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我的18岁生日正好还有一周的时候，我拿到了人生第一本护照，我妈妈看着上面的照片说，“你看起来像藏着个秘密。”
1976年6月15日签发

PHOTOGRAPH COURTESY OF JENNIFER FINNEY BOYLAN
的确有：我是个跨性别者。我觉得我并不是很擅长掩饰，但居然一直没人看出来。连我的母亲都全然无视这段我早就渴望开启的旅程。
这个冬天，我看着一大堆护照，除了最新的几本外，全都已经印上“撤销”字样。这些旅行文件上盖着世界各地的海关印章，证明我都去过哪些地方。同时它们也描绘出一幅旅行的图景，呈现像我这样的跨性别者如何经历有时十分苦涩的跨境之行。
我用那本1976年的护照最远去了慕尼黑，而后是西德。我在那个夏天四处旅行，历经险阻。7月中旬一个温热的晚上，我跟一帮嬉皮士一起围坐在篝火旁，吃着深棕色的面包，用我那高中水平的德语唱着鲍勃·迪伦的歌。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和一位金发的科隆姑娘溜走了。我解下她的头巾，让她的头发披散下来。她把手放在我脸颊上。“Wir sind gleich，”她说。你跟我是一样的！太可恶了。她凭什么把这事说出来？“Entschuldigung？”你说什么？
我不是说你是女孩，她有些不知所措地说。我只是说我们很像。
噢，我说。是我的翻译不对。
1985年3月27日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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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我拿着新护照和女友去了威尔士。此时我已经从卫斯理大学本科毕业五年了。20出头的那几年，我是在纽约度过的，在维京出版社和企鹅书屋工作，指望事业上的成功能让我可以继续当一个男人。但效果不太好。
我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毒品文化杂志《飞升时报》(High Times)上的《美国的五个怪地方》。在刊登我文章那一期杂志里，中插照片是一磅丰美无边的哥伦比亚无籽大麻。我对这篇文章很得意，但我不能把杂志拿给父母看。
就在拍这本护照的照片前，我得知父亲的黑素瘤复发了。后来我在威尔士海边漫无目的地走着，满脑子只有他。他是在一年又三天后去世的，复活节那天。在他最后一次闭上眼睛的几天前，他在病榻上握着我的手。在吗啡作用下的梦中，他低声呢喃，“使顽童管治他们。”
1998年2月4日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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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爱尔兰科克大学的教职时，我和妻子迪蒂结婚已有10年。也是那一年，我开始和她谈起我的性别问题——我磕磕巴巴，说得十分狼狈。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开始性别转换的过程。她也不知道如果这么做了，她还能不能跟我在一起。
我们的两个孩子当时分别是两岁和四岁。我决心过一种更诚实的生活。但如果诚实的生活意味着可能毁掉你所爱之人的生活，你该怎么做？如果这个过程会威胁到她最珍视的东西，你又怎么能指望她帮助你成为真正的自己呢？
那一年，我们在爱尔兰喝墨菲斯黑啤，买野生大西洋鲑鱼，听现代爱尔兰民谣乐队Nomos和North Cregg的作品。快要离开科克的某一天，我爬上了圣安妮教堂的楼顶。我该怎么办？我问自己。
当我站在那上面时，钟声响起，很洪亮。是那首叫《你是我的阳光》的歌。“亲爱的，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多么爱你。请不要把我的阳光带走。”
一年后，我开始服用激素。
2002年11月7日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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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信给国务院要求更改护照上的性别时，我必须附上我的外科医生的信。我还提供了一份改名的复印件，上面盖着缅因州遗嘱检验法庭的金印。自从我开始在沃特维尔的科尔比学院任教以来，我们就把家安在了缅因州。不过，收到新护照时，我还是惊呆了。护照上的性别栏明白无误地写着“女”。
我的家庭维持原状。迪蒂决定，不管我是男是女，她都爱我。在某些方面，经过变性后，我们的关系比以往更加亲密了。
我并不是特别需要一本新护照；我哪儿也不去。那是我唯一一次在没有具体旅行计划的情况下更新护照。
2012年3月25日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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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的一个奇怪的副作用是，有一段时间，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不少，这不仅让我踏上了一次性别之旅，也是一次时间之旅。但到了2012年，时光追上了我。不过，我并不介意自己看起来更显年龄。现在，我很好理解了社会对美貌的期望，无论是对跨性别还是顺性别女性，都是如此。但在我的脸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到2012年，我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世界对我这样的女性是多么残酷。
到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已经花了十年的时间在LGB——尤其是——T人士的维权上。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让我精疲力尽。每天，我都看到像我这样的女性的悲惨命运：那些被杀害的女性，那些失去家人的女性，那些孩子被告知父亲已经死了的女性。
我的回忆录《她不在那儿》(She’s Not There)出版后，我经常出现在公众视线中。不止一次，我同意在奥普拉·温弗瑞的脱口秀节目中讲述我的家庭的故事，希望上节目能帮助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实现生活的正常化。但每次访问都比上次更丢人。有一次，我与迪蒂一起上节目，希望传达真爱战胜一切。相反，奥普拉盘问我们的性生活。在回家的飞机上，我把头埋在小桌板上，哭了起来。
当我参加拉里·金的节目时，他扬起了眉毛，问我是不是“失去了一个部分”。我知道他要干嘛，但我不会上钩。
现在想来，我当时应该回他：“我得到了一些东西。”
2021年10月5日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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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在2021年夏末去了意大利。我那时正在尝试写一本关于比萨饼文化历史的书，一直在为此做研究。在罗马的时候，有一天去参观了博尔盖塞美术馆。我们一起凝视着达明安·赫斯特颇具争议的作品《不可思议号残骸的宝藏》(Treasures From the Wreck of the Unbelievable)，这位艺术家说这些作品是从一艘幻想中的沉船打捞出来的。我在一尊全身长满藤壶的裸体女性雕像前站了一会。她的美丽刺穿了我的灵魂。
到家后，我再次更新了护照。看着护照照片中不再年轻的女人，正如诺拉·艾芙隆曾经说过的，我为自己的脖子感到难过。尽管如此，我终于成为了我一直希望成为的人。如果我活得和我母亲一样长——她去世时快95岁了——我将有一半以上的生命是女性。诚然，我的外表已经有点衰老了。但我的内心有一种平静，我无法想象那个晚上在慕尼黑的那个女孩把手放在我的脸颊上说：“Wir sind gleich。”有时候，我的人生旅程确实感觉像是从不可思议的残骸中打捞出来的宝物。
回到纽约，到达肯尼迪机场时，我匆忙填写海关表格。我有什么要申报的吗？该死，是的，我有一些事情要宣布，我想：我自由了。我想大声喊出来。但是当我把表格交给海关人员时，我什么也没说。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女士，”他说着打开了门。“欢迎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