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希圣，我国军事无线电密码破译的第一代专家，被周恩来称为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战争年代里，他带领着情报局立下汗马功劳；和平年代中，他积极推行责任田，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他的人生故事至今看来跌宕起伏，给人带来启示和感悟。
情报局长曾希圣
　　如今，大家通过许多影视剧都觉得情报人员似乎是非常神秘和非常帅的。其实不然，在惊险刺激的背后是艰辛艰苦以及时刻面对危险的惊心动魄。而曾希圣便是其中最早的创业者。
　　曾希圣，1904年出生在湖南省兴宁县，长期从事无线电密码破译研究，1932年到达中央苏区，当时就任命他为侦察科长。之所以如此安排，是由于之前他有丰富的侦察经验。
　　曾希圣到达中央苏区的时候，正值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大发展时期，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情报工作很重要，就把侦察科变成了情报局。后来就演变成了一局、二局、三局，一局是作战局，二局是情报局，三局是通信局，曾希圣就是二局情报局的局长。
　　当时国民党包围苏区，“剿共”、“剿匪”。曾希圣便派人出去侦察，搜集一些情报。当时真正的情报来源主要还是靠人，即派情报员出去侦察。然而每次侦察行动结束之后，曾希圣就感觉情报员出去的多，回来的少，经常发生被逮捕的情况，而搜集回来的那些情报，也比较片面。作为二局的局长，曾希圣感到责任重大。
　　赣州战役的时候，侦察回来的情报表明赣州这一块，敌人比较少，大概只有几千人。当时红军觉得，这个力量似乎不是太强，可以打。
　　实际上当时赣州北面，驻扎着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即陈诚率领的精锐部队，而这一情报没有被准确探查到。开战之后，红军以第三兵团为主力冲进去打，第五兵团作为后援。但这个时候，陈诚就带着军队迅速南下进行支援。结果那次战役整个红军牺牲了三千多人，特别惨烈。作为情报局长的曾希圣对此感到十分内疚。从此以后，他就一直在想，怎么能够搞到特别准确的、及时的情报。突然有一天，他想起以前结识过的一个报务员，这个报务员对他说军用密码电报是可以猜译的，曾希圣由此萌发了一个想法，决定从破译敌军密码电报方面找出路，只要能够攻破破译难关，就可以获得敌军战役的情报。
　　然而国民党军的电文内容繁杂，文体古怪，电文普遍较长，带有不常用的汉字、形容词、简化词组，古怪的文体，弄得他们自己对着密本译电都十分费劲，何况破译。曾希圣知难而上，一方面大量抄收敌台发出的密电，并按时间分部登记编号，通过战况实际分析密电内容；注意收集部队缴获的敌军密码本和电报底稿，以便从中找出破译的方法；另一方面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军电台人员了解其密码和译电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向我党无线电通信创始人周恩来请教，以求弄清编码的规律。当时搜罗了大量的电报报文，足足有两大箱，曾希圣就和他的手下，没日没夜地翻、找。结果找到了一份电报，那份电报是已经翻译出了三十多个字，其它的都还没有翻译出来，曾希圣一下子就觉得曙光在眼前，因为既然有这三十个字，就可以慢慢地以此为突破口寻找规律。
　　为了翻译这份电报，那段日子，曾希圣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没日没夜。最后，他终于把这篇电文翻出来了，为了证实它的正确性，再根据其他地方的情报信息，进行核对，最后证明这份电报译的是对的，这样，就打开了一个缺口。以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曾希圣破译的电报就已经很多了。
　　然而敌人很狡猾，他们的密码开始变化，因为敌人的嫡系很多，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密码，都还不一样，所以这些密码就要不断地破译。那时，他指定两个同志跟他一起，他们三个人组成一个破译小组，根据从敌人那里弄来的密码进行研究。在外人看来，这实际上像破译天书一样。为了更好地提高破译密电的效率，曾希圣把整个二局，从格局上就开始分工，分得更加专业化，有专门破译的，每一部电台，都针对敌人的每一个师，或者两个师，这样收的报就比较熟悉，然后再破译就特别快。这样效率大大提高。没多久，国民党围剿时用的那些密码，基本上二局都能够掌握住。
　　那时，曾希圣压力特别大，在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因为特别艰苦，一整天都吃竹笋，当时没有盐，就是水煮竹子吃，吃到最后曾希圣看到竹笋就反胃，最后酿成严重的胃溃疡，身体条件很差。
令李默庵都吃惊的破译能力
　　虽然曾希圣几乎要累垮了，但二局的破译能力却是越来越强，所有被二局侦收到的密电都能够破译，甚至连国民党名将、黄埔三杰之一李默庵用密码发给老婆的诗都准确无误地破译了出来。
　　当时，正值四次反围剿的时候，李默庵所率部队往来的密电以及来往通讯，二局基本上都能够截获并且破译。一次，在打登仙桥附近的一场战役时，红军一举歼灭了国民党两个师，两个师长，一个被击毙，一个被俘。李默庵的部队并没有受太大的挫伤，但他心情也特别不好。于是他通过他的师部，用密电给他远在上海的夫人发了一首诗，尾联是“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以纾解他忧伤的心怀。二局截获并破译了这首诗，报告给朱德、周恩来。1936年12月周恩来到西安处理西安事变时，见到他的黄埔学生李默庵，想起了这首诗，说李默庵的诗写得好，并随口说出了诗句。李默庵大吃一惊，三年前写的这首诗不曾给他人看过，又是用密码电报发给夫人的，周恩来如何会知晓？周恩来直言相告，说红军截获了电报，李默庵于是大惊失色，他震惊于红军无线电侦察的能力。
　　周恩来记住了李默庵的诗，更记住了曾希圣。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迎来了红军建军六周年纪念日，曾希圣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周恩来更称他为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长征路上，献妙计助红军摆脱困境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这一路上，曾希圣的任务更重了。
　　长征路上，红军要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围追堵截，如果没有情报，两眼一抹黑，肯定无法突出重围。所以长征路上，曾希圣就对二局下命令，搜集情报、破译密码这些事不能间断。他把人员分成两个梯队，一个梯队首先安营扎寨，竖起电台，打开侦听的机器，开始侦收译电。另一部分人，就随着红军的大部队走，走到了某个地方，停下来，安营扎寨，立刻开始进行侦收，此时，第一梯队的人才收拾跟上来。所以情报局的人员在长征的时候，虽然没有打仗，但是特别辛苦，没有休息的时间，24小时，你不走路，你就得要接受侦听。在这个时候，从中央来说，不管是周恩来、朱德，还有毛泽东，都特别地关心他们，给他们的待遇也特别高，如果他们走在路上，有病号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经常把自己的马匹让给他们，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因为到了就得干活。
　　那段日子，曾希圣的性格，在别人的眼里看上去，似乎比较古怪，实际上他是急躁，军情压在身上，不赶紧翻译出来，对战争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有一次，收到了一份密电，朱德非常着急，就跑到曾希圣的帐篷里问他，翻译出来了没有，曾希圣就急了，吼了起来，这刚拿到怎么就翻译了，你别妨碍我工作，就把朱德推出了帐篷外。朱德也没吭声，就走出了帐篷。曾希圣什么也没管，就在那儿翻，一直翻到早上，天快亮了，终于翻完了，他非常高兴，就拿着电报，急匆匆出去，看到朱德蹲在帐篷外面，就这么等着，曾希圣特别感动，说翻完了，赶紧就跟他一起交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那儿去，大家一块儿看。
　　长征路上，既要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更要面对敌人时刻的威胁，在二局提供的情报的协助下，红军在长征路上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漂亮的战役，其中四渡赤水更是以其精彩的布局而成为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这场著名的战役，红军用了不到三万人，对抗敌军四十万。实际上二局很早就已经破了敌人的密电，知道他们的动向，哪个部队朝哪个方向走。如此就能够摆脱敌人，从敌人的缝隙中间穿插过去。
　　当时第四次渡赤水的时候，整个红军大部已经在赤水的南岸排列整齐准备渡赤水了，当时分析，北岸只有敌人两个独立师，是比较薄弱的，只要能过去，对付这两个师，不在话下。但是这个时候，周浑元、吴奇伟，这两个敌军的主力纵队，已经从南面向我军靠近，如果真正逼近的话，我军人数没有敌人多，必然要有一场特别大的血战、恶战，伤亡将会十分惨重，在这个情况下，红军整个指挥部，二月三十日晚上，开了整整一个晚上的会，商讨对策。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曾希圣聚在一起，就想怎么办，此时，曾希圣突然灵光一闪，提出一个妙计，利用我方掌握的敌人的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给敌军的两部主力，将其调开，以赢得我军过江的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拍案叫绝。蒋介石常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曾希圣正是利用了蒋介石的这个特点，此计有成功的把握。但假电不能太离谱，只能迟滞对方的行动，另外我军也得有防患的准备，并且这个方法只能用一次，否则不仅无效，还会暴露我军无线电侦察的能力。
　　于是，拟定电文，发出假电。
　　假电发出之后，曾希圣密切注意敌军的动向，果然不出所料，敌人上当了，周浑元和吴奇伟的部队继续向原来行军的那两个方向分开岔走。红军终于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而蒋介石始终没有发觉红军假借他的电令。而这个秘密即使在我们党内高层，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这是必须绝对保密的，所以曾希圣长久以来一直严守机密，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任何一点有关他长征的事。作为女儿，曾小红在小的时候曾经问过父亲长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父亲究竟在长征中做了些什么，曾希圣总是三缄其口，因而女儿对父亲长征的事，在心里始终是个谜。直到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才跟曾小红讲起这些往事，小红从心里对父亲感到佩服。
大力推行责任田
　　走下战场，和平的年代里，几十年中，曾希圣在各条战线积极开展工作。特别是对于“责任田”的推行，倾注了他的智慧和热情。1958年， “大跃进”的风潮席卷全国，当时的安徽是一片“热土”，提出来三年要大变样，要大翻身，当时搞得是轰轰烈烈。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了，问题就暴露出来。
　　一直以来，曾希圣对大跃进都是积极拥护的，他曾经坚信人民公社是中国的出路，然而当他在实践中发现其所存在的种种弊端，看到天灾人祸后人民生活的惨状，作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觉得他一定要做些什么。于是，他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专心安徽的工作。在去安徽的路上，曾希圣心情特别沉重，后来他的一个保健医生跟曾小红说，他们回到蚌埠，看到大批的难民在蚌埠火车站，曾希圣就跳上车，站在那儿跟大家说，你们不要走，我保证要让大家能够有饭吃，大家回去，就这样子呼吁大家回去。那时的曾希圣非常了解农民究竟艰苦到怎样的程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经常组织大家开会，会上，有人举了一个例子，说在宿县有一个老农民，七十三岁，他的儿子得了肺结核，没有劳动力了，有人就劝他，你就吃五保吧，他说不，他说能不能跟公社要求，给他几亩荒地，让他自己去开荒地种粮食，自己养活自己。公社就同意了，心想你反正也不要吃公家的粮嘛。他就开了十几亩荒地。那么这一年下来，打了三千多斤粮食。他自己留了一千多斤，上交了一千八百斤粮给公社。这在当时绝对是大新闻。这个例子讲完以后，曾希圣就觉得，这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于是决定推行责任田。
　　所谓“责任田”，就是包产责任制，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人，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当时曾希圣考虑到，一开始，反对的意见肯定很多，所以要进行试点，试验成功再推广。另外，他觉得一定需要得到有力的支持，所以在1961年的广州中央会议上，他就向主席汇报，就说我们准备搞责任田试点。主席就说，可以试验嘛，做错了检讨就是了，如果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是很不错的事。
　　回到安徽以后，曾希圣首先在合肥郊区的蜀山公社进行试验。试验责任田有许多需要统一的地方，首先是水利，另外还有大农具以及上缴的粮食。对于一些老弱病残、劳动力不强的人，可以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养鸡、养牛、养羊，都定好一定的定量，完成了，超产了，便是他们自己的。另外，农民包产交上来的粮食，也要通过队里分配，大家平均有一份，超产的也能拿超产奖，这样农民非常高兴，多劳多得，大家都干劲十足，每天大清早天不亮就下地，劳动积极性特别高。
　　到了1961年的8、9月份，主席到南方视察，回来路过蚌埠，曾希圣就到火车上跟主席汇报责任田的情况，他告诉主席责任田能够多打粮，而且农民都觉得确实有方向。主席说能够多打粮，这是好事，你们可以扩大范围。曾希圣一听高兴了，回来又跟省委传达，说主席同意了，可以扩大范围，范围就逐渐的扩大，从百分之六十几，到百分之七十几、八十几，最后到1961年的冬天，已经到91.1％了，安徽基本上都搞了责任田。那年的整个粮食产量超产了五十多亿斤，将近六十亿斤。
风暴降临
　　“责任田”推行后，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然而一场风暴也显露出了降临的前兆。
　　1961年底的时候，中央搞了以队为基础，以队为核算单位，纠正过去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样就把权利基本上下放，可以解决大锅饭的问题。1961年的冬天，毛泽东到了无锡，让曾希圣去见他，就跟他说，由于已经搞了以队为基础，责任田能不能停下来，因为责任田可能还是有点方向问题。曾希圣就跟他解释，说现在形势特别好，粮食也增产了，农民也特别高兴。讲了很多，毛泽东没有表态。曾希圣回来以后，觉得主席没有表态，可能也是认同了吧，就继续推广。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安徽搞大跃进时期的问题受到批判，曾希圣做了检讨。他所倡导的“责任田”不但没有受到重视，还遭到了严肃批评。
　　当时中央收集上来的关于安徽搞责任田的意见，有的意见反馈觉得好，也有觉得不好的，持反对意见的这方主要认为还是路线上不对，即单干风，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应该走的路。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搞责任田被提出是路线问题，当时曾希圣表示保留自己的看法，他说在责任田的问题上，要用以后的事实来证明。当时他的想法是，责任田还要继续搞下去。但是没想到，在这次会议上，就决定要免去他安徽省委书记的职务，最终他不得不离开安徽，举家搬到上海。
　　在从安徽到上海的火车上，曾小红第一次看见父亲流眼泪，当时年幼的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路上，就听父亲跟柯庆施在谈，说让我回去，我要向安徽人民赔罪。责任由我来承担，从哪儿跌倒，我就要从哪儿站起来。但是中央没有同意他回去，曾希圣“赋闲”了，他被调到上海担任华东局第二书记。
　　对曾希圣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刚到上海的时候，他一直在看文件、写检查，曾小红他们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作为父亲，曾希圣从来不对孩子讲这些事。孩子们唯一的记忆是父亲异常苦恼。
　　虽然赋闲了，曾希圣还一直琢磨如何才能提高粮食产量，甚至亲自动手研制插秧机，一切一切都不离开粮食的增收问题。正当他日夜埋头苦干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岁月
　　1965年，曾希圣被调到西南局工作。没过多久文革开始了，异常混乱，斗这个斗那个，但曾希圣因为是刚到四川，刚开始没有触动他，还比较平静。但是到后来就不行了，造反派一下子就冲到他们家里抄家。让曾小红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个五月，造反派冲进来把曾希圣抓走，拖到一个大会场，批斗他，要他下跪，他坚决不下跪。曾希圣这个人特别的硬，他就不吃这一套。造反派看没有办法，就踢他的膝盖，一直把他踢得跪倒在地上。曾希圣又挣扎着爬起来，他们又再把他踢倒在地上，就这么一直踢，踢得脊椎这些地方全是伤。不仅如此，还抓着他的头，从台子这头拖到那头，那个时候曾希圣已经六十多岁了，实在撑不住，但他绝不松口，我不反党，我拥护毛主席，一直都表现得如此。后来造反派也没办法，就把他抓起来，上大卡车游斗。这时候有几个清华的学生，他们从北京来，他们了解曾希圣，他们觉得曾希圣一直是革命的，就跟着跳上了这辆卡车，一路看着曾希圣游街以后，被送到了农村，在一个农民造反派那儿关起来了。
　　这些清华的学生看清了地理形势，过了几天，他们就冒充成都的造反派，戴着个成都造反派的红袖章，骑着两轮摩托，到了关着曾希圣的那个农村，跟看管的人说，我们要批斗曾希圣，要把他带走。那些人看看他们，没有察觉出异样，就让他们带走了。
　　救出曾希圣以后，他们把他转到了成都一个中医学院，在那里待了两天，然后买了票，把曾希圣化装成老中医的模样，带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周总理接见了他们，总理对曾希圣说你不要回去了，我要跟你谈三线工作，你住在京西宾馆，实际上是将他保护起来。但是没想到9月5日，江青接见安徽造反派的时候，她说曾希圣是插手安徽的黑手，挑起群众围斗他。实际上江青她们是针对周恩来的，因为周恩来保护曾希圣。当时曾希圣心情特别不好。没过多久就发现他低烧，一直低烧，只得卧床休养。然而一直低烧不退，后来身上还出现紫癜，女儿逼着他去检查，医生一看，立刻说已经到了病危的阶段，要治疗就得输血，经过商量，决定到下周一进行输血。然而，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曾小红在给父亲喂饭的时候，曾希圣突然说要大便，小红赶紧去拿便盆，还没来得及拿来，“哗”一下子，整个就排出来，全是黑乎乎的东西。小红一看，心想完了，这可是胃大出血，是要命的。
　　那时，曾希圣的妻子余叔还被造反派押在外面，问这问那，余叔急得说，我家里面有一个病危的病人，我得回去照顾他，造反派依旧抓着她不放。当时病房里就只有曾小红和她二弟弟。小红一急，赶紧出来找医生，可是一个人都找不着，她在那里又叫又跳。后来慢慢吞吞的，一个医生才晃晃悠悠地过来了。余叔这个时候也摆脱了造反派，赶过来，可医生一看，摇摇头，说不行了。只见曾希圣上气不接下气，他们赶紧拿输氧瓶，可瓶子里是空的，没氧气。又赶紧从其它病房里推过来一个氧气瓶，可怎么也打不开，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曾希圣耽误了治疗时机。弥留时刻，曾希圣就叫余叔，余叔，就叫妻子的名字，余叔赶紧上去抓住他的手，就这样一口气没了。
　　六十四岁的曾希圣离开了人世，带着遗憾和未竟的心愿走了。
迟到的追悼会
　　曾希圣去世的时候没有追悼会，只是在去世的第二天，妻子余叔、女儿曾小红还有小儿子，去跟遗体告别，办一个简单的仪式。原本以为没有任何人来送他，就他们几个亲人送他上路。没想到出门的时候，曾小红一抬头，只见两边站满了人，大家都默默地低着头，静静地站在那里，小红当时心里面特别激动，她觉得人民还是记着父亲，尽管没有任何人通知，但站了那么多的人，都自发来为他送行，作为女儿，她很骄傲。
　　曾希圣去世以后，周恩来指示，曾希圣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1973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解放李井泉、曾希圣等13位老干部，曾希圣是其中唯一去世的。
　　毛泽东虽然提出为曾希圣恢复名誉，但在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有关“责任田”的问题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曾希圣也不能彻底平反。
　　1976年，文革这场历时10年的浩劫终于结束了。在曾希圣含恨去世10年后，1978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为曾希圣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都对追悼会做了详细的报道。
　　曾希圣去世20周年的时候，他的老战友宋任穷、陈丕显、叶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高度评价了曾希圣的一生，充分肯定了“责任田”的推行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意义，肯定曾希圣是农村改革的先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随后，曾希圣所倡导的“责任田”在农村广泛推开，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虽然迟到了整整22年，但曾希圣当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