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也有一些人叛变投日，成为人人痛恨的汉奸，并造成了相当的危害，比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丁默邨、李士群等人。



在这其中，有一个人尤为特殊，那便是李士群，李士群早年加入中共，后来叛变加入了中统，后来又叛变投靠日本人，他活动的范围主要在上海。
而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便是在上海，由于险恶的斗争环境，很多中共人员经受不住考验叛变投敌，比如顾顺章、白鑫、贺治华等人。
这些人叛变投敌，给中共中央以及负责保卫中央安全的中央特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但是翻开中央特科的历史，人们发现李士群的叛变投敌，对中央以及中央特科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危害，而且在中央特科打狗队的名单上也没有找到李士群的名字。
也就是说李士群叛变投敌并没有多大的动静，直到后来李士群成为76号的掌门人，对国民党两统组织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个人才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才知道这个当时不起眼的小人物。
有人要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不光是大家的疑问，也是我心中的疑问，为此笔者查看了大量的资料，终于在一份资料中找到了答案，这份资料是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在全国解放后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公安机关对其审讯以及其交代有关情况的资料。
从这份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士群叛变投敌之所以没有对中央以及中央特科造成太大的危害，是因为中央特科早就做了防范，而这一切又都要归功于中央特科的情报科科长陈赓，因为陈赓早就看出李士群不可重用，所以李士群对中央以及中央特科的情况了解很少。
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回到上个世纪那个落后、纷乱的中华大地。
1907年3月20日傍晚，浙江省遂昌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这个婴儿便是李士群，在李士群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去世了，他的母亲带着年幼的李士群生活。
她的母亲认为家里再困难，也得供孩子上学，就这样李士群便从私塾接受教育直到中学毕业。
青少年时代的李士群学习非常刻苦，加上脑袋也非常聪颖，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尤其是书法和绘画很有天赋，所以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然后又进入上海大学读书。
李士群此时算是一个文艺小青年，喜欢交往，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来自复旦大学的同乡叶吉卿。
叶吉卿也是浙江遂昌人，但是她的父亲叶梦泽在很早就到上海经商，虽然谈不上大富，但也算是有钱人，叶吉卿长得粉妆玉琢、眉清目秀，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娇宠之至，并让她接受新式教育。
叶吉卿也非常努力，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要知道当时的复旦大学非常有名，不是学霸是很难考进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叶吉卿的天资。
当时的上海是各种文化的交汇地，李士群进入上海大学后，其视野更加开阔，当时的各种思潮和党派多如牛毛。上海是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很受学生们的欢迎。李士群与叶吉卿受此影响，两人一起加入了中共。



叶吉卿可以说是富家大小姐，而李士群只是来自浙江农村一个贫苦人家的穷小子，但是李士群有文艺天赋，而且对叶吉卿非常好，叶吉卿很喜欢他。李士群在上海的读书费用和生活费用，均靠叶吉卿资助。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白色笼罩下的上海，很多中共人士被捕，革命转入低潮，为保存革命力量，组织上送李士群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
1928年，李士群从苏联回到上海，当时中央特科已经成立，中央特科是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的简称，主要任务是收集掌握情报，从而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并开展针对国民政府的渗透活动。中央特科设有四个科：
一科为总务科。主要任务是保障中央领导同志生活、中央会议召开、建立联络点等工作，该科是中央特科的牵头部门，科长洪扬生。
二科为情报科。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在做法上，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破坏敌人的阴谋，科长陈赓。
三科为行动科，顾顺章任科长，由曾在苏联学习过政治保卫特工技术的专门人才和上海工会的骨干力量，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地下行动武装，称为“红队”（俗称“打狗队”），专门从事刺杀敌方要人及惩办中共叛徒的工作，是中共中央的武装利器。
四科为交通科，负责交通电讯联络工作，并培训党中央的报务人员。科长李强。
当时对于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人员，中央是非常重视的，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组织部门进行鉴定，情报部门进行甄别，周恩来会找其谈话，然后组织部门安排其工作。
因为陈赓是情报科长，所以甄别工作都是陈赓负责，甄别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谈话。关于陈赓找李士群谈话的情形，叶吉卿在反省材料中有比较详细的交代。
那一天春光明媚，化名王庸的陈赓来到李士群的住处，李士群住的是一个套房，室内摆设虽谈不上特别讲究，但也是低调的奢华，这令陈赓吃了一惊。
陈赓为什么将谈话放在李士群的住处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看人的住处，从人的住处看一个人的风格、消费等方面，这为判断一个人提供佐证，这当然也是陈赓从苏联契卡处学来的。
因为陈赓也在苏联学习过，两人聊了聊苏联的生活，李士群谈了谈在苏联学习的情况，以及以后工作安排上有什么想法等等。在这次谈话中，有三点引起了陈赓的警觉：
一是李士群认为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学习太艰苦。
东方大学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希金广场上，如今已经寻觅不出它存在的痕迹。当时正是苏联经济上严重困难的时期，生活环境非常艰苦。同学们与苏联红军战士一样过着紧张的军事化生活。
每天清晨，他们跑步来到广场列队操练，然后用冷水洗漱，吃一点黑面包后，就去上课。晚上则轮流到街上站岗放哨，星期天还要做工。
每人每星期只能供给１斤质量很差的黑面包，有的上面长了绿霉，有的里面还有碎布、绳头等杂物，剔除这些杂物，面包就空了一个大洞。
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的人很多，比如刘少奇、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李富春、蔡畅等人，但是没有叫苦叫累的。



二是感觉工资太低，当时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普通党员，每个月只有二十多元的生活费用，而上海的生活费用又高，区区二十余元如果不省着点确实不够用。
三是对革命前途信心不足，当时中共发动的南昌、秋收和广州起义尽皆失败，这使他感到革命前途未卜。
这当然是李士群的真实想法，但从中可以看出李士群革命信心的动摇。
当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我党已经成熟多了，事实证明，高消费、追求享受、革命信心不足，这些都是叛变的先兆，而这些先兆，李士群都有，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经受革命的考验呢！
正因如此，陈赓去李士群家一趟，断言他肯定会叛变，对李士群千万不可重用，不能让其掌握中央的机密，陈赓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所以李士群在1928年回国后，组织上并没有让其担任领导职务，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他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但他经常出入舞厅、咖啡馆等高档场所，加上言论不注意，所以李士群很快就被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巡捕逮捕，在万般无奈之下，叶吉卿主动上门拜上海青帮大佬季云卿为干爹。
当时叶吉卿只有19岁，他虽然不是校花，但是长得也非常好看，还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季云卿本来就是老色鬼，见如此美女上门服务，当然何乐而不为。
在季云卿的授意下，叶吉卿拜季云卿的老婆金宝师娘为干娘，而金宝师娘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女监头。叶吉卿正是依靠这层关系，将李士群捞了出来，李士群出来后也拜在季云卿的门下。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的重量级人物顾顺章叛变投敌，导致中共很多人员被捕，也使中央特科损失巨大，当时中央要求和顾顺章熟悉的人都要离开上海，但李士群没有离开上海，致使1932年他被中统特务逮捕。
在中统的严刑拷打下，李士群叛变投敌，但是由于陈赓提前做了预防，李士群知道中共在上海的情况不多。
而且李士群留了一手，他知道特科打狗队的厉害，对于与他有联系的中共人员，他也尽量隐瞒，但是他将他老婆叶吉卿拉下水。
不仅如此，他事后向党组织隐瞒了变节的真相。也因如此，地下党组织有一段时间难以确定李士群的身份。这是李士群第一次叛变。
也因如此，中统认为李士群在中共内部地位低下，没有多少利用价值，所以李士群叛变后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的直属情报员、南京区侦查员。
所谓直属情报员，就是不占中统的编制，也没有固定的工资，当有情报提供时，会视情报的价值获得一定的奖励，这有点类似于现在单位的临时工。
李士群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编辑，他与同为中共早期党员但均已叛变成为“中统”人员的丁默邨、唐惠民等人一起工作。



由于李士群在中统内地位低下，而他又是自命不凡的人，所以过得很痛苦，1932年，中统驻上海特派员史济美被杀，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认为是李士群和丁默邨向中央特科报的信，命人将李士群和丁默邨关押。
丁默邨在国民党中本身有根基，他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社会局长吴醒亚关系非同一般，吴醒亚在北伐时是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秘书，与蒋介石极熟，所以在吴的力保下，丁默邨很快就被放了出来，而且很快当上了陈立夫的秘书，得到了重用。
而李士群就惨了，他被押解到南京，由“中统”南京区侦察股长马啸天负责审查，直接审讯李士群的是总部调查科机要科长顾建中和情报科长徐兆麟。
这两个家伙人都是审讯老手，根据中统的记载，中统所有的刑都给他用上了，什么辣椒水、老虎凳、皮鞭、电刑，都让李士群逐一享受。
在这种情况下，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这个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又一次花大把的钱，并对中统的负责人徐恩曾出卖色相，才把李士群从中统的大牢里捞了出来。
经过这一折腾，李士群对中统恨之入骨，但也没有办法。
1932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军统”局组建了三个处，其中一处处长为徐恩曾，负责党务调查，办公机构设在瞻园路。
二处处长戴笠，负责调查军队，办公处设在鸡鹅巷。在陈立夫的提名下，丁默邨为第三处处长，负责监察邮电。
丁默邨和李士群本来各方面差不多，当丁默邨升任处长并授衔少将时，李士群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中尉。
李士群自认为才华很高，然而就是得不到重用，他对徐恩曾这帮家伙的贪渎，恨得牙根痒痒的，但还不得不低三下四 、阿谀奉承。
当时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中统正好缺少对苏联情报的人手，而李士群又在苏联留过学，于是派他做编译员 。
不久，李士群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任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闲差，李士群有力无处使，简直是度日如年。
李士群有一肚子牢骚和委屈只能跟叶吉卿倾诉，他想出人头地的欲望超过任何人。回到中共不现实，在国民党内永远是个小角色，不受待见，想出人头地却无处着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接着中日两国的军队又在上海全面碰撞，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到了1937年11月，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败退南京。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宣布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在首都即将失守的危急关头，徐恩曾决定让部分中统人员留下来潜伏，当然这部分人基本都是徐恩曾不喜欢的人，这其中当然就包括李士群。
李士群等人以玄武湖边的大树根76号的一座小洋房作为联络点。
这一天，有两个年轻的姑娘主动上门来做女佣，她们自称老家在苏州，过来南京逃难，其中有一个叫阿花的，年纪不大，中等身材，但是长得比较漂亮，颇有几分姿色，而且干活十分麻利，也很勤快。
因为这是中统的联络点，所以李士群刚开始不同意，结果这个阿花主动献身，有个美女的相陪，李士群这个吃腥的猫也就同意了。
当时经常有日本的军机空袭南京，有一天李士群出门后，大街上响起空袭警报，他突然想起卧室里还藏着"中统"的一些秘密文件，他怕有闪失，慌忙又跑了回来，他发现阿花正用一面镜子给日本飞机发信号。
李士群一下子明白了，他拿出枪来抵着阿花的胸口：
“原来你竟然是日本特务，别动，让我搜一搜！”
结果李士群从阿花的身上找到一卷密电码，以及需要指示的目标图，原来这个位置离国民党的一个军营不远，是适合的指示日本军机的地点。面对李士群的枪口，阿花并不怎么慌张，她说：
“这中国早晚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这也正是你和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的机会，你看你们的统帅都怕死逃跑了，而留下你们送死，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这样的统帅值得你为他们卖命么？”



阿花的话又一下子击中了要害，李士群决定叛变。这是李士群的第二次叛变，离陈赓的断言已经过去了9年，而这次还是做了一个大汉奸。
原来这个阿花真名叫丰川木花，正是日本的间谍，奉命到南京潜伏，并用镜子为日本军机指示轰炸目标，而李士群这个联络点正是一个很好的位置，于是使用美人计拉李士群下水先住下来。
这个丰川木花的叔叔是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李士群和丰川木花商量后，他们在南京城破前，丰川木花先到香港，为自己叛变铺平道路，然后李士群再去香港。
然而去香港需要钱，于是李士群决定捞一笔再走。1937年12 月上旬，李士群等人逃到了汉口，他去了"中统"总部设在黄阪路的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大楼临时办公处报到后，正好遇到了丁默邨，在丁默邨的活动下，李士群被委任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
很快，李士群将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的公款全部携出，并避开"中统"布置在广东的耳目，他绕道广西，经越南河内坐船逃到香港。
李士群到达香港后，他很快便与丰川木花接上头，在丰川木花的引见下，李士群搭上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
但是中村并不看好株萍铁路一个小小的主任，他认为李士群留在香港用处不大，于是说:
“李先生对上海很熟悉 ，这样吧，我写封信，介绍你去上海见日本领事馆书记清水董三！”
就这样，李士群又到了上海，并开始了他在上海这个舞台上近7年多的表演，并彻底变成一个十足的大汉奸。
陈赓去李士群家一趟，断言他肯定会叛变，后果然中美人计叛变投日，这件事充分表明陈赓眼光的精准，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其实对于顾顺章的叛变，陈赓也早就有预言，然而由于顾顺章已经掌握情况太多，中央特科虽做了一定的防范，还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使我党的保卫工作更加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