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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兵制和指挥的各种弊病和缺陷，这并不意味着宋军就一无所长。在消极防御的战略影响之下，宋军比较擅长守城战，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战术上的优点。此外，南宋时擅长水战，这对抗击金军和蒙古军，也起了颇大的作用
与北宋军对抗的辽军和西夏军不善攻城，他们除了能击破一些兵力少，守备弱的小城寨外，对守备较强的城市，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杨延昭守威虏军，虽“城小无备”，因为用心防御，也终于使辽军溃退(《宋史》卷272《杨延昭传》)。时人称杨延昭守卫的威虏军为“铁遂城”，魏能守卫的静戎军为“铜梁门”(《皇朝类苑》卷56)。

北宋分兵守城的战略固然是消极的：但在不少场合下也使辽军和西夏军无法长驱深入，只能实行沿边抄掠。澶渊之盟前夕，辽军在不能夺据多数城市的情况下，悬军南下，也是冒着归路被截，腹背受敌的巨大风险，故最后不得不签订和约。
金军不同于辽军和西夏军，能举行猛烈的攻城战。“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历代名臣奏议》卷334章谊奏)。金军的攻城器械包括火梯、云梯、对楼、偏桥、鹅车、洞屋等等，但最厉害的还是石炮。
第二次攻击开封时，“城下列炮座二百余所”，“飞石如雨击”，“又用火炮燔楼橹”(《会编》卷66，卷68)。可知在辽金战争中，金军已学会了使用火药兵器。到南宋中期，金朝的火药兵器也有发展，如宋宁宗时攻打蕲州，还使用铁火炮，“每一炮继以-—铁火炮，其声人如霹雳”(《辛巳泣蕲录》)。
南、北宋之交，即使在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宋朝仍然出现了坚守城市的战例。北宋末王禀指挥太原守卫战，坚持了二百五十多天，金帅粘罕的西路大军使用各种攻城器械，施展各种攻城战术，“悉为王禀随机应变，终不能攻”(《会编》卷53)，只是在粮尽援绝的情势下，才最后陷落。

太原府的守卫者，牵制住粘罕大军，使之长期不能南下，与东路的斡离不大军会师，延缓了北宋的灭亡。南宋初，赵立领导的淮东楚州保卫战，李彦仙领导的陕西陕州保卫战，都是顽强而壮烈的守城战，使金军蒙受重大伤亡。
宋军的战术特长，在与蒙古军作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蒙古军也很能攻城，”专恃炮为长技，以数百人拽一炮，中楼橹立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1《神道碑·杜尚书》)。但是，如杜杲守安丰军和守庐州，王坚和张珏守合州，向士璧守潭州，印应飞守鄂州等等战役，却都使蒙古军遭到挫败。宋军存在种种弱点和缺陷，却仍使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遭受出师以来最顽强的抵抗，甚至连元宪宗蒙哥汗也死于合州城下。
郝经“闻宪宗在蜀，师久无功，进《东师议》”，讨论“何曩时掇取之易，而今日图惟之难”的问题(《元史》卷157《郝经传》)。由于元宪宗大举猛攻的失败，使元朝一度丧失了吞灭南宋的信心。宋将刘整降元，提出灭宋计划时，“廷议沮之”，经他再三劝说，元世祖才对他说：“朕意决矣!”。(《元史》卷161《刘整传》)

南宋依仗水军抗金的战例，在前面介绍南宋水军时已作交待。南宋所以能长期对抗蒙古，一是善于守城，二是长于水战。刘整说，蒙古的“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元史》卷161《刘整传》)。在野战中，宋军完全不足以与蒙古的“精兵突骑”较量，而在守城战和水战中，却完全可以较量，甚至获胜。元灭南宋的关键决策人物不是伯颜，而正是降将刘整，刘整使元朝完成了重大的战略转变。
第一，将主攻方向由四川转移到襄阳和樊城，并且避免强攻，施行长围久困；第二，编练了强大的水军。这两项转变产生了成效。元灭南宋的五次重大战役，即破襄樊之战，破夏贵大军的阳逻堡之战，破贾似道大军的丁家洲之战，破张世杰海军的焦山之战，崖山之战，或是水陆协同作战，或是单纯的水战。可见元朝不是采取相应的对策，制服宋军的战术特长，是无法取胜的；而偏安东南，支撑一百五十年的南宋，也终因元朝转变战略而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