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转载，能够悔罪的日本战犯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们被供奉在靖国鬼社里面，英雄般的被广大日本民众所缅怀。作为国人参观靖国鬼社，不是个人自由的问题而事关民族大义和尊严。带中国人去靖国鬼社本身就是对中国人的侮辱，而这些是脸似男妓的戏子们一辈子不会明白的。 6park.com
        这是位于东京都杉并区的一家私人诊疗所，一些老人络绎不绝地前来就诊。在一件小小的诊室里，83岁高龄的汤浅谦医师挺直腰板，仔细地为他们一一诊治；“最近感觉怎么样？”他轻声地问一位70多岁的老人，随后拿起听诊器，聚精会神地听着，最后又开始测量血压。 
       迄今为止，汤浅从未当过开业医生。自1958年开始，他在杉并区参与创办了三家“民主诊疗所”，1975年前后前往神奈川县相模湖的一个诊疗所工作七年之久，其后又回到杉并区，如今两家“民主诊疗所”每周各去一次，虽然上班时间不长，却从未停止过诊疗工作。他微笑着说：“我不图钱，只是这一带的老年人还需要我，怎能置他们于不顾呢！”
        如此豁达的汤浅医生，头脑中的一隅却始终抱有“无论如何都难以抹去的记忆”、“终生悔恨不已的罪过记忆”。为了终生对那些罪恶负起自己的责任，他在不遗余力地奉献着自己的余生。
        一、现场，也曾有过一丝罪恶感
1916年10月，汤浅出生在埼玉县，长于东京的京桥。父亲是一位开业医生，“对于当地的贫困户，总是给予热心诊治。”汤浅兄弟姐妹九个，他排行老三。学业优秀的汤浅受父亲熏陶，不知不觉中立下了从医之志，“想当医生救助那些痛苦的人。”后入东京慈惠医科大学学习，并于1941年3月毕业，成为东京驹込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同年10月被编入北海道旭川步兵第28联队，接受两个月军中教育，25岁便成为一名中尉军医。
        1942年2月1日，汤浅被派往日军控制的中国山西潞安陆军医院赴任。从此，他总是威风凛凛地走在街头，无论哪个中国人都得给他让道，深深鞠躬。他常以“我乃日本帝国陆军军官”而春风得意。他回忆当年，口中勉强挤出几句话：“当时……我以为自己……干的是好事！”
汤浅自到潞安之日起，直至1956年被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在中国有过许多感受颇深的亲身经历。他在回国后的40余年间，曾到全国各地作过500多场演讲，讲述自己在中国的那些经历。
        在会场，汤浅把当时的情况讲述一遍后，一个一个地向听众发问：“日军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但听众们却答不出来。随后，他替众人作答：“是去掠夺资源！就是为了这个，日本人到中国去当了强盗！”
每当汤浅谈起日本发动战争的整体状况和时代背景，真可谓滔滔不绝。但一旦触及自己所犯罪行就变得沉默寡言，他说：“我的同僚谁都不肯讲这些……我说出来，就算是为那些被我杀害的中国人民超度。”这话他已讲过几百次，但每次说到这儿，他都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此刻，他总是干咳不绝，喝水不断，以此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随后，他下了好大决心，终于语无伦次地从嘴里挤出几句话：“我曾多达七次……将14个中国人……作了活体解剖。”
        汤浅对于首次活体解剖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是在他到达这所陆军医院后一个半月的1942年3月中旬，一天吃过中午饭后，院长说：“今日下午一点进行手术演习，全体到解剖室集合！”学生时代，汤浅就听说过活体解剖的事，他立刻意识到这次一定是用中国人作活体解剖。后来我问他：“当时你想没想到拒绝参加？”他答：“当时大脑中曾瞬间闪过不愿参加的念头，但并未想到拒绝。”他又说：“假如真的拒绝，我就会被骂作‘非国民’，不但要丧失自己的地位，还会殃及日本的家人。当时浮现在我头脑中的，是我母亲的身影。”
        虽然当时汤浅并未多想，但总感到心中有块难以化解的疙瘩，他故意做了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拖延时间晚去了一会。最后他调整了心态：“为了战争的胜利，此举也实属无奈。”有意识地昂首阔步走进解剖室。此时他停止了一切思考，故意虚张作势，所做的仅此而已。
        这所潞安陆军医院本是一座学校，被日军占据后改为陆军医院。他走出医务楼，穿过操场便到了解剖室和太平间。这一带白天常有中国苦力 在晒太阳、捉虱子，今天却不见一人。
        汤浅晚到十几分钟，向持枪的哨兵回了一个礼后，推门入内。大约40平米的解剖室里，已经聚集了二十三、四名医师和护士。
这次“手术演习”的最大目的，是为了给司令部设在潞安的第36师团的军医们上一次人体解剖课，并规定由汤浅等陆军医院的工作人员协助进行。
        汤浅站在门口，见右面约有十名第36 师团的军医，他心中明白在这种环境中，首先应当向军衔最高的长官敬礼。他发现左后方处有两位谈笑风生的人，正是院长西村庆次中佐和第36师团军医部长小竹大佐 。他向二位长官敬礼后，保持军官威严地步入解剖室，走向依墙而立的平野中尉。
        此刻，他绝对不能心神不定地东张西望，便故作镇静地环视了室内。室内中央有两张手术台，每张手术台前分别由一位护士准备手术用的刀、剪、钳子等，在这些器具相互碰撞发出“咔嚓咔嚓”声响中，夹杂着护士和周围军医们的说笑声。陆军医院的军医，包括自己在内计有六名上下，其中五名是新任医师。
        汤浅左面，站着两个中国男人，他们双手被反绑，由持枪的卫生兵看管。其中一人身穿便装、30岁上下，身体壮实，仪表堂堂；另一人农民装束，约有50来岁，个子矮小，呜呜直哭。
       “手术演习用的就是这两个人。他们的表情……至今仍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演讲会场上，汤浅话说至此，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闭上眼睛，强忍着泪水。
        接下来，他回忆当年说：“在那蔑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的社会背景中，我确实没感到有什么罪恶感，也没觉得内心有太大的斗争。”他也谈到其他工作人员的情况：“马上就要进行活体解剖，军医和护士们却都在满面春风地说说笑笑。如果这时有谁脸上露出怠慢嫌弃的表情，将会被打上‘派不上用场’的烙印，成为家里的奇耻大辱。”
汤浅当时一再警告自己：作为军官，切勿露出一丝难过表情。但就在此刻，他又突感疑问，问旁边的平野：“平野军医，这些人都犯了杀头的罪吗？”平野中尉毫不在意地微笑答道：“八路全该杀！”听到这话，汤浅赶紧装作无所谓地说：“啊，确是这样。”
        过了一会儿，西村院长发令：“好了，开始！”30多岁、身体健壮的男子听到卫生兵喊“喂，往前走！”并被推了一下，便毫不在意地大步走到手术台前，躺到手术台上。当时汤浅心想：这个人终于向日军投降了。现在，他在悔恨中真正认识到：那人当时并未降服，一定在心中高呼：“我的同志一定会替我报仇！”然而，当时的汤浅是认识不到这些的。
        另一个年纪大些的矮小男人就在汤浅的眼前，听到“向前走！”也不肯动，和卫生兵推推搡搡，汤浅心想：此时此刻我若不帮把手，会被大家视为胆小鬼；但在又担心：万一自己和这么脏的农民扭在一起，摔倒在地可就现丑了。一瞬间他不知所措，但是，他感到了此刻来自众目睽睽的压力，突然大喊一声“哎！”震慑那男人，自己又叉开双腿站稳脚跟，将小个子男人推向手术台。矮小男人停止了抵抗，老实地来到手术台前，但就在护士要那他搬上手术台时，他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抓着台子边缘不肯上去。护士“温柔”地用蹩脚的中国话说：“麻药的给，不疼！睡觉、睡觉！”听到这话，男子停止了抵抗，躺了上去。护士转过脸来，吐出舌头对汤浅作了个鬼脸。汤浅至今难以忘怀。他说：“每当我想起那天的事，就会因后悔、遗恨、惭愧等感情交织在一起而难以自拔……”此时，他显得极度痛苦，难以继续说下去。
          医师团分为两组，先将中国人衣服扒光，再施麻醉，随后开始“手术演习”。汤浅参加的是年长男人的那一组。第一项是摘除阑尾手术，当时患阑尾炎的人较多，但会做摘除阑尾手术的军医却很少，死了不少士兵。因此，这个演习项目尤显重要。另一组做的是手臂的截肢缝合手术。两组分别做完第一项后，接下来将下腹部剖开，进行肠子的切断、缝合手术。当时前线士兵腹部中弹，军医须剖开腹部，截断一段肠子取出枪弹，再将肠子缝合接上。这项“手术演习”便是培养军医的开腹、截肠、接肠的操作能力。
        汤浅记得：“手术演习”进行至此，男人已濒临死亡。前面两项“演习”，汤浅都是给人打下手，但接下来的气管切开手术，他却是站在前列的主刀者。一旦前线士兵，在战斗中胸部、咽喉部中弹引起呼吸困难时，必须立即切开咽喉插入通气管，使伤者恢复呼吸功能。军医们都应熟练掌握这门技术，汤浅他们做的正是这项“手术演习”。
        不到下午四点，“手术演习”全部结束，第36师团的军医们立即归队。汤浅参与“演习”的那个年长的中国男人早已气绝身亡，而另一个年轻男子却仍在“呼、呼”地直喘气。眼见此状，西村院长立即为那男人心脏注射了空气，但没有效果。汤浅用双手掐住那人脖子他也不死，后来他与A医师两个人用绳子勒，那男人仍然没死。最后，他们听从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卫生下士官的话，给那男人注射了麻醉,才将他杀死。两个中国男人的尸体埋入了离主楼十多米远处的一个坑里。
        汤浅紧闭双眼说：“本来完全没有必要做那种事（活体解剖）。但当时我全身心投入，认为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国家，所以就麻木不仁了。”这番话与其说是讲给会场听众们听的，到不如说是他是在自问自答。他终于又从紧闭的唇间挤出一句：“头一次很不情愿；第二次变得无所谓；到了第三次就是自己抢着去干了。”
        自从那次活体解剖后，汤浅每年春秋季节，都要做两次这种活体解剖，后来他也成了一位指导新任医师和卫生兵的教官。
        日军进行这种“手术演习”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以最短时间，快速培养出一批实战中有用的医师和卫生兵。
二、这座监狱曾是……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汤浅被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留在太原的医院里，继续从事医务工作。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太原，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1月，汤浅被关押在河北省永年的训练团。
         开始，我还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遭关押。那时，我已完全忘记了自己曾参加过活体解剖这种犯罪。之所以把它淡忘了，可能是因为当时我们进行活体解剖时，并无丝毫的负罪感。就像踢开脚边的一条狗、一只猫那样，自然也就完全不会把他放在心上。
汤浅回顾道。
        开始汤浅并不知道这个训练团是干什么的，渐渐地他明白了这里是要他坦白交待罪行的地方。在他回忆自己的罪行时，才“首次”想起自己曾经参加过活体解剖中国人的往事。他心里想：“这下可不妙。这里有过去曾在潞安陆军医院工作、知道我曾参加过活体解剖的人……”想到这里，他就觉得与其被别人揭发，倒不如自己交待。他向领导部门坦白：“奉长官命令，我和大伙儿一起进行过活体解剖”，做些可以推卸自己责任的模糊不清的交待。他只想起七次活体解剖中的两、三次。两年不到的训练团关押期，他大体上回忆起了过去的桩桩往事，并且逐渐地承认了罪恶事实，他心想：写出这么多可能就够了。然而犯罪的具体细节仍未交待清楚，所以坦白材料中就缺乏真心实意地向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忏悔内容。这便是汤浅最初的坦白和认罪。
        1952年12月，汤浅被转送到太原战犯管理所，这里恰恰是日本军队过去的一所监狱，许多中国人就是在这里被拘留、拷问甚至屠杀。汤浅到达这里，顿时想起自己曾在这里参加过一次令人脊背发冷的活体解剖。
        1942年4月，第一军辖区山西境内的陆军医院和各部队的军医30-40人集中到太原受训。潞安陆军医院的参加者只有汤浅一人。第二天上午下课时，第一军军医部长兵藤周吉少将说：“今天要让你们做一件有趣的活动”。当天下午汤浅等人被带到太原监狱，进入楼内一间约70平米的屋内。只见地上坐着两个眼已蒙起双手反绑的中国男人，他们身旁站着两个手持步枪的看守。看守问军医部长：“可以了么？”兵藤少将点了点头。两个士兵当即向两个男人腹部“砰、砰”各开两枪，顿时两个男人腹部血流不止， “哎哟哎哟”地痛苦呻吟，满地打滚。
        汤浅等十几个人立刻将其中一人抬到不远处的一间约二十六、七平米的房间里，放到一个台子上。另一个男人则被另一伙军医抬到另一间房里。当时军医部长用带有威严的口气说：“在取出弹壳之前，别让他们死啦！”这些话时至今日，汤浅记得清清楚楚。 
        十来个军医围着一个濒临死亡的男人，几个人快速地切开腹部，从肠里取出弹壳后再进行缝合“手术”；同时另外几个人做截断四肢“手术”；余下几个人作气管切开“手术”。汤浅回忆当年说：“记不得那天自己究竟参加了哪个组，但隐约记得当时我参加了截断肩部的‘手术’，当时听见男子哎哟哎哟的痛苦呻吟声。”男子腹部中弹，又被汤浅等人截断了四肢，原本一个完整的人体，此刻已经七零八碎，早已气绝身亡。
          正当汤浅他们忙着作手术时，又听到从那间大房子那面传来“砰、砰、砰、砰”四声枪声。很明显，又有两名中国人被杀，这是为下一批二十来名军医做“手术演习”准备材料。
        时光荏苒，一晃就是十多年。汤浅这次再一次走进这座太原监狱，学习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时期的种种罪行。指导员和检察官反复要求他们：仔细回忆过去，并将自己所犯罪行写成材料，亦即要求他们坦白交待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
        开始阶段，为了能走出这座监牢，汤浅只是大致罗列了自己想到的罪行，而未反省自己的犯罪根源。当他将这样的坦白材料念给同室人们听时，遭到来自众人的彻底批判：“你写的交待材料，缺少发自内心的认罪内容”、“好像在写别人的事情”。
         由于中国的指导员和看守人员把所有日本战犯都当成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看待，在日久天长的接触中，汤浅渐渐认识到：过去自己的所作所为确属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三、“汤浅，是你杀害了我的儿子！”
         一日，检察官递给汤浅一封中国女人的来信，信中写道（大意）：
汤浅，我就是被你杀害的人的母亲。宪兵队抓走了我儿子，我一直守候在宪兵队门前，第二天我的儿子被一辆车带走了。我拼命地追呀追呀，无奈两只脚怎能追上四个轮的汽车？后来听人说儿子被送到潞安陆军医院，活活一个人被你们大卸八块了。我哭呀、哭呀……。”
        汤浅回忆当年说：“看完信后我大为震惊，心想：原来是这样，我竟干过这么狠毒的事，不仅给本人，而且还给他家人带来这么巨大的痛苦！呆立了许久，愕然不知所措。”
        在那以前，汤浅一直错误地以为：“人是麻醉过的，不会有什么痛苦。”并以此为自己辩解。但当他读过这封信后，心灵受到巨大震憾，痛哭流涕，难以自持。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重新认真地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一件一件地梳理了一遍。
        “承认自己是坏人，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汤浅双眼紧闭，艰难地从嘴里挤出话说：“那位母亲的儿子，可能是我在潞安陆军医院第二次活体解剖时杀害的中国人，那人的面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第一次的两个人的面目表情，汤浅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而以后被活体解剖的中国人的长相，他已全不记得了。对于汤浅而言，随便拉过一个活活的中国人，开膛破肚，切、割、锯、剁，不过是一场“手术演习”；那些中国人在汤浅眼里，只不过是用于“手术演习”的一块“材料”，自然也就无心去看其面目表情了。
         就这样，汤浅在这座战犯管理所里，逐渐加深了自己的认罪意识。此后，由于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于1956年6月免予起诉，准许回国。汤浅获此宽大处理，决心回国后自己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罪行，为和平、反战事业奋斗终生。
四、人们都已“忘记”
         1947年汤浅在太原成婚，妻子启子也曾一同关押在河北省的永年训练团。后来启子于1953年携三个幼小孩子回国。汤浅于1956年7月回国后，首先治好了在战犯管理所得的肺结核。其后一度在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工作。后来，他就一边从事“民主诊疗所”的经营工作，一边继续进行自我认罪活动。
         回国后第二年，应某医院之邀前去演讲，那是他第一次宣讲自己曾进行过活体解剖的真实经历。汤浅回首当年说：“是否要在众人面前公开自己的那段经历，我犹豫了好一阵子。”当时的住院患者们听后鄙视地说：“汤浅已被中国政府彻底洗脑了”。但他并不在意，继续他的演讲活动。有时，他被听众辱骂：“行了，行了！少说这些！”“你别净说日本军队的坏话！”六、七年前，他刚结束演讲，会场立刻响起“乒乒乓乓”的爆竹声，另外汤浅还多次收到过恐吓信。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念：公开日军罪行，绝不许侵略战争再次爆发。
        他在继续自己的演讲，他在继续走他认定的道路。
1981年汤浅以口述记录形式，出版了《难忘的记忆——日本军队的活体解剖记实》（吉开那津子著，日中出版）。
        他的夫人启子，在那之前一直不知道自己丈夫进行过活体解剖，临近出版方知内情。开始她竭力反对，经汤浅向她恳求：“出这本书是我的终生心愿。”妻子才同意下来。
        曾经与汤浅一起作过活体解剖的A医师在《难忘的记忆》一书出版前给汤浅来信写道：“直至今日，我每时每刻都怀着忐忑不安之心，恳请贵兄多予关照，勿兴风浪，也好让我们能生活得宁静些”。A亦于1997年自费出版了《自叙传》，并给汤浅寄来一本。汤浅对笔者说：“A的书里没提一句活体解剖”。
          在汤浅的《难忘的记忆》一书出版之后，一次，在潞安陆军医院的“战友会”上，他被一个曾经参加过活体解剖的牙科医生N（已故）指责：“你竟敢这般公开揭陆军医院的短，还算人么？”大多数到会人员都以“算了算了，反正也确有其事”袒护了汤浅，然而这些医生，还有护士M、护士H等人，从无一人谈论过有关“活体解剖”的话题。
        演讲会上，汤浅忍受着回忆带来的巨大痛苦说道：“仅仅潞安陆军医院一处，就解剖了30多名活生生的中国人，那么全中国，肯定要超出千人。参加杀害这么多中国人的日本人，也绝不会是个少数，而能讲出实情的只我一人，别人全不讲。”
        汤浅向在场的听众大声地诉说：“他们把这些都彻底地‘忘记’了，日本人缺乏承认战争犯罪的勇气，他们只知羞耻，以为只要能掩人耳目，就万事大吉”。
五、追究个人责任，还远远不够
        如上所述，汤浅不断深化自己的认罪意识，回国后从未间断过认罪活动。然而，最近一个时期他注意到：与自己同样进行认罪活动的“中国归还者连络会（中归联）”的人们在反复不断地讲：“都是我们不好”、“当时我们都变成了魔鬼”。对于这种完全归罪于自身、而不指责当时社会体制的行为，汤浅深深感到其中蕴含着某种危机。
        汤浅对我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一直认为惟有日本才是理想国家，看不起中国人和朝鲜人，精神结构也是‘惟我独尊’型。其实我们早已被军国主义洗了脑，引上了歧路而又没有察觉。只是当时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出于自发的思考”。然而，当汤浅将自己的上述认识讲给‘中归联’的伙伴们听时，他们却并不以为然，说：“残暴的事全是我们自己干的，怎能把责任推向社会？”有时‘中归联’反到要他检讨自身。
        汤浅仍在继续自我认罪的同时，也从未忘记过指责最为根本的国家战争责任和当时的结构性问题。汤浅说：
        当前的日本状况与战前 的日本越来越相似，假如我们不去连续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就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将那段历史抹杀得一干二净。加之目前美化战争的风潮又有所抬头，我辈切不可松懈宣传历史真实的责任!
        对于汤浅而言，认罪活动是他贯彻终生的举措，是他在有生之年为自己确定的赎罪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