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美国：“暗杀公司”之纠结 由 陶短房 于 2021-05-07 11:24

在美国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遇刺的1865年，军政要人的个人安保实际上是非常疏松的：刺客普斯（John Wilkes Booth）在4月14日行刺当晚，曾预想林肯作为总统会受到周密护卫，因此不但策划了一系列旨在分散注意力的佯动，还特意放弃了在福特剧院入口处行刺的既定计划，改为在包厢行刺——但实际上不论入口或包厢，总统身边唯一的军人，就只有并未携带武器的特邀嘉宾、联邦陆军第12步兵团长拉斯伯恩（Henry Rathbone），他和未婚妻哈里斯（Clara Harris）仅仅因为副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夫妇拒绝照惯例陪同总统观剧（副总统夫人朱莉亚.格兰特Julia Grant和林肯夫人玛丽Mary Lincoln关系恶劣，其余被邀请作陪者因故谢绝）才和总统夫妇一起出现在包厢里，总统为数不多的正式卫队更多扮演礼宾作用，当然不会一路陪入剧场。
事实上即便如此疏松的总统护卫工作，也已经是“特别加强”了的：因为战争缘故，自1864年11月起，联邦政府给林肯总统指派了4名“24小时贴身保镖”，人选则主要由总统本人指定。事发当天，通常担负贴身保卫工作的第一私人保镖、总统本人密友拉蒙（Ward Hill Lamon）因迄今不明原因，被林肯早早支走，另一位著名保镖、经常被林肯用“骗子”（Took）昵称称呼的克鲁克（William H. Crook）曾劝阻林肯去剧院，但林肯表示“行程早已公开，不便改变”予以拒绝，甚至谢绝克鲁克陪同，将他留在白宫。最终只有排名靠后的帕克（John Frederick Parker，他因多次酗酒误事屡受处分）、福布斯（Charles Forbes,）两人跟随保护，更要命的是，这两人在当晚22时左右剧间休息时酒瘾发作，拽着总统马车夫伯克（Coachman Francis Burke）一起脱岗，溜进了附近的小酒馆，结果让刺客普斯在22分钟后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得手。
事发后许多国家引以为鉴，纷纷加强了对军政要员的保卫工作，如美国，在林肯遇刺后对原本“直到半夜都敞开任由出入”的白宫各出口实施了封闭式管理，加强了对总统的贴身保卫，并任命克鲁克为“白宫首席保镖”，让这位对安保漏洞深恶痛绝的“过来人”在白宫担负保安要责50年之久，先后为12位总统服务。
尽管如此，美国总统安保工作仍然缺乏专责机构，晚年克鲁克在回忆录中称，自己在12位总统任上担负的职责几乎一模一样，却分别对六个不同的上级部门负责。
1901年，时任美国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成为又一位死于政治刺杀的牺牲品，美国政府鉴于缺乏统一专责机构的不便，将总统安保工作整体移交给1865年成立、原本负责调查伪钞和金融欺诈案件的美国特勤局（USSS），该机构负责正副总统及其直系亲属的安全，并将总统安保人员划分为“军装”和“便装”两类，前者执行公开随扈安保任务，后者则负责化装成形形色色人物，在总统出没的各种场合秘密执行安保使命。由于历史溯源关系，直到2001年“9.11”事件爆发，USSS都奇怪地隶属于美国联邦财政部。
1963年11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达拉斯市中心街头被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用一支旧式意大利造卡尔卡诺非自动卡宾枪从后方命中两枪，肯尼迪成为迄今最后一位被刺身亡的美国总统。这次刺杀令美国安保部门意识到，必须让总统改用更安全的交通工具，此后总统惯用的敞篷汽车被全钢防弹、全钢加厚底盘（防地雷）和自封+自动快速放气轮胎（避免一个轮胎中弹后四轮气压不均导致翻车）的新式专车所取代，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则在此后多次选型、改装中增加了五花八门的自卫防护措施，不但防弹、抗坠毁，甚至还有对抗便携式地空导弹的热诱饵发射装置和电子战设备。
1968年6月5日，正参加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内初选的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弟弟）成为刺杀牺牲品，USSS就此将选举投票日前120天内的总统候选人及其配偶也列入安保范围。
2001年“9.11”事件后，为防不测，美国成立联邦国土安全部，USSS正式从财政部划归国土安全部管辖。
USSS的“特勤”（SA）部门目前包含以下公开职责：正副总统及其直系亲属安保；选举日前120天内总统候选人及其配偶的安保；卸任美国政府总统及其配偶、16岁以下子女安保；在美国访问之外国国家元首及其配偶安保；其他美国或外国由总统本人或国土安全部特别指定人员的安保。
尽管如此，刺杀仍然随时可能发生：1981年3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就在哥伦比亚特区希尔顿酒店门口被影星福斯特（Jodie Foster）的“追星族”——后来被裁定患有精神病的欣克利（John Warnock Hinckley, Jr.）连开6枪，其中第6枪反弹击中里根，导致后者受伤。尽管USSS特勤负责人帕尔（Jerr Parr）和特勤便衣麦卡锡（Timothy McCarthy）奋不顾身，前者冒着枪弹将总统推入防弹轿车，后者更直接“挡枪”导致腹部中弹，但也正是USSS的疏忽，才导致大门到停车处间“总统安保通道”距离过长，且直接穿过人群，给了本身并无任何行刺经验的“菜鸟”欣克利以可乘之机。自此以后，美国总统安保更趋严密。
如今美国总统的安保“外松内紧”，表面上“宽松亲民”，实际上则“暗哨林立”。如多次刻意上演“深入群众亲切握手”、“和来访嘉宾或随行人员随意进入快餐店吃喝”一幕的奥巴马（Balack Obama），在网络时代就曾被有心人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用照片“揭底”，其实外围早就密布“明岗暗哨”，军装警卫固然是“明岗”，戴着墨镜、耳机和专用别针的特勤也不过是“明便衣”，“暗便衣”就混在“路人”当中。更有曾担任特勤者坦言，“总统亲民场合会预先安排‘安保托’扮演各种角色以防不测”，有的退休特勤吐槽“喜欢秀‘亲民’的总统更难伺候，因为他们总是随意改变行程计划，令特勤左右为难”。如今在出国访问时，USSS总会提前征得到访国同意“打前站”，做各种外人看起来很“过分”的准备：尼克松和里根访华时，USSS不仅提前运去专用直升机、防弹汽车，对出访期间饮食进行严格检查，甚至在行程沿线安排了特制的专用活动厕所；2009年初，奥巴马将加拿大列为自己就职总统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尽管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距美国不远，USSS仍劳师动众运去了新换的专用防弹汽车，因为渥太华城市东北角属于冬季必须更换雪胎的魁北克省，这些专用防弹汽车还特意“入乡随俗”更换了雪胎（其实奥巴马车队在“雪胎区”总共只待了不到半小时）。
美国以外的国家，对国家元首和政要的安保，在导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萨拉热窝事件”（Attentat von Sarajevo，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太子费迪南夫妇Franz Ferdinand and Sophie,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刺杀）发生后，也普遍得到加强。
由于长期的君主制传统，欧洲政要尤其君主传统的安保措施，要普遍强于后起的美国，法国皇帝拿破仑的“老禁卫军”和英国国王的“熊皮卫队”闻名遐迩，但在20世纪也仍然感到“危险系数增加”：饱受北爱尔兰共和军威胁的英国，由1909年成立、上世纪40年代改名（原名秘勤局SSB）的军情五处（MI5）负责要人安保，因为MI5无逮捕普通公民职权，国内要人安保工作须与警方合作；法国第五共和国创始人（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因力主让阿尔及利亚独立，曾被密谋集团多次策划刺杀，一度不得不自费雇佣私人保镖，为此法国改变了由警方“要人保卫局”（SDLP）统包的传统，采取“公开总统卫队和秘密安保小组（GSP，成立于1943年）相结合”的警卫模式，1983年成立了专门的“共和国总统安保小组”（GSPR）
但上述模式存在许多不足。以法国为例，2015年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任总统时期，法国《世界报》曾援引安保小组成员的话，指出“安保漏洞很多”，如许多人并非专业出身、个别安保人员酗酒或存在心理疾病、总统专车底盘防弹性能欠佳、安保小组成员射击训练强度不够和装备配套不齐等。曝料者称，2015年1月发生巴黎《查理周刊》编辑部恐怖袭击事件后，奥朗德第一时间前往事发地视察，安保小组“事先连用警犬搜索一下现场的最基本安保措施都没做”、“不啻让总统裸奔”。尽管时任GSPR负责人阿特（Sophie Hatt）坚决否认“漏洞说”，但许多知情者指出，GSPR成立时只有52人且分属警察和宪兵两个体系，最多时也只有90人，且大多数只担负两年特勤，漏洞多实属正常。
当然，有时法国“特勤”也会过犹不及：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曾让“特勤”负责秘密保护自己的私生女马扎利娜（Mazarine Pingeot），而现任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特勤”贝纳拉（Alexandre Benalla）则在2018年五一节示威期间打伤一名抗议者，引发公关危机，最终不得不被解职。
领导人更为强势的国家，则会采取一些更特殊的要人安保措施。
比较典型的包括“影子武士”（为要人寻找替身，让替身代替本人出席许多危险场合的活动，希特勒Adolf Hitler、斯大林Stalin ，losif Vissarionovich都是公认拥有多名替身者，据称英国首相丘吉Winston Churchill尔也有替身）、“狡兔三窟”（频繁更换居住地，最典型的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Muammar Gaddafi，习惯住在贝都因帐篷里，且“从不在任何地方连续两次过夜”的他，靠这一手躲过了包括美国“定点清除”在内无数次暗算）、“卫队扩编”（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和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都建立了几乎和陆军正规军规模相当的庞大“卫队”，其中直接负责本人及家属安保的兵力也达军团级规模）、“群众置换”（将群众性公开活动的参与者都换成“自己人”，甚至统一由安保人员扮演以防不测），等等。有趣的是，许多安保措施也会“惠及外宾”：1988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苏联，并在莫斯科红场和“过路群众”亲切互动。2009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张当时拍摄的老照片，其中身着T恤、颈挂相机的某“青年游客”，赫然就是当时在克格勃任职的“嫩版”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 ）。
有些政要在出访他国时，会要求接待国“配合”。印尼总统苏加诺（Bung Sukarno）1964年11月访华，曾要求中方为其专机提供“战斗机护航”，此前并无这方面经验的中国空军在完成这次护航后专门成立了“护航表演队”，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的前身；卡扎菲在职期间去美国纽约参加联大，曾向美方提出“要在纽约搭帐篷”的要求，说到底，也还是怕被暗算。
当然，也有些政要相信“求人不如求己”：已故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即便出访时和外国元首会晤，也会打破外交礼仪，穿军服、佩手枪；曾多次躲过刺杀的前约旦国王侯赛因（King Hussein I），不但能操作各种轻重武器，还是一名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靠过人军事素质几次化险为夷；智利总统阿连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在国内政治气氛紧张时，一支AK-47突击步枪不离身；如今正遭遇大麻烦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re Loukachenko），8月22日视察部队时也拎了支AK系的突击步枪，并引发反对派一片讥讽之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十八般武艺”也颇有知名度；甚至，“基地”恐怖组织头目本.拉登(Osamabin Laden)，在其生命最后几年深入简出，只偶尔在视频上亮相，但每次亮相都会把一支AKS-74U短突击步枪放在身侧。
尽管如此，仍有为数不少政要死于非命：他们有的百密一疏、仍然栽在刺客手里；有的则“躲得过暗箭、躲不了明枪”，被更高级数的“内忧外患”所压倒。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
被称为“幕末”的明治维新前后，曾掀起了一阵以“天讨”为名、针对政敌的政治刺杀热潮。这股政治刺杀热潮在一度沉寂后，又趁着一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妖风”卷土重来，并引发了导致包括首相在内高级政要相继被刺杀的“五一五”（1932年右翼少壮派军官刺杀首相犬养毅）、“八一二”（1935年“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刺杀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三少将）、“二二六”（1936年“皇道派”发动兵变，刺杀前首相、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前首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刺杀时任首相冈田启介、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等未遂）等著名政治暗杀、谋杀事件。
尽管如此，不论“幕末”或二战前、二战期间，日本军政要员的安保级别普遍比同期其它国家低得多：1860年3月24日导致日本政坛强人、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被刺杀的“樱田门外之变”，井伊直弼一行随从虽有约60人，却在大雪天身穿蓑衣，武器用放水布套罩住，在猝然遭到18名刺客突袭时，竟仅有一名护卫得以拔刀反击，最终导致刺杀成功。“二二六”事件中，几位身任要职的日本军政重臣，其官邸、私宅仅有区区几名配备手枪之类武器的警察、侍从护卫，结果被人数寥寥的政变军人轻易突破；1943年4月18日，视察途中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在所罗门群岛布因机场上空被事先掌握情报的美国陆军航空队P-38“闪电”战斗机截击，当时山本一行乘坐两架中型“一”式轰炸机，机上有1名大将和3名少将，如此重要的要人目标莅临前线，护航战斗机竟只有区区六架“零”式，导致美方截击成功。参加截击的一位美国飞行员日后回忆称，他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美国同级别人物莅临前线，专机周围会簇拥一大群护航机的”；直到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宣布投降前的最后一天，负责皇宫及首都警卫的近卫师团，其师团长森纠仍被闯入其办公室的两名不满投降少壮军官畑中健二、洼田兼三、上原重太郎区区三人刺杀，究其原因，这位师团长身边只有一名侍卫（还是他的内弟白石通教），让原本意在“说服”的刺客有了突然“暴起”的可乘之机。
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日本长期“武士道”传统，导致许多政要、尤其出身“武家”或曾任军职者以“不怕危险”为“有勇气”，以“护卫森严”为“怯懦”。随着二战以日本战败告终，“旧日本”体系终结，这个国家的要人安保，也从此与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