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新疆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在中国北方内部地区，却在上演了一幕罕见的大规模饥荒。这场饥荒是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大约有一千多万人饿死，另有两千多万灾民逃荒乞讨。饥荒发生在1877至1878年。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史称“丁戊奇荒”。

大饥荒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华北地区连续三年的旱灾。但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高度频发的国家，每隔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区域性的水旱灾荒，政府和民间都有很丰富的赈灾抗灾经验。只要不是大规模战争，通过政府救济和民间自救，基本上都可以避免饿死数百万人这种极端灾难。“丁戊奇荒”能够创下千万级的饿死人历史记录，“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罂粟的大规模种植极大的压缩了粮食种植面积，让华北地区的粮食生产处于一种“刚刚够吃”的“紧平衡”状态。当连续的旱灾导致大规模粮食歉收以后，就会出现严重的饥荒。从根本上说，它的西方殖民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我们在第三卷“海权帝国”一节中讲过，从1769-1773年，孟加拉地区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饥荒，有超过一千万人饿死。这次饥荒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地区强占大量土地种植罂粟，用于制造鸦片向中国出口，导致该地区粮食产量不足。在自然灾害爆发以后，东印度公司为了保障上交给英国财政部的利润，不仅不降低农业税比例反而还提高了。上千万孟加拉人民成了全球殖民贸易体系的牺牲品。
一百年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再次爆发大饥荒，刷新了孟加拉大饥荒的历史记录。
跟孟加拉大饥荒相比，“丁戊奇荒”爆发的根源是一样的，但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它主要不是殖民者造成的，而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无力抵抗西方殖民入侵的情况下，为了攫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以维护其反动统治而采取的一系列荒唐无耻的应对政策的后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长期的鸦片进口在国内培育了一个巨大的毒品消费市场，鸦片上瘾人数激增，各大城市鸦片馆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地方政府和农民们都很快发现，种植罂粟比种粮食来钱快得多。一亩地大概可以收获50两鸦片。地方政府可以从鸦片交易中“抽厘”也就是收取厘金，每50两鸦片的厘金是一亩土地税的差不多20倍之多。农民们也发现，种植一亩罂粟在缴纳完各项税赋之后，收入也大大高于粮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农业结构开始迅速“毒品化”。
在1874年之前，清政府没有明确放开种植罂粟和熬制鸦片，严格来说它还是违法的。但地方政府在利润驱使下，根本不管这些，中央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国所有的省份都开始大规模种植鸦片。
这种情况下，一种打着“爱国”幌子的可怕论调开始在决策层中占据上风。它实际上是鸦片战争之前“弛禁派”思想的延续和加强，认为反正打不过列强、禁不了鸦片进口，不如干脆彻底放开国内鸦片种植，跟进口鸦片竞争，好歹可以富民和增加政府税收，不至于让鸦片贸易的好处都让洋人赚走了。不仅在官场，在民间也有很多人持类似观点，其中就包括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和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改革思想家郑观应。
最终影响决策的是淮军大佬李鸿章。他在1874年上书请求放开民间鸦片种植，“暂弛各省罂粟之禁”，理由是“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而且还进一步发挥想象力，说等国产鸦片替代了进口鸦片之后，再全面禁止鸦片就不会受列强干预，比较易行。
在李鸿章等人的推动下，清政府终于在1874年正式宣布种植罂粟和制作鸦片全面合法化。
面对外国疯狂的毒品进口，不去想怎么自强自立以根绝其进口走私，却幻想在国内合法大规模种植跟国外毒品“抢市场”，以更大规模的、更廉价的毒品来毒害更多的中国人，换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这种思路竟然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成为清朝朝野精英阶层的共识，实在是骇人听闻。此时中国整个精英阶层的不可救药可见一斑。一个支持在本国进行大规模毒品种植和生产并在本国销售的政府，哪里能有一丁点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呢？
在这一轮疯狂的罂粟种植浪潮中，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种植数量最大。贵州因其特殊的气候土壤条件，所产鸦片质量最好，比进口鸦片更受欢迎。云南省种植比例最高，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用于鸦片种植。“天府之国”四川产量最大，据学者估计，大约占了全国鸦片产量的40%。巨大的鸦片产量成了后来北洋时期云南、四川等地军阀割据的重要经济基础。
华北和西北地区土地相对贫瘠，产量远不如南方地区，但种植面积也很大，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尤为严重。陕西八百里秦川，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竟然也是“遍地罂粟”。1877年，山西530万亩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全部用于种植鸦片。《温洗马戒吸食鸦片栽种罂粟说》一文中说：“今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
在正常年景，这种“毒品化”的农业结构看起来问题不大——粮食够吃、种植鸦片又能多赚钱，地方政府和农民都很满意。在李鸿章管理的直隶天津口岸，1875年鸦片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比例为15%。而在李鸿章刚上任的1870年，这个比例是30%。五年时间下降了一半，李鸿章的“进口替代战略”看起来颇为成功。各地政府的隐形财政收入也因此大增，“小金库”爆满。
但“鸦片替代”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不论官府还是民间的粮食储备都因此大幅度下降，一旦到了大灾之年，粮食就会极度短缺、大规模的饥荒遂不可避免。此外，大量吸食鸦片的“瘾君子”身体状况变得很差，缺乏抵抗饥荒的能力，这也极大的提高了饥荒带来的死亡率。
就在李鸿章上书议定鸦片种植合法化之后三年，“丁戊奇荒”爆发了。
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在奏章中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积蓄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
“人事”的核心，就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后太平天国时代统治精英，对外无力抵抗列强的鸦片输入，对内不顾人民死活，在国内纵容和推广鸦片种植的无耻行径。
接替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主持救灾的张之洞也赞同鸦片加重饥荒的观点，在奏章中说，经过调查，山西恒曲这个地方鸦片产量最多，饿死的人数也最多。其时担任甘陕总督的左宗棠也认为陕西地区的饥荒“乃鸦片之一大劫”。
张之洞在调查报告中写道：“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
若张之洞的调查准确，中国社会当时吸毒比例实在是高的吓人——城郊地区40%，城市地区90%，政府基层吏员和士兵差不多百分之百都在吸食鸦片。当然，这个比例肯定不是总人口比例，而应该是成年男性中的吸毒比例，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张之洞的调查结论依然足够触目惊心。张之洞甚至不顾忌讳，在奏章中用“鬼国”一词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以毒化整个民族为代价来实现“鸦片进口替代”，可以说是丧心病狂，几乎就是对中国人进行有步骤的种族灭绝。
左宗棠收复西北的军事行动，其军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债和各省的财政划拨。英国人控制的海关税收和各地的“鸦片财政”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军事行动的重要经费来源。尽管晚清精英阶层在收复新疆方面功勋卓著，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它是以丧权辱国和毒化中华民族为代价来实现的。在对外无法独立自主、对内不能革故鼎新的情况下，这样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扭转整个国家民族的整体衰落沉沦的大势。
左宗棠本人倒是一直坚决反对鸦片种植合法化的。他跟张之洞两人是晚清禁烟派的代表人物。在左宗棠和张之洞的主持下，新疆、甘肃、陕西和山西都大力施行了铲除罂粟、退田还粮、禁食鸦片的运动。1883年，山西全省的鸦片种植都已经基本禁绝。但是，他们个人的努力不能改变大局，随着“丁戊奇荒”的惨痛记忆逐渐淡去，以及左宗棠和张之洞先后调离，这些地方的鸦片种植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到1906年，满清灭亡前五年，国产鸦片58.4万担，而进口数量仅为5.4万担，国产数量达到了进口的十倍以上，鸦片的自给率达到91%。鸦片种植和生产成为了中国的支柱产业，中国的鸦片产量和消费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满洲政权为了维持其统治，将中国变成了全球第一大毒品生产国。这个数据再次证明太平天国的英雄志士们推翻清朝的革命行动是多么迫切、必要和正义。中国作为鸦片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的状况，一直持续了近百年，从晚清延续到了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直到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才被彻底改变。
“丁戊奇荒”期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这一事实被很多人津津乐道，认为是政府和民间士绅组织救援得力的结果。救灾搞得好不好，显然应该是以救了多少人来衡量，而不是以有没有人造反来衡量。一场饥荒下来，饿死一千万人，还非要说救灾组织得好，当然是胡说八道、枉顾基本事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由于中央政府统一调度能力低下加上官僚士绅们的腐败无能，各地救灾组织混乱，才让这么多人饿死。此时的中国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已经陷于一盘散沙，跟明朝末年万历时期的赈灾、清朝中期乾隆年间的赈灾比起来，差的太多。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的大饥荒无论持续时间还是影响范围都与“丁戊奇荒”类似，但在万历皇帝的积极组织调动下，不仅没有爆发大规模暴动，也没有出现成千上百万人饿死的情况，这才能叫赈灾得力。
如同我们在“革命之源”这一节中所分析的那样，老百姓并不会仅仅因为“吃不饱饭、活不下去”而造反。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都是善良而正直的，如果仅是个人运气不好，他们即使饿死也不会去危害社会。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长期以来，儒家所书写的历史极为不愿意承认人民革命是因为统治阶级腐败无耻造成的，而是片面去强调“天灾”的影响。每到改朝换代天下大乱的关头，正史上都会反复强调全国各地出现了“大灾”，导致饥民遍地，才出现了大革命。以至于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看法：王朝末期的大革命主要都是因为人口无节制的增长、粮食不够吃造成的。对明朝之前的历史，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其真伪了，官修正史里边说啥就是啥了。但明清时代的史料还算丰富，可以对照分析。万历年间的大饥荒，并没有引发大革命。太平天国起义，也并不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诱发的，甚至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的大进军，所过之地都没有大规模饥荒。大饥荒既不是大革命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清军入关南下、征服中国期间，遍地都是老百姓造反，也跟有没有饥荒没关系。大革命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过度压迫所诱发的。“丁戊奇荒”这种确实是由自然灾害引发的大饥荒，老百姓并未因为粮食歉收而怪罪政府，一吃不饱就要造反。饥荒可能会诱发革命，但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一定是人为的社会不公正，以及老百姓能够普遍的认识到这种不公正与当权精英腐败无耻之间的联系。
“丁戊奇荒”没有诱发大革命，首先是经过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优胜劣汰”，新一代统治精英腐败无耻程度有所好转，官民矛盾也就没那么突出，像李鸿章和盛宣怀这两个晚清巨贪，在这个时候都还没那么坏，在赈灾过程中干了一些实事，参劾了一批老官僚，换上了一批淮军系新势力，这些“新人”一开始确实比老官僚要清廉能干一些；其次是有胆量敢造反的人物被二十多年的镇压活动杀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这一代中国人中间敢造反的那一批人早跟着太平军和捻军反了，剩下的多是比较老实好欺负、饿死也不敢造反那种，新一轮大革命只能由下一代中国人来完成；第三就是鸦片大规模种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比较复杂，要让这个年代的华北地区老百姓认识到“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抵抗列强入侵——无法禁烟——只能放开鸦片种植——粮食储备不足——灾年大饥荒”这一长串因果链条，超过了底层人民的认知能力。既然老百姓不觉得自己饿肚子是官府的错误造成的，也就不会大规模造反，饿死了也只怪自己命运不幸而已。
简单来说，就是，老百姓吃不饱饭，并不一定造反，须要能想明白吃不饱饭背后的原因跟统治者的关系，才会造反。纯粹为了谋生存而违法犯罪，只会让人变成土匪，不会让人成为革命者。老百姓无法正确认识大饥荒的根源，也缺乏英雄人物来带头和组织，才是“丁戊奇荒”没有诱发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清政府和民间的赈灾行为只是次要因素。我们不能拿有没有爆发革命来作为赈灾效果好坏的检验标准。“丁戊奇荒”反应了当时中国社会赈灾能力低下，远远低于明清大一统时期的正常水平。有些人拿着“没有爆发革命”来作为当时官僚士绅们赈灾有功的证明，是基于错误的逻辑和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做出的错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