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又挨他老婆打了。”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四川某地，街坊邻居们议论纷纷。江湖中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四川女人很凶、四川男人是‘耙耳朵’……”明朝人王贵的遭遇表明，此说似可视为四川一项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王贵早前和张氏结婚，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不过也积攒得些许家底。假如不是命运捉弄，他们的家庭应该会风平浪静地维持到人生的终点。然而，人有旦夕祸福，王贵不幸罹患“风病”，身体虚弱。从此，正常的夫妻生活离他们远去。张氏嫌弃王贵体虚，与之分房居住。但她仍须一边操持家计，一边照顾丈夫，久而久之，身心俱疲。王贵也可能因长期患病，情绪难免出现剧烈的波动。双方不时发生龃龉，夫妻关系不断恶化。张氏渐渐感到厌烦，产生离婚改嫁的念头，并得到母亲马氏、娘家兄弟张敬的坚定支持——走笔至此，连笔者自己都错愕不已：这真的是四百多年以前的故事吗？难道不是现代人的家庭纠纷？明代女性对待婚姻的态度已经“开放”到如此程度了？答案分为四个层面：1、明代士大夫希望全体女性以贞节牌坊为行动指南，所以他们积极为所谓的贞妇烈女树碑立传，试图给所有女性“洗脑”；2、少数女性争当贞妇烈女——为什么说是少数？物以稀为贵，假设人数占比达到相当规模、可称为普遍现象，士大夫们就不用辛辛苦苦地编撰烈女传了；3、《大明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妇女的权益，规定女性如具备四种情形之一，有权提出“休夫”离婚；4、明朝人没有（完全）依律办事的自觉意识，实际行动经常偏离明律条文，部分女性不稀罕“流芳千古”，只在乎烟火人间，即使不具备“四种情形”，照样要求离婚。例如明朝初年，马逵远征，边地生活清苦，其妻不能忍受，主动离婚而去。那么，王贵、张氏案属于哪一个层面呢？来看看明代女性离婚权成立的四种情形究竟是什么：第一种，丈夫纵容妻、妾私通他人，妻、妾“离异”、“归宗”即回归娘家。不过，在此类情形下，妻、妾及丈夫、奸夫均系过错方，各自处以杖责九十。第二种，丈夫逃跑超过三年，妻子报告衙门，衙门应颁发证明，解除其婚姻关系。且女方不必将初婚时男方交付的“财礼”归还前夫，即可自行改嫁。该条款意味着，丈夫如失踪、弃家出走，三年不归，妻子可单方面要求离婚并保留部分财产，用于开启人生的新篇章。第三种，丈夫殴打妻子，造成妻子骨折及以上创伤，妻子有权诉请离婚。但该情形以夫妻合意离婚为判决离异的前提。假如丈夫一方不同意离婚，衙门就不能支持女方的离婚诉求，只能对丈夫进行惩处。第四种，妻子遭到丈夫的祖父母或父母无理殴打，酿成“废疾”、“笃疾”，衙门支持女方离婚，前夫家必须退还女方嫁妆，另外向女方给付“养赡银”十两。作出伤害行为的祖父母、父母至少处以杖责八十。显然，上述四种离婚条件在本案中无一具备。可是，和明代其他一些女性一样，张氏根本没有把律条放在眼里。别人能够以家境艰难为理由如愿离婚，她为什么不能因丈夫的健康问题而离婚呢？张氏由母亲马氏等娘家人撑腰，要求王贵签署离婚协议，作为离婚的对价，她承诺另外“买”一个女子给王贵充当妻子，照料他的日常起居。王贵不依。这倒不见得是他对张氏余情未了，而是“买”新妻也得消耗王家的积蓄，张氏不心疼，王贵心疼。言及此，吃瓜群众又有疑问了：“离婚分割财产，张氏从她应分得的财产中让出一部分帮助王贵再婚，这不好吗？”——王贵一翻白眼：“想什么呢？这里毕竟是明朝！张氏没有财产份额！”的确，按照明律规定，妻子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归属于夫家。如果改嫁，嫁妆及夫家原有财产均须留给前夫家，所谓“并听前夫之家为主”。诚然，明代存在较多的“现实生活与律法条文不一致”现象，部分女性离婚改嫁时，获前夫家返还初婚嫁妆，在明代小说中也有体现。但女方能否分割财产，终究取决于男方的人品和度量。王贵久病，为了维持生活及疗养所需，势必惜财。设若他主张妻子没有财产权，在明朝人看来不仅情有可原，而且理所应当，符合明律的立法精神。双方协商不成，矛盾愈演愈烈。张氏一言不合就动手，病弱的王贵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可是，打老公只是手段，离婚改嫁才是目的。张氏和母亲马氏一合计，不如来个“生米煮成熟饭”，先把物色好的贫女买回家，再逼王贵离婚。此次换岳母马氏上阵，指着女婿的鼻子大骂：“不长进狗弟子孩儿（注：原文原话如此，下同）！务要将这买的女子与你做媳妇，将我女儿另嫁个好人！”blabla……“做梦，没门儿！”王贵油盐不进、咸甜不吃。张氏气急败坏：“人都买回来了，你还不给我签字！看我怎么收拾你！”冲上去一通乱殴，打得王贵鬼哭狼嚎，四邻不安、亲族义愤：“王贵又挨老婆打了。这也太过分了，王贵始终是病人啊！”然而，明律规定，妻子殴打丈夫须由丈夫本人亲自告发，衙门方可介入处理，所以旁人也只能徒叹奈何。不过，这一次，王贵终于忍无可忍，亲自到当地衙门报案。经衙门鉴定，王贵所受均为皮肉外伤，整体伤势尚属轻微。根据《大明律》相关条款，凡是妻子殴打丈夫，应处以杖一百，丈夫若因此提出离婚，听凭其自主决定，即“凡妻殴夫者，杖一百，夫愿离者，听”。据此，张氏应受一百杖，而由于王贵不愿意离异，她这个婚也离不成。好在张家大约有些门路，衙司最终认定张氏和王贵“两不和谐，情愿离异”，判决两人离婚，张氏减等处以杖九十，允许“纳钞发落”——缴纳罚金替代皮肉之苦。王贵不服。估计他希望把张氏擅自买回的女子返还其本宗，换回银子，同时继续留张氏在王家照料他的生活。王贵内心也清楚，夫妻绝无可能和好，他是铁了心要赖着张氏给他做保姆了，反正不让张氏好过——唉，王贵的心态也十分扭曲啊！张、王二人的家暴及离婚纠纷一路吵到大理寺。作为明代士大夫阶层的优秀分子，大理寺卿王槩站在维护《大明律》尊严和儒家伦理道德的角度，作出两点批驳：1、张氏减等处以杖九十就算了，允许“纳钞发落”实在于法无据、于礼不容。在大明朝，老婆无理殴打老公，代价起步就是杖责，没什么好说的。2、“两不和谐，情愿离异”恐怕不是出自王贵的本意。他病病歪歪的，又不接受另“买”新妻，张氏一走，谁来照顾他？于是，本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究竟如何？笔者尚未查到资料。但无论如何，本案亦已表明，对于明代女性的地位，不能简单地用一句“男尊女卑”来笼统概括，其实是在“男尊女卑”的总体框架内，上演着五味俱全的人生百态。当然，假如我们由此得出“明朝男女关系相对（其他朝代）比较平等”的结论，那也绝对过于草率。不信列位大可等笔者飞速码字，看下一期，明朝老公打老婆会怎么样？本文参考资料：赵崔莉《明代妇女地位研究》，明代《大明律集解附例》、王槩《王恭毅公驳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