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铁血改革：仅用了五年半时间，就扫清了唐末五代百年弊端
风雪西楼夜 上下五千年故事
唐末五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历史时期，弊端繁生，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经济、生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前途一片黑暗。这种混乱的局面持续了有上百年之久，严重影响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不过，到了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百年之弊端，得到了很好的改革，国家迎来了黎明的曙光。而给国家开良方、主导这一切改革之人，则是周世宗柴荣。
周世宗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周世宗对国家政策的铁血改革，就没有后世北宋王朝兴隆之局面。因为，周世宗主导的这场改革，是真正触及了社会根底的整体性改革，而完成这一切改革所花的时间，只用了仅五年半的时间。
高平之战，触发了军事改革，周世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周世宗即位之后，曾御驾亲征北汉，赢得了高平之战，打出了江湖威名。但是，通过这场胜仗，周世宗也发现了军队的积弊，特别是骄兵、冗兵之弊。骄兵、冗兵最擅长的不是打仗，而是临阵卖主，周世宗就差点被他们给卖掉。
当时，右军主将樊爱能、何徽临阵脱逃，直接导致周军阵脚大乱。如果不是周世宗和赵匡胤身先士卒，力挽狂澜，这场仗就打输了。
其实，在五代时期，国家“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武将临阵脱逃、倒戈投降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如后晋与契丹之战，一夜之间，数十万军队倒戈，后晋皇帝石重贵成了契丹人的俘虏，国家被灭了。也就是说，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军队一定会出现第二个樊爱能，而周世宗也迟早会成为第二个石重贵。
为了解决冗兵问题，周世宗认为，“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裁撤老弱残兵，这些人除了吃空饷，百无一用。招募强健的农民补充军队，并实行竞争制度，“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能力强的，就升职，差的就淘汰出局。
解决了冗兵，接下来就轮到骄兵了。
我们都知道，唐末五代军阀混战，地方藩镇尾大不掉，逐渐养成了骄横的坏习惯，而中央朝廷都拿他们没有办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藩镇军力过于强大，能与朝廷的中央军相抗衡，以致于国家连年兵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世宗就开动脑筋，把募兵权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绝不允许地方藩镇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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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央政府下圣旨，禁止地方藩镇募兵，藩镇难道不会抗命吗？在过去，地方军和中央军的战斗力差不多，所以地方军敢于向朝廷说“不”。关于地方军说“不”的问题，周世宗也想到了解决之法，即实行“强干弱枝”政策，把地方的精兵抽调到中央禁军，而且这种抽调方式也是无比顺畅。
因为，相比于地方军，中央禁军的福利待遇无疑是最好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想升官发财？地方军中的将士，都是削尖了脑袋想挤入中央禁军；而作为地方主帅，总不能公然阻止手下弟兄升官发财吧，除非你能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给他们，否则，就阻止不了精兵流向中央禁军。
久而久之，中央禁军越来越强，而地方军越来越弱，再也无力对抗中央朝廷了，这就斩断了藩镇割据的基础。
周世宗对冗兵、骄兵改革，其意义可不要小看，可能有人会说，皇帝要进行改革，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话是没错，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在唐末五代，军队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利益集团，将士很多都是终身制、世袭制的。如果改革，等于就是动了军队守旧势力的奶酪，弄不好，就会导致军队背叛、哗变。
唐末、后梁时期，大名鼎鼎的晋王李克用，掌握着天下第一大藩镇河东，河东军仗着自己是嫡系，有功于李克用，横行霸道，欺压良民。有人就劝李克用整顿军队，但李克用却叹息道：“今四方诸侯皆悬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现在天下诸侯都重金招募勇士，如果我用军法来约束将士的不法行为，军队就会背叛我，我岂能安身保命？潜台词就是，放纵军队违法乱纪，已经成了潜规则了，只有这样，军队才会效忠于你，如果谁打破这个潜规则，就会遭到军队背叛。

后周的军队，是上承梁唐晋汉的旧式军队，偷奸耍滑早已成了习惯。周世宗却敢于向军队开刀，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周世宗进行的军事改革，就给出了很高的评价：“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
世人经常歌颂宋太祖罢地方兵权，为安稳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恰恰是周世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周世宗的“强干弱枝”政策，宋太祖又怎么敢罢免地方兵权呢？
政治改革，逼官员举荐人才。
周世宗在完成军事改革之后，就立马着手政治改革，而政改中最漂亮的改革，则是周世宗对人才选拔方面的改革。
五代乱世，一些奸猾官员把持朝政，许多有才学的贤士则往往得不到朝廷重用，周世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下诏求贤士。
历代帝王都会求贤，但动真格的则不多，更多的是演戏。而周世宗求贤，则不一样，与其说是求贤，不如说是命令各级官员去寻贤，把官员举贤当成一项政治任务，完不成的，则要受罚。
“应在朝文资官翰林学士两省官内，有曾历藩郡宾职州县官者，宜令各举堪为令录者一人，务在强明清慎，公平勤恪。不拘选限资叙，虽姻族近亲，亦无妨嫌，只须举状内具言。除官之日，仍署举主姓名。若在官贪浊不公，懦弱不理，或职务废阙，或处断乖违，并量事状重轻，连坐举主。仍令御史台催促本官，旋具奏闻，限两月内举状齐足。”
曾经在地方当过官的中央文官们，每个人至少推举一位贤人，条件是“强明清慎，公平勤恪”。不考虑身世背景，举贤不避亲，就算是你近亲，只要这个人各方面条件合格，就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个人当官之后，是个昏官、庸官、贪官，那么就追究举荐者的责任。举荐的任务，必须两个月内完成。
除了逼官员们举贤，周世宗还下诏，允许各级官员“上奏论谏”，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可以评价皇帝施政的得失，也是一项政治任务。这说明，周世宗是一个非常有度量的人，否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虽然这项改革不可能触及社会根本制度的政治制度，但作为一个古代帝王，能在政治上进行上述改革，已经算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在完成了军改、政改之后，周世宗把目光转向了土地。当时，天下战乱不止，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土地荒芜。再者，大地主阶级兼并了太多土地，而且还不向朝廷纳税，这两点都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

土地，是政权的基石，土地问题得不到解决，国家就失去了根基，随时会崩溃。五代时期，大地主阶级基本是军阀，虽然周世宗没有直接动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但从他们兜里掏钱出来，还是可以做到的。周世宗就下命令，取消所有权贵的免税特权，不管你是谁，只要你占有了土地，就得向朝廷纳税。于是，就在地方派驻“苗使”，查清土地亩数，按亩收税。甚至历朝历代有免税特权的孔子后人，现在废掉特权，也要交税，一视同仁。
“历代以圣人之后，不预庸调，周显德中，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
周世宗之所以这么坚决，只因他出身于贫穷，懂得天下百姓之苦，废除一些人的特权，等于也就是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连年的战乱，大量土地荒废；同时，失去土地的百姓也很多；这就出现了矛盾，一边是大量无主荒地，另一边是没有土地的百姓。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周世宗规定，百姓可以向政府申请耕地，称为“请射”，把土地使用权交给百姓。
但是，这些土地以前是有主人的，只是在战乱中或逃或死，如果旧主人回来了，又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一点，周世宗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庄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如五周年内归 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
如果旧主三年在三年内回来了，则交还一半，另一半为请射者所有；五年内回来，则交换三分之一；超过五年回来的，则失去土地所有权，但旧主的坟墓可以归还旧主；而对于逃到境外的，条件更放宽一些，最高可放宽年限至十五年。
而且还规定，一旦有人冒充逃户诈领耕地，旧主回来了，则诈领之人失去土地使用权，没有年限限制。为了让利民政策顺利推行，周世宗在诏书上都是用很浅显的白话，就算文化水平低的百姓也看得懂，这就很好地避免地方官员钻空子。
后世南宋人洪迈，称赞周世宗此举：“今观周世宗显德二年射佃逃田诏敕，其旨明白，人人可晓，非若今之令式文书盈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
百姓有了耕地，自然就会种出粮食，政府一般在夏天和秋天两次收粮，称为夏税和秋税。为了避免官员在交税期限之前就上门收粮，政府还专门定下了收粮的日子：“今后夏税以六月一日起征，秋税至十月一日起征，永为定制。”由此可见，周世宗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出台了利民政策，还会想到百姓是否看得懂，而且还从制度上把各种漏洞堵住。
土改完成后，为了进一步增加国家税收，周世宗依法取缔了占用大量土地的寺庙。当时，后周有九十州，平均每州有寺庙三百多，全国合计33054座寺庙。这些寺庙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和劳动力，却不用向朝廷纳税。
为此，周世宗专门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削减寺庙，只保留“敕额”的寺庙，敕额即朝廷御赐的寺庙匾额，等于就是朝廷承认的合法寺庙。经过整治，全国寺庙只剩下2690座，僧尼61200人。
此后，周世宗还陆续对金融货币和工商业进行了改革，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中国历史上工商业最为繁华的时代是宋朝，但宋朝的商业繁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继承了唐末五代十国工商业的发展基础。
总结：周世宗在推行改革之时，必定会遭受很多的阻力，特别是军事改革，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没有拿出铁血改革的决心，百年累积下来的种种弊端，是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也恰恰是周世宗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继承后周王朝的宋朝，得以顺利统一南方诸政权、平北汉，成为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