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汉魏之际军事统帅曹操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

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他乘东汉末年各地豪强拥兵割据之机起兵，改编青州黄巾军为青州兵，独立发展武装，在南北征战中雄踞一方，成为魏、蜀、吴鼎足之势中的主导性量。曹操博采兵、法、儒、道等诸家思想，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裴松之《异同杂语》、《魏书》）。其著述大都亡佚，从其《孙子注》和存世的军事文书以及《三国志》等史书中，可窥其军事思想。
战争观　曹操认识到，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拯救社会。不能像春秋时吴国夫差那样只凭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诸侯徐偃王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他强调“兵以义动”（ 《三国志·武帝纪》），“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除暴乱维护汉室而举义兵；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赋，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著名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他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的经验，大兴屯田，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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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军思想　曹操抛弃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认为“礼不可治兵”（《孙子注》），强调“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曹操集·遗令》），注重以法治军。他针对汉末政失于宽的状况，“纠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 《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注引《傅子》）。他“揽申、商之法术”（《三国志·武帝纪》），制定管理、训练等军事法规，如《军令》、《步战令》、《船战令》、《论吏士行能令》、《败军抵罪令》等，以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为保证法规的实行，主张严明赏罚，按法赏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告诫诸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三国志·武帝纪》）。强调“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同前）并“亲巡将士，明劝赏罚”，在公开场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为贯彻以法治军的思想，他特别注意军中司法官吏的选拔，认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国志·武帝纪》）曹操选将用人，主张破格求实。认为“将贤则国安”（《孙子注》），“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因此，主张“举贤勿拘德行”，“举士勿废偏短”（《三国志·武帝纪》），唯才是举。他拔于禁、乐进等于行阵之间，擢张辽、张澳（根据历史，估计是张合）、徐晃等于俘虏营内，他们后皆战功卓著，成为名将。对有过失的“贤”才，往往任用如初。他还注意集众人之智指导战争，在兖州、官渡、邺城、当阳、渭南、襄樊之战等重大战事中，均听取和采纳将士的意见。为尽其才，他倡导广开言路之风，征柳城乌桓得胜回师，还重赏曾劝阻他出征的人。
谋略思想　曹操说：“欲攻敌，必先谋。”（《孙子注》）重视谋略是曹操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所以能够“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三国志·诸葛亮传》）。他认为用兵“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孙子注》），从而将其谋略思想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之上，显示出求实、尚变两大特点。他推崇《孙子》，但要求诸将按他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和实战经验编撰的新书指挥作战。视善变为用兵核心，其行军用师，“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强调“兵无常形”，“兵无常势”，“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只有灵活用兵，“以诡诈为道”，才能以变制胜。还说“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同前）。他认为，诡诈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兵力部署、战将强弱、地形险易、后勤保障等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敌变化”、“盈缩随敌”的策略。他尤重视奇正、虚实变化，要求以“至实击至虚”。他的战争实践也体现出这一点。如对吴、蜀作战，或东攻西守，或东守西攻，皆依实际情况，将优势兵力集中于一方，形成“至实”态势。同时，常以分散、分化敌军的策略，致其“至虚”，从而各个击破。在中国军事史上，他以“诡诈”著称。

曹操的军事思想深受历代兵家和学者称道。《三国志》作者评价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其《孙子注》，对后世兵学有深远影响。但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其军事思想也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杂质，虽以刑拨乱的成效显著，但有时强调刑罚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