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上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一任市长。



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后，经过陈毅和他的同事们一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上海市生产开始恢复、供应开始增加、社会秩序开始趋于稳定。
上海的稳定与发展是国民党所不愿看到的，为此他们派出杀手刺杀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上海市市长陈毅。
为此，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先后派出数批杀手刺杀陈毅，前两批全军覆没，第三次毛人凤派出国民党的特级杀手刘全德到上海刺杀陈毅，毛人凤对刘全德下了死命令：
“限期6个月，除掉陈毅，震动中外！”
毛人凤还许诺，事成之后，刘全德可获得2000两黄金的奖赏，这笔奖金足以保证刘全德后半生不愁吃穿。出发前，刘全德被任命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
此次刘全德也决心想干成这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尔后拿上一笔丰厚的补偿金，逸享天年。
毛人凤为确保计划成功，给了刘全德两个重要的关系人，这两个人都是上海解放前保密局安排在上海的潜伏人员，一个名叫雷霜，另一个名叫劳有花。
不过刘全德到上海后，很快被上海公安机关抓获，他交待出了雷霜和劳有花。关于劳有花我前面写过文章：军统王牌女杀手劳有花刺杀陈毅失败，8年后入党暴露身份被捕处决。
而军统特务雷霜，上海市公安人员根据刘全德的交代，很快将其抓获，雷霜自知罪孽深重，如果没有重大立功表现，他将是死路一条。
雷霜为保全性命，他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特务，其中他供出一个国民党军统王牌杀手万国雄，租住在黄浦一带。
然而公安机关遍查了黄浦一带，也没有找到万国雄的消息，就如公安机关没有找到劳有花一样，关于万国雄和劳有花的案子便一直放在上海市公安局，成为一个无头案。上海公安人员推测万国雄肯定离开了上海。
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上海市公安人员陆续有人退休，也有新人进入，时间转眼到了1955年，此时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是许建国。
说起许建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许建国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杜理卿。
说起杜理卿，我党我军隐蔽战线上的人就知道了，因为他可是隐蔽战线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杜理卿，曾用名杜智文，于1903年出生于湖北黄陂，1922年加入中共，之后主要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1929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湖南省清乡司令部侦缉队逮捕后押往长沙，判处有期徒刑7年。
1930年7月下旬，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杜理卿被解救出狱后加入红军，并改名许建国，之后便从事保卫工作，由于工作出色，1938年初任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部长。
1945年8月，八路军从日伪手中解放了第一座城市张家口，许建国任公安局长，之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等职，主管解放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和大中城市的情报工作。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许建国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1951年12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1955年夏，一场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在全国拉开序幕，作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认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
许建国要求上海的肃反工作也要走在全国前列，一定要把隐藏的敌特挖出来，尤其是遗留的大案要案，一定要抓住机会早日清案。
就这样，万国雄案和劳有花案又成为大案要案被重视起来。
然而劳有花案一直没有进展，但万国雄案却有了重大进展，推动这一重大进展的是一封举报信。
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后，成都市公安局收到一封实名的检举信。检举人是成都市一家银行的女职员，名字叫万国英。
而万国英举报的对象也很特别，是他的亲哥哥万国雄，在这封举报信中，她把万国雄的情况说了个大概。
她说她的哥哥在解放前是国立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在学校学习期间，万国雄参加了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三青团，在三青团内担任训练股长，并于次年加入国民党。
当年中央大学有很多四川学生，这些四川学生回家后讲，万国雄在大学时充当国民党的密探，殴打进步学生，正因如此，万国雄遭到了很多四川同学的鄙视。
不过南京解放后，万国雄就失去了踪迹，也没有和家里人联系过，直到1953年万国雄给家里写过一封信。
在这封家信里，他说自己在上海一切都好，请父母不要担心，要让妹妹好好做人，千万不可误入歧途。但是信的署名叫王秀娟。
其实万家收到这封信时，也感到很奇怪，因为全家人虽然知道万国雄参加了国民党，但后来销声匿迹了，家里人都以为他去了台湾，现在忽然收到来自上海的信件，家里当然感到很意外。
不过作为万国雄的父母来讲，他们本身不认识几个字，当然也看不懂信的内容，于是让正在读书的万国英读给他们听，出于爱护儿子的目的，他们没有向当地部门的公安机关报案。



但是2年后的1955年，万国英为什么又报案了呢？这主要因为两个原因：
一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因为整个社会都在进行肃反运动，肃清敌特，对一切可疑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有些地方甚至给出指标。
二是因为万国英大学毕业后进入银行系统。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非常好的单位，这要求所有员工必须又红又专，而此万国英已经入了团，下一步就要入党。
看着周围的很多同事都有检举揭发的线索，有的还不止一个，如果自己连一个检举揭发的对象都没有，自然会落后于他人。因为这在当时也是衡量政治上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
所以在1955年全国性的肃反运动中，她瞒着自己的父母写了这封检举信，举报自己的哥哥。
万国英将检举信交给银行保卫部门，银行又将这封检举信上报给成都市公安局，公安局接到检举信后，一看内容是反特的大事，然而线索极其有限，嫌疑人又不在成都，而是在上海。
当时这种检举信的情况也常见，通常的处理方法便是将线索移交给嫌疑犯所在地方进行核实并采取相应措施，成都市公安局就将这个情况通报了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成都市公安局的通报后非常重视，立即命令刑侦处牵头调查，户籍处全力配合，具体牵头负责的侦察员叫余存熹。
这个余存熹高中毕业后进的公安局，大家不要小看高中毕业生，这在当时可算绝对的高学历人才，在公安局也算是技术人才了。
有人要问，公安局为何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小年轻呢？其实这与许建国的用人导向有关系。
许建国认为，到了1955年，那些水平不咋地的特务基本被挖完了，剩下的基本都是大鱼了，都是高智商的特务，如果要抓住这些特务，必须启用高智商的公安人员才行，而余存熹就属于高智商的人才。
这个余存熹也真是了得，他分析出四点：
一是如果直接查万国雄，必然查不出来，因为上海市公安局已经调查好几年了，所以调查万国雄，必须从那封信上的王秀娟查起。
二是调查王秀娟写的那封信的笔迹，看看是不是万国雄的笔记，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说明万国雄就是王秀娟，而且可能隐藏在上海。
三是万国雄出生在1925年，当时只有30岁，那么调查的范围可以限定在25岁至35岁之间，这样从户籍上查就大大缩小了范围。
要知道当时的档案都是纸质的，没有电子化，查起来非常麻烦，当时上海市的总人口有623万，要从这么多的人中筛查出王秀娟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是限定范围后就简单多了。
四是从口音上判断，因为万国雄从小在四川长大，凡是和四川口音沾上关系的都要引起注意。
余存熹立即联系上成都市公安局，让万国英把万国雄那封家信寄到上海。余存熹立即让人拿上信件前往南京。
此时的国立南京中央大学已经变成南京大学，余存熹让人到南京大学的保卫处调阅万国雄的档案资料，一是看看能不能找到万国雄的照片，二是能不能找到万国雄的笔迹进行比对。



另一方面，余存熹让上海市公安局户籍处下令让各公安分局户籍科查找全市叫王秀娟的人，调查的范围限定在25岁至35岁之间。
很快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来报，分局所辖淮海路派出所辖区内有一个叫王秀娟的人，身上疑点很多，和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所要找的人比较吻合，目前淮海路派出所已经对王秀娟进行秘密监视布控，请上级拿出处理意见。
余存熹接到卢湾分局的报告后大喜过望，当天就赶往卢湾分局淮海路派出所，派出所的户籍民警苟亚存立即将有关情况给余存熹做了汇报。苟亚存说第一个发现疑点的是一个煎饼摊的贺老板。
贺老板说，他开煎饼摊已经好几年了，每天早上总有一位时髦女郎过来买早点，这位女郎身材高挑，烫着波浪形的头发，经常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旗袍，配上一双高跟皮鞋，每次走路都会发出特有的响声。
一个漂亮的女人总会引起旁人的注意，贺老板也不例外，每次这个女人前来时，他都会多瞄几眼，后来他从其他人的口中得知这个女人叫王秀娟。
王秀娟大概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前来他的煎饼摊，基本上都是买一根油条和两个大饼，但她不似其他的客人，坐下来喝碗豆浆或者米粥配上油条和大饼，也不像其他上班族们，拿到食物后边走边吃。
王秀娟拿到食物后不肯多说一句话，基本上是拿到食物便走，从不在路上吃一口。
这个贺老板在上海摊摊煎饼好多年了，当然也有些见识，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发现了五个反常现象。
一是王秀娟食量比较大，通常的女人，早上吃一根油条配上一碗稀饭就足够了，当时的一根油条是比较大的，而这个女人还要加两个煎饼，煎饼也比较大。
就是一个成年男人，要吃下一根油条加两个煎饼也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是一个女人。
二是不论春夏秋冬，天冷天热，王秀娟总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尤其是在夏天她也穿着旗袍，要知道上海的夏天还是比较热的。
三是喉结比较大，一个人即使穿得再严实，喉结处也难免会露出来，尤其是在夏天，贺老板有一次发现王秀娟的旗袍最上面领口处没有系，结果露出一个隆起的喉结，当然贺老板没有多想，因为有的女的喉结她会隆起一点。
四是腿上有毛，有一天的早上，或许是王秀娟比较匆忙，他并没有整理好长筒丝袜，露出来一截腿，结果贺老板发现他的腿上长满了的腿毛。
五是王秀娟看上去有三十岁了，在当时二十三四岁的女人基本就结婚了，而王秀娟还是一个人，当时上海没什么大龄剩女，女人基本上到年龄就结婚，可是王秀娟为什么单身？
当时上海的反特工作，已经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基本上每个市民都是侦察员，而且在1955年的反特大形势下，无论是派出所和街道办，都会向普通市民灌输反特意识，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市民就会自觉向派出所汇报。
贺老板综合判断这个王秀娟是个男人，肯定有问题，不然为什么要男扮女装。
淮海路派出所接到贺老板的报告后，也没太当回事，要知道当时的派出所工作特别繁忙，而贺老板检举的王秀娟，在这里已经有四年多了，一直也没有什么不良表现。
而贺老板说王秀娟有是男人，更令派出所感到匪夷所思，一个男人如果装作女人，装几天可以，装几个月就困难，更何况是几年的时间。



但是派出所为了不打击贺老板的热情，对他进行了表扬，并让他继续观察王秀娟还有什么反常情况，如果发现问题要随时汇报。
当然对于这一情况，王秀娟是一无所知的，他不知道自己因为买早点已经露出破绽，这也是他以后被捕的直接动因。
对于派出所的表扬，贺老板非常重视，但见派出所仅仅只是表扬，没有对王秀娟采取什么措施又令他非常不解，他便将这事告诉了社区的沈大妈。
淮海路就那么大的地方，而贺老板和沈大妈年纪差不多，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两人本来就非常熟悉，解放后，贺老板继续摊煎饼，而沈大妈则当了治保主任。
治保主任全称是“治安保卫事务主任”，主管治安保卫工作。社区治保主任实际上也是派出所在社区的眼睛。
沈大妈早已退休，平时也没有什么事，所以对贺老板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她立即开始注意王秀娟。
当时夏天已经来临，上海作为沿海城市经常刮风下雨。
这一天的早晨，上海开始下起小雨，到了上午雨越下越大，并且狂风大作。到了下午，天空方才放晴，正在家里睡觉的沈大妈听到一阵敲门声。
原来雨过天晴之后，在社区下面的一个小水坑里飘着一个胸罩，几个玩耍的小朋友便将其捡了起来。
一个小朋友见状，好奇地抢过来去看，他发现这个胸罩已经破烂，里面塞满了棉絮，由于被水淋湿了，所以胸罩憋了下去，于是他就用竹竿挑起胸罩，边跑边喊：
“这个女人假装大胸，里面都塞满了棉花，是假的。”
当时很多小朋友都是五讲四美三热，捡到五分钱也要上交的那种。一个小朋友说：



“谁家的胸罩？我们把它还回去。”
但是那个淘气的小朋友仿佛没有听到那个小朋友的话，仍然挑着胸罩乱跑，那个小朋友眼珠一转，便跑到沈大妈家敲门，要求沈大妈把胸罩要回来还给失主。
见到沈大妈来了，那个顽皮的孩子不敢淘气了，把胸罩交给了沈大妈，沈大妈拿起这个胸罩后，心中也有了疑惑。
毕竟当时不比今日，女人们打扮都很朴素，很少会有女人带胸罩，更别提这种填充了棉絮撑场面的特殊物品了。
沈大妈思索片刻，便扯开嗓门喊道：“哪位大姐晾晒的胸罩被大风刮下来了，快来居委会领取。”
沈大妈的声音确实大，她喊了几遍，整个社区基本上都听到了，当然也惊醒了正在睡觉的王秀娟，她从6号楼走下来，对沈大妈说：
“沈主任，是我丢的，被风刮下来了，不好意思，谢谢你。”
当王秀娟拿走胸罩后，沈大妈一惊，她想起了贺老板的话，王秀娟是男的，肯定有问题，这一下便加重了她的疑惑。
当下沈大妈不动声色，她看着王秀娟上楼走进房间后，默默记住了位置，然后转身就跑到淮海路派出所，向户籍民警做了汇报。
前有贺老板的检举，后有沈大妈的汇报，这一下子令淮海路派出所重视起来，开始调查王秀娟的情况。王秀娟的户口目前在雁荡路55弄6号3楼，和一个叫陈筠白的女子住在一起。
不过，派出所户籍部门对于王秀娟的记载很少，只知道她是在1949年从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迁来的，但是她之前住在哪里，过去做过什么，都无从得知，户籍警最后决定，先将王秀娟作为重点人口控制起来，如果发现情况立即抓捕。
但就在此时，淮海路派出所接到了卢湾公安分局下发的通知，让排查一个叫王秀娟的人，而王秀娟已是他们重点监控的对象，于是便将情况上报。
余存熹到达卢湾派出所后，派出南京比对笔迹的侦察员也有了好消息，经过比对，那个王秀娟的笔记，与万国雄在中央大学毕业时的论文笔迹完全一致，而且还找到了万国雄的照片。余存熹让那位侦察员立即回上海，将有关材料送到淮海路派出所来。
得知王秀娟是从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迁来的情况后，余存熹立即带上侦察员杨文元立即赶到南京路派出所，因为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在南京路派出所辖区。
在南京市派出所，余存熹发现王秀娟之前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女子宿舍迁来的，余存熹又赶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保卫处。
保卫处告诉余存熹，王秀娟在上海交通大学女子宿舍只是临时居住，而在她居住的时间，正好大学在放假，而介绍她进入学校居住的人，是一名姓陈的大学老师。
上海交通大学保卫处立即让陈姓老师来到保卫处，从陈姓老师那里得知，陈老师与王秀娟的关系也不深。
陈姓老师有一天晚上见王秀娟找不到地方住，见她无依无靠，又见她有点四川口音，而陈姓老师也是四川人。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陈老师姓问王秀娟是哪里人，她说老家是四川的，由于是老乡关系，加上又有怜悯之心，陈姓老师便帮王秀娟临时住在交通大学的女子宿舍里，至于她的真实身份，陈姓老师也一概不知。
听完陈老师的话，余存熹心中一动，问道：“你能确定王秀娟是四川人？”
陈老师肯定地回答：“我是四川成都人，王秀娟有成都口音，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如果是成都人，细听就能听出来，虽然她离开家乡很多年，但是家乡的口音依然在。”
得到陈姓老师肯定的回答，余存熹非常高兴，他只等那个赴南京的侦察员的照片了。
很快赴南京的侦察员带回来万国雄的照片，经过贺老板和沈大妈的辨认，这个王秀娟应该就是万国雄男扮女装的。
案情得到如此突破性进展令余存熹也没有想到，他将有关情况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做了汇报，并建议立即抓捕万国雄，让许建国签发逮捕证。
许建国同意了余存熹的建议，但为了保险起见，让李存熹晚上抓人。
当天晚上22时许，余存熹带着杨文元等一众侦查员，来到了万国雄家，并敲开了她家的房门，见到一众穿着便衣的公安干警，万国雄有点发懵，他问道：
“你们找谁？都大半夜了，还让不让人睡觉！”
余存熹细细打量了一下万国雄，喉咙处有个明显突起的喉结，他让杨文元出示了逮捕证，然后一脸严肃地对万国雄说：“就是找你，万国雄。”
听到万国雄三个字，万国雄脸色顿时煞白，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对方肯定是有备而来，后面的几个便衣还拿了枪，他知道反抗是没有用的，便说道：“我跟你们走！”
余存熹看着室里的陈筠白对她说：“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
万国雄与陈筠白就这样被带回了上海市公安局，很快他们就交代了一切。此时离1949年的刺杀陈毅案，已经过去了6年，也就是万国雄刺杀陈毅失败后，化身美女藏匿6年才被抓获。
原来万国雄在中央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军统，成为军统行动队的人员，执行了多次暗杀任务，被称为军统王牌杀手。
在南京解放前，万国雄根据军统的指示逃到了上海，但上海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攻占，在上海解放前，万国雄按照军统的指示潜伏下来，为了安全起见，军统让万国雄只和雷霜单线联系。



军统安排的潜伏地方他不敢住，他男扮女装通过陈老师住进了交通大学女子宿舍，然后又住到了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在这里他遇到了陈筠白。
陈筠白在解放前是一个富商的小老婆，这个商人比她大了十几岁，所以物质生活比较富足。
上海解放后，作为剥削阶级的富商被没收了财产，富商一时想不开上吊自杀了，失去富商也就失去了财富，只好搬到十分廉价的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栖身。而陈筠白本来就没有什么谋生手段，只好去当娼妓。
陈筠白猛然由贵妇人成为娼妓，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使他变得沉默寡言，在基督教青年会女子部宿舍那个住满陌生人的宿舍里，她得不到一点慰藉。
这个陈筠白虽然年过三十，但长得非常漂亮，所以一下子吸引了万国雄，男扮女装的万国雄便经常和陈筠白说话。
万国雄的举动令陈筠白很感动，也从他那儿得到了很多慰藉，陈筠白很快走出了生活的阴影，二人成为无话不谈的交心朋友。
1949年8月，雷霜找到了万国雄跟他说，根据毛人凤的命令，让万国雄刺杀陈毅，万国雄当即答应，但是说手头紧，让先给一笔钱做准备，于是台湾给了他1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数目的钱。
其实万国雄精得很，他答应的目的就是骗钱，之后每次雷霜让万国雄行动，万国雄总是以陈毅防卫太过严密无法下手，并说如果要实施刺杀，必须策反陈毅身边人，还得需要钱。
1949年10月，雷霜又找到万国雄对他说，既然他刺杀陈毅失败了，那就配合台湾来人实施刺杀，并让万国雄做好配合准备。
此时的万国雄见无法从毛人凤那里骗到钱了，便想脱离军统，他知道继续当特务只能是死路一条，脱离军统就得摆脱雷霜的纠缠。
1949年11月上旬，当报纸上登出刘全德被抓获的消息，令万国雄大吃一惊，他立即和陈筠白商量后决定离开集体宿舍，出去租一个离闹市近一点，租金又便宜一点的房子，就这样，二人在多方寻找以后，在雁荡路55弄6号楼暂时落下脚来，二人的生活环境，也从集体宿舍，变成了二人世界。
紧接着，雷霜被上海公安抓获，虽然他供出了万国雄，但是万国雄告诉雷霜的地址都是假的，公安机关也就没有抓到万国雄。
这时的万国雄已经对陈筠白有了感情，虽然多次想说出实情，但是自己国民党特务的身份让他又不敢开口。



而起初的陈筠白并不知道这个叫“王秀娟”的好妹妹是一个男人，但是两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她也觉得王秀娟很怪，因为不论在春夏秋冬，天冷天热，他总是穿得很严实，仿佛不愿意任何人看到她身体一样。
而且每次睡觉的时候，王秀娟总是等陈筠白洗漱完毕上床睡觉后，他才去洗手间，并关上门一个人在里面洗漱，而且洗完后还会穿着长袖的睡衣和睡裤出来，再上床睡觉。
而早上王秀娟起得特别早，都是王秀娟洗漱完毕化完妆，并将衣服穿戴整齐后，陈筠白才起来。
对于王秀娟的这些特别习惯，陈筠白起初不以为意，但是时间久了，难免会生出好奇之心，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一探究竟。
有一天早上，王秀娟尿急，便去上厕所，而陈筠白已经醒了，由于他们租住的房间不大，所以陈筠白可以很清楚地听到王秀娟小便的声音。
陈筠白听出这个小便的声音不对，因为她是已婚的女人，她从王秀娟的小便声音可以听出，这是男人居高临下小便时才会发出的尿液撞击厕所的声音，如果是女人，绝对不会有这么大的声音。
这样的发现让陈筠白大吃一惊，而且她发现王秀娟从来没有例假，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怎么能够没有例假呢！
但是她也是个有心机的女人，有一次天热，她洗完澡上床后，王秀娟便去洗澡，就在王秀娟洗澡时，门被打开了，看着王秀娟男人的身体，陈筠白质问他为何要男扮女装。
这事如果是在解放前，万国雄肯定会杀人灭口，但此时他知道向陈筠白坦白才是唯一的出路。
万国雄情急之下，一下子跪倒在陈筠白面前，他边流泪边说出了实情，希望得到陈筠白的谅解，给自己一次机会。
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们相依为命，已有了相当的感情，而这一段时间万国雄对自己特别好，没有任何不利的举动。
看着跪在地上的万国雄，陈筠递给他自己的手帕，让他擦去了泪水，在这个深夜之中，与他有了夫妻之实。但到了白天，万国雄仍然又变成一个美女，而陈筠白也极力维护着他的身份，直到被捕。
在铁证面前，万国雄很快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不久，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上海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万国雄有期徒刑15年，对长期与万国雄同居，知情不报的陈筠白判处两年管制。
这起男扮女装特务案一经宣布，立即成了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上海市公安局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警觉性，特地在1956年举办了一次镇反博览会，在这次展览会中，万国雄案的一些材料被展示出来。
在法律面前，万国雄无法遁形，只能如实交代，写下了亲笔供词：
“我男扮女装, 是隐瞒反革命身份，想把我以前七年所作的危害人民的罪行就此一笔勾销。”
万国雄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但是他不服气，他的理由是解放后他并没有做反革命的事，并为些多次上诉，妄图颠倒黑白，获得谅解，但都被人民法院驳回，并维持原来的判罚。



其实万国雄作为军统的王牌杀手，作为刺杀陈毅未遂的案犯，却化成美女隐匿6年，没有向公安机关主动交代罪行，其本身就是对抗法律，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更何况他在解放前还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