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清末戊戌年间的那场“百日维新”运动，因慈禧政变而告失败。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光绪帝遭囚禁，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捕遇害，数十名支持维新派的官员被罢免。曾一度支持维新的张之洞也险些被划入“康梁一党”，若非首鼠两端，转舵较快，加上慈禧太后无意广为株连，原本也难逃一劫。

　　维新运动兴起之初，张之洞明显表现出支持维新派之态。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在北京成立，张之洞捐资5000两作为会费。继之，康有为欲在上海创立强学会，张之洞也正苦于寻求救世之道，于是在张幕属梁鼎芬的斡旋下，促成康有为南下与张之洞商议合作组织上海强学会。

　　

　　人称“梁疯子”的梁鼎芬与康有为有同乡之谊，康有为与梁鼎芬十六舅张鼎华系忘年之交。是年11月康有为来到江宁与张之洞会晤。当时，张之洞正因次子不幸溺死而伤痛不已。梁鼎芬为替其排忧，生出一策，劝张之洞与康有为谈书论说“藉以排遣”。经梁鼎芬牵线，康有为在江宁居20余日，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夜深，从而得以“合请香涛为发起人”，促成张之洞慨然应允捐资银两作为会费成立上海强学分会，张之洞被推为会长。

　　张之洞还支援、赞助宣传维新变法的《时务报》创刊。上海强学会成立不久，即受北京强学会牵连而停办。1896年1月20日，顽固守旧人物杨崇伊弹劾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北京强学会因而被查禁。张之洞闻之恐受牵连，立即电嘱停办上海强学会。但维新人士并未就此放弃维新变法主张，黄遵宪等欲筹办《时务报》，经屡次致函向张之洞求援，终于促使张之洞支援《时务报》，并派出旧属汪康年协助，使得该报于1896年8月9日创刊。

　　但张之洞毕竟不是彻底的维新派，他在维新变法中可谓首鼠两端，并试图将维新活动纳入所谓“中体西用”的洋务轨道。特别是1898年康、梁组织保国会后，顽固守旧派诋毁排斥之势日盛，光绪与慈禧的帝后党争如箭在弦。几经政治风雨，谙熟政局走势的张之洞认定“康梁必败”，并深恐自己被人揭露与维新派的关系，急欲表明在政治上忠于慈禧而有别于康、梁的心迹。

　　


　　于是，在梁鼎芬等的谋划下，张之洞将那原本提倡变法的《强学篇》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其内容以忠君爱国、尊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法不可行、旧法不可变之意。10月16日，张之洞又授意梁鼎芬、朱一新等将书中忠君卫道部分加以检注，重编成册，而后收入《翼教丛编》，成为反对维新之代表作。又将《劝学篇》精缮成册进呈慈禧御览，表示反对变法之态度。此间，张之洞还创办自己的舆论阵地──《正学报》，“以昌明正学，宏扬圣道”，表其忠君卫道立场。口诛笔伐康党为“无父、无君、无人理之逆犯”，其疏劾维新志士的文章“词气壮厉”，忠君情切，被“合刊千本，分散两湖人士”。

　　为让自己在戊戌政变的风浪中站稳脚跟、免受牵连，张之洞可谓费尽心机。颇有意思的是，“守旧”之《劝学篇》当年却为意见相左的帝、后两党共同青睐，而张氏在戊戌政变后不仅未遭贬，反获重用，其书亦为朝廷所大力推行。故后人常言，张之洞善逢迎，“中体西用”论，涵义广泛，立论模棱，其间留有不少回旋伸缩余地，让朝廷人士来作官式的诠解，自圆其说，借此掩护满清帝制，此言大约不差。

　　


　　尽管如此，在当时还是有不少朝野权贵把张之洞划入“康梁一党”，而且对其《劝学篇》提出非议。戊戌当年便有人上奏：“西学为用，中学为本，此欺人之谈也。”又有叶德辉直言：张之洞观念与康、梁主张“雷同”。其实，看出张之洞与康有为观念相通者何止叶德辉一人。徐桐到庚子年仍指斥“《劝学篇》尽康说”。若慈禧太后有意罢黜张之洞，理由原本也充分。张之洞能借《劝学篇》以免祸，实因慈禧太后觉察到政变后“六君子”被杀，久已平息的满汉轸域又见长，故审时度势借《劝学篇》为由放他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