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一生不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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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悲剧，在建党初期就注定了。



1920年2月，苏俄攻占西伯利亚，为了方便领导万里之外的军政工作，苏俄在国土的最东端，成立了远东共和国和远东局。



远东共和国名义上是独立国家，其实是苏俄和日本之间的缓冲区，而远东局的任务，便是指导远东共和国的工作，并且在中国等周边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


“五四运动”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很快就见到俄国的同志。


4月的时候，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见到李大钊，李大钊又把他介绍给上海的陈独秀，于是，维经斯基去上海会晤陈独秀。



俩人谈的不错，在很多方面取得共识，便在陈独秀的家里，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走出中国建党的第一步。


党小组成立起来了，但是极度缺乏经费。



革命是需要大钱的。


不管是宣传思想、招兵买马，还是组织学生和工人们罢工罢课，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甚至是办几本杂志，也需要买纸和油印机。


维经斯基劝陈独秀：“远东局有经费，要不每月给你们打钱？”


陈独秀直接拒绝，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用了共产国际的钱，就要听共产国际的话，中共便失去独立性，只能做共产国际的附庸。


陈独秀的骨头特别硬，不愿意做附庸，所以就不要钱，宁愿穷一点也要自己干。


第二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中国，参加“一大”，并且重新提出给钱的方案，条件就是先申报工作计划和预算。


陈独秀没有参加“一大”，回到上海以后听说了马林的方案，怒了，我们的工作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凭什么向共产国际汇报？这不成跟班了嘛。


陈独秀再次拒绝。


给马林做翻译的张太雷提醒他，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


陈独秀听完拍案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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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他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建党搞革命真的需要钱，怎么办呢？


陈独秀在革命工作之余，在亚东图书馆兼职做编辑工作，月薪300块，准备用业余收入补贴革命。


开始还能应付，随着党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多，花费越来越大，陈独秀的编辑稿费就不够用了，而且他忙的根本没时间写稿子。


每次缺钱了，便去亚东图书馆和汪孟邹聊天，东拉西扯聊半天都不走，汪孟邹明白陈独秀的意思，就主动问他，要不要取点钱？


陈独秀稍微点头，拿到钱再聊一会就走。


就这样，陈独秀艰难经营了很长时间。


到了1922年，陈独秀发现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自己的收入根本不够，杯水车薪而已，想继续做革命工作，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共产国际援助，要不然的话，什么事都做不成。


于是在1922年7月的“二大”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里面有几条严格规定：


现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


中共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加入第三国际以后，就是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凡排斥国际共产党一切条件和原则的党员，必须开除出党。（这条很重要）


既然明确了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就要解决中国党的经费问题，在规定的时间内打钱过来。



陈独秀后来作报告说，从“二大”到“三大”的一年时间，经费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了1927年，短短半年时间就花费100万，如果不是共产国际拨款支援，就凭陈独秀的几百块稿费，怎么可能够用。



但凡事都有利弊，共产国际的经费解决了燃眉之急，党组织却失去了独立性，在苏俄面前就挺不起腰杆子，说话也没什么分量。


后来的一系列失败，甚至是陈独秀的悲剧，都和这个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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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没有分量的陈独秀，此后的命运，始终和国民党纠结在一起。


1922年，共产国际为了促成国共合作，便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


一方面是抱大腿，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快速壮大起来，另一方面是最关键的，共产国际用心培养的是国民党，每年给钱给军火，并且派出大量顾问到广州，亲自改造国民党的军政事务。


共产国际根本不相信，只有几百个党员的中共，能做成什么事。


想保持独立自主的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吵了好几次，不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他觉得国民党是帮派组织，打心底里看不上国民党，而且中共太弱小，加入国民党以后，不仅没有能力和国民党较量，而且极有可能被融化吞并。


到那个时候，还革什么命。


马林说不动陈独秀，便直接汇报给莫斯科，随后莫斯科发来命令，要求陈独秀和中共配合马林的工作，加入国民党。


做为共产国际的支部，陈独秀必须执行命令，第一次国共合作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来看，那次合作对中共是有利的，就从党员人数来说，1921年的“一大”时只有57人，苦心经营到1925年的“四大”也不过994人。


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和北伐之后，1927年4月的党员人数达到5.7万人，完全是指数级增长。


但是陈独秀非常痛苦，感觉苏联和国民党都在针对他。


1926年初，国民党要召开“二大”，并且在大会上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中共准备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在大会上争取选票，在中执委里占到大多数席位，这样就有了一点话语权，给以后的继续发展铺路。


陈独秀说不用大多数席位，我们只要七个席位就够了，既然是国共合作，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苏联派到广州的太上皇鲍罗廷说，过分了，你们最多占4个席位，不能再多了。



陈独秀：7个。



鲍罗廷：4个。



最后陈独秀没争过鲍罗廷，只要到4个席位，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因为鲍罗廷说的很直白，你们不要再争了，要是你们的席位太多的话，中间派就被吓跑了，还会刺激右派，不利于团结。


其实这只是鲍罗廷的说辞，他要听共产国际的命令，大力扶持国民党，而他自己选中的国民党人物，则是汪精卫和蒋介石。


鲍罗廷特别自信，认为他们两人是中国革命的未来，一定要培养起来，至于中共的知识分子，先在后面排队。


陈独秀到处奔走，求爷爷告奶奶，才把席位数量争取到三分之一，最终在60个正式和候补执委席位里，共产党员拿到14个。


李大钊和恽代英等7人是正式执委，毛泽东和邓颖超是候补执委。



陈独秀已经尽力了。


“太上皇”鲍罗廷培养的蒋介石，在“二大”上大获全胜，随后就掀起两场大案，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中共遭到极大的削弱，而这又成为陈独秀的罪名。


第一个大案是中山舰事件。


那年3月，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接到命令，派中山舰到黄埔，说是有重要任务。


李之龙根本没多想，就让中山舰开到黄埔，结果蒋介石说，没发过调动军舰的命令啊，你把中山舰开过来想干嘛，政变啊？


李之龙都懵了，不是蒋介石，那是谁发的命令？也就在这个时候，传出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的谣言。


蒋介石本着“信谣不传谣”的理念，直接逮捕李之龙，并且监视和软禁了大批共产党员、苏联顾问。


“中山舰事件”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国民党觉得苏联、中共的权力太大，准备搞几个大案夺回权力。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意见，必须强硬反击，才能遏制蒋介石的野心，保住中共的生存空间。


怎么反击呢？


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地位并不稳固，他们可以联络汪精卫、说服和蒋介石有矛盾的军头支持，再加上苏联顾问，一起把刚冒头的蒋介石按下去。


结果莫斯科回电：


“共产党的影响力太大了，几乎所有权力都在共产党的手里，不利于团结。”


而且鲍罗廷和苏联顾问也统一口径，向莫斯科汇报说：“蒋介石是坚定的左派，完全可以信任。”


共产国际代表甚至要求，中共必须从国民党领导职位上退出来，因为革命胜利后能组建全国政权的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所以绝不允许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



于是蒋介石大获全胜，汪精卫被迫出国考察，共产党员都撤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实力大减。


而这个军成为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后来的国府黄埔大员，基本都是第一军出来的。


那么陈独秀是什么态度？



陈独秀根本没态度，他在上海收到“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已经是一周后，蒋介石和苏联都把事情处理完了，陈独秀表态有什么用？


第二个大案是整理党务案。


“中山舰事件”后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表示，为了避免国共的关系变成党内纠纷，需要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办法，接着就提出《整理党务决议案》。


主要是几个内容：


共产党员在各级国民党执委会里，数额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各部部长，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提交给国民党主席保存。



蒋介石的方案，主要是为了削弱中共的力量。


陈独秀非常生气，既然蒋介石不讲武德，那我们也不玩了，退出国民党吧，还合作个毛。


他给共产国际报告，希望国共从党内合作，变成党外联盟。


但是共产国际不同意，维经斯基跑去上海，把陈独秀给批评了一顿，说坚决不能退出，莫斯科已经决定了，中共必须留在国民党内。


原因还是老一套，国民党是中国最有力量的政党，蒋介石可以信任之类的。


陈独秀还能说什么，认呗。


到了1927年3月，蒋介石指挥北伐军占领上海，陈独秀发现不对劲，告诫党内同志，如果要斗争就马上准备，再等下去迟早要出问题。


苏联和共产国际不理陈独秀，指望汪精卫到南京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让他老老实实的给苏联做事。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斯大林在莫斯科给中共发电报，要求暂时不要公开作战，不要举行罢工，更不要和国军发生任何冲突。


简而言之就是不要抵抗。



而斯大林给鲍罗廷的电报却说：“能不能做出某些让步，不要让蒋介石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蒋介石的回答是枪声不断，中共的代价是人头滚滚。


建党六年，每次遇到大问题，陈独秀都想过挽救的办法，但是由于实力不够，走不了独立自主的道路，导致什么事都得听共产国际的，这才造成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被捕，随即惨遭杀害，身在武汉的陈独秀心力憔悴，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


反正说了也不算，那我不干了还不行吗。


走到这一步，职务也不是陈独秀想辞就能辞的，因为大革命失败和国共合作破产，共产国际必须得洗清责任，才能继续指挥各国的革命运动。



要是共产国际承担中国失败的责任，必然威望大损，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做了。


陈独秀做为总书记，便是最好的背锅对象。


“辞职是不可能的，陈独秀，你只能被开除。”


8月7日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批判陈独秀，说他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随后党内同志也把他批评了一顿。


其实陈独秀也一肚子牢骚，都是你们指挥的，关老子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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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陈独秀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他确实说过一些退让缓和的话，以至于毛泽东等青年党员信仰破灭，从此再也没有领袖崇拜。


但陈独秀退让的背景，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造成了烂摊子，从来没有武装斗争经验的陈独秀和中共，被逼无奈之下的妥协。


陈独秀真正的问题是——做了托派和反对共产国际。



所谓托派，原本只是信奉托洛茨基主义的人，而托洛茨基主义，则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


但是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托派成为一顶大帽子，要是给谁扣上，谁就必死无疑。


因为做了托派，就是反对斯大林同志，那么受到共产国际援助的各国党员，还不把托派人员往死里整？


要是不下死手，怎么向斯大林同志交代呢？


辞职以后的陈独秀，恰恰就信了托洛茨基主义，觉得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优秀，他和托洛茨基有心灵共鸣。



于是在1929年，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成立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


这就犯了大忌讳，共产国际发来命令，陈独秀要想留在队伍里，必须认错，并且进行深刻的检讨。



陈独秀的骨头非常硬，表示检讨个屁，你们看着办吧。


结果陈独秀被开除党籍。


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于同年12月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骂了一顿，并且号召大家起来反抗斯大林。



这就没办法了，在共产国际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里，陈独秀彻底成了异类。


此后几年，陈独秀做过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真心反感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瞎指挥，第二是认同托洛茨基的部分理论。


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抗战初期和包惠僧说：“我不是托派。”


为什么呢？


因为抗日战争已经打起来了，这是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战争，做为中国人，肯定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和日本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民族战争。


中国的托派却继续鼓吹工人没有祖国、武装保卫苏联，而且反对国共两党，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从来没考虑过统一战线的意义。


这么一帮人，陈独秀当然看不上，他觉得民族利益大于一切，便说我不是托派，和中国托派划清界限。


托洛茨基想邀他进入第四国际领导核心，不过陈独秀没什么兴趣，也就不了了之。


说到底，陈独秀是有风骨的爱国文人。


他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被开除党籍但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认同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但反对中国托派，不喜欢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便发表文章大骂，管你什么地位。


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却不是叛徒，也没有投降。


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始终没有平反呢？


看到这里，想必你也有答案了。


共产国际的问题其实好说，后来俄罗斯把资料公布出来，已经证明陈独秀没什么问题，都是共产国际在瞎指挥。


但做为中共的创始人、连续五届总书记，被开除党籍后居然不知悔改，反而跑出来另起炉灶，这可是分裂啊，哪个政党都不可能对分裂视若无睹，哪怕陈独秀是文人的无心之过。


如果给陈独秀彻底平反，那就证明分裂是没问题的，以后还怎么教育其他人，还怎么带队伍？


后来毛主席把陈独秀、高岗、王明放在一起，主要是“闹分裂”的原因。



如果陈独秀少一点文人气息，少一点意气用事，就不会有出任托派总书记的事。


现在的评价会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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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悲剧，其实也是建党初期的悲剧。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大家都在给中国寻找出路，没人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也没人知道什么理论和道路，一定能在中国成功。


大家都在探索，给出的答案必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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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他这一代人的宿命，没有现成答案，就一定有走错路的概率，建党初期实力不济，就只能在挫折中曲折前进。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盗火者，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示范，告诉后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哪条路能走，哪条路不能走。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不管陈独秀有什么评价，他的名字，早已刻在历史的长河里。


1942年5月23日，包惠僧到重庆江津看望陈独秀，见到20多年的熟人，陈独秀非常高兴，和包惠僧吃了四季豆烧肉，结果引起胃病住院。


听闻陈独秀生病卧床，辛亥革命元老朱蕴山陪同周恩来，去家里探望陈独秀。


周恩来刚进门就问候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也在旁边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之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


陈独秀非常感概，一转眼，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也是中年人了。


周恩来劝他回延安吧，只要写个检查，承认过去的错误，没什么过不去的坎。


如果他能写检查承认错误，就是内部矛盾了，不至于丝毫没有回转的余地。


但是陈独秀不愿意低头，王明也不想让他回去。


陈独秀对周恩来说：


“李大钊死了，陈延年死了，除了周恩来和毛泽东，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而王明等人在延安散布消息，造谣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个月向日本人要300块津贴。


因为陈独秀参加过托派，王明等人的靠山是苏联，要是陈独秀回了延安，他们没法交待。



5月27日，硬了一辈子的陈独秀在江津去世，到死都没有低头。



他这一辈子，正如在《觉醒年代》监狱里唱的《定风波》一样：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