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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契丹语词，意为辽帝的行营。自辽代以来，“捺钵”一词由行宫、行营、行帐的本义被引申来指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合称“四时捺钵”。
作为一种活动习俗，是指辽帝在一年之中所从事的与契丹游牧习俗相关的营地迁徙和游牧射猎等活动。[1]辽帝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四时转徙。因此，皇帝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又称四时捺钵。辽代不同时期四时捺钵的地区也有所变化和不同。

春捺钵
春捺钵也称“春水”，意为春渔于水，地点一般在长春州(吉林白城市)东北35里的鸭子河泺，又名鱼儿泺，即今吉林省大安月亮泡。《辽史·营卫志》对鸭子河泺的描述是：“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
宋人王易《重编燕北录》则说：“春捺钵多于长春州东北三十里就泺甸住坐。”正月上旬皇帝的车帐自辽上京出发，到达鸭子河泺以后先在冰上搭起帐篷，凿冰钩鱼。钩鱼开始以前先派人于河上、下游截鱼，以防逃散。钩得头鱼，即于大帐置酒设宴，皇帝命前来祝贺的女真各部酋长依次歌舞，上寿助兴。
待冰雪消融，天鹅飞回，乃纵鹰捕鹅猎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其时皇帝冠巾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观望。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天鹅受惊而起，左右围骑举旗猛挥。皇帝得到头鹅以后，首献宗庙，祭祀祖先，然后群臣各献酒果，纵饮作乐。
夏捺钵
夏捺钵的主要地点为吐儿山，位于黑山东北。四月中旬皇帝起牙帐，车驾到达夏捺钵所在即将车马停驻山中，皇帝主持北、南臣僚会议，与北面、南面大臣会商决策军国大政。北面、南面官制在中国历史上是辽人与时俱进的大胆创造，可谓首开一国两制的先例。
北面官制以契丹故有的官制为基础而有所发展，又称“国制”，主要管理同契丹人相关的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制借鉴唐朝官制而加以变通，又称“汉制”，主要任务是治理州县、掌管财赋、分领汉军。《辽史·百官制》称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乃是对于北、南面官制的准确概括。
北、南臣僚会议是皇帝主持的北、南面官最高层的集会，会议结束以后皇帝拔牙帐前往行猎地点，游猎张鹰，讲习武艺。契丹官员和少量汉官扈从随行，这样有关契丹人的宫帐、部族、兵机、群牧之政即可由皇帝随时处理；大部分汉官则离开捺钵返回中京，按旨处理有关汉人的日常政务。

秋捺钵
秋捺钵也称“秋山”，意为秋猎于山。《辽史·营卫志》说秋捺钵在“永州西北五十里”伏虎林，这里的“永州”，辽史专家傅乐焕所著《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认为当为“庆州”之误。因为穆宗、景宗、圣宗、道宗和天祚帝时的秋山均在庆州，因而伏虎林也应在庆州附近。
《辽史·营卫志》在言及秋捺钵时说：“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栗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除了猎虎以外，秋捺钵还有射鹿的安排。每年7月皇帝的车驾到达秋捺钵，皇族与高官分布于山中泺水之侧，待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模仿鹿鸣，鹿乃纷纷奔跑而至，于是开始射鹿，俗称“舐碱鹿”，又称“呼鹿”。
冬捺钵
冬捺钵在永州东南30里的广平淀，东西20余里，南北10余里，地甚平坦，四望皆积沙，树木多榆柳。由于其地多沙，冬月稍暖，所以皇帝牙帐于此坐冬避寒，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兼受北宋及诸国贡礼，得暇时则外出校猎习武。
北宋文学家苏辙使辽时所作《虏帐》诗，曾记述广平淀的冬捺钵：“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舂粱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缯絮消顽凶。我来致命适寒苦，积雪向日坚不融。联翩岁旦有来使，屈指已复过奚封。”
“礼成即日卷庐帐，钓鱼射鹅沧海东。秋山既罢复来此，往返岁岁如旋蓬。弯弓射猎本天性，拱手朝会愁心胸。甘心五饵堕吾术，势类畜鸟游樊笼。祥符圣人会天意，至今燕赵常耕农。尔曹饮食自谓得，岂识图霸先和戎。”(《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虏帐》，《栾城集》卷一六)
诗中暴露的正统观念固然一无可取，应予否定，不过诗人对于冬捺钵的描绘却形神毕具、惟妙惟肖。至于其中“钓鱼”的说法，乃是苏辙走马观花而产生的误判，实际上正如程大昌《演繁露》引用久居契丹的“思乡人”武珪所言当以“钩鱼”为是，辽人捕鱼的方式与宋人毕竟是大不相同的。

而关于冬捺钵中皇帝行宫幕帐的形制规模，元人所撰《辽史·营卫志》则留下了珍贵的实录：“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卫。南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日寿宁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
“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桶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省方殿北有鹿皮障，帐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寿宁殿北有长春帐，卫以硬寨。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祗直。禁围外卓枪为寨，夜则拔枪移卓御寝帐。周围拒马，外设铺，传铃宿卫。”
其中所说的“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和“黄布绣龙”的豪华装饰无疑蕴涵着中原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是便于迁移挪动的毡帐式宫殿却继承了北方民族所居穹庐的古老传统，实际上乃为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相激相融的结晶，从而充分体现了番、汉合一的特点，使其成为辽朝多民族政权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