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中后期起，大批山东、河北、河南等省的民众离乡背井，踏上了“闯关东”的路程，他们中许多人在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在东北大地扎下根来，开始了新的生活。仅从清朝咸丰年间至清朝灭亡这半个世纪里，内地“闯入关东”的人口就高达1400万，平均每年有近30万的“人流”涌入东北。到1930年，东三省的人口已经突破了三千万人，占到当时中国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这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内地来的移民。

而在闯关东的内地移民里，山东人又占到了绝大多数，甚至移民们一路上用来装载物品的小推车，那时也被称为“山东车”。
有些在华的日本人，曾在笔记里生动记录了山东人经陆路“闯关东”的景象：一辆小小的山东车上装着小孩，然后弟弟在前面拉车，哥哥在后面推车，骨瘦如柴的三兄弟就这样艰难行进着。而像这样全家“闯关东”的移民，在当时从关内进东北的道路上，可以说是“肩背相望焉”。


更危险的却是水路，事实上这也是绝大多数“闯关东”的山东人选择的路线：从烟台、威海、青岛等地出海，北上抵达大连等地。他们中很少有人买得起船票，大部分人都是乘坐简陋的小舢板，一路冲破风浪考验抵达东北。
民国年间，南开大学更对东北的山东移民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告诉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移民“闯关东”时，身上的路费不足百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移民，路费都是典当借贷得来——这个抉择，几乎以倾家荡产为代价。


而在平安到达东北后，大多数的山东移民，都选择了一个营生：开荒种地。正如1927年《东方杂志》的一份调查报告所说：“鲁人之移植于东三省者，其职业以农为主”。


那么问题来了，一贫如洗的他们跋山涉水来到东北，开始艰苦的开荒工作时，在开荒头一年缺少粮食的困境下，他们又该怎么“熬”过去呢？
首先一个办法，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清末时的东北人口稀少，大片肥沃的土地，当时都只是原始的山林荒地，虽然缺少粮食，可物产却依然很丰富：清代乾隆年间时，就曾有人描绘说，当时东北许多进山打猎的猎人，随手把菜籽撒到地上，这些“没人管”的菜籽，竟然就在山里自然长成一棵棵青菜。这么“肥力壮”的地方，自然也不缺食物。第一批来到这里的移民，虽说条件艰苦，但也能找到食物果腹。




但是，如果想发展东北大规模的垦荒，仅靠移民们自身拓荒显然不够。而在晚清王朝最后十年里，清王朝也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封禁”政策，推出了鼓励移民屯垦的“放荒”政策。到20世纪初时，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荒地陆续放开，更以优惠政策招募移民“领荒”，特别重要的一些优惠政策，都是针对移民们的“第一年生计”问题。
比如当时东北大地的“官垦”，往往都是官府“先备资金”，迁移移民们“领荒”。特别是晚清名臣锡良担任东三省总督起，愿意“领荒”的移民，“闯关东”的路上就能享受车马费半价的待遇，到了东北之后，第一年的种籽、耕农、粮食也全由官府发放。甚至锡良还重金招募工匠，在“官垦”地区挖井盖房，确保移民们有饭吃有地方住，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也延续了这类政策。


这样一来，从清末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东北大地的垦荒开始了高速发展。
当时“闯关东”的移民，有近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投身垦荒，其中20至5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更占到了百分之八十六。曾经一片荒凉的东北，到1930年时耕地已扩展到2.08亿亩，种植业更是突飞猛进，水稻、小麦、大豆、玉米、高粱等农作物大面积种植，形成了东北农业南豆北麦的农业格局，特别是新兴的大豆产业，更一度垄断了20世纪初的国际豆油市场，成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脊梁。
只看这繁荣景象，就知十四年抗战时代那一句歌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唱的不止是国恨家仇，更是一代代垦荒者们的血汗。


而除了“物产”与“国策”，能让一代代“垦荒者”度过早期困难岁月的，更有无数“闯关东”移民们，那彼此间的互助。
虽然“闯关东”的移民，来自北方各地，相互间也大多素昧平生。但在这一片新的家园里，却极少有人孤军奋战，相反却是多少人一道扛起艰难困苦，建起家园。早期闯关东时，东北大地那一个个村落，就是这样来的。


在大连市旅顺口一个叫周家崴子的村庄，就记录了这样的景象：这里的第一代移民，是一对来自山东登州门楼村的周姓兄弟。清朝中叶，这哥俩乘坐小舢板，冒着大浪抵达旅顺，上岸后就饿昏在海边，幸好被当地村民救起。这里的村民，都是更早些时候“闯关东”的山东移民。这些山东老乡们不但不排外，反而告诉他们“这里有的是土地，还可以捕鱼”，热情的村民们还为哥俩修了房子，送来了生活用品，他们就这样定居，发展成了“周家崴子”
这样的情景，几乎就是整个近代史上，一代代“闯关东”移民们共同的记忆，正是这无私的互助扶持，才令他们终于战胜了东北的酷寒，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也造就了近代世界拓荒移民史上的伟大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