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描绘古希腊奴隶采摘橄榄的陶罐
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市场与市场经济，但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在古代是什么样子却众说纷纭。许多社会科学先驱，比如马克思和韦伯，都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现代概念，虽然古代存在市场，但并不存在成熟的、主导人们生活的“市场经济”。这一观念也影响了历史学研究，早年学者认为在古希腊罗马的农业经济中，市场的作用微乎其微，直到近些年一些研究发现古代地中海的贸易相当发达，也存在市场整合的现象。很可惜的是，由于缺乏统计数据，我们并不能清楚地了解市场到底在古希腊经济体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面对此类问题，学者颇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
只有充分运用想象力才能突破无法获得数据的局限。Izdebski等学者最近发表在Economic Journal上的论文非常巧妙地运用古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孢粉学的考古数据，对古希腊市场经济的长期演变进行了研究。所谓“孢粉学”，是通过研究河流或湖水沉积物中的花粉，对古代环境景观变化（landscape change）做出相对精准描述的科学。通过史料记载，我们只能知道地中海地区的农业很发达，但是并没有数据能够告诉我们类似的问题：古希腊人种了多少粮食作物来养活人口？又种了多少经济作物（例如橄榄）来发展对外贸易？不同作物的种植比例是否发生过变动？幸运的是，随风飘散的花粉偶然记录下来了这些信息，农作物种植比例的变化使保存下来的花粉种类与比例发生变化，进而我们可以从中管窥经济结构的变迁。
作者使用了欧洲花粉数据库（European Pollen Database, EPD），在希腊南部选取六个花粉采样点（如图一）。样本中共有115条数据，其中包括谷类、橄榄、以及葡萄三大类花粉。作者关注的时间段是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600年左右，涵盖了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年），“古风时代”（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480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与古典时代的终结（公元前323年），罗马征服希腊（公元前146年）等重要历史事件。利用碳十四等检测技术，科学家可以追溯每条花粉数据能够反映何时的历史面貌。同时，作者使用古遗址的数量作为人口变化的代理指标。

图一 六个花粉采样点在希腊的地理分布
作者发现，在罗马征服希腊之前，从花粉数据中可以观察到古希腊市场经济与贸易扩张的趋势。具体表现为，随着人口增长，谷类花粉比例降低，而橄榄和葡萄类植物花粉的比例却上升（如图二）。这说明虽然人口越来越多，古希腊人没有选择种植更多的谷物，反而主要种植橄榄与葡萄等经济作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趋势呢？作者提出的解释是，希腊南部的气候、土壤拥有种植橄榄和葡萄的比较优势，却并不适合种植谷物；而黑海地区则有种植粮食作物的比较优势。随着人口增长，希腊本土土地产出的粮食不能够满足食物消费的需要，只有通过向黑海地区的殖民地和邻国出口橄榄油和葡萄酒，同时进口粮食，才能弥补食物短缺。

图二 遗址数量与谷类、橄榄、葡萄花粉比例
（左上：谷类、橄榄、葡萄花粉比例；右上：遗址数量与谷类；左下：遗址数量与橄榄；右下：遗址数量与葡萄）
作者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来支持利用古花粉数据的可靠性。他们发现，随着人口增长，森林和草地遗留下来的花粉比例下降了，这说明人口扩张开垦了更多的农田，导致林地和草地面积缩减；作者还利用地中海沉船数据、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的榨汁工具数据进一步支持他们的结论：在橄榄和葡萄花粉比例上升的时期，遗留下来的压榨橄榄和葡萄的工具数量也变多了；同时考古发现的沉船数量增加，对外贸易更加活跃。
为了支持比较优势的解释，作者计算了现代农作物种植的适宜指数（crop suitability），图三展示了相比较于谷类作物，希腊南部非常适合种植橄榄，然而黑海沿岸却并不适合橄榄生长。作者还使用双重差分的计量方法，用到扼守爱琴海和黑海的港口城市西吉翁（Sigeion）的地理距离作为贸易成本的变量，回归结果的发现：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种植谷物的比例会减少，而橄榄和葡萄的比例会上升。这为作者的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图三 橄榄与谷类种植适宜度之比
（颜色越接近深蓝代表相比于谷物，这块土地更适合种橄榄）
这篇论文虽然没有精巧的因果识别设计，也没有复杂的模型，但使用了非常具有创意的数据。正如在牛顿发现力学原理之前，成熟的苹果也会掉落在地上一样，在经济学家提出比较优势原理之前，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市场的力量在驱动着人们做出符合各自利益的选择。从花粉中我们又可以参透那条朴素的道理：贸易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让双方的生活变得更好，希腊人发挥农业比较优势，依靠对外贸易有了充足的粮食供应，才有余力思考哲学艺术，为西方文明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