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历1811年，也就是清嘉庆十六年。按照我国传统的干支纪年计算，这一年是辛未羊年。不知是不是巧合，自这个羊年开始，中国从东方的雄狮沦为任列强宰割的羔羊。
“西洋人现在住居京师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步天文，无他技艺足供差使。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著该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著发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其在京当差之西洋人，仍当严加约束，禁绝旗民往来，以杜流弊。”
这道谕旨，是五月嘉庆亲自颁布的。

从内容上来看，这是一份相当典型的限外令，与满清贯彻始终的对外方针不谋而合。谕旨的内容大意为：
“时至今日留居在京城的洋人，除了那些在天文领域颇有建树的，其余的洋人都成了闲杂人等，他们没有一技之长，逐渐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为了确保京城的社会治安，责令相关部门逐个排查这类‘闲杂人等’，除了那些在天文部门从事相关工作的洋人之外，其余一律遣散回本籍。即便是那些在天文部门有职务的洋人，也要严加看管，防止他们与旗人来往，避免旗人沾染洋人的不良习气。”
这道谕旨看起来貌似起到了宣扬国威、抑制洋人的作用，但却也显露了清廷外强中干的本质。谕旨看似普普通通，却处处表现出统治者已经失去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心理极度失衡。此外，我们还能在谕旨中读出当时中国的洋人数量急剧增长，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了。非但洋人变得司空见惯，而且，洋人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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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怒，在旧社会还是颇具震撼力的。
这道谕旨颁布后没多久，西洋堂（负责管理洋人的相关机构）便对驻留在京城的外国人进行了全方位的人口普查。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总算是将京城的洋人数量清点完毕，随后西洋堂事务大臣福庆将调查出来的情况汇报给嘉庆皇帝。
在这份报告中，福庆给出的指导性建议是：将贺清泰、吉德明这两位给清朝做出巨大贡献且年事已高的洋人，加上通晓算法的毕学源，此三人可以留在京城继续效忠大清。至于高临渊、颜时莫、王雅各伯、德天赐这四名洋人，因为他们学术不精，在天文历法领域没有丝毫建树，所以应当遣送回原籍。
当福庆将奏章呈递给嘉庆后，嘉庆对清查的人选进行了批阅，认为：贺清泰、吉德明、毕学源的确学有所长，所以授予留京居住证，准许他们长期留居京城。然而，对于要被遣送的四个洋人，因为他们学无所长，对满清的发展起不到任何作用，因此批准将其遣返回国。为了确保这些洋人能够切切实实地回到祖国，嘉庆委派步军统领衙门派人将私人护送到良乡，随后再交由直隶省护送，将洋人送到南方的行政区域，一路如此直到广州。等到广州有方便的商船或官船，再委托他们将四个洋人送回故乡。
除此之外，嘉庆还额外强调，在护送这四名洋人期间，严禁沿途的中国人与之往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洋人破坏了中原淳朴的民风。

如果说，上面的谕旨嘉庆对洋人的排斥态度尚不明显的话，同年七月十六日清廷颁布的新法令中，嘉庆对外国人的敌视就已经相当明显了：
“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意当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著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除旗档。失察官员降级调用。在钦天监任职的西洋人必须严加约束，禁绝与旗民往来，以杜流弊。其余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国，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别办理，以净根株。”
嘉庆对外国人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十分令人诧异的，不过是区区几个来自海外的“夷人”，堂堂九五之尊何必要跟他们如此较劲呢？又是颁布严厉的科条，又是严加惩戒，又是遣返回国。站在一个大国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

那么，为什么嘉庆会如此有失体统呢？
问题仍出在洋人身上。
这些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洋人有些热情过度了，他们总是希望将本土宗教灌输到中国，给东方古国的老百姓带来所谓的“福音”。这种带有强烈目的性的外交，让嘉庆相当不满意。偌大的天朝上国，已有佛教、道教等传承已久的宗教，何必需要所谓“福音”？这些不懂规矩的蛮夷之人，还是哪来的回哪去。
然而，虽然嘉庆有如此考虑，但清朝的发展已经离不开这些“蛮夷”了。
当时的中国，可以缺了洋人的商品，但却需要洋人的天文技术，钦天监尚需借助洋人的观测、计算来修整历法。因此，即便嘉庆打心眼里讨厌洋人，但他仍不得不启用洋人。嘉庆如此拿洋人当回事，说明此时嘉庆心目中的“天朝上国”已无法带给他足够的自信心。只有心虚了，实力不如外国人了，才会心生畏惧。

仔细梳理一下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我们就能发现不少耐人寻味的地方。从称谓上来看，古代中国人习惯称外民族为“蛮夷”，蛮族大多代表南方少数民族，而夷说的就是“其他”少数民族，其中，就包括外国人。后来为了加以区分，又在“夷”之前加了一个“洋”字，变成了“洋夷”。再到后来，又“简化”成“洋人”，进而出现了“洋鬼子”等蔑称。直到近代，才出现了“外国人”这一叫法，以及引申而来的“老外”。
可以说，在这些称谓的变化中，外国人并没有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是我们中国人。可以说，这些称谓的改变，就是中外发展落差的体现。古中国向来自诩“天朝上国”，既然是“上国”，其他国家自然是“下国”，没有资格与中原王朝平起平坐。洋人的外交态度并不会太过矜持，也不会等待“天朝上国”上门取经，他们的文化传播是强制性的，完全是“送去主意”。他们意识里的“救世良药”，如天主教的诸多“福音”，全部被外国人“己所欲施于人”。
但外国人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以神权巩固政权的把戏，是中国的老祖宗早就玩够了的。像嘉庆这样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皇帝，根本不吃洋人的那一套，所以洋人自然碰了壁。况且，嘉庆并不是第一个拒绝了洋人的皇帝。

早在大唐贞观年间，洋人就已经带着他们那一套“福音”前来充当救世主了。在当时，外国传播来的宗教名曰“景教”。只可惜，当时的中国万国来朝如日中天，根本不需要这些“旁门左道”来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大唐虽然本着兼容并包的态度，包容了景教，但发生在唐会昌五年的灭佛运动也捎带着灭掉了中国的景教，掐断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可能。
元朝时期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外国人再次带着基督教企图敲开中国的宗教大门。然而，当朱元璋推翻蒙元之后，基督教也随之被驱逐了。利玛窦得以在中国传教，并不是因为此时的基督教有多么贴合满清的发展观，完全在于传播者的个人能力。清廷虽然与利玛窦交往匪浅，但对于基督教的看法依旧不变。
康熙有云：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显然，神文圣武的康熙皇帝早已洞悉了洋人传教的初衷。美中不足的是，康熙虽然目光如炬，认知却相当有限，以至于，制定了错误的对策。
康熙五十六年，清廷颁布南洋禁海令，禁止内陆的商船前往南洋进行商贸活动，并勒令南洋的华侨归国。嘉庆的“限外令”，其实，就是这种狭隘思想的传承。

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帝都有着相当狭隘的地域观，对海洋提不起足够的重视。这种对海洋的漠视，每个皇帝又不尽相同。
明初朱元璋颁布禁海令，是出于小农意识；
而康熙帝的禁海令，就是纯粹的目光短浅了。
可以说，这些施行了禁海令的皇帝，将祖宗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海洋资产全部拱手让人，让中国在世界的大航海时代中逐渐落伍。偏偏康雍乾之后的皇帝皆非治世明君，即便他们因形势所迫看到了海权的重要性，也已无力回天。
所以说，满清的苦果完全是自己亲手种下的，不但要断送数百年国祚，还要让所有老百姓都蒙受耻辱。
参考资料：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之一千四百八十六》、《中国古代的海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