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认为帝舜生于山东诸城，情形也不容乐观。就如今地图上的直线距离而言，由诸城到尧都平阳有1800多公里，而由诸城到黄海之滨，却不过区区100公里。那么，狩猎出身的舜为何不带领族属转向渔猎，向海洋文明发展？偏偏要翻山涉水，远行3000余里，向农耕文明发展？
作为史前传说人物，帝舜位列“五帝”之中。在长达四五千年的流传史中，为了纪念这位中华民族的先祖、华夏早期文明的创始者，各地百姓都尽力地制造一些有关帝舜的传说故事，并为之修筑陵庙，开展祭祀。在历史的层层累积中，“雪球”渐滚渐大。尽管制造传说的人并无恶意，但毕竟造成了芜杂不靖的局面，使附会与造伪满天飞。在讲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今天，这一活动更是蒙上一层功利色彩，各地方官员深谙其道，竞相争夺这块金字招牌。首届世界舜裔国际大会于1982年在香港举办，盛况空前。后来分别由台湾、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河南许昌和福建晋江轮流主办。2003年的巴厘岛会议，中国除港澳台外还派出了10个代表团。这几个地方出席会议的原因，要么是本地有帝舜遗迹，要么是本地舜裔较多，但终极指向都是从“舜文化”中分一杯羹。
　　目前关系到帝舜遗迹的，主要有山东诸城、荷泽、定陶、浙江上虞、广西苍梧、山西运城、河南濮阳、虞城、湖南宁远等，这几个地方围绕着帝舜的出生、活动与卒葬争论不休。
　　对于“帝舜接受史”中的种种迷乱，学者并未冷眼旁观。两千年来，先后卷入这一公案的，有郑玄、孔安国、司马迁、郦道元、曾巩、李贽、毕沅、顾祖禹、王国维、闻一多、袁珂、吕思勉等让诸多知名人物。出于文化责任感，学者们追求的是“真”，力图还原历史真相。但由于资料局限，往往所论非公。现在，全国基本上形成了山东济南、山西运城、湖南零陵三个研究中心。各地学者的辛勤劳作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遗憾的是，囿于地域偏见，一些研究者对史料断章取义，择利己者而用，或对史料中相龟踔处置若罔闻，因此，研究结论往往都对本地有利，发布成果的刊物亦具地方特色，这多少有些嫌疑。
　　为此，我们有必要综合各地研究成果，以学术公允之心，对帝舜地望、行迹与卒葬等三个重要问题加以考辨，作出合理而可信的解释。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历代各地的州志、府志、县志在研究地方风物方面是较为可信的，但由于各地都“希望”分享帝舜遗迹这一文化遗产，所以，其中对本地帝舜遗迹的记载或渲染，反而成为最不可靠的文字，我们一概不采。
一　帝舜地望考
　　谈及帝舜出生地的文献有二：
　　（1）《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2）《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
　　孟子说是“诸冯东夷人”，司马迁说是“冀州人”。二人所述大相径庭，且所指非明，概念模糊。这引发了后人无尽的猜想，也诞生了种种解释。当今关于帝舜地望主要有三说：一为“冀州说”，或曰今山西垣曲，或曰今山西永济，皆在晋南；一说为“诸城说”，即今山东诸城市。
　　持“诸城说”者的理由，主要是“东夷”这一族群的活动范围正在今天的山东与苏北地区。不错，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发现使“诸城说”获得了考古学支持。但以此解释舜的出生却是明显的断章取义。从孟子所言看，在春秋时期，将“东夷”帝舜与“西夷”周文王并举，显然不是把“东夷”作为专有名词使用，而是指周王朝都城镐京（今西安）之外的区域——镐京方圆五百里以外皆称“夷”。是故京都以东称“东夷”，京都以西称“西夷”。诸城在镐京以东两千余里，可称“东夷”，垣曲、永济在镐京东千余里，亦可称“东夷”。这样，“东夷”一词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至于“诸冯”，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列出二处：“山东荷泽县南50里，相传即舜生处，即今诸城县。又山西垣曲县东北50里有诸冯山。”有学者便认为“诸冯城”简称为“诸城”（那里有冯村与冯山），有学者认为乃永济（那里有“姚墟”与古称诸冯村的舜帝村），还有人认为诸冯即今垣曲，不一而足。其实，历史地名的衍化十分复杂，与民间传说结合起来，更是变得扑朔迷离，故不足采信。
　　在“东夷”与“诸冯”二词失去考证意义后，另一名词——负夏——的意义就弥足珍贵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负夏（瑕）是“春秋时鲁邑，在今山东滋阳县三十五里之瑕丘故城”，聊存一说。今人李百勤著文《说虞舜》，从象形文字与古字读音转换的角度，论证了“负夏”乃“华夏”之误书或另书，令人耳目一新。“华”与“负”在春秋以前同音，今人王力先生指出“华”在《诗经》中读如“fu”，战国后转读如“hua”。李氏还说明，“虞”字即人扛兽皮，象征狩猎部落所立之国家，“舜”字则象征猎人肩扛猎物的威武形象，表该部族首领。李氏所论是有道理的，也解决了不少难解之题。
　　大多数解释都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尧是怎样发现并起用舜这个接班人的。司马迁说是“四岳咸荐之”，这本身就充满了神话色彩。请问四岳何在？岳牧为谁？即便舜以孝名，何以四岳咸知，神通如此广大？最好的解释就是舜来到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的“中国”（今黄河以东、北到临汾，南至河南周口地区），在这里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品德与才能为尧所知，才被委以天下。
　　因此，“冀州说”疑点斑斑：如果说在垣曲，“迁于负夏”无从解释，除了在附近伪造地名别无他途；如果说在永济，仅凭当地所谓的“舜井”、“舜庙”和今人袁珂的一句话显然难以服众。[1]
　　假如认为帝舜生于山东诸城，情形也不容乐观。就如今地图上的直线距离而言，由诸城到尧都平阳有1800多公里，而由诸城到黄海之滨，却不过区区100公里。那么，狩猎出身的舜为何不带领族属转向渔猎，向海洋文明发展？偏偏要翻山涉水，远行3000余里，向农耕文明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帝舜生地在今山东荷泽一带，原因有五：其一，荷泽恰好位于山东最西边缘、古“中国”（中原地区）之外，具备“迁于负夏（华夏）”的基本地理条件；其二，荷泽位于周之镐京（西安）以东，符合孟子所谓“东夷之人”的特征，至于其谓“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有学者认真比对、换算，确认运城与歧山距西安同为千余里，其实孟子尚未建立明晰的地理距离概念，所言为概数而已；其三，司马迁为汉武帝时人，所言冀州“辖境相当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2]，荷泽正在此范围；其四，荷泽县南50里处曾存在过一个与诸冯有关的诸城县（绝非今天黄海之滨的诸城市）；其五，就所谓的“虞舜遗迹”而言，荷泽无多，不如河东等地，正好说明舜在此生活时部落未得教化，声名甚微，及至河东，居于妫，可能才使其父瞽叟受尧赐得妫姓，这也正是今天晋南平陆、永济较多妫、姚等舜裔之姓的原因。
　　尧起初的都城在蒲反（今山西永济市）。距今180万年的西侯度遗址和河遗址均在今山西芮城县风陵渡，与蒲反同在中条山西端的方圆百里之地。晋南自然条件优越，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当尧之时，小“国”林立。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尧的政治教化流传四方，影响渐大。远在“中国”之外的虞舜部落心向往之。在由荷泽向尧都进发（不管是“就时于负夏”去做生意，还是搬家“迁于负夏”）的过程中，其族群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本质改变，由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在“首都”生活期间，虞舜的孝行与美德“上达天听”，胸怀阔大的尧帝有意接纳这位异族接班人，遂“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尚书·尧典》），而妫正在古蒲州，今日之山西永济。
二　帝舜行迹考
　　明确了帝舜由荷泽迁徙至蒲州这一点后，帝舜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划定了，这里，帝舜的其他活动我们姑且搁置，而把考察的重点放在历来争议纷纷的“历山”、“河滨”、“雷泽”等。我们还是先罗列相关文献：
　　《墨子·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
　　《管子·治国》：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
　　《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篇》：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
　　《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篇》：夫舜与尧一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一人也。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
　　《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任乎，乃躬籍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 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 ，舜又何德而化？舜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
　　《尚书·尧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淮南子·原道训》：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以丰壤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身说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
　　《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定居蒲州之后、接受帝位之前，帝舜积极地转换角色，他不再只是一个部落的首领，而要成为未来“一国之君”。尤其是在受到帝尧的禅位暗示后，帝舜部分地履行了帝尧的国君之职，垂范万民。这才有了《淮南子》“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的感叹。在《韩非子》中，我们看到，孔子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任乎，乃躬籍苦而民从之。”作为对儒家学说的反驳，韩非质问：“方此时也，尧安在？舜之救败也，则是尧之有失也。”意在强调尧、舜不可同颂，二人中必有一人不贤。殊不知，在政权交接的“准过渡”时期，舜之所为，乃代尧而为。其所到之处，百姓拥戴，万民追随。《管子》和《吕氏春秋》说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不过是要表现舜的“人气”之旺和巨大的影响力。不过，后来的司马迁也许觉得其言过于玄乎，遂改作“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个舜所居之“都”与后来虞舜王朝的国都，都是河东蒲州。历代史学家与《地理志》、《括地志》等在这一点上都言之凿凿，确信无疑。而公认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反，禹都安邑”（三地皆在河东晋南），则为此说更添砝码。
　　准备受大位的虞舜在黄河中游地区四处巡视，体察民情，化育百姓，宣扬孝义与礼让。正因如此，其活动不应局于一时一地。那么，历山、河滨、雷泽就不应该处于同一个小区域。现在“名声”较盛的，有两个系列——山东说与河东说。
　　“山东说”认为：历山在今山东济南（或荷泽）；河滨在今定陶（或河南濮阳）；雷泽在今荷泽。支持这一派系的大学者有宋人曾巩与今人吕思勉等。《史记集解》郑玄曰：“雷夏，贾菰螅今属济阴。” 《史记集解》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曾巩在齐州知州任上于熙宁六年（1073）撰《齐州二堂记》：
　　以予考之，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宜同时，则其地不相远，二家所释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皆在鲁、卫之间，地相望，则历山不宜在河东也。《孟子》又谓“舜，东夷之人。”
　　他据孟子之言反驳《水经注》的历山“在河东”说。《吕思勉读史札记》也认为济南历山为正根，蒲反历山则为后起之说，尽管他也没有太多证据。吕思勉还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将“雷泽”作“泽”，认为在今荷泽县西，后人才改为“雷泽”。[3]
　　“河东说”则认为：历山在今中条山（一说在西端永济东南60里，今名雪花山，一说在东端垣曲之历山）；河滨在蒲州古陶城（今永济县北30里）；雷泽在蒲州雷首山下。支持这一派系的学者及论著有郑玄、郦道元、《括地志》等。郑玄虽然认为雷夏泽在济阴，但关于历山却确切地说“在河东”。郦道元承其衣钵，并将“河东说”发扬光大。《括地志》等也从总体上支持了“河东说”。
　　墨子的话表明，历来史籍所载“耕、渔、陶”皆在遇尧之前。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述，此三事应皆在舜迁至蒲州之后、得尧大位之前。舜能以道德文明教化百姓，而且能够精于耕、渔、陶，断非在荷泽时仅通狩猎之部落首领，而是已经过一定时间的农耕、制陶与捕渔生活的锻炼，掌握了相当的技巧，否则，何以为民之榜样？按照《韩非子》与《淮南子》的说法，舜前往农者侵畔之历山、渔者争坻之河滨、陶者苦窳之东夷，都不是仅仅去作以示范，往则即返，而是真正住下来，与百姓同耕同渔同陶，“期年”一词很关键，表明其时间长度。《孟子》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也，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堪为旁证。
　　因此，历山、河滨、雷池三地应分布于以今山西晋南为中心的附近区域，但不可能集中于一地。山东论者咬住孟子“东夷之人”的话不放松，据此将舜迹悉数收入山东囊中，全然不顾“尧都平阳、舜都蒲反”的公认史实以及尧起用舜的过程，是故虽然声调很高，但在理上已先输了一招。山西论者如郦道元认定陶城在蒲坂城北、清人毕沅认定雷泽在永济南40里雷首下，亦难脱造伪与附会之嫌。
　　我们认为：历山在今山西垣曲东北；河滨在今黄河自壶口瀑布至郑州段的某一地方；雷泽则很可能在今荷泽附近。因为能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上闻于尧，则舜之活动范围不可能太小。依据诸家所言之相同处，“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应遵循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顺序，在空间上以距蒲州远近为序别。
　　历山，是争议最多的一个地方，各地多有，但哪一个距蒲州最近呢？蒲州以东三十里、中条山西端，据说有一“历山”。但是，它本属舜所定居之地，百姓教化应已无大碍，舜自然毋需专意前去耕稼，并且一呆就是一年。故此，惟独今山西垣曲县城东北、中条山东端之历山（中有舜王坪）距蒲州最近，较之济南历山、无锡历山等更为可信。
　　河滨，是三个词中最具模糊意义的，黄河之滨，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权且认定它就在今黄河自壶口瀑布经风陵渡至郑州这一段，并且应该是属于山西的这一岸。不见得一定在山东定陶。
　　关于雷泽，《史记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汉书·地理志》于山阳郡下：“成阳《禹贡》雷泽在西北。”此地在今荷泽市东北。有人因为蒲州中条山又名雷首山便认定在今山西永济。还有人因湖南祁阳有个雷泽洞，便附会于此。撇开地域建制变革的纷繁历史不说，我们单以成书较早、可信度高的《尚书·禹贡》为据，其在兖州下标出“雷夏既泽”字样，则雷泽在古兖州、今荷泽，无需争议矣！更何况虞舜在接受中原文化、文明渐进、名盛一方之后，回到自己起身的荷泽故地教化民众，不也是合情合理之事吗？
三　帝舜卒葬考
　　帝舜卒葬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他的真实陵庙之所在，因此，考之不可不慎。2002年5月22日新华社的一则新闻提供了一条线索：“一座被认为是秦汉时期舜帝陵庙的大型遗址，最近在湖南省宁远县九疑山被发现。从2000年山西省襄汾县境内发掘的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到这次发现年代如此久远的舜帝陵庙遗址，中国上古时期的“五帝”时代正从传说逐渐走进历史。……在遗址西南角一个4米×4米的探沟断面，秦汉、南北朝、唐宋的建筑物遗存自下而上分层排列，十分明显，已出土了三个时期的瓦当、筒瓦、板瓦和用于祭祀的陶制器皿碎片……据专家介绍，目前最大规模的建筑单元在唐宋时期，现存部分长43.8米，宽29.8米，正殿和两边厢房为九开间、五进式，符合古代帝陵“九五至尊”的建筑规制。”
　　然而，据此便认为帝舜卒葬于此，显然失于草率。考古发现只能说明秦汉时期宁远建过陵庙，却并不见得帝舜一定卒于宁远。《史记》“苍梧零陵说”影响最为广泛，但也最为后世所诟病。我们很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的学术流变史勾勒出来，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在秦之前，关于这个问题较早而可信的文献有四：
　　《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
　　《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
　　《墨子·节葬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
　　《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
　　《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史记·五帝本纪》：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综合先秦之说，则舜应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
　　秦之后，孔安国是第一个犯错的人。班固《汉书·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安国之解从“陟方”开始失手，妄添“巡狩”之事，不意竟成后世谬种流传之肇端。而司马迁则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曲解了墨子“道死”二字，认定舜必卒于蒲反都之外；二是把孔安国的“巡狩说”与《檀弓》所云“二妃未之从”揉合在一起，演义为帝舜崩苍梧而葬九疑。正是因了他的一句话，湖南宁远才有人在汉代、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建筑、修缮帝舜陵庙。从前引新闻来看，最大的建筑单元在唐宋，说明汉代所筑陵庙规模不大。唐张谓《道州舜庙碑》云：“旧无陵庙，天子有事皆于山下行之，因建庙焉。此永州有舜庙之始。至宋建隆中，复诏天下于古帝王陵墓设守视……而舜陵在九嶷山，此永州有舜陵之始。”此皆遵太史公《史记》之文意。晋代之后，帝舜故事又增加了所谓的“湘妃竹”成分。晋人王子年《拾遗记》记周昭王二十四年东瓯贡二女，昭王南巡，二女与王乘舟，结果同溺于水，江汉之人立祠纪念。后有好事者将其附会为尧女舜妻南来寻夫，泪洒湘竹，斑痕累累。
　　就在演义流传的同时，西晋太康（280－290）年间，《竹书纪年》赫然出世。这部成书于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未经秦焚的编年体史著，比《史记》早诞生200多年，在河南汲县沉睡了近600年，从未见天日。它的出世，纠正了许多史书的错讹。而它关于帝舜鸣条苍梧之葬的说法，给予“零陵说”以重创。
　　唐开元26年（738年），河东人意识到帝舜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遂于安邑鸣条冈修建舜帝陵，并年年祭祀，蔚然成风。此后，“安邑鸣条说”超过了“零陵说”。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质疑百岁帝舜能否南巡。在宋代，与李清照、陆游皆有交往的张文潜赋诗曰：“重瞳陟方时，二妃盖老人。安肯泣路边，洒泪留丛筠。”显然认为湘妃传说并不足信。明代学者李贽重申《竹书纪年》之“安邑鸣条说”，作《洞庭湘妃辩》，驳斥捏造而成的洞庭湘妃传说。天启年间礼部尚书朱国帧亦云：“鸣条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纪市。鸣条去纪市才两舍。苍梧之葬，汉儒所传，非其实也。”[4]李贽乃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而朱国帧系乌程（今浙江绍兴）人，二人与安邑并无地域瓜葛，所言非虚。何况向来二人学术观点相左，但在这一点上却如出一辙，因此殊为可贵。
　　显然，这个学术流变过程可以划作三个阶段，并形成各自较为明确的结论。先秦时期，诸说可综合为“卒于鸣条，葬于苍梧山之纪市”。但“鸣条”与“苍梧”、“纪市”皆无确指。秦汉至晋，因司马迁之影响，湖南宁远零陵名声渐起，形成“卒于苍梧，葬于九嶷”之定论。九嶷的位置并无争议，但“苍梧”有二解：一说在广西，一说在九嶷山。晋至唐是一个转折期。因《竹书纪年》的发现，“卒于鸣条，葬于苍梧”之说日隆。不过，这回它得到全新的阐释——鸣条在晋南安邑，苍梧在中条山上，二者同指。同时，湖南零陵继续祭舜。此后，“零陵说”与“安邑说”并行至今，双方在证据上各有说辞。
　　“零陵说”的头号证据自然是太史公之言，坚持帝舜南巡，道死于苍梧，移葬于九嶷。前年的考古发现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说法。不过前文已辩清太史公之谬，其误自不待言。何况，“南巡”之事本属杜撰：其一，按照各种史料所言，如果帝舜南巡，已是110岁的高龄了，在交通欠发达的数千年前，远涉湖湘，如何使得？其二，巡狩本为天子之职，帝舜在83岁时即命禹摄政，又何必在20多年后心血来潮，远赴六七千里。不管太史公所言苍梧在粤西还是在洞庭，都因“南巡”不成立而变得毫无意义。“零陵说”的次级证据是《山海经海内南经》称：“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其实，这部兼有传说与地理性质的古代作品乃多人合作完成，本身并不严谨，不少地方自相矛盾，不足以作为论据。
　　因此，综合比勘，还是“安邑鸣条说”令人信服。其因有四：
　　第一，上古三代相继建都于晋南，其中舜建都蒲反，晚年被禹安置于蒲反附近、鸣条冈之邑，即今之安邑。舜居于此，卒于此，皆在情理之中。
　　第二，孟子“卒于鸣条”之言为千古不刊之论。
　　第三，《竹书纪年》强力支持“鸣条苍梧说”。
　　第四，先秦可靠文献中部分言论虽不支持此说，但颇多可辩驳之处。我们并不回避问题，但也无需对所有不利于结论的记载一一反驳，择其要即可。首先，《竹书纪年》末云“今海州”。据笔者考，历史上“海州”有三：其一治龙沮城（今江苏灌云县西南），为东魏武定七年（549）改青、冀二州置；其二为辽置，治临溟（今辽宁海城）；其三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部。《竹书纪年》成于战国，早于东魏与辽，则前二者可排除。连云港更是缺乏足够历史资质，故“今海州”另有所指，可能是今晋南解州，因为当地土音现仍读如“hàizhōu”。其次，《墨子》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纪”为古国名，西周金文作“己”，在今山东寿光南纪台村。若是，则问题有二：其一，既葬寿光，寿光为何从未建立舜祠？其二，舜都蒲反，晚居鸣条，既“西去教乎七戎”，何故东行千里，死在寿光？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如前引朱国帧所言：舜居安邑，西出宫室，道死于野，葬于鸣条之纪市。

注释：
　　[1] 袁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写道：“舜，生长在妫水（现在山西省永济县南）。”
　　[2]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冀州”条，第342页
　　[3]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82页。

　　[4] 《涌幢小品》，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