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果达（知乎《史苑踏石》专栏）
孙中山的晚年产生了明确的联俄思想，按照中共党史的通常提法，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是，孙中山想联俄，后者想联孙中山吗？
一、孙文越飞宣言
“早在1918年，而后又在1921年，孙逸仙就写信给俄罗斯联邦政府领导人，表示对新俄国的某些经验和在当时以秘密形式建立合作关系感兴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孙中山寻求的合作符合“新俄国”当时的战略目标。不久，孙中山就与“新俄国”的代表越飞开始秘密谈判。“在一定的摇摆和争论之后，正是国民党及其军队被选为实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基本军事政治工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前言第12页】1923年1月4日，联共政治局做出一个绝密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87页】落实这一绝密任务的就是随后赴华的斯大林全权代表鲍罗廷。
1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表面上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过政治局讨论批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绪论第1-2页】《党的文献》也载文说：“在共产国际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机关，是它在那里为这个国际组织制定政策，这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对中国政策的基调是在联共政治局里定的，然后才拿到共产国际去。”【李玉贞：“《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一书编者采访录”，《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95页】
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布。
越飞告诉孙中山，苏俄政府同意给他数月达200万金卢布的资助，以用于筹备中国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越飞还告诉孙逸仙，苏俄方面准备给予帮助，在中国北部或西部建立庞大的军事建制，或利用军事物资和教官方面的援助，建立“各兵种内部的军事学校，而不是野战部队”，以便为中国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73页】
孙于1923年5月12日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复电中写道：“您5月1日来电给了我们很大希望：1，我们感谢您的慷慨承诺。2，我们接受您的一切建议。3，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来予以完成，我们将派我们的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174页】
1924年3月8日，斯大林决定“给孙逸仙约200万墨西哥元的资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26页】5月1日，苏俄政府在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说：“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5万金卢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页】但此后一年莫斯科完全食言。
“莫斯科对于孙逸仙及其政党可靠性的怀疑，特别表现在向广州提供物质援助的规模和期限问题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51页】《党的文献》也载文说：“过去我们说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总是强调苏对孙援助的一面，可是事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苏俄政府不完全相信孙的政治路线，担心他掌握政权后会在中国建立凯末尔式的政府，对于孙的政府能否成为苏俄心目中的政府存在相当程度的怀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一书编者采访录，第95页】
二、孙中山拒绝鲍罗廷当政治顾问
孙文越飞宣言发布后，鲍罗廷来到中国以落实“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
（一）鲍罗廷出任“教练员”
1923年7月31日，“斯大林建议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66页】但孙中山对此建议并不认同。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538页】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一次讲话中“曾概括说明鲍罗廷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作用：‘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8页】这一任命与作用无疑与斯大林的希望相去甚远。因此，“鲍罗廷在广州的地位非常软弱”，“除了‘革命权威’和苏联援助的许诺以外，他是极端孤立的。中国方面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或有理由信任他。有些人拿不准他的意图；许多人希望他离开。”【〔美〕丹尼尔·雅各布斯著，殷罡译，赵果校：《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二）鲍罗廷必须“请教总理”
1924年1月10日,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十天，中共早期领导人谭平山在与鲍罗廷的谈话中明确指出：“选举代表和一般任命中有许多困难问题，只有孙中山参加才能加以解决。”【《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1924年1月10日，《党的文献》1990第5期，第18页】确实，孙中山完全不是鲍罗廷所能左右的：“他们两人在广州所致力的一切工作—重振国民党、号召群众参加革命、建立效忠于党的新军队—都格格不入。这不禁使人怀疑他到底接受了多少鲍罗廷的革命方案。【韦慕庭：《孙中山的苏联顾问1920-192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年6月，第292页】
张国焘也回忆说：鲍罗廷参加会议时“小心翼翼的不使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涡，不多发言；他的几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征得孙先生的同意，并估计在会议上能够通过，才要言不繁的提出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鲍罗廷自己也奉承说:“常常遇到困难，遇到了挫折，我们就去请教总理的引导，我们依了他的引导去做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就不会十分错误。”【元邦建：《鲍罗廷在广东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37页】鲍罗廷的低声下气表明其当时必须看孙中山的脸色行事，更遑论控制国民党。
（三）鲍罗廷无法改变孙中山
“尽管孙中山接受了许多鲍罗廷的建议，最后应该怎样做的决定权还是在他；他俩的意见也不尽一致。有时候鲍罗廷发现要改变孙中山的想法简直不可能。” 【《孙中山的苏联顾问1920-1925》，第288页】正如鲍罗廷在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所言：“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67页】
孙中山的存在使得鲍罗廷无能为力，如果不能迅速改变这种局面，鲍罗廷及其使命很可能就一事无成。
三、孙中山拒绝蒋介石当“校长”
蒋介石受到鲍罗廷的青睐。
（一）鲍罗廷提议蒋介石当“校长”
蒋介石飞黄腾达的最初迹象，应该是鲍罗廷的提议。
“1923年11月26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鲍罗廷就积极支持蒋介石出任校长一职。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位能信任而且强有力的人物，‘受过军事训练，有军事经验，并且不是军阀；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他接近孙中山并接受孙的领导。在国民党里，这样的背景唯他独有。’”【周利生：《鲍罗廷在黄埔建校中的贡献与作用》，《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5期，第42页】鲍罗廷当时抵华不久，尚未与蒋介石谋面，可见其表态应该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其时蒋介石正代表孙中山在苏俄访问，不仅对苏俄赞不绝口，还认真研读《马克思学说概要》与《共产党宣言》。苏俄对他的评价是“同我们很亲近”，“在中国，以最有教养的人之一著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89页】看来蒋介石能够受到苏俄高规格接待和盛赞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孙中山派出的代表。
（二）孙中山任命蒋介石当“委员长”
1924年1月10日，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透露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人选问题：“决定孙中山本人担任这个学校校长，而副校长由蒋介石担任。但这个问题也还没有正式解决。起初想要蒋介石当校长，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决定要孙当校长。现在您来了，就必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而我们必须加速进行这个工作。”【《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第18页】谭平山的谈话表明两点：鲍罗廷对校长的人选非常关心；孙中山对蒋介石有所顾虑。1月24日，孙中山只任命其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这就是说，即便鲍罗廷参与了“研究”，依然没有改变孙中山的决定。“当时孙中山的本意，并不是把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给蒋介石做。”【汪荣组、李敖：《蒋介石评传》(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8页】
四、鲍罗廷让孙中山“销声匿迹”的建议
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数月，鲍罗廷在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对孙中山做出了全面评估，其要点有三：
其一，孙中山对美、英、日的幻想。1924年1月6日，孙中山在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会见时，“呼吁美国帮助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性问题”，“孙博士曾经告诉舒尔曼，美国是中国人认为用不着怀疑的唯一国家，因此，她也就是拟议中的能够斡旋仲裁的唯一国家。”“一月十三日，正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前的一星期，在一次和美国记者的会晤中，孙博士又提到了这个建议。”“鲍罗廷返回广州以后，曾经费尽心机地说服孙博士放弃这个幻想。”【〔美〕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203页】因此，鲍罗廷在报告中特地提到1924年1月23日于会议期间与孙中山的谈话：“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孙巾山：他关于中国人民可能从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帮助的幻想还将抱多久？难道他等待这种帮助不是已经太久了吗？现在还不该对充满幻想和失败的过去进行总结并转到新的道路上来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69页】鲍罗廷同时又认为：“一般说来，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67页】
其二，孙中山支持日、俄、德同盟。鲍罗廷认为：“美国人对孙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与日本人调情。”“但日本人不相信他，因为他同美国人调情。”“其实孙恰恰是面向日本的，他支持日本、俄国和德国组成同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29-431页】
其三，喂不饱的“老狼”。鲍罗廷认为：“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孙就必须同以前组织上的混乱和思想上的涣散一刀两断，并完全投入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或者他销声匿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