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甸，这座不起眼的小镇，在史学界蒙着一层浓浓的迷雾。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曾在此痛击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究竟应不应该打、如何打？在当时和后来一度掀起争论的波澜。本文将为你揭开其中的谜团。
　　武力解决韩德勤与统一华中军事指挥，是刘少奇抵达苏北后并重思考与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
　　1940年10月的苏北平原，轻风拂面，秋高气爽。
　　正是在深秋的季节，从华北南下的黄克诚率八路军五纵队抵达苏北盐城，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东进北上部队会师。这次会师标志着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已经完成。为此，黄克诚给时在皖东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发电报，请他率中原局机关移驻苏北，以便统筹华中全局。
　　几乎在接到黄克诚电报的同时，刘少奇也接到中共中央电令“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刘少奇随即率中原局机关等一行千人，风尘仆仆赶往苏北。10月31日，在阜宁东沟八路军五纵队司令部驻地，刘少奇与黄克诚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踏上苏北大地的刘少奇，心情颇为兴奋。他来到一处田埂上，眺望四周，河汊纵横，田地阡陌，秋色喜人。这就是他数月来梦萦情牵的苏北，是他坚定不移坚持发展方向的苏北，也是他寄予无限希望的苏北。刘少奇充分肯定了黄克诚坚决地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以及中原局的具体战役部署，从而有了今天苏北的大好局面。
　　两天后，黄克诚与刘少奇一道乘汽船，从阜宁经盐城前往海安，会见时在海安的陈毅和粟裕。
　　刘少奇是中共中原局书记，陈毅和粟裕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黄克诚是八路军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他们这次会见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
　　他们交谈了很多、很久，可谓肝胆相照，呼吸相通。谈话内容涉及到抗日、反顽、建政、剿匪……
　　当时，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始终让刘少奇难以释怀，即统一华中军事指挥。早在6月份，刘少奇即致电中央提出：“目前华中部队已不少，均分散各处，且已取得地区，唯将来在战略以至战役上均须配合行动。华中环境各方面均较华北更复杂，困难更多，而我部队内部在建制上、指挥上亦不完全一致，问题亦多，在目前迫切需要建立有威信、有工作能力的华中总司令部(公开名称另定)，在指挥上以至建制上统一我华中各部队。”在人选上，刘少奇请中央在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及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中择定一人。
　　黄桥决战胜利后，刘少奇得到中央电报：“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刘少奇）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但苏北不等于华中，为此，刘少奇与邓子恢、赖传珠于10月9日向中央提出：“目前，华中的斗争急需建立统一的司令部，而中原局与苏北指挥部会合仅能解决苏北的指挥问题。解决华中统一指挥最圆满的办法是军部速即移来，统一华中指挥并可兼指挥江南。”然而，由于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迟迟不能北移，这一计划事实上亦成空谈。刘少奇认为统一华中的军事指挥，关键在于统一八路军和新四军两个指挥系统。这次在海安与陈毅、黄克诚相会，刘少奇便不失时机地与他们磋商，并形成共识。
　　11月10日，刘少奇致电中央提出：“我已到陈毅处，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
　　这里的叶希夷即时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长叶挺。
　　刘少奇的思路很快得到中央的认同。
　　两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在叶挺过江之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城召开成立大会，其所辖部队有陈毅兼指挥的苏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的江北指挥部、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豫鄂挺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及黄克诚任司令兼政委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等。
　　从这时起，黄克诚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正式归陈毅指挥。这是自红军时期起，黄克诚第二次直接在陈毅的领导下工作。
　　刘少奇对于华中统一军事指挥问题的顺利解决极为满意。作为中原局书记、新成立的华中总指挥部政委，他意识到自己对发展华中所承担的责任，因而不得不更多地、超前地去考虑一些问题。在刘少奇的战略设计中，苏北将是整个华中抗战的指挥部所在地以及战略大后方。为此，巩固与扩大苏北根据地则是当务之急。苏北固，则华中兴。而要解决苏北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绕不过去的坎，那就是韩德勤。
　　韩德勤时任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指挥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黄桥战役后，他率部退守兴化、曹甸一线，深沟高垒，坚固工事，以图再起。
　　可以说，武力解决韩德勤与统一华中军事指挥，是刘少奇抵达苏北后并重思考与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而两军会师与华中总指挥部的成立，又为武力解决韩德勤创造了条件。由此，在新四军军史上颇受争议的曹甸战役的帷幕渐渐拉开……
　　曹甸战役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黄克诚在战略战术上均提出不同意见
　　组织曹甸战役以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战略思路，由刘少奇率先提出，但决策过程却异常复杂。
　　此前的华中已有一股逆流潜滋暗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诬陷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继之，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部队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部30万大军压向华中。韩德勤则企图“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
　　面对波诡云谲的政治形势，尚在皖东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黄克诚与陈毅两部会师后的第二天，即致电中央建议：“乘胜继续向兴化前进，占领兴化，彻底消灭韩德勤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继之，刘少奇又致电陈毅、粟裕、张云逸并报中央提出：“如能驱走韩便可组织华中敌后民主政府与总司令部，使我公开正式站在领导地位。”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一建议非常谨慎，认为暂不宜攻打韩德勤。他在给刘少奇等华中负责同志的电文中指出：“估计到韩与蒋、顾(祝同)之关系，他又是战区总司令及省主席，暂时尚不宜取彻底消灭政策”，“必须保留兴化及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
　　八路军、新四军在苏北会师并对韩德勤形成的逼压态势，令时任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非常担忧。他遂与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交涉，提出和缓救韩。为此，周恩来电告中央，并提出：“我方重心应求得逼韩让步……留韩德勤在，不仅可使顾祝同对我江南新四军让步，对蒋亦有缓冲讲价余地，对李(宗仁)、白(崇禧)亦有教训作用。如彻底驱韩，则蒋一不做、二不休，只有拼到底。”中央随即将周恩来意见转告刘少奇，并重申“不彻底驱韩”方针。数日后，中央又急电刘少奇：“我方已答应蒋介石停止军事进攻，如我占领兴化，蒋恼羞成怒，有扣留恩来、剑英二同志可能，我应距兴化50里一带停止，进行和平谈判。”
　　刚到苏北的黄克诚从根据地开辟后的实际情况出发，也认为暂时不宜主动攻韩。后来黄克诚专门说到这一点：“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顽军残部、伪军、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等到处骚扰暴乱，根据地内很不稳定。当务之急，应是剿灭匪顽，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立稳，再相机解决韩军。”
　　黄克诚还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我党我军反磨擦作战的指导原则出发，强调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衅自彼开，不由我启。他称“韩德勤新败，退守老窠，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考虑，我应站在自卫立场，不宜主动进攻；从军事上看，在水网地带攻坚作战，对我十分不利”。
　　然而，这时的华中战云密布。汤恩伯、李品仙所部13个师正压向淮北、皖东根据地，磨擦恐难避免。为遏制这种局面的发展，中央电示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但强调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央。不久，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以“武装调停苏北磨擦”为由从山东进抵苏北，桂军一三八师主力亦过淮南铁路。面对各路反共军步步逼进，构筑封锁线，刘少奇觉得情势危急。特别是如果东北军与韩德勤的部队会合，则对开辟不久的苏北根据地形成极大威胁。他于11月10日急电中央：“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军，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急难应付。”继之，又报告了作战部署和进攻理由。刘少奇在电文最后特别强调：“你们有无意见，望三天内答复，否则即开始动作。”
　　由此可见，刘少奇攻打韩德勤的决心已定。但毛泽东和中央的决策者们并没有认可。次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电复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态度同样坚决：“一、目前即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第一仗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你们现在应积极准备一切。一面我们仍在重庆谈判。二、对霍守义、何柱国应取争取政策。”中央意图很显然，一方面仍争取谈判解决苏北危机，一方面争取东北军以孤立韩德勤，不打韩德勤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11月18日，刘少奇与陈毅等分析了苏北形势后，再次向中央报告：“现在各方面均来电要求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李之进攻。”刘少奇随后提出立即先机解决韩德勤等4个方案请中央定夺。次日，中央即电复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提出以黄克诚部主力隔断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韩德勤部联系。“为达此目的，你们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安丰等地区，以打通皖东、苏北之联系。限电到5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
　　接中央命令后，华中总指挥部立即令八路军五纵队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作攻占射阳、安丰、曹甸、平桥之战斗部署。
　　11月24日，刘少奇、陈毅率华中总指挥部机关从海安移驻盐城孔庙。孔庙又称文庙，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历经兵燹战乱，几近荒废。华中总指挥部迁驻后，萧条的古庙顿时充满活力，成为华中敌后令人瞩目的军政要地。
　　此时，中央仍通过在重庆的周恩来向蒋介石交涉停止汤恩伯、李品仙调动和霍守义、莫德宏的进攻，并于26日电示刘少奇、陈毅：“攻击淮安、宝应间地域望继续作充分准备，待命实行。”刘少奇、陈毅当日即于盐城复电中央：“我对韩攻击已全部准备好，决于明日(27日)晚向沙沟、射阳攻击，解决该地之韩部(保留兴化不打)。如何，望即复。”面对如此情况，中央于27日复电“同意你们意见，唯不得攻击兴化”。
　　兴化是当时韩德勤所率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中央认为，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个缺口，打通苏皖即可。不打兴化，苏北动作不碍大局。
　　此次战役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参战各单位分别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一纵队、二纵队、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陈毅专门作了战前动员，指出：“此项行动胜利完成，即会取得大会战的主动地位，与我之全部获胜有重大意义。同时，此次行动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役、战术配合之第一次行动，宜以此次战斗意义振奋各兵团。”
　　战役于11月29日拂晓发起，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轮番进攻，猛打猛冲，开始即重创韩八十九军所部。韩顽守军猝不及防，溃败不支，不得不将兵力收缩在曹甸、平桥、安丰一线，以图顽抗。我参战部队一鼓作气，乘胜进击，断顽军平桥与曹甸及安丰之联系，并完成对该诸据点的包围。
　　曹甸是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临宝应湖，周围是水网地带。曹甸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驻有韩德勤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共约5000多兵力。而韩德勤在兴化及其附近之保六旅、独六旅等亦约5000多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为此，曹甸已成为消灭韩德勤的最大障碍。
　　12月4日，华中总指挥部要求各参战部队攻击前进，在曹甸一线会合，以求得在曹甸彻底消灭韩之主力。苏北的战况深深牵动着延安的心。当毛泽东得知战役进展情况后，立刻电示华中总指挥部：“只待曹甸、安丰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它处不打，保存韩德勤与蒋介石讲价钱。”
　　5日晚，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两个团率先向曹甸发起攻击，但由于曹甸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势，加之顽军拼死抵抗，故苦战一夜未能奏效。曹甸战场遂形成对峙。
　　闻讯后的陈毅专抵距曹甸百米之遥的小马庄，与几个参谋人员乘坐小渔船，穿芦苇，隐草丛，察看地形。回到指挥室后，陈毅决定仍以突击的办法，用猛烈的火力扫清外围，然后向纵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同时攻击。
　　黄克诚闻知曹甸情况后，根据以往作战经验，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并报中央军委，对曹甸战役的具体打法提出建议：“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黄克诚随后又提出6点具体战法：“(1)首先在4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2)肃清4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敌人，将其完全逼入4个据点内；(3)逐步筑垒掘沟推进；(4)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5)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6)探悉哪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队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建议非常具体，也很有效，但不可取的是时间太长。当时无论是延安还是华中总指挥部都希望能尽快结束此役。尤其是中央专门电示强调：“国民党甚关心苏北冲突，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并望10天内结束曹甸战役。”
　　黄克诚的意见未被采纳。华中总指挥部下达了13日总攻曹甸的命令。关于曹甸战役详情，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12月13日16时，攻击部队开始运动，19时半总攻开始。因地势平坦，河沟阻隔，韩军炮火攻击，至21时许，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团攻入曹甸西北角炮楼，但此时新四军在东北、东南两线的攻势尚未展开，使韩军得以集中兵力在西线组织反击；22时许，新四军第一纵队经过近迫作业，越过濠沟，不久突破东小圩，占领了部分阵地。可是，此刻八路军在西线的进攻都处于间歇期，致使韩军得以在东线进行反击。进攻先头部队未能巩固住前沿阵地，后续部队受韩军炮火压制，无法向前运动。直到14日拂晓，曹甸东、南、西三面均各自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进攻步调。虽突破韩军前沿阵地，但未能突破曹甸韩军的基本阵地。”
　　曹甸久攻不下，而且伤亡较大。为此，陈毅及时地命令部队撤出战斗。面对这样的局面，刘少奇于12月15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称：“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8000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中央亦默认了这样的结果。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说：“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和耐心。”
　　曹甸战役未能达成战役目的，最终以消灭韩顽8000多人，八路军、新四军亦付出较大代价而结束。
　　对于曹甸战役的失败，刘少奇、陈毅后来作了认真深刻的自我批评
　　曹甸战役结束了。苏北战场也随之出现了短暂的宁静。面对这样的结果，刘少奇显然是不满意的。
　　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中原局与华中总指挥部随即开始检讨曹甸战役。应该说这一检讨很有必要，需总结的内容也很多。比如战役的指导思想、战术的确定原则以及两军部队的协同指挥与作战风格的统一、缺乏攻坚武器和水网地带作战经验等。但刘少奇认为，曹甸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的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
　　这样的判断，黄克诚觉得很突然，也很吃惊。他心有不服，但已不能改变中原局领导所形成的结论。刘少奇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做思想工作是他的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于是，他以中原局的名义电报中央，建议撤销黄克诚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由陈毅兼任五纵队司令员。这就是以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曹甸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中原局）领导认为我右倾，作战不力，撤了我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但“陈毅作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需要照管全局，并没有到第五纵队视事。因此，我这个政治委员还得兼管司令员的工作”。
　　这一结果，黄克诚虽然有些委屈和无奈，但也只能接受。然而，出乎预料的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1941年7月，日军对华中敌后的指挥中心盐城实施大“扫荡”。当时，中原局已改称华中局。围绕是否保卫盐城问题，黄克诚又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刘少奇、陈毅发生争论。这年秋天，华中局在阜宁停翅港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对黄克诚提出了措词激烈的批评，指责黄克诚“不服从指挥”、“机械地保存主力”等。
　　当时气氛比较紧张。因为黄克诚对这样的指责并不服气，而且据理争辩。他说：“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黄克诚随后联系曹甸战役和盐城反“扫荡”作战的情况进行分析，结论依然是“上级处置失误”。
　　黄克诚争辩的观点并未被刘少奇和陈毅接受，他们坚持黄克诚是错误的，应对此负责，并要求他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以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我为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虽对于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仍按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我当时考虑，可能是由于我从八路军刚刚划归华中局指挥，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会产生我‘不服从指挥’的误会。”为了消除误会，事后黄克诚专门找到陈毅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一年后，陈毅对曹甸战役还是有过理性地反思和总结的，他说：“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攻坚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黄克诚听到陈毅这番讲话后，深为认同，称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三师进军东北，途经山东临沂与陈毅相见。陈毅在送行时，当着政委罗荣桓的面再次诚恳地对黄克诚说：“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三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陈毅还说：当时“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
　　没想到分手在即，陈毅竟然说出道歉的话，而且还是为了多年前的曹甸战役。这让黄克诚十分惊讶和感动。
　　对曹甸战役，刘少奇后来也有过客观的反思和自我批评。
　　1944年6月，随着整风反省在各个根据地展开，黄克诚又面临着对曹甸战役失利原因的责询。他为此专门致电时在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并继续负责指导华中工作的刘少奇。
　　时隔数年，刘少奇已经能够较为冷静而且从更高层面来审视这一问题。7月10日，他复电黄克诚说：“我们在华中工作，都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因此，我们能够合作，并能够完成中央所给予的任务。然而在具体工作中，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处理，则仍有不少错误。例如，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为当时过分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二师(指江北指挥部，新四军重建军部后改编为第二师)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继之，刘少奇还特别强调：“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刘少奇的电报，是他几年后对曹甸战役的重新认识，同时也廓清了关于曹甸战役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