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左）和毛泽东
　　日军占领东北，进而威逼华北。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不愿与红军作战的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于1933年6月1日在陕南汉中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联合反蒋，共同抗日”的《汉中密约》，又称《汉中协定》《巴山协定》。这是我军第一个成功的统战协定。
　　《汉中密约》是我军统战第一个有效协定（亦称《成功协定》），也是我国抗战史上国共两支武装第一个御侮协定，它引出三年后的“西安事变”，就此揭开了全民抗战的新篇章。《汉中密约》湮没不彰，有以下几个原因：
　　张国焘掩盖了《汉中密约》的事实真相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汉中的杨虎城鉴于我们打垮田颂尧的声势，暗中径行与我们联络，协议互不侵犯。”
　　其实，杨虎城派使求和，早就着手筹划了。陕军密使武志平仅在出使红军的路上就走了将近10天，他到达红四方面军总部时，红军正在与川军田颂尧部展开空山坝大战。武志平送去的军用地图当天深夜就由傅钟派骑兵送到了总指挥徐向前手里，使之在空山坝大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由此而言，杨虎城派使求和，并非因红军“打垮田颂尧的声势”所致。张国焘隐瞒事实真相，这就将《汉中密约》的统战之功变为他“能力超群，领导有方”的“硕果”，更为其篡党夺权增加了筹码。
　　我党宣传工作的偏颇，致使知者寥寥
　　毋庸讳言，我们的宣传工作出现过某些偏颇。例如：宣传我军抗战较多，宣传国民党军队抗战较少。宣传一方面军的较多，宣传四方面军的较少。宣传解放区的较多，宣传白区我党地下工作的较少。《汉中密约》是杨虎城发起，其陕军系国民党军队、武志平系国民党部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陕军签订密约的是红四方面军，故被舆论界所忽视。
　　而避讳张国焘也影响了《汉中密约》的宣传。就红军而言，《汉中密约》是由张国焘亲自过问和领导的。有人怕给自己添麻烦，怕扣上“为错误路线翻案”的帽子，因而谈及《汉中密约》总是语焉不详。
　　与之对应的是，中央红军在江西时曾与福建的蔡廷锴等人密约反蒋起事，但在1933年10月的“闽变事件”的关键时刻，中央红军没有兑现行动。而张国焘与陕军在1933年6月1日签订的《汉中密约》，不仅有条文，也兑现于行动，故为《成功协定》。因为时代之局限，人们不愿将“我军统战成功协定第一人”之桂冠落在张国焘头上，致使《汉中密约》长期冷落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周恩来的解释取得了杨虎城的谅解
　　不愉快的结局造成了历史的沉默
　　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突袭了陕军第三十八军军部所在地汉中市。其目的是声东击西，诱敌转移，达到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的目的。这一计划，在当时虽说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在统战政策上却是一大伤害。因为统一战线是我党“三大法宝”之一，张国焘为避“贪小失大”之嫌，特在其《我的回忆》中作了许多辩解。但无论怎么解释，都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一、陕军没有向红军背后开枪；二、因《汉中密约》，陕军对红军做出了很大贡献；三、张国焘攻打汉中，事先没向陕军打招呼。
　　张国焘突然袭击汉中这一违约事件，弄得杨虎城非常伤心。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十分惋惜地对周恩来副主席说：“当年《巴山协定》，互不侵犯，相得益彰，那多好！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攻打我汉中？吃了我两个团呀！要是没有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中央军就没有理由增兵陕西，也就不会惹出后来这么多的麻烦事！”
　　周恩来深感歉意地说：“许多事都在总结经验。我们内部也很复杂，一句两句说不清。”
　　周恩来的这番解释取得了杨虎城的谅解。
　　——摘选自《1933年：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汉中密约》 长征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