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世纪旅行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马可波罗或者伊本-白图泰，但是一些小众的旅行者其实也留下过非常靠谱的旅行记录，比如《中国印度见闻录》的作者阿拉伯人苏莱曼就是如此。


虽然整本书虽然整本书的语言风格看起来非常像《辛巴达航海记》之类的阿拉伯民间文学，但是书中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民风描述还有史实记载大都有迹可寻，能够和汉语古代典籍的记载相对应，这本书记载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形象，可以作为一面映射出唐代民俗的异域之镜。
即使盛唐和阿巴斯王朝有过一系列边疆冲突，但是此时距离达罗斯之战已经过去了150年左右，而且很多唐人和阿拉伯人都未必知道在遥远的西域有过这么一战，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苏莱曼虽然知道黄巢之乱导致广东的外族社区遭到血洗的惨剧，但是抛开阿拉伯人固有的宗教观念和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解，苏莱曼的整体态度比较客观，难能可贵。


唐朝的行政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



经过在印度洋上的漫长航海之后，乘坐阿拉伯缝合船的苏莱曼和其他阿拉伯人在广州（Khanfou）登录，在这里，唐人设置了专门的机构管理中国的对外贸易，苏莱曼所说的就是唐朝的市舶司，公元741年这一机构就已经存在了，阿拉伯人还发现，自己的同乡已经在此地设置了自己的社区，此地还有波斯人，犹太人等外族，这就是唐人记载中的藩坊，此地有各种外族的头目（藩长）还有教法官管理本民族事务，苏莱曼欣慰地发现，除了必要的行政指令外，各种外族的风俗都得到尊重，除非是不同民族发生矛盾，唐朝官吏才插手管理，所以之后他对于晚唐中国的描述大体比较正面，认为唐朝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阿拉伯帝国的好地方。



虽然苏莱曼不止一次假藉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口给世界上的君主排序，但其实这反映的是阿拉伯人自己的看法：世界上有五大国王，其中最伟大的是阿拉伯人的哈里发，这是万王之王；其次是唐朝天子，他是人类之王，他和臣民的关系最和睦；第三是罗马人（Rum）的皇帝，他是美男子之王，是列王中最英俊的；最后是北印度某国的君主，这是巨象之王；此外，唐朝北方的突厥王（回鹘可汗）是骏马之王，也是伟大的君主。后来苏莱曼还假藉一位去长安朝见天子的阿拉伯流亡贵族之口说出这番话，苏莱曼还声称对五大君王的排名得到了唐朝天子的认可，这当然是作者自己的一厢情愿，但在那个各大文明都以自己为世界中心的时代，阿拉伯人能给中国做出比较高的评价，已经比较开明了。



撒马尔罕宫殿的使者厅壁画也体现了当时流行的世界四大君主的概念，当时反应的四大王还是突厥可汗，唐朝天子，罗马皇帝和波斯国王



在行政上，苏莱曼记载中国有200多城市，这个可能是虚数；每个地区的行政中心是府，府周围有附属的小城镇；按照唐制，每个府都有四个鼓楼，每个鼓楼配有5个号筒，10个大鼓，每天白天和夜里，鼓号象征著开市和闭市，也是白天和黑夜的界限标志。这是对当时城市管理制度的真实记载，按照唐制，当时的长安城就是“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禁，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
帝国的都城长安（胡姆丹，Khumdan）规模十分巨大，其中皇帝，宰相，禁军，判官还有皇家侍从们都在都城的东部区域，而各种平民百姓们则住在城市的城市西区，两个区域以一条大街（朱雀街）分割，西市是城市中最主要的买卖场所，还有一部分手工作坊，但东城区绿树环绕，流水潺潺，鸟语花香，住宅秩序井然，鳞次栉比，是达官贵人们的住处，他们的仆从会来到西区采购，然后带回东区。这段描述准确记载了唐长安城的分区和东西市的职能：



天子为了保证自己的神秘性和权威，长期居住在深宫大院中，每十个月出来见一次自己的臣民，如果让人经常看见自己，会让自己的威严受损。像广州这样的重镇，当时这里的最高长官是太傅，虽然这个记载比较怪，但是在唐朝中后期还有五代时期，确实存在一些地方节度使被遥封为太傅的情况，所以这里的太傅指的是坐镇广府的岭南节度使。小一点的城镇长官是刺史。苏莱曼记载，唐朝官吏年龄一般都在40岁以上，这一点也很符合客观事实：虽然在科举时代，有一些17岁左右进士及第或者百岁观场的极端情况，大多数中进士文人中进士的年龄段是25-45岁之间，平均年龄段是35岁左右，我们看看一些唐朝天才中进士的年岁：贺知章37岁、陈子昂26岁、张九龄25岁、颜真卿26岁、孟郊50岁、裴度25岁、韩愈25岁、白居易27岁、刘禹锡22岁、柳宗元21岁、杜牧26岁，但是在当时的普遍情况是“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所以苏莱曼的这一记载比较真实，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男子年过40才会比较有阅历，但没有提到科举的情况。苏莱曼发现唐人重视文教，男女老少有条件都会接受基本教育，以识字和读书为荣，社会上也比较推崇能读书者，他认为这是良风美俗，苏莱曼还知道中国人有自己的先知（孔子，孟子等），但没有提到他们的思想是什么。


在文化上，苏莱曼认为印度和中国的医学和天文学都比较繁盛，但是印度的天文学和数学更发达，而中国人自己的医学主要是针灸；苏莱曼还察觉到，唐人自己的文化更像是哲学，宗教是来自印度的佛教，中国人和印度人都相信灵魂转世和因果轮回的说法，只是具体崇拜细节不同而已。


在司法流程上，汉人比较重视书面证词和完整的诉讼流程，这和阿拉伯人喜欢采用口头证词的传统非常不同。


此外，无论是在中央禁军还是地方上，都有宦官任职，发挥著各种作用。他们会帮皇帝管理宫廷，打点国库，乃至作为监军来到地方上。这一段记载很准确，因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普遍设置藩镇监军使，他们负责监视刑赏、奏察违谬，这些人或者能和节度使合作，但也有可能分庭抗礼，乃至驱逐藩帅，自立为诸侯。包括苏莱曼本人就见过岭南节度使的监军，监军太监的排场都很大，出场时都要派人清道，然后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街市上。

20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黑人太监
和广泛采用突厥，黑人或者高加索人，希腊人作宦官，避免使用本族人当宦官的阿拉伯帝国不同，苏莱曼特意强调唐人不避讳用本族人当宦官，有的家贫之人会将自己或者自己的男性后代阉割后进宫廷当宦官，甚至以此飞黄腾达。事实上按照甲骨文的记载，早期的阉割是针对外族的酷刑之一，从西周开始，大势已去的男性仆臣才开始出现在宫廷中从事杂役，到了战国时代则出现了宦者参与政治活动的记载，比如景监，缪贤向自己的君王引荐卫鞅和蔺相如，之后朝代的干政太监基本上都是汉族，所以他的这一特别强调是基于本国习惯记载的。为了方便管理外来人口，苏莱曼在中国旅行时，必须手持身份证，官吏发放的证件上面需要写明旅行者的身份，年龄，宗族关系（同意宗族的证明人要开证明）；而太监经办的证件则要写清楚旅行者擕带的财富数量和随行物品，这说的是唐代十分流行的过所制，目的是保护旅行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也是帝国掌握人口流动去向的办法之一。


在经济上，虽然中国有黄金、白银、珊瑚、玳瑁、琥珀等多种贵金属和宝石，但是中国人的主要流通货币是铜币，这和阿拉伯还有拜占庭很不同；当时阿拉伯人会很精明的衡量铜币和黄金，铜币和白银，还有铜币和第纳尔的比价。国家的重要税源是一种名叫“财务税”的税法，根据自己的财富，每个男性必须缴纳一定顶量的财富作为税收。很明显这描述的是唐德宗时代财政改革的结果：由征收谷物、布匹，劳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改为征收金钱为主，一年两季征收的两税法；阿拉伯人，波斯人，拜占庭人需要按照自己动产的比例上交一定的税。除了普通的人头税之外，皇帝还有两个收入来源，一是盐税，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又开始专卖盐，最后就是私盐贩黄巢组织的武装严重动摇了大唐的江山社稷。第二个来源是对一种干树叶（Sakh）征收的税，这种叶子泡水喝很苦，但是闻起来很香，包治百病，这很明显说的是中国茶，到了帝国晚期，茶叶税已经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这也是比较准的记载。苏莱曼认为唐人特别是南方人比较细致，他们中间有很多灵巧的工匠和手工业者，能够制丝，作画，制陶瓷或者雕刻，手艺冠绝东亚。由于贸易量比较大，为了避免经济纠纷，苏莱曼注意到唐人借款和贷款都需要签字画押：画押的方式是这样的：放债人和借债人同时准备一份欠条；然后在两张欠条上各自签名的地方，两个人用食指和中指合拢之后按上指印；最后公证人把两份借条重合起来一部分，在连接处随机写上几个字后分开，这样借款人和放款人就有了一式两份的借贷记录。如果借款人想销毁凭证赖账，放款人只要出示自己保存的借条，就可以将老赖送进进衙门打二十大板。如果还是不交钱，那么放款人可以申请官府瓜分欠款人的不动产，奴隶等财物来抵债。

古代借条

人类体质学和民族风貌



在长相上，阿拉伯人认为唐人漂亮：他们是头发最黑的民族，个子比较高（这是因为苏莱曼见多了南洋诸岛上的矮黑人之后的结论），多数人是圆脸（和阿拉伯人相比），肤色是米红色，中国人根据社会等级和财力，会穿戴材质不同，颜色不同的服饰，这和唐代记载相吻合，唐高祖武德四年规定庶人服黄、白二色；奴及部曲通服黄、白、皂，商人理论上不许穿黄衣等等。但唐朝女子和阿拉伯女子不一样，喜欢将黑色的秀发外露，这与阿拉伯人的风俗非常不同，因为穆罕默德的妻子曾表示，穆斯林女性应该裹头巾，并遮盖颈部与胸部，所以他才特别强调中国女子外露黑发的习俗。


此外，苏莱曼将中国人和印度人做了对比，苏莱曼认为唐人比印度人更健壮，更卫生：由于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地区气候比较温和，唐土的风景更加美丽，唐朝境内有很多有城墙保护的城镇，而且唐人重视“同姓为婚，其生不藩”，所以唐人会避免同姓通婚，因此畸形率低，在路上很少会看到盲人，瘸子，独眼龙之类的残障人士，唐人穿的衣服类似于阿拉伯长袍，而且有束腰带，唐人使用的主要出行工具是马，这也和阿拉伯很像，加上唐代服饰也有明显来自中亚的胡风，所以唐人外形整体更符合阿拉伯人的审美，比印度人好看的多；


相比之下，在来华的旅行路上，苏莱曼发现印度人吃不那么卫生的饮食，有人修行邪道宗教（比如裸形外道的修行者会中年不著片缕，仅仅用长发遮蔽私处，还在私处穿环让其远离女色，不能行房，以采集野果或者乞讨为生，在烈日下忍受长时间暴晒）还有有的地方气候恶劣，加上男女关系更放浪，百无禁忌，所以身体没有中国人健康，身体残疾者比唐人多。但苏莱曼还特意提到，中国有侏儒，都来自一个叫大尤（Tan-Yong，丹阳）的地方，位于高山上，其余部居民都是侏儒，中国所有的矮人都是从这里来的，这说的可能是丹阳地区的古代山越后裔，直到宋元时期，这里的某些居民还有所谓的侏儒特征。
饮食和生活上的风俗习惯
唐代胡饼化石，类似于现代的小馕，用小麦面制成，表面粘着的果仁粒粒饱满清晰


在饮食上，唐人的主食是大米和麦，南方多吃米，北方多吃麦，有时，也把菜肴放入米饭再吃。王公们则吃精致面食及各种动物的肉，甚至猪肉和其他肉类。水果有苹果、桃子、石榴，榅桲、香梨、香蕉、甘蔗、西瓜、无花果、葡萄、黄瓜、睡莲、核桃仁、扁桃、榛子、黄连木、李子、黄杏，还有椰子果。中国没有多少枣椰树。他们喝自己用发酵稻米制成的饮料，但苏莱曼却错误记载了中国没有土产葡萄酒这一点，事实上受惠于南北朝时代粟特人引进的葡萄种植技术，唐代时山西河东的干和葡萄酒非常有名，苏莱曼可能是没有去过北方，只见过米酒，所以才在南中国的环境中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当然，在叛乱诸侯或者边疆外族被击败之后，唐人还会分吃战败者的肉，这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并不罪恶。
由于真主规定腐肉和死亡动物的肉不能吃，所以苏莱曼对于唐人吃死亡马牛羊肉的风俗感到震惊，认为这一点类似于波斯拜火教；此外，他还记载唐人崇拜具体的偶像，有人拜佛或者道教偶像的时候，就有僧侣在后面发声，假装是鬼神显灵；再比如在死者墓前放上各种食物作为贡品，第二天消失了，他们说是被死者吃了，其实祭祀结束后家属分了或者被人收了；苏莱曼还注意到唐人的厚葬风俗，就算倾家荡产也要为死者举行盛大的葬礼，把死者用过的喜爱之物和好东西都送进地下，作为一国之主的唐朝天子更是如此，对于这些行为，苏莱曼持有并不认同的态度，认为这很虚伪。在清洁风俗上，苏莱曼的记载有的有文献证据，有的则有误或者无法求证，比如他发现印度人有用牙枝洗口的习惯，但唐人则没有这一习惯，《大唐西域记》确实记载过印度人有杨枝洗口的习惯：馔食既讫，嚼杨枝而净。事实上敦煌壁画已经显示当时唐人也接受了用树枝清洁口腔的习惯，如上图所示。最后他已经观察到唐人会用厕纸这一风俗，这也符合当时的事实，比如《南海寄归内法传卷第二》就有“若有筹片。持入亦佳。如其用罢须掷厕外。必用故纸可弃厕中”的记载，如果没有厕纸，唐人则用干叶或者土块清洁下体；但是阿拉伯人自己的清理方式是如厕之后清洗下体，所以他认为这个习惯没有用水彻底清洁卫生。在婚俗和两性关系上，苏莱曼也详细记载了中国人的种种婚姻和性风俗，并基于自己的信仰对这些现象做出了评价：比如唐人结婚需要提前进行繁琐的聘礼仪式，两家人反复互访确定门当户对之后才结婚，结婚的时候铙钹和鼓声震天，夫家要根据财力多寡准备礼金；婚后，丈夫捉奸时当场杀死奸夫是无罪的，婬妇可以被处以各种肉刑或者死刑；


苏莱曼认为由于中国男子可以娶一个妻子和多个妾，所以中国人没有正常的婚姻；中国人不像闪米特系民族做包皮手术。在唐朝有的女子会自愿卖身为妓，她们会去地方衙门报道，官府会记载她们的容貌，家世，财产和年龄，核定她们每年上缴赋税的比例，然后授予她们特定的卖身证明文书和表明妓女身份的铜牌，让她们开始倚门卖笑的生涯，如果有男子要娶她们，就会被判刑或者罚款；此外，唐朝不仅有女子妓院，还有人拐卖年轻男子为男娼供人鸡奸，雖然戀童在穆斯林世界也存在，但是蘇萊曼還是對此表示不恥。
中国周边的外族政权


在中国边疆之外的西南方，有一个叫Lakesmipura的城市，意思是吉祥天女之城，它就是现在印度阿萨姆邦的卡津浦尔，作者记载这里的居民都是白种人，长得很好看，而且喜欢打耳洞。


在唐朝的西南方分布著南诏人的各个部族，苏莱曼写道：他们的囯境内有高耸入云的雪山，出产优质麝香，这个民族有特殊的医学；当地居民皮肤白皙，服装和汉人有点类似，但是喜欢穿戴毡子披肩，手持木弩和毒箭穿行于山地，赤脚行走但健步如飞，是骁勇善战的高原民族，经常和吐蕃，汉人开战，桀骜不驯。


南诏的北方，汉地的西面，就是吐蕃（Smad-Bod）帝国，高原上城市星罗棋布，国土广大，高大的山峦将他们和唐土分割开来；而且吐蕃人口比南诏多，军队比南诏更强；吐蕃人的赞普素来不服从唐朝天子，曾经长期和唐人作战，唐人畏惧他们掠夺唐土。这一段记载也有史实依据：安史之乱后，唐朝衰败，吐蕃军队趁机北进，在唐代宗时，吐蕃一度攻陷长安，夺取了兰，廓，河，鄯，岷，秦等州，夺取了河西和陇右地区，公元763年吐蕃人攻陷长安之后，甚至拥立李承宏为伪帝。到了苏莱曼写作本书的时代，虽然吐蕃帝国势力已经大为衰败，但是他們依舊在威脅唐帝國，所以每次吐蕃使者來唐，都是從固定的路綫進出唐土的，防止他們和普通唐人往來，互通有無。


此外，在吐蕃帝国的北方和唐朝的西部，是九姓回鹘，他们在草原上往来如风，健步如飞；此外，在唐朝的东海海中，还有被称为Sila的部族，很明显这是新罗王囯。只是作者没有去过那里，所以对当地的情况也不甚了解。
黃巢起义



最后，作者还提到了著名的黄巢起义，作者的大部分记载都是比较准确的：在中国，出了一个名叫黄巢的人物，他不是皇族出身，而是从民间崛起的。此人初时以狡诈多谋、仗义疏财闻名于世，后来便抢夺兵器，打家劫舍。歹徒们追随如流，集结在他的周围。他的势力终于壮大，人马日益增多。于是，他的野心膨胀起来了‘在众多的中国城市中，他开始向广府进发。这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 ，从海边走去，还有几天的路程。广府位于一条大河（珠江）边，河水是淡水。广府居民起来抵抗黄巢，他便把他们困在城内，攻打了好些时日。这个事件发生在回历264年。最后，他终于得胜，攻破城池，屠杀居民。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遇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了。作者特意提起桑树，是因为中国人用桑树的叶子喂蚕，一直喂到蚕把自己包襄起来（藏在茧中）为止。因此，这一事件，就是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的原因 他洗劫广府以后，又接二连三地捣毁其他城市，中国皇帝已经仓惶失措了。不久，他竟打到京徽，直逼名叫胡姆丹的京城。皇帝只得舍弃京师，逃到邻近西藏边境的穆祖（成都），在那里设置了行宫。这样，叛党的天下不仅得以继续保持，而且势力越来越大。黄巢所追求的目的，只是为了破坏一切城市,屠杀那里的居民，甚至吃人，因为他不是皇族出身，也不是那种抱有野心,想要独揽一切大权的人物。他的目的只实现了一部分,所以时至今日，唐朝的事态依然停滞不前。叛党造成的局面丝毫没有改变。于是，中国皇帝写信给塔贾兹贾兹（回鹘可汗）并派遣使者，请他出兵相援，铲除这个逆贼。他们因为是友邻和姻亲而处于同盟的关系。因此，回鹘可汗派他的儿子，率领一支大军，备足兵器粮草，向这个叛逆者发起了进攻。经过反复交战和激烈搏斗，黄巢终于被镇压下去。

因此，中国皇帝回到了京城长安。可是，那个时候，京城已经在黄巢的叛乱中破坏殆尽，皇帝本人意志消沉，国库枯竭，将军勇卒也多战死疆场；而且，豪强权贵各据一方，拒不承担地方贡税（的筹措），把收到手中的钱财扣住不放，地方上的将军们自立成为诸侯，唐朝就此衰落了。苏莱曼将唐朝的衰败归咎于真主放弃了对唐朝的庇护，这一结果甚至威胁到了在唐的阿拉伯人。为了平叛，唐朝对阿拉伯人征收繁重的赋税，给出不公正的待遇，虽然有所惋惜，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全盘否定唐朝，这本书写于黄巢起义之后，作者对唐朝的描写依旧相当客观，1000多年后的我们看起来，苏莱曼描写的很多风俗和思维方式，都让我们感到莫名熟悉。下一篇文章，我们将聊一聊苏莱曼笔下的印度和南洋世界，那是一个同样缤纷多彩的魔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