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延安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而且也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如今，在延安宝塔山对面一个叫棉土沟的半山坡上，坐落着几孔窑洞。这几孔窑洞看上去虽然非常普通，但是其内部的摆设却显得十分威严，这里曾经的名字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
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可以追溯到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长征胜利之后，红军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基础上，组建了西北政治保卫局。1937年9月，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西北政治保卫局与边区保安司令部合并，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保安处，不久后又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



1937年10月的一天，在棉土沟半山坡上的几间窑洞之内，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人员，和往常一样正在忙碌地工作着。这时候，一位穿着朴素、头裹布巾的农民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他紧张地望了望工作人员，然后蹲在了墙边上，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保安处一个工作人员将这位农民当成了遇到困难的老乡，他立即走上前去，扶起了这位农民，并问道：“老乡，你有什么事情吗？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老乡，你尽管说，咱们边区政府能解决的，一定给你解决。”
这位农民支支吾吾地回答道：“同志，我，我没有什么困难。我是来反映问题的。”
工作人员听了之后，面带微笑地又问道：“哦，老乡，你想反映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边区政府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不满意啊？”
这位农民着急地摆了摆手，说道：“不是，不是，我是反映我们村上的事。”
工作人员一边拉着这位农民坐在了凳子上，一边提起一个保温瓶开始倒水。工作人员说道：“老乡，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嘛！”
这位农民听了工作人员说的话，紧张的神情慢慢放松了，他对着工作人员说道：“同志，宝塔山下有一个寺庙，庙里的主持名叫超尘和尚。这个和尚整天不干正事，经常偷偷摸摸地跑到我们村子，勾搭我们村一位有夫之妇。他们两人鬼混在一起已经很久了，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你们管不管？”
工作人员听明白了原由，脸上泛起了严肃的表情，他用郑重的语气说道：“老乡，这种事情我们管，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派人去调查。如果发现真有其事，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那位超尘和尚。”
反映完问题，这位农民开开心心地离开了保安处。当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不仅承担着边区锄奸反特和安全保卫重任，而且还肩负着维护地方治安，打击土匪恶霸的职能。不久之后，工作人员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保安处处长周兴。



周兴，原名刘维新，1905年8月出生在江西永丰一个做爆竹为生的手工业家庭。1926年，周兴加入党组织，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周兴先后经历过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以及红军长征。在红军长征中，周兴曾担任过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红军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之后，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的成立，周兴被任命为保安处处长。
当时，由于进出边区的“护照”，都盖有保安处处长周兴的大印。所以，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人人都知道周兴的大名。边区保安处在凤凰山脚下安营扎寨之后，其机关、保卫团营房当时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凤凰山山麓的窑洞看守所。有一次，周恩来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从此，周兴便有了“周半城”的雅号。
对于周兴处长来说，虽然那位农民反映的是一件并不大的事情，但是仍需要认真严肃对待。很快，周兴处长就派出两位工作人员，让他们到宝塔山下的寺庙去暗访，查明事情的真相。然而，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一个潜伏在延安的中统特务被揪出来了。
说话，两位工作人员到宝塔山下的寺庙进行暗访，本来他们二人只是想搞清楚，寺庙主持超尘和尚偷偷摸摸跑到村子里勾搭妇女的事情。可是，在两位工作人员秘密跟踪超尘和尚的时候，却发现这个超尘和尚时不时会跑到延安市中心的一个杂货店，在里面待上个把小时，然后什么东西也没有买，便空着手出来了。
超尘和尚和杂货店老板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在不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要时不时来到这个杂货店？最初，两位工作人员并没有多想，他们觉得超尘和尚或许和杂货店老板是老相识，他们只是在杂货店叙旧闲聊罢了。
在多日的秘密跟踪过程中，两位工作人员终于查明了超尘和尚勾搭附近村里有夫之妇的事情，而且还搞清楚了他们之间鬼混的“暗号”。
原来，超尘和尚站在寺庙的高处上，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宝塔山脚下的情况。宝塔山脚下有一个村子，村子里住着一对夫妻，丈夫白天在外卖货，一直到晚上才回来；妻子则在家种菜、饲养家畜。
和超尘和尚勾搭在一起的，正是这位在家种菜、饲养家畜的有夫之妇。每当他们二人想要鬼混的时候，那位有夫之妇便会在自己窑洞前的平地上，晾晒起一条红色丝绸棉被。而超尘和尚站在寺庙高处，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然后他就会偷偷跑到村子里，与那位有夫之妇勾搭在一起。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超尘和尚和有夫之妇勾搭在一起，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二人伤风败俗的丑陋行径，虽然瞒得了这家的男主人，但是却早已经被村子里的人知晓，并引起了村民们的强烈愤怒。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一幕——村里的一位农民将这个情况反映到了边区保安处，并希望保安处能够认真严肃处理这件事情。
超尘和尚勾搭妇女的事情，证据确凿。很快，边区保安处就决定对超尘和尚实施逮捕。有一天，超尘和尚像往常一样，偷偷摸摸来到有夫之妇的家里鬼混。此时，超尘和尚并不知道，边区保安处的工作人员早已经埋伏在了周围。
不一会儿，正当超尘和尚沉溺在温柔乡的时候，边区保安处的工作人员突然破门而入，将他们二人抓了个现行。超尘和尚被逮捕之后，他一直在挣扎狡辩：“贫僧是出家人，早已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贫僧如果有错，自有佛祖来惩罚，不需要你们的管教！”
那位有夫之妇被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她蜷缩在被窝之中不停地颤抖。不久之后，超尘和尚与那位有夫之妇被押解到了边区保安处的看守所，接受工作人员的审讯。
在审讯过程中，那位有夫之妇说出了她和超尘和尚鬼混的原因——超尘和尚非常有钱，出手阔绰，自己一时见钱眼开，这才做出了不齿之事。听到这些，审讯人员非常纳闷：一个寺庙的和尚，怎么会非常有钱？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很快，审讯人员对超尘和尚进行了重点审讯。审讯人员对着超尘和尚问道：“老实交代，你出家当和尚之前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你为何不守清规，竟然敢勾搭有夫之妇，你算哪门子出家人？”
超尘和尚回答说：“我的俗名叫孟知荃，很早就出家为僧了。”接着，他又厚颜无耻地说道：“同志，我和那位有夫之妇是两情相悦，并不存在谁勾搭谁。”
审讯人员厉声问道：“胡说八道，她说你给了她不少钱，她才和你鬼混的，什么两情相悦，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老实交代，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超尘和尚”孟知荃有点害怕了，但是他仍旧死不认账：“钱，什么钱？我怎么可能有钱呢！同志，你们肯定是误会了，我是骗她说我有钱的……”
“住口！”审讯人员大喝一声，紧接着说道：“你别耍花招，你有没有钱，我们到寺庙里一查就知道！到时候有你好看！还不快点交代！”
“超尘和尚”孟知荃虽然心里恐惧，但仍旧不肯如实交代他的真实身份，以及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办？边区保安处工作人员只好赶到寺庙之中，一方面搜集关于“超尘和尚”孟知荃的身份信息，另一方面查探“超尘和尚”孟知荃用来勾搭妇女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说来也巧，当边区保安处工作人员赶到寺庙的时候，正好碰见了和“超尘和尚”时常会面的那位杂货店老板。这个杂货店老板明显不正常，因为当他走进寺庙看到穿着制服、戴着袖章的工作人员之时，马上扭头就走。
工作人员知道，这个杂货店老板和“超尘和尚”的关系不一般，要不然“超尘和尚”绝不会时常到杂货店里和他“叙旧”。于是，工作人员立即追了上去，将企图溜走的杂货店老板拦了下来。谁能想到，杂货店老板吓得顿时瘫软在了地上，并且不停地告饶乞求：“同志，我知道错了，所有事情都是超尘和尚干的啊，和我没有关系啊，你们放了我吧……”
怎么回事？杂货店老板的举动，让工作人员疑惑不解。不过，工作人员凭借着以往的工作经验，判断出杂货店老板和“超尘和尚”孟知荃之间，必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了尽快查明真相，工作人员便将杂货店老板也押解到了边区保安处。
在对杂货店老板进行审讯之前，工作人员把案件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杂货店老板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怪异，原因很可能是当他在寺庙看见了穿着制服、戴着袖章的工作人员，以为“超尘和尚”孟知荃 “东窗事发了”。至于到底是什么“东窗事发”了，这就要看工作人员的审讯结果了。



按照这个思路，边区保安处工作人员对杂货店老板进行了审讯。工作人员故意套话说：“超尘和尚早已经被我们逮捕了，他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现在，我们给你一个机会争取宽大处理，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你和超尘和尚的关系，以及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在强大的审讯攻势面前，杂货店老板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把一切都交代了。原来，杂货店老板就是给“超尘和尚”提供钱的人，而且“超尘和尚”的俗家名字确实叫孟知荃。然而，这个孟知荃的真实身份，竟然是长期潜伏在延安秘密盗取重要情报的中统特务。
根据杂货店老板的交代，“超尘和尚”真名叫孟知荃，是延安当地人，出生于1910年。早年间，孟知荃因家庭贫困，而被迫出家当了和尚。后来，孟知荃经当地的官员介绍，到南京的一个佛学院学习。1930年，20岁的孟知荃在南京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开始接受射击、爆破等专业训练。
1935年10月，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这时候，中统特务组织选中孟知荃，派他潜回延安搜集重要情报。最初，孟知荃潜伏在清凉山上的一个寺庙当和尚。不过，由于孟知荃贪淫好色、不守清规，很快便被逐出了山门。不久之后，在国民党肤施县（旧县名，今延安市主城区为其辖境）县长马濯江的帮助之下，孟知荃被派到宝塔山下的一个寺庙当起了主持，并取了个法号叫“超尘”。
后来，随着红军进入肤施县，并将肤施县改为延安县（同时设立延安市）。超尘和尚就不断按照上级的指令，故意制造散播谣言、暗中进行破坏活动。在此期间，超尘和尚还利用隐藏的电台，不定期向西安中统站发电报，传输其窃取的重要情报。而“超尘和尚”在延安的一切经费，都由伪装成杂货店老板的同伙提供，他会时不时到杂货店里领取活动经费。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原来，“超尘和尚”孟知荃和杂货店老板，都是潜伏在延安的中统特务人员。如果不是由于“超尘和尚”孟知荃勾搭有夫之妇，而激起民愤，被当地村民举报的话，或许他还会一直潜伏在延安，干着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很快，边区保安处工作人员拿着杂货店老板的供词，再次对“超尘和尚”孟知荃进行了审讯。在铁一般的证据和事实面前，“超尘和尚”孟知荃对自己的恶行劣迹和特务罪行供认不讳，同时还主动供出了另外几个同伙。
“超尘和尚”孟知荃交代完自己的罪行之后，不断哀求边区保安处能够免其一死。厚颜无耻的孟知荃哭着请求道：“同志，现在合作时期，咱们要一致抗日。我看，你们不如将我交给高仲谦县长（时任国民党延安县县长）处置，这样对大家都好，不至于伤了和气嘛！”



孟知荃的请求，很快被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否决了。1938年2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举行群众公审大会，闻讯赶来的人民群众将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在人民群众的唾骂声中，边区保安处工作人员押着各种罪犯依次走到了台前，其中就有“超尘和尚”孟知荃。此时的“超尘和尚”孟知荃已经瘫软得走不了路了，两名工作人员只得从左右将其架了起来。
经过庄严的审判，“超尘和尚”孟知荃等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被判处死刑。不久之后，“呯”的一声，随着枪声的响起，“超尘和尚”孟知荃一头栽在了地上，然后倒在了血泊之中。至此，这个长期潜伏在延安当和尚，因勾搭妇女而暴露被捕的中统特务孟知荃，结束了其可耻可悲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