及了幼天王洪天贵福（《李秀成自述》称他为“洪有福”，曾国藩称他为“洪福瑱”，左宗棠称他为洪瑱福）的下落：“经过曾国荃亲讯，李万材供称：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又据城内各贼供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瘗于伪宫院内，立幼主洪福瑱重袭伪号。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应俟伪宫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确据，续行具奏。”此处的说法尚显模糊，并不确实。同年七月初七日，曾国藩向朝廷呈递《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则断定幼天王已死：“洪福瑱以十六岁童騃，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殊不知，幼天王侥幸逃出了重围，既未自焚，也未死于突围途中。同年七月初六日，左宗棠向朝廷呈递《攻剿湖郡安吉踞逆迭次苦战情形折》，首揭真相：“昨接孝丰守军飞报，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瑱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远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余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此折一上，曾国藩就难脱作伪欺君的嫌疑。
曾国藩对于左宗棠的检举揭发十分恼怒，同年七月二十九日，他以《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片》回奏，一反往昔小心翼翼的作风，直接顶撞朝廷：“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此时，左宗棠任闽浙总督，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又岂肯无辜受责？他于同年九月初六日具章《杭州余匪窜出情形片》自辩，辞气激越：“至云杭贼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臣欲纠参，亦乌得而纠参之乎？至若广德有贼不攻，宁国无贼不守，致各大股逆贼往来自如，毫无阻遏。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复商请调兵以攻广德，或因厌其絮聒，遂激为此论，亦未可知。然因数而疏可也，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最令人佩服的是左公的心思极为缜密，在奏章结尾处，他郑重表态：“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这件事至此不了了之。国家多难，朝廷正在用人之际，不宜裁决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干脆由军机处转寄上谕，“朝廷于有功之臣，不欲苛求细故”，一语解纷，双方言和。
很显然，朝廷害怕两位领兵的汉族大臣抱团，并不乐见他们交好，眼看他们交恶，倒真是窃窃暗喜，放心而且安心了。如若不然，双方呈递的都是密疏，怎么可能在明面上弄出这么大的动静，竟掀腾得天下皆知？
第三次不愉快的原因比较简单。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此后将近十年，剿捻、平回都靠南方各省协助军饷。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派遣大将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去西北作战，月饷六万两白银照解不误，便自觉仁至义尽了。但左宗棠有不同的看法，两江是富庶之区，老湘营带饷驰援西北是一回事，理应协助陕甘各军粮饷则是另一回事，曾国藩有钱不给，催索亦不顾，是存心报复，故意拖后腿，此举有很坏的示范效应，别省协饷也不再积极。左公长期在窘乡愁城中挣扎，不快和反感持续放大。光绪八年（1882），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翌年，他写信给大将刘锦棠，谈及同治年间两江协助西饷并无难处，仍旧愤愤不平：“江南于西饷漠不关心，实出情理之外。弟莅任后，力矫前失，于边饷尤提前起解，即吉林、黑龙江亦然。江南藩、运究皆照旧存储，并未因之短绌。不解前人愦愦何乃至此！”左公所谴责的“前人”是谁？曾国藩首当其冲。
精明的后人喜欢逆向推测，曾、左二公自知功高震主，太平军被剿灭后，他们都有可能遭遇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于是急中生智，故意编出一套不和的戏文给朝廷看，以稀释慈禧太后的猜忌，这个推断并非空穴来风。最有力的证据是：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曾国藩去世，四月十四日，左宗棠写信给长子孝威，特意剖明心迹：“君臣朋友之间宜直，用情宜厚。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锄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丧过湘干，尔宜赴吊以敬父执，牲醴肴馔自不可少，更能作诔哀之，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同治年间，平定江南，左宗棠连自己密递朝廷的奏稿都抄送给曾国藩过目，使双方信息保持对称，知根知底，心照不宣。不和的假象似乎是他们刻意营造出来的。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是个事实，无须讳言，他们的交情到底如何？在曾国藩去世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水落石出了。
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交往密切，友情甚笃，彼此还缔结了姻亲。曾国荃出任山西巡抚时，左宗棠是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在军政事务方面，两人有许多交集。曾国荃一度被下属误导，解送军饷不及时，与左宗棠闹过别扭，但无伤大雅。光绪十年（1884），左宗棠卸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照例要向朝廷推荐三名继任者，其中之一就有曾国荃，后者顺利晋升。
据左宗棠光绪四年（1878）家书所载，曾国藩次子曾纪鸿托他向湘军大将刘锦棠（字毅斋）借钱，因为家中有人生重病，缺乏调养的费用。“毅斋光景非裕，劼刚又出使外洋，栗諴之窘可知。吾以三百金赠之。本系故人之子，又同乡京官，应修馈岁之敬。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栗諴谨厚好学，素所爱重。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也。”曾纪鸿字栗諴，喜爱阅读杂书，是位优秀的数学家，虽为小京官，却无意在仕途上发展，也不喜欢在官场中应酬，京城居大不易，宦囊屡空。左宗棠任军机大臣时，得悉曾纪鸿贫病交加，于是慷慨解囊，代付药饵之资，曾纪鸿病逝后，又代付殡殓衣棺和还丧乡里之费。其时，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字劼刚）驻节英法，闻讯感动，从伦敦致书言谢。
据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撰写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所记，曾国藩去世后十年，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一度邀请她去金陵（南京）的总督署小住，视之为侄女。曾纪芬的丈夫聂缉椝也获得左公关照，安置在督署营务处做事。后来，左宗棠还写信告诉曾国荃：“满小姐已认吾家为其外家矣。”湖南人称排行最小的为满，满小姐即指曾国藩幺女曾纪芬，外家即娘家，由此可见左宗棠与曾氏后人关系密切。
《左传》有言：“思其人，犹爱其树，君子用情，惟其厚焉。”左宗棠对曾家人（弟弟、儿子、女儿、女婿）颇为慈祥，出钱出力，相当慷慨。左宗棠向江南机器制造局总办李兴锐推荐聂缉椝出任该局会办时，李兴锐表示过异议，他以曾纪泽的日记作为拒绝的理由，可谓独特：当初，清朝驻英、驻法公使曾纪泽嫌弃这位小舅子学无所长，身上纨绔习气太重，出洋时尚且不肯携以自累，此人之不成器可想而知，我们又何必白养闲人，给他发送干薪？左宗棠亲笔答复道：“来信具悉。聂仲芳非弟素识，其差赴上海局由王若农及司道佥称其人肯说直话，弟见其在此尚称驯谨，故遂委之。又近来于造船购炮诸事极意讲求，机器一局正可借以磨励人才，仲芳尚有志西学，故欲其入局学习，并非以此位置闲人，代谋薪水也。”这说明，左公认定聂缉椝是可造之才，值得帮助。信末文字才是重点：“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阁下以为然耶非耶？”左公此举，可谓重情。日后，聂缉椝由江南机器制造局会办荣升总办，将这家国企扭亏为盈，然后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做过苏松太道（上海道台）、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所至治绩斐然。聂缉椝对左公的再造之恩一直感铭极深，曾纪芬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有明确的记载。
可笑的是，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只是众多摸象的瞎子之一，他在《庸盦笔记》中写道：“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议，疑其卓卓能自树立，而群相推重焉。”他怀疑左宗棠“不感私恩，专尚公议”是为了自立门户，光大门庭，以此获得与曾国藩比肩齐首的声名和地位，这种揣测就显得庸俗了，势必被左宗棠鄙夷不屑地归入“纤儒妄生揣拟之词”。现代掌故学家徐一士早就瞧出了这件无缝天衣的“破绽”，认为曾、左二公晚年失和是“异乎寻常”的。他们貌似决裂，实为共谋，保全彼此尚在其次，保全整个湘军集团才是当务之急，这也是两人共同的好友胡林翼的遗愿。
外界只看到两巨头反目成仇，相爱相杀，不明真相者各自站队，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众，宛然形成两大敌对营垒，矛盾越积越多，死结越打越牢。同治三年（1864）四月十一日，曾国藩的机要秘书赵烈文引用左宗棠从刚克复的杭州写来的一段书信内容后，给了左公一个差评：“按于奏牍则文饰之，于书函则直言之，内以巧辞固宠，外以直道沽名，人以为诚，吾以为诈也。”这样的差评，在曾大帅幕府中，同调者应该不少。幼天王最终在江西境内被湘军将领席宝田擒住，凌迟而死，太平天囯气数已尽，曾公与左公之间的不快反而加深了。
看戏的不明就里，演戏的还得往下唱。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自信的就是一个‘诚’字，他居然骂我欺君，岂能不耿耿于怀！”开心也装不开心，惬意也装不惬意，为了互相保全，嘴皮子、笔头子劳累些也值得。若论“公忠体国”，曾国藩同样看好左宗棠，关心他的一举一动。同治六年（1867）六月初三，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二更三点睡，梦兆不佳，深以陕中湘军为虑。”这说明曾国藩一直关注西北战况，日思夜梦，深深挂怀。
同治七年（1868），左宗棠在家书中谈到他与曾国藩的不和，将心里话一吐为快：“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独于赏拔寿卿（刘松山）事，最征卓识，可谓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次捻匪荡平，寿卿实为功首，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这话讲得够清楚了，左公与曾公闹不和，只是私交上的嫌隙，在公谊上，在国家大事上，他始终敬服曾公的知人之明和谋国之忠，而且专门上奏，请求朝廷奖赏曾国藩，以激励疆臣。
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以某之愚，窃谓若左公之所为，今日朝端无两矣”。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付担子。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曾国藩还有过更令人动容的感叹：“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曾国藩的确具有过人的雅量和诚恳，他说这话，并非故意摆出高姿态。
同治十年（1871），大学者王闿运游历于江淮间，秋日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折子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闿运实话实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旗时，粮饷不继，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打掉牙齿和血吞，硬是拨云见日，熬出头来。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回湘乡荷叶塘守制，一度遭到朝中官员的恶意诋毁，他忧谗畏讥，进退维谷，致书好友刘蓉，吐露愤激之辞：“自今日始，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现在，曾国藩垂垂老矣，体弱多病，心境颓唐，对世事人情更加看空看淡。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王闿运善于察言观色，趁曾国藩心境回暖，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宿怨，重修旧好，本来只是一场误会嘛，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古诗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左宗棠在西北深耕多年，所以曾国藩有此一说。其实曾国藩的怒气早已消尽，芥蒂不存分毫，只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把晤。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二十六岁，写信给周夫人，对自己的性格有一番反思：“蔗农师尝戒吾：气质粗驳，失之矜傲。近来熟玩宋儒书，颇思力为克治。然习染既深，消融不易；即或稍有觉察，而随觉随忘，依然乖戾。此吾病根之最大者，夫人知之深矣。比始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痛自刻责，誓改前非，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做起，实下工夫，勉强用力，或可望气质之少有变化耳。”移山易，改变性格难。多年后，左公向亲家夏廷樾坦白自承：“弟平生待人，总是侃直，见友朋有过，即面纠之，何况子侄？此亲家所谓太露圭角者也。现今风气，外愈谦而内愈伪，弟所深恨。此等圭角何可不露？一笑！”年轻时，左公还觉得锋芒毕露是“非”，在社会上历练久了，虽也因此吃过亏，但他认定这就是真我之特质，理应保持。故此不难理解，左公予智予雄，纵然心中看得起曾国藩，仍以骂不绝于口为日常功课。
薛福成的《庸盦笔记》中有一篇《左文襄公晚年意气》，记叙潘季玉的见闻，令人绝倒：潘季玉三次去向左宗棠汇报地方公事，均因左宗棠自炫平定西陲的功绩，痛骂曾国藩（包括李鸿章和沈葆桢），找不到切入正题的机会，最终只好不了了之。原文如次：“顷之，文襄总督两江。官绅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见宾客无他语，不过铺陈西陲功绩，及历诋曾文正公而已。苏绅潘季玉观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陈，归而告人曰：‘吾初谒左相，甫寒暄数语，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剌剌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旋骂曾文正公，语尚未畅。差弁侍者见日已旰，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柬招饮，方谓可乘间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骂曾文正公，迄终席，言尚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数日禀辞，左相始则骂曾文正公，继则述西陲之事，终乃兼骂合肥李相及沈文肃公，然其意若谓本不如己远甚，初无待其力攻也。侍者复唱送客。吾于起立时，方欲陈地方事数语，左相复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趋而出云。’潘君之言如此，可谓形容惟肖矣。”潘曾玮字季玉，是清朝名臣潘世恩的四公子，以藏书和著述为乐，性情散淡，于功名并不热中。他的话应该不是杜撰，也不算夸张，更没有存心贬低左公的意思。
熟悉掌故的读者都清楚，左宗棠好以盛气凌人，骂曾国藩骂多了，居然成瘾。有一次，他派人递送咨文给曾国藩，“极诋文正用人之谬，词旨亢厉，令人难堪”。曾国藩的回复相当巧妙，也相当幽默，可谓四两拨千斤：“昔富将军咨唐义渠中丞云：‘贵部院实属调度乖方之至。’贵部堂博学多师，不仅取则古人，亦且效法时贤，其于富将军可谓深造有得，后先辉映，实深佩服！相应咨复云云。”富将军即都统富明阿，唐训方字义渠，出身湘军，官至安徽巡抚。左宗棠骂曾国藩，正如富明阿骂唐训方，曾国藩调侃左宗棠此举是效法“时贤”富明阿，这就将大傲哥左宗棠一把拽下了云端，摁倒在一位庸将脚前，令他顿失体面和光彩。左宗棠的大力金刚拳完败于曾国藩的太极绵掌，这下真没辙了，往后便在书面上收敛了许多。
左宗棠骂曾国藩太起劲，连他的部下都吃不消，受不了。“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曾文正。诸将多文正旧部，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巳耳，何必朝夕对我辈絮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左公是聪明人，岂不知众人腹诽？但他仍旧忍不住要当众喋喋不休、滔滔不绝地骂曾国藩，把它当成晚年的日常功课，这就说明他太在乎这位劲敌（或谓假想敌）了。诚然，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更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这样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两人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对长子孝威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
足见其生死交情，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漠然弃置，更未一刀两断。
当年，左公在回复江西巡抚刘坤一的来信，谈及曾国藩因病辞世，喟然感叹道：“横览九州同侣，存者无几。宇宙之大，岂可无十数伟材，错落其间，念之心痗！”能有“十数伟材”当然好，但似曾公、左公这种特异型号的，还能去哪儿找来？要求未免太高。这张白条，恐怕连老天爷都不敢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