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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上海一个坐黄包车的商人被捕,原来是计划刺杀陈毅的杀手
送交者: Michaelliu888[♂☆★★铁面钟馗★★☆♂] 于 2021-05-10 20:39 已读 2023 次 1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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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6月11日早晨6点钟左右,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仍笼罩在夜幕之中,寂静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此时,十几个黑色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杨树浦路和江浦路的交叉口。他们神神秘秘地聚拢在一起,其中一个领头人正在交代着什么。不一会儿,众人便四散而开了,分别隐蔽在交叉口的周围。

到了上午快10点钟的时候,杨树浦路和江浦路上的行人,已经明显多了起来。嘈杂的喧闹声、叫卖声,使整个街道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时候,有一辆黄包车从黄浦江边,沿着江浦路向北驶来。拉车的人穿着短褂短裤,卖力地奔跑着,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不时用来擦拭额头上的汗水。




“叮铃铃,让一让,叮铃铃,让一让”,路上的行人听见车铃声和拉车人的喊叫声,开始纷纷躲避。黄包车上坐着一个人,他一副商人打扮,身穿灰色中山装制服,头戴黑色礼帽,用白色大口罩将脸遮得严严实实。

当黄包车行驶到杨树浦路和江浦路的交叉口之时,从四面八方突然涌出来十几个人,他们快步朝黄包车冲去。紧接着,黄包车被掀翻在了地上,拉车人站在旁边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而那位坐车的人则倒在地上,他捂着受伤的胳膊,口中发出“哎呦、哎呦”的叫喊声。

还没等坐车的人反应过来,他双手的手腕上已经多了一副手铐,然后从地上被拽了起来。坐车的人神色十分慌张,他用急切的语气大喊道:“你们要干什么?抓我干什么?我是普通商人。”

此时,十几个人中的领头人,冷静地说道:“你自己心里明白。”

听了这句话,刚刚坐在黄包车上的那人,再也不说话了,紧接着顺从地被押着离开了。很快,街道恢复了平静,就好像刚才那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

上午11点钟,上海公安部门的审讯室内。在黄包车上被抓的那个人,面对公安人员的审讯,开口第一句话是:“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掌握了我的线索。”

公安人员则厉声呵斥道:“封企曾,老实交代!”

封企曾是谁?他犯下了什么罪行?以至于公安人员要提前埋伏在街头,对他实施抓捕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封企曾,1916年出生在上海松江县(今松江区)封家埭的一个地主家庭。全面抗战爆发之后,20岁出头的封企曾跑到湖南黔阳(今湖南洪江)考,考入了军统特别训练班(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创办),成为了一名军统特务。

不久之后,封企曾被戴笠派回到老家,在军统上海行动大队担任组长、队长。后来,封企曾被日本侵略者逮捕,他摇身一变成为了汪伪特务,并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诸暨站副站长、浙东行动总队队长。

全面抗战胜利之后,封企曾继续为戴笠所用,担任过淞沪警备司令部海上巡察队队长。在此时期,封企曾干了很多为非作歹的恶行,还秘密执行过不少暗杀行动。特务头子戴笠坐飞机坠亡之后,封企曾又获得了另外一位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器重,成为了毛人凤手中一张搞暗杀的王牌。

1949年9月,随着第三野战军持续向华东地区进军,惶惶不可终日的封企曾,率领残余势力60多人,逃到了浙江舟山群岛北部的小洋山岛,在这里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而且,封企曾还多次派手下的特务,潜入大陆搞暗杀和搞破坏。

1950年5月的一天,“王牌杀手”封企曾从小洋山岛到达台湾,很快受到了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秘密接见。当时,毛人凤向封企曾下达了一个代号为“1243行动”的特别任务,他让封企曾潜回到上海,对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实施暗杀。

毛人凤交待完任务之后,笑呵呵地拿出了一张纸条,他对封企曾说道:“这份名单上的两个人,都是我安插在上海的特务人员。你到了上海之后,想办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让他们配合你的行动。”

封企曾接到纸条,仅瞄了一眼,便将纸条还给了毛人凤。毛人凤夸奖说:“不错、不错,你的记性很好,看来这次执行暗杀任务,你一定能够成功。”

封企曾向毛人凤敬了个礼,信誓旦旦地说道:“请长官放心,在下一定完成任务!”

不久之后,毛人凤还为封企曾举办了一个欢送会,预祝他马到成功。不久之后,经过一番安排和部署,封企曾就潜回到了上海。

作为一名军统王牌特务,封企曾自然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他不仅枪法精准、练过武术,并且还非常擅长伪装。同时,封企曾还非常谨慎和狡猾,他此前之所以只瞄了一眼毛人凤给的纸条,那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任何人。

封企曾担心的是,万一毛人凤提供的那两名特务人员已经受到了监控,那么自己去联系他们,不就是自投罗网了嘛。因此,封企曾潜回到上海之后,并没有与毛人凤提供的那两名特务人员联系,而是动用自己的关系来实施暗杀行动。




封企曾潜回上海,落脚在上海浦东一个名叫“凌家宅”的村子里。为什么封企曾要躲藏在这里?那是因为这里有他认为可以信赖的“熟人”——蒋阿成。蒋阿曾的儿子和封企曾是拜把兄弟,很早就死在了汪伪特务手里。从那以后,封企曾就代替拜把兄弟“孝敬”蒋阿成,慢慢地,蒋阿成遂将封企曾视作自己的干儿子,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封企曾来到蒋阿成家之后,藏匿在一间堆放杂物的草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此期间,封企曾消磨时间的方式是看小说。他最爱看的小说是《三国演义》,所以无论是干什么,他都随身携带着一本《三国演义》。封企曾的计划是,先在蒋阿成家安顿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风声和动静,如果没有任何风声和动静,他在开始执行暗杀计划。

然而,让封企曾没有想到的是,早在他潜回到上海之前,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就得知了消息——国民党保密局将于近日派遣一个名叫封企曾的“军统王牌杀手”,潜回上海执行暗杀上海市市长陈毅的代号为“1243行动”的特别任务!

不久之后,李克农立即将这一重大情报,报告给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罗瑞卿则很快将情报转发给上海公安部门,并命令他们一定要保护好陈毅的安全,并尽快对封企曾进行大搜捕。上海公安部门接到电报之后非常震惊,他们一方面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另一方面成立了专案组,全力侦查封企曾的行踪。




不久之后,专案组调集大批公安人员以“查户口”的名义,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一次大搜查。这一场大搜查下来,公安人员抓捕了不少潜伏的特务,但是并没有查获关于封企曾的任何线索。此时,躲藏在蒋阿成家的封企曾,由于整日不出门,所以他也不知道上海公安人员正在满大街搜捕他。

搜捕封企曾的工作,陷入了僵局,这让每一名公安人员都非常焦虑。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公安人员在审讯被关押的特务人员之时,意外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监狱中有一个名叫汪焯的特务认识封企曾。随后,公安人员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专案组。

专案组自然不会放过这条重要线索,他们对上海各个监狱进行了排查,最终在提篮桥监狱找到了汪焯。面对专案组的严厉审讯,这个汪焯一下子全交代了:他曾经跟随封企曾到上海浦东凌家宅去吊唁,听封企曾自己说,凌家宅里面有一个名叫蒋阿成的人,是他已经死去的拜把兄弟的父亲。

蒋阿成,这是专案组从未了解到的一条线索。很快,专案组就派两名侦查员到凌家宅去调查。当时,专案组也不知道这条线索是真是假,有没有用,所以两名侦查员到了凌家宅之后,找到了乡政府负责保卫工作的副乡长,以及凌家宅农会的小组长,让他们两个带路去趟蒋阿成家。

到了蒋阿成家,面对两名侦查员的询问,蒋阿成对封企曾的事情只字不提。为了慎重起见,两名侦查员决定对蒋阿成家进行搜查。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一跳。当侦查员走进蒋阿成家的草屋,一眼就看见了放在地上的一个瓷水杯和一本《三国演义》,另外草屋的墙上还挂着一个煤油灯。

很明显,这个草屋住过人。侦查员立即问道:“谁住在这里?”

蒋阿成神情紧张,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这时候,跟在侦查员身后的副乡长和农会小组长,开口说道:“蒋老爹,谁住在这里,你要老实回答。公安同志是来办案的,你可不能包庇罪犯啊,包庇罪犯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要严肃处理的。”

蒋阿成额头上冒起了大汗,他低声说道:“我的干儿子前段时间来过,他住在这里。”

两名侦查员异口同声地问道:“他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蒋阿成老老实实回答说:“他名叫封企曾,是一位普通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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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封企曾”三个字,两名侦查员大吃一惊,随即又问道:“他现在在哪里?”

蒋阿成回答说:“前两天就走了,说出去办点事。”

“什么时候回来?”侦查员继续问道。

蒋阿成结结巴巴地说:“这,这,我也不知道。他一向神神秘秘,可能等会就回来了,也可能就不会来了。”

侦查员告诉蒋阿成,“普通商人”封企曾就是公安部门要抓捕的人,真实身份是军统王牌杀手。蒋阿成听了之后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痛哭着说道:“同志,同志,我真不知道封企曾是什么王牌杀手啊。如果我知道他是杀手,我肯定不敢收留他的……”




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两名侦查员按照以前的侦查经验,让副乡长和农会小组长端来两盆水,泼在了草屋的地上。副乡长和农会小组长不明所以,只好照办。

不一会儿,两名侦查员眼前一亮,他们找来一把铁锹开始在一块地方,小心翼翼地挖掘。副乡长、农会小组长以及蒋阿成,被眼前的这一幕搞糊涂了,他们根本不明白侦查员这是在干什么。

其实,这是一种侦查手段。因为很多罪犯都会将“重要的东西”埋藏在地底下,如果将水泼在地面上,那么地面上就会显现一些特征,这样就能判断地底下有没有东西。两名侦查员刚才之所以眼前一亮,就是发现了地面上的特征,他们断定那块地底下一定有东西。

不久之后,两名侦查员就在地底下挖出了一个大木头盒子。打开一看,竟然是分别用油纸包裹起来的两支手枪、一盒子弹和两枚微型定时炸弹。两名侦查员兴奋不已,这些东西的出现,意味着对封企曾的搜捕有了重大进展。

此后,两名侦查员进行了分工,其中一位留下来继续进行监控,另外一位立即回去将侦查情况上报。当天,专案组紧急召开了一次会议,作出了安排和部署:一是派大量公安人员到蒋阿成家蹲守布控,如果封企曾返回蒋阿成家,就立即对其进行抓捕;二是继续加大在全上海市的搜查力度,摸清楚封企曾在上海的关系网。

当天晚上,天色十分黑暗,秘密蹲守布控在蒋阿成家周围的公安人员,突然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公安人员大喜过望,难道是封企曾?很快,公安人员一拥而上,将这个人摁倒在了地上。结果,在看清楚之后,公安人员才发现这个人竟然是打算逃跑的蒋阿成。

公安人员觉得蒋阿成心里有鬼,他肯定还知道一些事。于是,公安人员再次对蒋阿成进行了审讯。这一次,蒋阿成果然又交代了:“封企曾前几天走的时候,曾向他打听,坐轮船去青浦的码头是否有变化。”

这一个线索非常重要,封企曾肯定坐船去了青浦。封企曾去青浦干什么?他是要与什么人接头吗?通过连日来摸查封企曾在上海的关系网,公安人员发现,在封企曾的关系网中,有一个名叫沈必渊的人,居住在青浦县城厢镇。

专案组顺藤摸瓜,立即派人赶赴青浦县对沈必渊实施讯问。果不其然,根据沈必渊的交代,封企曾确实来找过他。沈必渊交代说:“封企曾来他家住了三天,一直待在屋子里没有外出,前不久才走。”

沈必渊还为自己辩解说:“公安同志,我和封企曾多少年没联系了,我根本不知道他现在是干什么的,他说自己是普通商人,我才相信他的。要是知道他干坏事,我是绝对不会收留他,请你们相信我啊!”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公安人员并没有对沈必渊实施拘留,而是将他放了回去,然后在沈必渊家的周围进行蹲守布控。与此同时,公安人员对沈必渊的家进行了搜查,特别是对封企曾住过的房间,公安人员的检查更为细致。

经过搜查,公安人员发现了一沓崭新的信签纸和一支钢笔。公安人员立即问道:“这信签纸和钢笔,是怎么回事?”

沈必渊如实回答:“钢笔是我的,封企曾借去用了,信签纸是封企曾让我买来的。”

公安人员小心翼翼地拿起信签纸和钢笔,敏锐地发现信签纸上有印痕,肯定是封企曾写字的时候用力太大,将笔迹印在了上面。

后来,专案组对信签纸上的印痕进行了辨认,发现上面写的是“老凯,1950年6月4日,上午9点,杭州路、眉州路路口见面”。专案组首先想搞明白,信签纸上面这些字是不是封企曾写的?可是由于不掌握封企曾的笔迹,所以无法进行对比。

怎么办?专案组请来了上海市专业的指纹鉴定技术人员,让他把信签纸上留下的指纹,和之前搜获的那本《三国演义》和瓷水杯上留下的指纹,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的指纹。经过技术人员的鉴定,信签纸、瓷水杯、《三国演义》上的指纹,是同一个人的。




可以说,封企曾无意中留在沈必渊家中的一张信签纸,成为了专案组侦破案件的关键。随着指纹对比成功,专案组也判明了封企曾的行踪——和一个名叫“老凯”的人,于1950年6月4日上午9点,杭州路、眉州路路口见面。此时是6月7日,这说明封企曾与“老凯”已经见过面了。为了以最快速度侦破这一案件,专案组决定先找到“老凯”再说。

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这个“老凯”呢?而且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外号,并不是真实名字。怎么办?专案组认为,既然封企曾约“老凯”在杭州路和眉州路的交叉口见面,那是不是意味着“老凯”就住在附近呢?

按照这种思路,专案组派人到杭州路和眉州路附近进行全面摸查,一定要找到“老凯”。可是,经过两天的全面摸查,公安人员仍旧没有查找到“老凯”的踪迹。此时,感觉就快捅破案件窗户纸的专案组,决定改变方法,对那些“老凯”有可能藏身的地方进行重点摸查。这样一来,位于眉州路上的一家机器修理厂,成为了公安人员的重点摸查目标。

1950年6月10日早上,两名侦查员经过伪装进入了眉州路上的机器修理厂,他们自称是上海市总工会的人,来这里调查一下工人们的工作情况。在谈话期间,两名侦查员故意提到了“老凯”这个名字。结果,有一位老工人当场向侦查员反映,“老凯”的真名叫崔镜明,就在机器修理厂上班。

两名侦查员一听,欣喜若狂,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专案组。不久之后,公安人员对外号“老凯”的崔镜明实施抓捕。在审讯过程中,“老凯”崔镜明交代说:“自己以前在旧上海的巡捕房工作,和封企曾是老相识了。不过,后来由于自己从巡捕房辞职了,所以他和封企曾就没有什么来往了。”

公安人员问道:“6月4日上午9点,封企曾约你在杭州路、眉州路路口见面,你们都说了什么?”

“老凯”崔镜明回答说:“封企曾让我给他办件事,就是在市中心租一个房子,而且还要求是临街房子,楼层要高,视野要开阔。他说要用来经商干买卖。”

公安人员继续问道:“你是怎么答应他的?”

“老凯”崔镜明说:“我说我尽量想想办法。”

公安人员大声喊道:“还说了些什么,你老实交代。”

“老凯”崔镜明唯唯诺诺地回答:“临别的时候,封企曾约我于6 月11 日上午10 时在杨树浦路、江浦路路口碰头,他要听回信。”

审讯至此,公安人员如释重负,终于搞了清楚封企曾下一步的行踪。此后,专案组经过精密部署,派出十几名公安骨干,同时押着“老凯”崔镜明,提前埋伏在杨树浦路、江浦路路口,对封企曾实施抓捕。

6月11日早晨6点钟左右,天还没有亮,十几名公安骨干押着“老凯”崔镜明,早早来到了杨树浦路、江浦路路口。在商量了一番之后,十几名公安骨干四散而开,隐蔽了起来。快到10点钟的时候,“老凯”崔镜明站在了杨树浦路、江浦路路口,他的身边有两名伪装成行人的公安骨干。

短暂的几分钟过后,一辆黄包车从黄浦江边,沿着江浦路向北驶来。黄包车上坐着的那个人,正是伪装成普通商人的封企曾,他穿着灰色中山装、头戴黑色大礼帽,用一个白色大口罩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

此时,站在路边的“老凯”崔镜明,远远地就看见了封企曾,急忙向黄包车招了招手。这是十几名公安骨干们事先设计的一个暗号,只要“老凯”崔镜明招手,那就说明封企曾到了。这时候,隐藏埋伏在杨树浦路、江浦路路口的十几名公安骨干,死死地盯着奔驰过来的黄包车。

当黄包车行驶到杨树浦路、江浦路路口的时候,公安骨干们一拥而上,将黄包车掀翻在地。紧接着,几名公安骨干向前一扑,将倒在地上痛苦呻吟的封企曾牢牢控制住,并为他戴上了冰凉的手铐。至此,被毛人凤派来上海计划暗杀陈毅的“军统王牌杀手”封企曾落网,他或许根本不知道,正是因为他无意中留在沈必渊家中的信签纸,最终暴露了他的行踪。




1951年4月29日上午,上海逸园文化广场,上海各界代表万人大会正在举行。在代表们的唾骂声中,罪大恶极的封企曾被押到了广场中央,接受人民群众的公审。第二天,4月30日,“军统王牌杀手”封企曾在上海龙华刑场被处决,终年35年,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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