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上海滩往事 
       1925年，当时32岁的毛泽东要去广州农民讲习所讲课。那时的他，已经开始把精力往农民运动上转。去广州之前，他写下《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首词看起来像是描述湘江两岸的风景。但如果对照毛泽东一生的经历就会发现，其实也像在描述百年之前上海滩的花花世界。
        百年前的上海滩是这样的：对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王亚樵来说，上海滩是混乱的江湖。对盛宣怀、张謇、荣家来说，上海滩是实业兴邦之地。对张学良、卢小嘉来说，上海滩是花花世界。对孙中山、陈独秀来说，上海滩是储备力量之地。对蒋介石来说，上海滩包含了以上各种可能性。

      年轻的毛泽东也曾在上海滩沉浮多时，如同龙潜大海。上海滩在他的世界里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当他在上海滩观察对比社会每一个层面之后，认为日月应该换新天。
在毛泽东32岁之前的人生中，北京漂泊与上海打拼是非常重要的两段社会经历。北漂这里先不谈。上海滩的毛泽东，最初的身份是知识分子。他在1919年就去过两次上海滩。第一次是3月份，五四运动之前；第二次是12月份，五四运动之后；两次都是从北京到上海。1920年5月，毛泽东第三次去上海滩。这是他放弃留学法国之后，正式开启人生事业之路的起点。那时的他刚刚经历北漂入世，人生事业刚刚有一个轮廓，但尚未最终确定。他自信能干一番大事业，但究竟怎么干，他还不确定。毛泽东这次去上海，路程走得分外有趣。他要从北京到上海，却“只有到天津的车票”；问同学借了十块钱，到浦口后已经身无分文；最倒霉的是仅有的一双鞋子也被贼偷了。幸好后来碰到一位湖南老友，借钱买了双鞋子、买票到上海。后来毛泽东给老师黎锦熙写信说：“京别以来，25天才到上海。”从北京到上海这段路，走了25天，可见辛苦。这画面看起来很诙谐。但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中国一个古学派——为救世而奔走的墨家。那时候的毛泽东虽然看起来风尘仆仆、身无分文；但他的真实身份是新媒体前沿的大V，是那个时代的顶级知识分子，而且正在发文驱赶湖南军阀张敬尧。——敢硬刚乱世军阀，这份魄力和风骨远超一般知识分子。
       其实那个时代的革命者，很多都有墨家的影子。每逢华夏遇见低谷，墨家的影响就会大增。一旦稳定，儒家就会兴盛。
      毛泽东本人一直比较推崇墨子。1939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他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这话就相当于墨家的“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现代表述。1920年的毛泽东，虽然行为上像墨家；但已经有了“王者意志”（参考本我篇）、决心用自己的力量主导天下沉浮，和墨家那些人又有本质区别。因为墨家，需要一个君王。毛泽东此次到上海目的很明确：继续驱逐张敬尧；驱赶张敬尧之后怎么办？在上海，他见了三个大人物，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02三位大咖 他年轻时推崇过几个人：墨子、曾国藩、谭嗣同、陈独秀。湖南人在近代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始于曾国藩。大凡想建功立业的知识分子，都会从曾国藩身上汲取营养。毛泽东1917年给黎锦熙的信中写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毛泽东和曾国藩相比，雷同点在于都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走上战场；区别在于，曾国藩忠于传统的大清帝国，毛泽东要开天辟地。所以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推崇，限于早年。后期毛泽东带出来的军队远胜曾国藩的湘军。毛泽东推崇的另一个湖南人是谭嗣同。他的那篇首次流露出“王者意志”的《心之力》，就是受谭嗣同影响。任何从事革命事业的人，都会感慨于谭嗣同的决绝。我自横刀向天笑，其实就是早期革命者的心态写照。他对陈独秀的态度最初和对谭嗣同类似，“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若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在他的早期世界里，陈独秀占据着非同寻常的位置。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的时间不长，也就两个月。那段时间和北漂时类似，他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面位。现实中他的生活依然很窘迫：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里，每个月3元零用钱，常常吃蚕豆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为解决生存问题，他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依靠为别人洗衣服换取一点钱（在北京也这么干过，相当于重操旧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因为接送（衣服）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他在上海经常拜访各路名士，最重要的有三位。第一位是章士钊。他从章士钊那里为留法学生筹得2万银元助学款（40多年后“还债”的故事由此而来），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毛泽东也可以选择如章士钊那般做一个名士，但很明显，名士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要救世。第二位是孙中山。他到环龙路44号医院探望孙中山，请孙支持、指导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他第一次见孙。当时的孙是革命旗帜，毛泽东对孙也很尊敬。但他没有选择追随孙搞革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从没有人挖掘过。主要原因应该有两个：其一，孙中山一直搞武装革命。毛泽东当时并没有确定要搞武装革命，还是倾向于温和一些的文斗。比方说他驱逐张敬尧，靠的是笔，不是枪。当时他更想拿笔，而不是拿枪。其二，孙中山搞革命，一直走精英路线。毛泽东本能地贴近下层，意识形态深处和孙就不同。他的经历，他的思维，都是以底层大多数为出发点。第三位是陈独秀。不论章士钊还是孙中山，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非一般人能见到的，但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就能见到他们。毛泽东拜访最多的还是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是思想界领袖，住在环龙路2号老渔阳里（现在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那一带为法租界核心区。

那里排列着二三十幢两层楼房，统称石库门公寓，很多国民党大佬都住那里。老渔阳里2号原本是安徽督军柏文蔚（大佬级人物）的公寓。1920年初他把寓所让给安徽老乡陈独秀居住，陈独秀把名动天下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搬到那里。那份杂志在一百年前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都是其忠实粉丝。当时的陈独秀正处于人生巅峰，五四运动之后，正和北京的李大钊筹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他的身边围聚着一批如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罗亦农、俞秀松这样的顶级知识分子。他们雄心勃勃，准备干一番大事业。风尘仆仆的毛泽东也成为其中一员。毛泽东遇到陈独秀的机缘，比遇到李大钊和胡适更好。北漂时代，毛泽东只是一个刚刚进入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胡适、李大钊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的能量。相比之下，是陈独秀先见识到毛泽东硬撼张敬尧的硬气、骨气、实力，已经非常器重毛泽东。在陈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又一次转变。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交谈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和陈独秀促膝长谈。他们谈论的重点有两条：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陈独秀表示：你们的计划如能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毛泽东表示：我们也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在你的指导下，再着手建立“共产党”。百年前的“南陈北李”其实就是马列主义在东方的先行者。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归功于李大钊；进一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归功于陈独秀。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历史贡献相当于推开一扇大门，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入这道门。但是毛泽东进来之后，把门和院落又改造了一番。毛泽东到上海滩，是以身怀救世理想的知识分子身份登场，以笔杆子为起点。 03 蒋介石在上海滩 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同，他登上上海滩大舞台的身份是军人，以枪杆子为起点。蒋介石老家在浙江宁波奉化，离上海就隔一个杭州湾，可谓一水之隔。百年前还没有杭州湾大桥，从宁波到上海，要么坐船，要么绕道杭州，反正都不远。不论怎么走，蒋介石去上海都比毛泽东要方便很多。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蒋介石就跟着大哥陈其美在上海滩沉浮。民国有很多奇事，比方说军阀张宗昌号称“三不知”将军：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老婆。其实蒋介石也有“三不知”：一不知兼职有多少；二不知写过多少“手令”；三不知结拜弟兄有多少。蒋介石一生中有很多结义兄弟：许崇智、张静江、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等等。蒋介石对他们基本上都是利用再利用。如果说蒋介石一生对谁有过兄弟之情，便是陈其美。因为陈其美既是蒋介石搞革命的引路人，也是蒋介石混社会的引路人。陈其美原本想要当良民，结果被那个时代逼成革命党。辛亥革命那会儿，陈其美成为上海都督。但他身上帮会色彩很浓，作风更像帮派大佬，被蔡元培誉为“民国第一豪侠”。他可以一边搞革命，一边风花雪月。蒋介石就是跟着陈其美在青楼认识了第二位妻子姚冶诚，留下一段历史闲话。蒋介石的经历非常丰富，扮演过混混、刺客、革命者、投机者等等。真正让蒋介石打出名号的角色是刺客，刺杀国民党元老陶成章。辛亥年间，革命党的主体还是同盟会。它的基本盘有三派：起于长三角的光复会，以陶成章、章太炎为代表；起于珠三角的兴中会，以孙中山为代表；起于两湖地区的华兴会，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

三派之间利益与诉求彼此盘根错节。辛亥革命成功，光复会出力比较大。临时首都南京，也在光复会势力范围内。
孙中山虽然是临时大总统，手里并没有多少资源。陈其美和蒋介石虽然是浙江人，却追随孙中山。他们设身处地地为孙中山“分忧”：从孙中山的角度看，除掉陶成章，可以稳固长三角。从陈其美的角度看，除掉陶成章，可以趁机控制江浙，扩大自身影响。陈其美认为，杀掉陶成章，既可以替自己谋利，又可以替领袖分忧，干吧。那年冬天格外寒冷，蒋介石在上海滩寻找陶成章分外辛苦。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上天帮了他一个忙。1912年1月12号夜，大雪飞扬，马路上行人稀少，蒋介石像往常一样寻找陶成章的踪迹。马车经过福州路（租界）时，狂风卷起了窗帘，大雪穿过窗子打在蒋介石的脸和脖子上，蒋介石抬眼一看，见路旁陶成章正在屋檐下避雪。如果是在电影中，接下来的镜头通常是拔枪结果陶成章。然而蒋介石非同一般，他抑制住心中的狂喜，急忙停车。蒋介石并没有贸然动手，而是下车步行上去打招呼，礼数周到，态度和蔼可亲，行为举止恭恭敬敬，一口一个前辈，无形之中马屁拍得啪啪响，搞得陶成章心里暖洋洋的。

陶成章和蒋介石是在日本认识的，大家都在同盟会混过，只是地位相差甚远。陶成章是元老级革命家，蒋介石只是菜鸟。陶成章见蒋介石如此对待自己，有孺子可教之感，遂卸下防备。
谈到最后，蒋介石表示，老前辈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还在为革命奔走，实为我辈学习楷模。当然陶成章并非在为革命奔走，而是躲在租界疗养。蒋介石探知陶成章在广慈医院（瑞金医院），以后辈特有的虔诚和热忱把陶成章送回病房，并记下了陶成章的病房号码，205号，然后告别而去。第二天，也就是1月13号，蒋介石又以后辈兼粉丝的身份带着礼品去看望老前辈，又是一番无声无息的马屁，麻痹了陶成章的神经。1月14号凌晨，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广慈医院病房二楼。他们把帽子压得很低，如同幽灵一样摸到205号门前。这二人正是蒋介石和王竹卿。他们学护士的腔调，轻轻敲门曰：“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正在熟睡中，也没多想。等他起来开门时，外面进来的不是医务人员，而是子弹。蒋介石这么一套操作，尤其是心理运用极为到位，综合素质已经超越上海滩除王亚樵之外的所有青帮大亨。如果单看蒋介石刺杀陶成章，那是标准的刺客行为。但联系到他和陈家的关系，更像是侠客。

1916年5月，陈其美手头缺钱。这个消息被袁世凯知道了。当时袁世凯也快死了，对革命党愤恨，决定设陷阱除掉陈其美。
袁世凯让张宗昌放出消息：需要中间人帮他向日本人贷款100万，事成给30万中介费。陈其美不知是计，想当担保人，赚这笔钱。5月18日下午，刺客程国瑞到其住处，以“谈生意”为名，将其暗杀，并将其尸首扔到大街中央，没人敢去收尸。蒋介石得知后，不顾危险，跑到大街上抱着大哥的尸体大哭一场，然后为其安葬。此后蒋介石也对陈其美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时常自称为“陈其美烈士的化身”。蒋介石这个举动，非常有勇气，也非常够义气，很有古侠士之风骨。如果蒋介石是大侠，那么这也是一段佳话。然而蒋介石是政治家，需要解决的是天下大事。蒋介石的缺点之一，就是分不清个人事和天下事。日后掌权之后，蒋介石重用陈其美的两位侄子陈立夫与陈果夫，让陈家成为民国四大家族之一，就是典型的个人感情左右了天下大事。对比之下，毛泽东浪漫主义情怀远胜蒋介石，但从不会让个人感情左右天下大事。 04 沉思者毛泽东 建国之前，中共一共召开过七次代表大会。其中一大、二大、四大，均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六大在莫斯科，七大在延安。关于“一大”那些事，不被理解中已经写过不少，就不再重复。 

这里需要强调的第一点：一大上的毛泽东，是异类。
其他人都是西装革履，他穿着长袍，而且是不修边幅那种。其他人都是满口理论，说话引经据典，条条框框一大堆，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列宁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他的职责是担任记录，只做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基本情况。其他时间，他只是静静地倾听，全神贯注地倾听。会议之外，他常常陷入沉思，在房间里走走想想。窗外有人经过和他打招呼，他有时会听不见，因为他在思考。有人就讽刺他是书呆子。当时28岁的毛泽东，人生前17年是农民，求学生涯中参加过学生运动，驱赶军阀，绝对和书呆子扯不上。能言善辩的毛泽东，在“一大”上扮演了沉思者的角色。他在思索什么？一大确认中共诞生，宣布了一个拯救中国与世界的梦想。实际上当时全国党员加在一起也就几十人，资源几乎没有。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理想和现实反差最大的一次会议。毛泽东是一个激情澎湃之人，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务实之人。他在思索，理想和现实的鸿沟该如何跨越。其实当时他心里也没底，也不知道哪种方式最为有效。需要强调的第二点：中共一定会在上海诞生。原因之一，地缘角度看，工业文明开启，上海是长江流域龙头，汇聚天下精英。北京传统势力太浓厚，广东是国民党大本营，其他地方都是等待被启蒙的土壤。原因之二，杜月笙那样的青帮大亨、张学良那种超级二代、盛宣怀那种搞实业的、孙中山那种革命家，为什么都在上海活动？他们活动的基础，就是因为在上海有着数量最为庞大的工人。马克思主义从苏联传到中国，其理论基础就是工人。正因如此，在毛泽东找到中国农民阶层之前，他人生最重要的蜕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在上海，这也是历史趋势的一种必然。 05 蒋介石的权力游戏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失去大哥与靠山。但是人，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钱。个人生活需要钱，老婆孩子花销也需要钱，搞革命尤其需要钱。陈其美就因为缺钱遭遇意外。活着的孙中山和蒋介石依然为钱发愁。于是蒋介石开启在上海滩的赚钱模式。赚钱需要有人脉和资源。蒋介石在上海滩的人脉和资源胜过毛泽东。宁波和上海一水之隔，上海从1843年开埠之后，宁波商人执当时上海的航运业与钱庄之牛耳，长期控制上海总商会。航运巨头虞洽卿、五金大王叶澄衷、钢铁大王余名钰、企业大王刘鸿生、颜料大王周宗良……都是宁波商人。尤其是虞洽卿，先前是陈其美的赞助者，之后又赞助蒋介石。如何搞钱呢？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在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人筹划下，他们于1918年在上海申请注册了证券交易所。注意，是自己注册证券交易所，这个胃口很大。1920年2月，交易所挂牌运营。回顾历史其实很有趣：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拜会孙中山时，孙的身份除了革命旗帜之外，私下里可以说还隐藏着一个金融大鳄的身份。当时的蒋介石，则打着为革命筹钱的旗号搞投机，摇身一变成为金融玩家。也就是说未来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寻找理想，未来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在赚钱。但是搞公司和搞革命毕竟不同，不是谁都能玩的。丘吉尔在政坛呼风唤雨，到股票市场照样亏得找不到东西南北。蒋介石干革命有种，但运营公司却是外行，他的手段就是三板斧。第一板斧，组建茂新号公司，陈果夫当经纪人，准备到市场套现割韭菜。

从这些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为搞公司费了不少心思。
然而初期，茂新号公司运营不顺；蒋介石挥出第二板斧，改组增资，成立恒泰号。还是没改善，怎么办？挥出第三板斧，继续扩大业务……简而言之，就是增资、改组、讲故事，百年后的金融市场还是这些套路。虽然蒋介石组建的公司运营不怎么样，整个交易所初期还是赚钱的。但是那帮人又嫌弃赚钱太慢，疯狂扩大业务。毫无疑问，这是杀鸡取卵之行为。当时全国乱成一锅粥，实业本来就凋敝；金融行业竞争惨烈，遍地都是交易所，就和前几年的p2p类似。据统计，1921年11月份，上海有38家交易所关门；12月份，每天都有交易所关门。当然蒋介石他们搞的交易所也未能例外，1922年倒闭。折腾一圈，亏一屁股账。这个时候，陈炯明在广东炮轰孙中山总统府，蒋介石重抄本行，南下救援孙中山。设想一下——如果不是乱世，蒋介石那么折腾的结果，那就是上老赖名单。不妨再假设一下——如果蒋介石在上海滩金融事业搞得好，很可能在上海做大金融家，而不会选择南下救援孙中山；历史必然再次改写。南下广州之前，蒋介石遇到尴尬事：因为投资失败，缺钱。怎么解决呢？虞洽卿再次站出来，利用他自己在上海商界的地位，把蒋介石引荐给青帮大亨黄金荣。黄是黑道起家，想洗白，需要结交虞洽卿这样的商界巨子。于是蒋介石便给黄金荣送拜帖。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拜师应当有蜡烛、香和压贴贽敬。那个所谓的压贴贽敬，就是孝敬师父一些钱。而按黄金荣当时在青帮的地位，理应得一大笔钱。然而蒋介石欠了一屁股债，如果有钱就不用去拜黄金荣、渡难关了。所以他的帖子上仅写着“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没拿半毛钱孝敬黄金荣。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从黄金荣那里拿走200块，作为去广州的路费。至于那些债主，看在黄金荣的面子上，也不敢对蒋介石怎么样。什么叫混的境界？这就是。但这只是开始而已。蒋介石广州之行，彻底赢得孙中山的信任。

孙中山调整政策，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1922年，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全权代表去苏联考察。后孙中山决定创建黄埔军校，蒋介石担任校长，从此走上人生腾飞之路。
若干年之后，蒋介石成为北伐军总司令——那些债主们又拿出更多的钱支持蒋介石。黄金荣嘛，他能做的就是悄悄地把蒋介石的拜师帖退回去。原因很简单，他没资格做蒋介石的老师。百年前，混上海滩的人如过江之鲫，青帮有之、军阀有之、名流有之。如果按照混的境界来看，蒋介石算是独一档的存在。顺便说一下，就在搞金融的那段时间，蒋介石经常去大哥张静江家。张静江太太朱逸民（张的第二位妻子）有位好友叫陈洁如。虽然陈洁如当时只有14岁，30多岁的蒋介石还是对她一见钟情，经过一番穷追猛打，最后终于让陈成为自己的第三位妻子。 06 巅峰与选择 毛泽东在上海的巅峰，是在1924年。1923年，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确定国共合作，规定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担任工作。大会选举出5位中央局成员：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孙中山搞革命那么久，直到生命最后时刻方才召开一大。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蒋介石以“列席”的身份参加此次会议，地位不如毛泽东高。那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彼此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此次他居住在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甲秀里7号（现威海路583弄云兰坊7号），距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不过1公里。到端午节前后，杨开慧和她的母亲带着毛岸英与毛岸青来到上海，他们一家一直住到1924年底。
那时毛泽东既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绝对算成功人士。
家庭美满，事业顺利，给了他不少慰藉。他在1937年回忆，那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按照一般人的标准，从1920在上海滩一无所有，到1924年位高权重；短短数年时间，不仅完成安家立业，还完成权力的集结，如同魔术一般，够吹很久的。但这些对毛泽东却微不足道。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和才学，随便混，以后也是上层人士，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但在精神世界，毛泽东无法安定下来。首先，在国民党内部，保守派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加上国民党爱内斗的传统，毛泽东这种跨党分子很难获得安宁。孙中山在世，可以强压。但孙中山的人生道路已经接近终点，明眼人都看到国共合作难以为继。在共产党内部，他也受不了张国焘那帮人叽叽喳喳。其次，毛泽东思想深处，是要救世，而不是混日子。按照组织宗旨，最终要拯救世界，其次要拯救中国，在此之前要拯救工人阶级。但当时的工人生活非常艰辛，而组织却无能为力。当然他可以选择假装看不见，过好自己家的小日子；但他不会，他要救世。很明显，在上海滩，可以结交名人豪杰、可以赚钱混日子、可以干很多事，但不能救世。正是在上海，他看到中国的全部阶层，完成人生中的龙翔潜底。所以在1924年底，毛泽东辞掉上海的工作，回湖南老家。在老家，他离那个沉默千百年的农民阶层又近了一步。最终他决定，去唤醒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当他再一次出现在上海时，他的身影已经笼罩华夏大地，让上海滩出现过的所有过往的人物都黯然失色。1924年的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迎来人生巅峰。随后的4年，他从一个失意的中年军官飞升到全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堪称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但纵观蒋介石的一生，他从没摆脱对上海滩的依赖，而是选择一直紧紧抓住上海滩的精英阶层：用他们的钱袋子壮大自己的枪杆子；用自己的枪杠子丰厚他们的钱袋子。因为蒋介石的枪杆子杀戮太盛，又逼着毛泽东拿起枪杆子。经过20多年博弈之后，最终毛泽东的枪杆子战胜了蒋介石的枪杆子。这是后话。从境界上来说，蒋介石算是上海滩圈子内混得最好、试图攫取最多资源；毛泽东已经跳出上海滩圈子之外，把圈子当成自己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这是二人最大的差别，也是中国的两种走向。    - -end--

贴主:Michaelliu888于2021_11_26 7:01:2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