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戴笠一生最忌讳的数字是“13”，但戴笠飞机失事摔死那天，有一连串的“13”，出事时间是13时13分，机上共有13人。戴笠，字雨农，在浓雾大雨天，撞死于戴山。
戴笠撞死之后，他的心腹，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在飞机失事后私捡了散落的珍贵物品。



经过一番威逼利诱，还真搜查出两件宝物，一件一尺多高的宋代羊脂玉白九龙杯和一柄古剑。且说那柄古剑尽管已经被烈火焚烧，剑鞘和剑柄都毁了，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
事后证明，正是这把古剑锁定了戴笠被害的真凶，由此看来在这件事上沈醉是有功劳的。
那我们就从这把剑开始说起吧。
剑的第一个主人是乾隆皇帝。这柄剑长5尺，长长的剑柄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剑体寒光四射，不锈不污，锋利无比，据说能吹毛断发，削铁如泥。剑鞘用鲨鱼皮制作，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乾隆十八年春，新疆爱乌罕、马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派使节来京入朝时，献给乾隆皇帝的宝物。
据说乾隆皇帝在龙位上配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华光耀眼，满朝文武莫不称善。乾隆皇帝非常高兴，特以“龙泉”来命名此剑。从此，乾隆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临驾崩前还让人将此剑陪葬，想与它永不分离。
不幸的是，这把剑在地下陪了乾隆129年（1799-1928）后，连同无数金银财宝一起被军阀孙殿英挖了出来，同时被挖的还有慈禧太后的无数珍贵陪葬品。就这样，这把剑到了第二个主人——孙殿英手里。



30年代初，孙殿英奉命进军宁夏，结果被“五马”之一的马鸿逵打败，何应钦趁机免去了他的职务，孙殿英只好闲居山西太原晋祠。“七七事变”后，孙殿英瞅到机会，东山再起。
他从北平29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到500支枪，接着从北平一路往南收容游兵散勇，到石家庄时竟然收容了2000多人枪，有了一点的实力。孙殿英觉得光有这点实力还不行，他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头，才能进一步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有了实力才可以待价而沽，进可以与日军一决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一较高下。
孙殿英的人生哲学是：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撒钱要撒得呱呱叫。想办事，拿钱开路，他的钱财自然来自于慈禧和乾隆。
1937年8月，孙殿英带着大量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来到南京。因为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他便找到戴笠，托戴笠给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送去宝贝。宝物中最名贵的是一颗从慈禧嘴里掏出来的夜明珠，那珠分开是两块，透明无光，合拢是一个圆珠，则透出一道绿色寒光，夜间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这件宝物由戴笠转送蒋夫人宋美龄，其余宝物托戴笠分别转送。
在点交完需转送的宝物之后，孙殿英向戴笠道出了他的那柄“龙泉”宝剑。在介绍完剑的来龙去脉之后，孙殿英说这次行事匆忙，没有带来，下次一定奉上，请戴先生转交蒋委员长或何应钦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定。戴笠听后，对此剑已是垂涎三尺，当即满面笑容地应下此事。
孙殿英靠着“撒钱撒得呱呱叫”，在戴笠的引荐下，他顺利地从蒋介石那里谋了个“晋察游击司令”的头衔。事情即成，他对戴笠自是感激不尽，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他心里清楚，带着从东陵盗来的那些奇珍异宝，即便是没有戴笠引荐，他同样也可以谋个司令的头衔，“钱能通神”嘛！
1939年1月，蒋介石将孙殿英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孙殿英任军长。实际上蒋介石对这个他卖的“司令”是不放心的，因为他太了解孙殿英了。
孙殿英是个典型的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唯我主义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他拉部队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谁对自己有利就为谁服务。
为防止孙殿英投共降日，蒋介石在孙殿英部整编后就让戴笠加强对新五军的控制，并让他亲自去安排。戴笠来到新五军，除了完成蒋介石交付的差事，他还有一件心心念念的事——那柄“龙泉”宝剑。
孙、戴两人在新五军驻地河南林县见面后，又是拈香拜把，又是校阅部队。孙殿英就是不提宝剑那茬事，戴笠按捺不住，挑起东陵宝物的话题，孙殿英“一点就通”，马上交出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
戴笠得剑后，细细把玩，确实是平生未见之稀世珍宝。一时心花怒放，喜笑颜开。孙殿英看在眼里，就对戴笠说：“还请雨农老弟代为转献，在委员长面前多多美言。”戴笠的两只眼睛都没舍得离开手中的剑，随口说道：“好说好说。”
因为他还要继续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怕带着这把剑过于招摇，唯恐有什么闪失。于是亲自交待陕坝工作组组长大特务马汉三，要他等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蒋介石。

马汉三
就这样，这把剑到了第三位主人——马汉三手里。马汉三，早年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投靠蒋介石，加入军统组织。他原是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刚被戴笠调任现职，专门负责内蒙古一带的特工活动，并对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防止其通共联共。
当马汉三接到这柄宝剑时，也被这稀世之宝震撼了，这个本就贪婪无比的大特务，也开始心动了。马汉三拿到这把剑他既舍不得轻易把到手的异宝送到重庆，又担心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在这种忐忑中，他最终没有抵挡住宝物的诱惑，决定暂不上交，静观时局变化。
恰逢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他觉得如果民族不保，军统自然不复存在，这柄宝剑自然可以终身受用。万一戴笠追问，随便找个理由然后再上交也不迟。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这宝剑是谁的啊，是戴笠的，是蒋介石的，马汉三一个特务也敢打这宝贝的主意？实际上，当时的国民党从上到下贪腐成风，连蒋介石都在卖官鬻爵，能不上行下效吗？再说了，色胆都能包天，贪胆不也一样。
戴笠巡视一圈返回重庆后，未见马汉三将剑送来，他并未急着追问。一来他觉得时局动荡，路途遥远，耽误些时日也属正常，再说他也并没打算把这剑真的献给蒋介石，所以他并不太着急。
就在戴笠迟疑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到了第四个人手里。这个人就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大特务田中隆吉。

田中隆吉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一带活动时，误入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这“大隆洋行”用现在的话说，实际上就是日本人开设的集黄、赌、毒于一体的娱乐场所。马汉三在此挥金如土、生活糜烂，这就引起了“大隆洋行”后台老板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日本的老牌特务，20年代开始就在中国活动，策划实施了一系列阴谋事件。
田中隆吉很快搞清了马汉三的身份，马上让日本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大凡贪财好色之人无不贪生怕死，马汉三一看落入杀人不眨眼的日本特务机关手里，知道情况不妙。为了活命，他投敌变节，并答应献出龙泉宝剑，以求保命。
果然，田中隆吉得剑后，异常欣喜，不但没有杀马汉三，还把他放了，要求他暗中为日本特务机关做事。
之后不久，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940年12月，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获胜，日军失利，损失惨重。田中隆吉因指挥失误而被调回国。回国前，自知平时因太过飞扬跋扈，得罪不少人，回国后可能结果不妙。于是在回国前他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善保管，以防回国后被迫上缴。

川岛芳子
早在20年代末期，田中隆吉任上海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就是他的下属，那时候他们就双宿双飞，狼狈为奸，关系颇为深厚。
就这样，龙泉宝剑又到了第五个主人手里。
马汉三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对人隐瞒了这段黑历史，所以他仍然能当他的陕坝工作组组长。
不久，戴笠因见马汉三许久没有送剑的动静，就去电询问。马汉三看到电报心惊胆战，苦觅对策无果。于是硬着头皮给戴笠回电，谎称因此剑珍贵，现时局风云变幻，为了确保安全，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并未取走，容日后再做计议。
戴笠当然不死心，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殿英见戴笠又在问古剑的事，不知戴笠葫芦里买的什么药。而他恰好正在暗中和日本人接洽投降的事，心想一旦投了日本就和蒋介石、和戴笠没有半毛钱关系，于是不再搭理戴笠。戴笠见孙殿英久未回电，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好再继续追问。不久，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这事儿还真让马汉三给糊弄了过去，侥幸躲过一劫。
再后来，这个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陕坝工作组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尽管官越升越高，但是他那块“宝剑”的心病却让他时常噩梦。
于是他派出心腹调查田中隆吉归国前都和什么人接触，最终他搞清了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关系不一般，而川岛芳子就住在北平。抗战胜利后，他通过毛人凤向戴笠活动，被任命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兼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查处处长。
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奸行动开始之前，于1945年10月11日亲自带人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开始在川岛芳子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的住处挖地三尺地搜查，最终用了整整两个小时，终于在房后的地窖内找到了那把宝剑。
宝剑失而复得，马汉三却没有能松口气。因为，日本投降后，孙殿英又投靠了蒋介石，戴笠和孙殿英早晚要见面，这事迟早要穿帮。作为一个在军统多年的大特务，他没有打算坐以待毙，而是牙一咬，心一横，决定如果形势危急，就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抗战胜利后，为了加强东北的特务活动，戴笠于1945年3月初来到北平。在北平期间，他提审了川岛芳子。因为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蒙古方面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戴笠想从川岛芳子这边搞到一些有用情报。
当川岛芳子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个黝黑马脸、气度不凡的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戴笠时，她顿时来了精神。她不仅说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关于共产党的情况，还主动说了一个让戴笠震惊的秘密。



川岛芳子告发，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在逮捕她的时候，还从他家里搜走了一柄田中隆吉留下的九龙宝剑。川岛芳子在说这柄宝剑时，只是想佐证一下马汉三确实叛变过，还用宝剑换了命，她哪里知道这柄宝剑和戴笠的渊源。
戴笠一听九龙宝剑，为之一震，就让川岛芳子详细说了那柄剑的情况，川岛芳子的描述跟孙殿英的那柄剑特征完全吻合，多年来萦绕在他心头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当戴笠搞清楚自己朝思暮想的那柄九龙宝剑还在马汉三处，而马汉三竟然还是已经出卖国家的叛徒，恨不得啖其肉、饮其血，以解心头之恨。但冷静下来的戴笠觉得还是不宜鲁莽行事。一来他觉得马汉三之所以敢这样做，必然已经想好了后路，撕破脸皮反而会让他狗急跳墙，来个鱼死网破；二来如果要办他就必须要上报蒋介石，到时候九龙宝剑的事就会藏不住，他还没打算把这把剑真献给蒋介石。
于是，戴笠和自己的心腹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商议对策。最后决定，还是先拿回宝剑，其他的一概不提。一方面如果此剑即彼剑，就可以确保证据确凿，知悉马汉三真面目；另一方面戴笠实在是太想要这把剑了，他怕像上次一样，夜长梦多。
当龚仙舫来找马汉三提到宝剑一事，马汉三就知道事情败露了。大特务马汉三是有胆量的，事已至此，他决定向“无人能敌”的老板做一次较量，绝不引颈待割。他见龚仙舫仅仅提及宝剑，立即装得很“识相”，马上交出了宝剑，然后编了一套谎言，说他如何如何不顾生死保住了宝剑。戴笠和龚仙舫自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这也只能使他自己的破绽更大，也更加坐实了他“吞剑”、叛变的事实。
就这样，龙泉宝剑第六次易手，终于到了戴笠手里。
俗话讲：“聪明过头就是愚蠢”。但马汉三这一着看似笨拙的险棋却麻痹了戴笠，也给戴笠带来了灭顶之灾。
当然像鬼一样精明的戴笠之所以没有立即动马汉三，而是他当时确实无暇顾及。1946年3月初，戴笠正面对的有这么几个大事。第一，他离开重庆前蒋介石就要求他3月中旬前赶回重庆，主持庆祝于3月18日召开的战后第一次“四一”大会；第二，胡蝶已经在上海等他，戴笠要去帮她办理跟前夫潘有声离婚的手续，他准备正式和胡蝶结婚；第三，他还急于赴青岛与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第四，赶回重庆，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对付黄埔系“三大哥”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的“端锅”行动。

胡蝶
更为重要的还是他还不想这么早把宝剑的事抖出来。
马汉三感觉他第一步已经蒙混过去，于是开始了第二步棋，他把自己在肃奸过程中从汉奸家里搜刮各种文物古董、金银财物、名人字画装了整整10大箱，亲自送到戴笠居住的弓弦胡同什锦花园。戴笠含笑照收，在戴笠看来，马汉三这样做无非是想以这样的方式“赎罪”和“堵嘴”，但他这样做不正承认了自己犯下了大罪，又暴露了自己利用肃奸大贪特贪吗？
戴笠也是太过自信了。他这样想马汉三，让他再次犯下致命错误。他还特意安排给马汉三透露了一个消息，他下一步将重用马汉三。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暂时稳住马汉三。
马汉三两步棋得手，留给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他找来心腹秘书刘玉珠准备实施第三步计划。刘玉珠是马汉三集团的最核心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由刘玉珠一手经办，二人简直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他们设法打听到下一步戴笠将先赴天津，再去青岛，然后到上海的大致行程安排。马汉三让刘玉珠马上赶到青岛，提前安排部署，完成行动准备。为便于展开行动，马汉三给了刘玉珠一个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
3月13日，戴笠到天津，马汉三陪同。到天津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整饬军统特务中利用肃奸进行贪污腐化的问题；另一个是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在天津违规纳妾一事。
戴笠本拟3月14日即飞青岛，但是九十四军的军长牟廷芳、天津市市长张廷谔等人给杨文泉说情，再三挽留表达心意。于是戴笠就又延了一天，准备15日出发。
但在15日这天恰好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文强从东北发来急电，说是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在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左肾手术。为了让杜聿明支持军统在东北开展工作，建议戴笠去医院探视一下。为此，戴笠又于3月15日晚只带秘书和警卫飞赴北平去医院探视了一下杜聿明。
3月16日，戴笠又由北平返回天津，带上在天津等待的其他随员，飞赴青岛，马汉三等人在机场送行。
戴笠从天津起飞前，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两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要求军统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程，并说他将于近日从上海返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此行情况。
当日戴笠一行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在沧口机场迎接，一见面他就向戴笠报告，柯克已于今日早上从青岛飞上海，准备从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笠在上海见面。
戴笠决定在青岛休息一晚后，第二天上午飞上海。并要求所有随员下飞机，但行李、物品，包括马汉三送给他的那10大箱礼物均不下机，由梁若节派人在机场看守。
3月17日上午，沧口机场联系上海龙华机场了解天气情况，上海龙华机场方面说，目前天气晴好，下午可能有雨。当时，戴笠乘坐的这架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非常完善可靠，可以全天候飞行，可以说是40年代世界一流运输机，相当安全可靠。
戴笠了解了天气情况后，17日上午9时许决定，专机11时起飞，并告诉飞行员多加油料（达800加仑）。戴笠考虑，如果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恶劣无法降落，就转降南京机场，或者直飞重庆。
戴笠的起飞时间一确定，有一个人忙碌了起来，这人就是前两天受马汉三派遣，在青岛秘密守候戴笠的刘玉珠。
刘玉珠到达青岛后，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暗中与青岛沧口机场的航空检查人员和军统青岛办事处的有关方面混得很熟。
以戴笠之狡猾，通常情况下他是不会轻易透露自己的行踪的，经常临时改变行动时间和路线，使手下人措手不及。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带着专机，带着一帮随从，机场方面肯定要提前安排。这就给刘玉珠掌握情况提供了条件，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加上从北平带来的大把钞票，及时掌握了戴笠专机的起飞时间。俗话说：“钱能通神”，更何况还都是自己人之间呢。



刘玉珠开始实施暗杀计划，他于10时左右驱车到达机场，向警卫222号专机的特务提出登机检查安全状况，以确保飞机安全。以刘玉珠的军统华北督导员身份，顺利登机。在飞机上，他利用马汉三给他事先准备好的钥匙，打开其中一个礼品箱，放入经过伪装的高爆定时炸弹。并将时间调整为13时13分起爆，这个时间恰好是飞机到达上海龙华机场上空的时间，这样可以造成飞机在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但是，上午11时已过，戴笠并没有登机。他因为接见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等人，将出发时间一推再推。这一突然的变故使在暗中观察的刘玉珠心惊肉跳，心急如焚，他搞不清戴笠到底葫芦里卖得什么药。心想如果戴笠一再推迟，定时炸弹在飞机没起飞就提前爆炸，那他和马汉三将死无葬身之地。
就在刘玉珠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之时，11时45分，戴笠终于登机，下令起飞。此时，一脸蜡黄色的刘玉珠瘫坐在地，等他回过神来，匆匆赶回北平向马汉三复命。
222号专机从青岛起飞后，就遇到大雾。没飞多久，经飞行员与龙华机场联系，说是上海此时正大雨如注，天气恶劣，飞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飞机到达江淮地区后，也一样在下大雨，云层很低，能见度很差，飞机偏离了航线。
大约13时0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3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刘玉珠设定的定时炸弹准时起爆，飞机失控，一头栽向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200米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由于飞机上油料充足，坠毁后，飞机燃起的熊熊大火，足足燃烧了两个多小时。机上的行李、物品，包括10箱礼品均被燃烧殆尽。机上13人无一生存。
这13人分别是：戴笠，国民党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陆军少将领中将衔；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长；徐焱，副官；马佩衡，英文秘书；黄柏顺，戴笠保释的汉奸，戴笠本想用他到上海筹备军统北洋保商银行；曹纪华，卫士；何启义，卫士；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熊冲，少尉飞行员；李齐，通讯员；李开慈，机工长。
大火熄灭后，听到动静的附近居民一哄而至，翻抢机上散落的物品。当两天后的19日上午，得到消息的军统局大特务李人士带着陆总调查室和军统南京办事处的特务冒雨赶到现场时，众人看到现场的惨状都惊呆了，只见飞机残骸成圆形散落在半山腰的泥泞中，被民众翻搅过的烧焦人体残骸、残肢与飞机残骸、泥水恐怖地与夹杂在一起，现状惨不忍睹。
特务们将烧成黑碳棒的尸体集中在一起时，已经分不出谁是谁了。最终闻讯赶来的跟随戴笠10多年的副官贾金南（这次因故未随同，躲过一劫），通过戴笠左边臼齿上下镶的6颗金牙确定了戴笠的尸身（右手和小腿均已缺失）。
北平的马汉三自16日在天津送走戴笠回北平后，几乎是在惊慌、恐惧和焦虑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不敢想象戴笠这个无与伦比的暗杀大师会这样死在自己手里。当17日下午上海方面发出查询戴笠失踪座机的电报后，马汉三仍不敢相信计划已经成功，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意识到他成功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他干翻在地，他极度不安又极度狂喜。
1946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他媒体，刊登了戴笠222号专机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戴笠死因就此定论，国民党上下和军统内外，基本都接受了这一结论，一场惊天阴谋就此被暂时掩盖过去。
1947年3月17日，戴笠死后一周年，蒋介石在南京灵谷寺附近亲自为戴笠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一代“魔王”就安葬于此。



戴笠死后，军统内争权夺利的斗争大戏随之开演。毛人凤、郑介民、唐纵纷纷拉拢自己的集团，开始为抢夺戴笠留下的地盘和财物而争斗。
1947年，在蒋介石授意下，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任局长。
这时北平的马汉三认为戴笠已死，他的阴谋天衣无缝，言语之间也不再处处设防，开始渐次张狂。
郑介民掌权后，马汉三认为毛人凤已失去利用价值，逐渐疏毛人凤，彻底倒向郑介民。毛人凤在感觉到马汉三当初为了靠近戴笠，对他百般巴结，现在戴笠一死，又疏远搪塞他，心中非常恼火。毛人凤原本还等着马汉三在北平肃奸时在汉奸那里搜刮的财宝能够孝敬他一些，现在一看马汉三这个样子，恨得牙痒。

毛人凤
1947年12月，毛人凤运用手段将郑介民挤走，自己上了保密局局长宝座，毛人凤掌权之后决定给马汉三颜色看。此时戴笠死前布的一个棋子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这个棋子就是戴笠在当初任命马汉三为北平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的同时，任命心腹王蒲臣为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的主要任务就是监控马汉三的贪腐和不轨行为。几年下来，王蒲臣将马派集团的贪腐内幕搞得清清楚楚，并报告了毛人凤。
但是，单凭马汉三的贪腐行为，还不能置马汉三于死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职没有悬念，蒋介石囊中之物。副总统一职蒋介石授意孙科（孙中山之子）当选，岂料桂系大佬李宗仁出来力争。蒋介石极为不爽，他下令动员各方面力量，全力支持孙科。并给毛人凤下令，除保密局要全体投孙科的票以外，还要利用特工手段为孙科拉票。
马汉三当时是负责北平选举工作的民政局局长，又是河北省“国大代表”。他在面上复电毛人凤拥护“总裁”指示，但是暗地里却为李宗仁排除孙科这个障碍支了一个狠招。
原来，孙科在当立法院院长时曾经和川岛芳子有过一段丑闻。马汉三让李宗仁以惩治汉奸为借口，揭发孙科那段丑事。果然，马汉三的这一招非常厉害，川岛芳子在戴笠生前是保下的，准备利用他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对付共产党的活动。不料被马汉三这一狠招一弄，川岛芳子于国民大会前4天被枪决。
而孙科也因为这一丑闻彻底丧失了和李宗仁竞争的资本，最终尽管有蒋介石的大力支持，孙科还是败选。
据说，蒋介石在4月29日听到竞选结果时，一脚踢翻了收音机，坐上汽车，在中山陵、官邸、汤山之间发疯似地来回狂驶，受刺激之深可见一斑。
恰在此时，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了马汉三暗中帮助李宗仁的情报密送毛人凤。毛人凤知道，时机到了，马汉三这次必死无疑。于是他把马汉三贪污汉奸财产、组织小集团背叛领袖、投靠桂系等罪行，一起报送蒋介石，并签请将马汉三、刘玉珠一并逮捕，处以极刑。
蒋介石还是慎重的，他觉得马汉三毕竟是北平民政局长，而且是“国大代表”，马汉三支持李宗仁选举的“罪名”毕竟上不了台面，如果以贪污和组织小集团的罪名杀他难免给人口实。于是，只允许先行扣押。
毛人凤得令，当即于6月30日亲赴北平将马汉三、刘玉珠秘密逮捕。并抄了他们的家，搜出黄金、珍珠及其他奇珍异玩不计其数，其估值市价约7000亿元。
毛人凤于7月6日将马汉三等人用专机秘密押回南京，派保密局著名办案专家、局本部司法处处长李希成到北平全面清查马汉三的问题。李希成从马汉三急于除掉川岛芳子和清理戴笠的遗产，以及飞机失事时的遗物入手，很快发现那柄古剑的不同寻常之处，并顺着古剑查下去，一步一步地将马汉三私藏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弥天大罪清理出来。
当蒋介石闻报后，大惊失色。但考虑到戴笠死因已经向外界公布，再披露如此重大案情对国民党、对军统组织的政治声誉都会产生严重损害。由此，蒋决定将此案保密，对马汉三、刘玉珠以贪污汉奸财产罪枪决。
1948年9月27日，戴笠死后两年半，马汉三、刘玉珠在保密局南京宁海路看守所内被秘密处死。
这一历史巨案被蒋介石出于历史需要而掩盖，并用重重的铁幕将其尘封，使戴笠之死成为了谜案。而今，越来越多当初参与其中之人的回忆不断披露，抽丝剥茧之后这一谜案逐渐浮出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