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畦（1901～1994）四川成都人。中共优秀党员，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女革命战士，进步作家，民国“七大女将军“之一。


一


“天有美人江，
地有少女风，
谁云巾帼不英雄？
红是桃花骢，
青是莫邪锋，
谁云粉黛可怜虫？”
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武汉黄埔军校分校的校歌，名为《妇人从军歌》，号召和颂扬女子参军入伍。胡兰畦在军校读书时曾经学唱过这首歌，只是她没想到，这一唱，就是一辈子。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里，热血男儿纷纷挺身而出，参军当兵，为国尽忠。而女流之辈也“巾帼不让须眉”，人人争做花木兰，为了国家和民族勇往直前，胡兰畦亦是这样的女子，毅然响应革命号召，换下红装着军装，做了民国的“花木兰”。
胡兰畦于1901年6月26日生于四川成都，祖上是明朝开国大将胡大海，父亲胡卿云参加了四川哥老会，终生为“反清复明”而奔走呼号。母亲鲁葆珍含辛茹苦地将胡兰畦兄弟姐妹四人抚养长大。鲁葆珍知书达理，颇有文化，胡兰畦刚记事时，她就教女儿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经典名篇，使她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这也为她长大后投身革命打下了基础。
兰畦者，兰花盛开于田园之意也。但胡兰畦并不是柔弱的庭中娇兰，而是刚毅的空谷幽兰，她从小便有胆有识，极富主见，早在“五四”时期，她就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与爱国豪情。
胡兰畦16岁时，家里给她定了亲，男方叫杨固之，是她的表哥，是一个胸无点墨、贪图利益的商人，而胡兰畦受新思想的影响，一心向往男女平等，立志为国家做贡献，自然不喜欢庸俗的杨固之，但在强大的封建家庭势力之下，她的反抗再激烈也是无效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的脾气变得愈发暴躁，家里也不再温暖了，胡兰畦成了没人疼的孩子。她刚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家里就逼着她与杨固之完婚。于是在1920年10月16日那天，19岁的女孩哭着当了新嫁娘。
没有感情的婚姻像一潭死水，胡兰畦再也过不下去了。身为将门之后，胡兰畦自然也是“将门无犬女”的女英雄，她自小以女将军花木兰自居，视“鉴湖女侠”秋瑾为偶像，梦想着能像她们一样征战沙场，为国尽忠，她志在远方，怎甘心做商人妇，所以婚后不久，她便在朋友的帮助下，从成都逃到川南巴县女学当了一名教员，与旧家庭一刀两断，自己开始独立谋生。到了1923年，经过亲友的证明，她和杨固之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终于恢复了自由身。

（胡兰畦与养女）


二


1921年，胡兰畦在重庆，听说四川军阀杨森要建设一个新川南，于是她满怀希望地去了泸州，入川南师范附小当教员，也就是在那里，她结识了秦德君、恽代英和卢作孚等志士，尤其是秦德君，成了胡兰畦的闺中密友。现实远比梦想要残酷，军阀混战不息，杨森频频战败，胡兰畦等新派人物因此遭到了当局的通缉，无奈之下，她只得返回成都。
1922年，胡兰畦遇到了她一生的牵绊——陈毅。那时陈毅因参加留法学生爱国运动而被驱逐回国，任职于重庆的《新蜀报》，他会讲故事，会写诗，在四川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颇有声望，胡兰畦亦对他仰慕万分。是年夏天，胡兰畦到重庆探望一位朋友，她特地登门拜访了心中的偶像陈毅，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陈毅还给她写了一首白话诗：
“小孩子，
不要哭！
跌倒了，
爬起来再跑。”
此后两人时常往来，爱情的玫瑰愈加芬芳。
本是一段好姻缘，但时事艰难，再见时已物是人非。
1923年，杨森投靠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得以东山再起，很快便打回了成都，春风得意的杨森听闻胡兰畦貌美倾城，便萌发了纳她为妾的念头。胡兰畦的确长得很美，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身材苗条，气质独特，艳惊四方，杨森当时已经妻妾成群，但好色荒淫的他并不知足，为了得到胡兰畦，他让他的四姨太、也是胡兰畦曾经的同学田蘅秋代自己向胡兰畦求婚，胡兰畦并非爱慕虚荣的庸脂俗粉，对杨森绝无好感，对富贵无欲无求，断然拒绝此事，杨森自然不肯善罢甘休，胡兰畦为了逃避他的纠缠，在友人的协助下逃往上海。
胡兰畦的好友秦德君后来把她的故事转述给了作家矛盾，矛盾因此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书中娇美而刚毅的女主人公梅行素的原型便是胡兰畦。
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胡兰畦见识大增，风光无限，她列席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又任职于上海女子工业社，还报考了环球电影公司，因为貌美，她还当过《良友》画报的封面俏女郎，迷倒了一众男子，名噪一时。
1924年秋，胡兰畦再次回到了重庆，遇到了正欲报考黄埔军校的川军青年军官陈梦云，他是陈毅的堂兄。陈梦云对胡兰畦一见倾心，极力邀请她同自己共赴广州，胡兰畦受其感动，遂与他在重庆匆匆举办了结婚仪式。
到了武汉后，陈梦云报考黄埔军校因体力不支遭到淘汰，胡兰畦也想报考，只可惜军校不收女生，她的愿望落了空，暂时进入中央妇女部工作，当时担任部长的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胡兰畦十分受她赏识。
1926年秋，北伐军占领了武汉，黄埔军校的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从广州迁往武汉，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人称“第二黄埔”，后来改称为“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汉很快便成了全国青年向往的革命中心。武汉军校成立后，开始在全国各地招收学员，并首次公开招收女学员。胡兰畦听说这个消息后，立即向丈夫提出要去武汉报考军校，然而陈梦云的大男子主义在这个时候暴露无遗，他坚决反对，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胡兰畦决心已定，不肯退让，夫妻俩为此争吵不断，感情日益变淡。再加上陈梦云在北伐战争中退缩不前，贪生怕死，令胡兰畦备感失望，于是两人分道扬镳，三年婚姻不过梦一场。
1927年初，胡兰畦独自赶到了武汉，顺利进入了她朝思暮想的军校，得以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终于圆了她从小以来的军人梦，从此以后，她既是“文小姐”，又是“武将军”。

（年轻时的陈毅）


三
1929年，胡兰畦在江西党务学校做秘书，因发表抨击南京政府的言论而被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驱逐出境，在一些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她得以赴德留学。
1930年，在柏林的胡兰畦结识了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和其子廖承志，并在廖承志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也在柏林，何香凝回国后，是胡兰畦陪伴在宋庆龄左右，照顾她的饮食起居。1931年，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老夫人去世，她陪宋庆龄回国奔丧，之后再次返回德国学习。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胡兰畦因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而被逮捕，三个多月后，经过宋庆龄和鲁迅等人的解救，她才得以出狱。她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写成一本小册子，名为《在德国女牢中》，文章立即被译成俄、英、德、西四种文字，国际反响十分强烈，她的名字和事迹很快在国际上流传了起来。此书是中国报告文学中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奠定了胡兰畦中国杰出女作家的地位，因为此书，她被德国人驱逐出境，英国和法国也将她拒之门外，但苏联却对她敞开了大门，当时苏联正在准备召开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她受邀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参会，受到苏俄大文豪高尔基的亲自接见。高尔基指着她对朋友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人！”
1936年高尔基逝世，胡兰畦受邀赶到莫斯科参加葬礼。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其抬棺，胡兰畦与高尔基的儿子、儿媳妇一起手捧遗物，执绋送葬。
回国后，胡兰畦担任何香凝的秘书，“一·二八”抗日战斗打响后，她组建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自任团长，带着服务团的姑娘们剪了干净利落的短发，勇敢地奔赴前线，从事抗日宣传，参加战地救援，组织文艺演出，冒着炮火前进。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胡兰畦的战地服务团在抗战时期足迹遍及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行程长达两万多里，她被誉为“战地之花”和“当代花木兰”。
1937年底，胡兰畦在江西南昌与陈毅重逢，一别十年，相思入骨。二人彻夜倾诉思念，遂订白首之盟。陈毅禀告了自己的父母，得到同意后又禀报给组织。然而组织上却不同意，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说陈毅是新四军高级将领，她若与陈毅结婚，则她地下党员的身份就会暴露，项英还苦口婆心地对她说：“你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为了革命大局，胡兰畦不得不牺牲个人幸福，她含着泪点头应允。
1938年3月，胡兰畦和陈毅痛哭而别，陈毅在写给她的信中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的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的牺牲，我们为革命牺牲个人的幸福，是最伟大的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胡兰畦接受了陈毅的“三年之约”，只可惜，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三年之中，因为战事阻隔，胡兰畦与陈毅失去了联系。三年后，陈毅在延安娶了张茜，成家生子，而胡兰畦仍孑然一身，一杯苦酒喝了终生。


（年轻时的胡兰畦）


四
1939年夏，胡兰畦从成都赶到重庆，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授予少将军衔。民国37年历史，只有7位女性位列将军之位。她们分别是中将宋美龄、奇俊峰和巴云英，少将谢冰莹、额仁庆达赖、姜毅英和胡兰畦。
当时有人向国民党元老李济深表示不服气:胡兰畦不过是一个弱女子，怎么可以做将军呢？李济深坦然回答道:“以她的革命历程，要是男的，都可以做中将了。”
1947年夏，国民党各大报纸上突然刊登出了“陈毅阵亡”的消息，胡兰畦看到报纸后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最爱的人没了，她的心仿佛被掏空了。接到陈毅父母的来信后，她毅然决定代替陈毅赡养二老，以尽孝道。她把成都老家东门外的一处果园、一片田地和一座房屋都给了陈毅的父母，作为养老之用。后来得知报上消息为假，陈毅安然无恙，她欣喜万分，仍一如以往地照顾陈毅的父母。
解放后，陈毅当了上海市市长，胡兰畦在台下看着他在台上滔滔不绝地演讲，她不能靠近，只能站在人群之中远远地看着他，只能在暗地里痛哭。她约了陈毅见面，但来人却不是陈毅，而是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对她说：“陈毅已儿女成群了，你还找他做什么？”她沉默良久，转身离开，泪水洒落一地，没有人看得见，她的真爱与痴情，被尽数摧毁，被无情埋葬。
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陈毅，她此后未再见他，也未再嫁人，她在北京工业大学找了一份总务处职员的工作，收养了妹妹的女儿，以慰孤怀。
“三反”、“五反”时，清廉自律的胡兰畦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贪污分子”，备受侮辱。
1954年，人们大力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胡兰畦又被打为“胡风分子”，然而事实上，她根本就不认识胡风。
1957年，全国上下开始“反右”，因为曾做过国民政府的少将，胡兰畦被打为“右派分子”，送到乡下农场劳动改造。
“文革”中，胡兰畦由于身份特殊再次遭殃，屡遭批斗，一只耳朵被红卫兵打聋，生活异常艰辛，连买菜做饭的钱都没有，只得四处向好心人借钱。
1982年，胡兰畦当年的老朋友廖承志托人找到了她，为她平反，帮她恢复了党员身份，她后来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晚年的胡兰畦心态平和而乐观，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她老当益壮，尽心尽力，为老年人事业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国际妇女界谈起她的名字，无不钦佩不已，无不感慨万千。
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在成都逝世，享年93岁。这位民国的“花木兰”最终魂归乡里，长眠故土。
199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胡兰畦回忆录》，全书上下两卷，数万字，一字一句，皆由胡兰畦一生心血凝结而成，可惜她已经看不到了。
胡兰畦革命一生，两袖清风，她曾说：“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
陈毅元帅曾经写过一首名为《幽兰》的五言律诗:
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
只为馨香重，求者满山隅。
他并没有明确说明是为谁而作，但众人都看得出来，一字一句皆在言胡家那朵美丽高洁的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