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紫禁城仪鸾殿。
吏部侍郎许景澄，发现自己站在了人生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也站在了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上。
这两条路，不在同一个方向。
这是朝廷第四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的议题，是究竟要不要对英、法、美、俄、日、意诸国宣战。

在此之前。
五月二十日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太常卿袁昶站在仪鸾殿的门槛之外高呼“臣有话上奏”。光绪命他入内说话，袁遂详谈拳民不可倚仗，邪术不可相信，即便真有邪术，自古以来也绝无靠邪术成事的先例。时人称，袁的上奏“慷慨唏嘘，声震殿瓦”。这些话，这种气势，引起了慈禧的极大不满，正面怼他：“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侍读学士朱祖谋质问慈禧“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换来的则是太后的“大怒色变”，厉声责问“汝何姓名？”
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慈禧直接宣读谕旨说，洋人送来四条照会。第一条是选个地方“令中国皇帝居住”，第二条是由列强“代收各省钱粮”，第三条是由列强组织新机构“代掌天下兵权”——她没有说第四条，因为那一条是“令皇太后归政”。她并不知道这些照会是捏造的，老太后只相信她愿意相信的东西。在谕旨里，慈禧还说，洋人既然如此猖狂，与其“等亡”，不如“一战而亡”，她要来一场全面开战。与会群臣集体叩头，大呼“愿效死力”。老太后血冲上脑，很满意这种欢呼，又对与会的大臣说：你们今天都在这里，今天的事是我们的集体决定。将来若战败亡国，不要把责任推到我一个人头上，“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同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发来急电。这些砥柱老臣在函电中态度鲜明，坚决反对慈禧暴走。张之洞说得尤其明白，“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若再一意孤行，结果必是“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于是，又有了五月二十二日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会上，礼部侍郎联元竭力反对向各国开战，他担忧“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至鸡犬不留”。结果被载漪扣了一顶“汉奸”的大帽子，险些被慈禧当场处死。大学士王文韶以缺乏胜算、若战败难以善后为由劝慈禧三思，却惹来老太后当堂拍案痛骂：“此话早厌矣！……（有本事就前去）令夷兵勿入城，否则且斩若！”
老太后的疾言厉色里，满是对自身权位摇摇欲坠的忧虑。她召集第二、第三次御前会议，目的并不在与群臣商议危机的处理办法——宣战一直都是她的第一选项。将皇帝与绝大多数朝臣一起绑架到战车上，才是她召集御前会议的真正目的。她为了个人私利欲向列强集体开战，但并不愿意独自承担战败的后果。

既然王文韶们不同意宣战，那就派他们前往各国使馆去做交涉。在老太后的算盘里，交涉有效自然是好事，列强若答应不率军入京，自己的权位就算是暂时保住了。交涉失败也是好事，那样的话，王文韶们除了同意宣战，便再无其他选择。
但联军的进展超出了老太后的估计。五月二十三日，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入京城。慈禧觉得自己被剥夺权力的凄凉命运似乎近在眼前，遂于当天又紧急召开了第四次御前会议。这不是一次讨论会，老太后要的，是所有与会大臣对宣战一事的点头认同。她在会上说，各国公使没有提出让我“归政”之前，我“尚有严惩团民之意”，还考虑过出政策打击义和团。如今他们竟然提出来要我“归政”。要知道，“归政”这种事，“非外人所得干预也”。所以，“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我已正式决定要和洋人开战，这件事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这番话，撕掉了之前所有的遮遮掩掩。老太后明白无误地告诉与会群臣，洋人动到了我个人的根本利益，我和他们之间已没有和解的可能，你们除了支持我，也已没有别的选择。态度宣布完毕，她即下令许景澄前往各国使馆递送照会，限使馆内人员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
慈禧血脉贲张之际，光绪皇帝却是面如死灰。他顾不得君臣之间的分野，离开皇座走入群臣之中，拉住了许景澄的手，含泪对他说“更妥商量”，不要急着去各国使馆递文件，这事还得再商议商议。皇帝还说，许景澄你在总理衙门做事多年，熟悉洋务，应该明白时局大势。我大清现在究竟能不能与各国开战？国运安危在此一举，请一定直言不讳。
许景澄做过十多年的驻外使节，办过许多复杂的对外交涉，当然知道这世界的真实模样。如今，他必须在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做一个抉择。

许景澄
自戊戌年后，老太后始终高度警惕地甄别、防范着朝堂中的每一个“帝党分子”和“疑似帝党分子”。她甚至还动了废黜光绪皇帝的念头，先是变相囚禁、宣布恢复训政，然后又以光绪的名义下诏求医，营造出一种皇帝病重的假象；再然后，又指使亲信积极推动“己亥立储”，封溥儁为“大阿哥”，欲用他来取代光绪。
因深知帝后之争波诡云谲，许景澄多年来一直小心翼翼避免卷入这个漩涡之中——长期担任驻外使臣，也帮助他有效地远离了“帝党”“后党”这些标签。如今，皇帝拉着他的手，要他就该不该对列强宣战发表内心的真实见解。讲真话，相当于与皇帝站在同一阵线；说假话，相当于是在支持老太后。选前者，是弃个人命运于不顾；选后者，是弃国家命运于不顾。
史载，许景澄含泪回奏，列举了诸多理由，结论是“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兵部侍郎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也站出来支持许。君臣几人哭在一起。
一同与会的恽毓鼎后来写道，老太后见状怒发冲冠，厉声呵斥“皇帝放手，毋误事！”许景澄神情恍惚，“牵帝衣而泣”，也被老太后怒骂“许景澄无礼！”载漪也加入其中，厉声叱问“许某执皇上手何为？”袁昶则回护许景澄：“是皇上执许某手，非许某执皇上手”。
其实，许景澄知道自己的真话只是无用的冒险。同僚唐文治在《自订年谱》里说，第四次御前会议过去约一个月后，他去拜见了许景澄与袁昶。见到许忧虑满腹，气色惨淡，非常沮丧，对他“绝不言疏谏拳匪事，但言此次洋兵入京，条款必格外苛刻，君等宜早为预备”——许闭口不谈劝朝廷不要暴走之事，说的全是列强军队攻入京城之后，善后的条款肯定很苛刻，你们要早有准备。袁昶的情况，也大体相似。他们已预知到了结局。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慈禧终于拟定了诛杀许景澄、袁昶的旨意。她勒令光绪皇帝以朱笔抄写，然后下发给内阁。谕旨里说：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奏参，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许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
所谓“语多离间”，指的正是许、袁二人在御前会议上说真话，被视为支持光绪、反对慈禧。怀来知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里说，他随慈禧西逃时，曾试图劝说慈禧给许景澄、袁昶等人平反，结果召来慈禧的盛怒。自己话还没说完，“突见太后脸色一沉，目光直注，两腮迸突，额间筋脉悉偾起”。好在慈禧念及吴永迎驾、随行有功，怒斥之后没有再施惩罚。慈禧且告诉吴永：
“太后……曰：‘想你是不知道此中情节，皇帝在此，你但问皇帝。当日叫大起（注：即御前会议），王公大臣都在廷上，尚未说着话，他数人叨叨切切，不知说些什么，哄着皇帝，至赚得皇帝下位，牵着许景澄衣袖，叫‘许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结着一团，放声纵哭。你想还有一毫体统么?你且问皇帝，是否实在？’皇上默无一语。”
老太后不在乎许景澄说的是不是真话，也不在乎许景澄的真话是否有利于国家。她耿耿于怀的，是这真话不利于自己，是这真话与自己不在同一阵线。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四，北京菜市口，刑部侍郎徐承煜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因为他要在今天作为监斩官，处斩两名久已恨之入骨的大汉奸——许景澄与袁昶。徐承煜与他的父亲体仁阁大学士徐桐，这两名鼓吹对外宣战的超积极分子，早就看不惯许景澄、袁昶之流成天“长夷人志气”。此刻，儿子徐承煜在刑场监斩“汉奸”，父亲徐桐在家中召集门下翰林翻查典籍，要为攻下西什库教堂贡献脑力。徐桐们坚信教堂之所以攻不下来，是因为洋人用女人的下体在那里摆了一座“阴门阵”。作为朝廷供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自认有责任找出破阵之法。
临上刑场之前，袁昶指着徐承煜大骂：

“国家之事被汝父子败坏至此，吾在地下侯汝！”（注：徐桐在1900年上吊自杀，其子徐承煜逃跑未成，稍后被日军捕获，亦被斩杀于菜市口）
许景澄劝袁昶：
“爽秋（注：袁昶字爽秋），何必如此。”
刽子手在午后三刻的阳光里举起了屠刀。有目击者称，袁昶之子事先打点了行刑者，获准在地上铺“莞簟”（也就是竹席或草席），让尸身保持干净体面。许景澄家计艰难没有打点，“头颅既断，宛转泥沙中，面目模糊，几难辨认，真惨矣哉”。行刑后，家人也不敢前来收尸。直到次日才由兵部尚书徐用仪前来吊唁掩埋（稍后，徐用仪、联元、立山三人，也因相似的缘由被慈禧杀害于菜市口）。
其实，许景澄本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早年间，许负责外事交涉，有许多捞油水的机会，却因拒绝受贿成了俄国人日记中的“极公正有道德之人”。1899-1900年间，他兼着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用今天的话说算是“北大的第二任校长”，掌握着学校存于华俄道胜银行的数十万两银子的运营经费，却因担心俄人赖账，他在狱中紧急完成了存折的交接。他保住了京师大学堂的一线命脉，却未能给自己打点一个体面的死刑。
罗惇曧《拳变馀闻》里说，行刑那一天，菜市口围观民众甚多，他们“塞途聚观，拍掌大笑”。
（主要史料来源：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唐文治《自订年谱》、《许景澄集第5册.许文肃公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