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捕蛇者说》是柳宗元创作的传世名篇。
这篇文章提到永州地区盛产一种毒蛇，这种毒蛇所经之处草木荒枯，毒性非常之强。但凡有中此蛇毒者，无药可医。不过，若将这种致命的毒蛇入药，却可以医治不少疑难杂症。因此，每年皇宫里的御医都会向民间征收毒蛇。因为永州地区的苛捐杂税比较多，老百姓往往食不果腹。为了能活下去，许多当地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捕蛇。
千百年来，始终有学者认为《捕蛇者说》只是柳宗元用以指代“苛政猛于虎”的传说，永州并不存在这种毒蛇，亦没有从事捕蛇的老百姓。西南地区虽有从事类似行业的老百姓，但却大多集中在云贵地区。那么，永州的“捕蛇者”究竟是事实，还是“假语村言”呢？从宋人所著作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永州言诸县民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诏本州徙穷僻处，无以充役，乡里勿与婚姻。”
这段文字说的是公元９６４年，朝廷命令永州地区的“畜蛊之家”迁居到荒僻之地，并禁止这些家庭在乡村中生活。畜蛊之家无需参与劳役，也无需缴纳赋税，但是世人却不得与他们通婚。这里提到的“畜蛊之家”，便是以养蛊为生的家庭，与柳宗元笔下的“捕蛇者”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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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畜蛊”呢？
蛊这个字，我们在志怪小说中看到的比较多。殷墟甲骨文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已对蛊毒的制作，作了 象形的“图示”，即：在一“皿”形容器中放有多种毒虫。一般来说，西南地区的畜蛊者往往会抓来许多种毒虫，让毒虫相互噬咬，最后活下来的毒虫毒性最强，是为蛊。
不过，在古汉语字典中，蛊的原始意义并不是这样的。在很早以前，“蛊”代表的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类或动物在死亡之后，身体会腐朽生虫。人们看到蛆虫从尸体里爬出来以后，便认为这是因为身体中存在“蛊”的缘故。所以，古人所理解的“蛊”，便是体内的虫子。
古人的眼界见识有限，加上从前有许多巫医坑蒙拐骗牵强附会，所以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和疑难杂症被与“蛊”这种东西联系起来，人人谈蛊而色变。巫蛊之术，向来是古代皇宫中的禁语。如西汉武帝时期，大奸臣江充迫害太子，称武帝患病是太子以巫蛊作祟所致，以至于包括太子在内的上万名无辜人士惨遭迫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很久之前“蛊”是一种封建迷信的产物，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玩意。到了后来，蛊的意思又发生了变化。《本草纲目》记载：
“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
这里的“蛊”，与现代意义的“蛊”已经大同小异了。

那么，为何说柳宗元《捕蛇者说》中记载的东西便是蛊呢？
且看原文：
“吾恂恂而起，视其缶，口小肚大之陶器，其形似瓮，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
这里面提到，捕蛇者们在获取毒蛇之后，并不会立即将其送往皇宫，而是要饲养一段时间。与这种蛇蛊类似的，还有蝎蛊、蛤蟆蛊、泥鳅蛊、虫蛊等等。在此期间，医学界对毒虫的需求逐渐扩大，所以永州捕蛇者的故事在盛产毒虫的地区已屡见不鲜，形成产业。老百姓对这种行业敬而远之，朝廷也对此多加歧视，所以才会出现官方将这些养蛊者迁居到荒僻地区的记载。
乾德元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公元９６４年，时值宋军大军压境入侵楚地，将该地区纳入大宋版图。当时的湘地（今湖南地区）总共有十四个行政区划，但总人口却不足十万户。该地区的人口数量稀少并不完全是因为战争因素，而是因为永州自古以来便属蛮荒之地。当地的经济情况相当不发达，农耕和畜牧皆不盛行，但老百姓要承担的苛捐杂税却不少。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当地人不得不从事养蛊这种危险的行业。

因为官方的歧视和不理解，所以朝廷于９６４年将三百多户捕蛇者驱逐，将他们赶入深山老林，并禁止乡民与这些从事特种行业的从业人员通婚。自唐朝开始，捕蛇者已经成为永州地区的“热门产业”。在无数次徘徊在风险和死亡之后，捕蛇者的后裔们总算是摸索出一条赖以谋生的手段。但没想到，这些人却不被世人所理解，被驱赶到杳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之中，着实令人唏嘘不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