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天津设卫建城前，三岔河口附近已有少量自发的集市。卫城建立后，特别是随着漕运的兴盛，天津出现了比较大的集市贸易。《天津卫志》记载，明初宣德年间，天津城内和四座城门附近就出现了五个集市。后来随着南北商贸交易规模扩大，城厢“五集”已不能满足商品交换需求。明弘治六年（1493）又在城外增添了五集一市，形成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内城外市的基本格局。天津天天都有集市贸易，百姓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天津卫，天天集，不用买嘛不着急，今天不齐明天齐。”
清初天津尽显繁华
清朝建立后，中国北方开始变得稳定，天津卫单一的护卫京师的军事功能业已不存。清顺治九年（1652）三卫合并，仍统称“天津卫”，所在区域隶属河间府静海县。当时的天津，交通枢纽地位更加显现。清顺治十二年（1655）七月，荷兰使节哥页经海路路过天津，他将天津与广东、镇江并列为中国三大港口：“天津卫为第三个大港口，卫城周围是二十五英尺高的坚固城墙，墙上到处是守望塔和炮台，这个地方到处被庙宇所点缀，交易频繁，像这样繁荣的商业景象，实为中国其他各地所罕见。”事实上当时城外沿河街市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远远大于卫城内，特别是城垣东北部南运河北岸的沿河地带发展最快，因为有金、元聚落的基础，又有河、海航运交汇和直通北京的地利，很快形成繁华的街区，这就是天津最初的商业中心“北大关”。
清初康熙年间，天津人口已急速增加，粮食保障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康熙初年开放了海禁，天津开始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迅速促进了天津的商业发展。《宫中档乾隆朝奏折》记载：“保定、河间、正定、顺德、广平、大名等府，赵州、冀州、深州、定州等直隶州，以及顺天府四路同知所属各州县民间日常用粮，全赖由天津水运接济。”天津海河水系河网发达，内河航运兴盛，大量粮食从东北和南方运来，再通过水路运到华北腹地。《津门百咏》中描述到：“海船岁岁向关东，五谷丰收运贩通。水路不愁千里远，往来只借一篷风。”
盐业经济推动天津繁荣
在推动天津发展繁荣方面，其实比漕运功能和粮食贸易更大的推动力是清代长芦盐运销中心由沧州移到天津，盐税很快就超过了天津关税，盐业经济成为天津繁盛的最主要动力。清中期直至民国时期，天津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的兴起、繁荣和传承，都与长芦盐业的兴盛有着不解之缘。盐官、盐商们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助推了天津城市建设和全面的进步，对于迅速提升天津的地位和重要性至关重要。盐官、盐商的各类善举和助推作用，也让天津的城市建设焕然不同，其中包括筑城、修庙、修路、修桥、造园林、慈善义举、乡梓教育等方方面面。
当时天津城的园林基本都属于富有的盐商阶层，也是天津盐商文化的特色之一。富而好文的长芦盐商们凭借着雄厚的财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各自的私家园林中会聚各地的文人雅士。大批江浙士子沿运河进出京城时，纷纷落脚津门，在这些园林中赋诗填词、著书立说，由此培养了天津的诗书氛围，使津沽大地由武健之乡一跃而成为人文荟萃的“小扬州”，进而升华为天津城市文化的重要品牌。
从清代初年开始，天津教育的迅速发展几乎也都与盐官、盐商们有着直接的关系。早期天津卫学的建设，中后期天津州学、府学的建设，盐商们都功不可没。除了官办学宫外，“社学”“屯学”“义学”“运学”等，很多就是由盐商或盐运使衙门牵头创办的。再就是书院教育。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开始兴建的“郁文学社”，坐落在天津城东北角三岔河口东岸赵公祠旧址，它是天津第一所培养科举人才的书院，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名为“三取书院”，含有乡试、会试、殿试都考取的吉意。乾隆十七年（1752），在天津影响最大的“问津书院”在南门内建立，院址为盐商查为义捐献。除此之外，还有清代中后期的“辅仁书院”“会文书院”“集贤书院”等，盐商后裔严修、李叔同等曾在辅仁书院学习过。 6park.com
六年间天津从“卫”升为“府”
由此可见，明朝中后期至清代中期的天津卫，城市事务开始繁多，卫所已不能治理这个军民混杂的商业化城市，当时城内虽尚未建立正式的行政机构，但已经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增设了一些必要的官员。当时天津承担了国家层面的多项功能，如漕运枢纽、海疆重镇、盐业中心、粮食集散中心、北方商业中心等，这些功能往往直接与国家政局大势相关联。因此在管理程序上，多由中央设立的派出机构垂直管理。于是，一些重要的官府衙门，如河道总督衙门、长芦巡盐御史和长芦都转盐运使司衙门、天津总兵署、河西务钞关等，这些重要的机构陆续移驻天津。如明宣德十年（1435）在天津设立的“户部分司”是中央派出机构，等级为正六品，后来又设置正四品的天津兵备道和正六品的天津通判，很明显这些衙署的官阶远高于天津县。
另外，天津卫城周边地区在发展中已形成一个包括海河南北两岸许多居民点在内的政治、经济实体，明代以来的一河分二县，即海河以北属武清县，海河以南属静海县的管辖建制，阻碍了整体功能的发挥。进行统一管理才是正道。
基于以上诸多原因，直接助推了清廷调整天津建置的实施。清雍正三年（1725），清廷正式将天津卫城区域从直隶省河间府静海县析出，置天津州。以原天津卫城区域为天津州辖区，属直隶省河间府，天津从此建立了正式的行政区划，并将原三卫管辖的南运河沿岸的屯庄就近划拨当地各县，同时也将部分原属武清、静海、沧州三县管辖的二百六十七个村落划归天津州管辖。后又采纳长芦盐政莽鹄立的建议，将天津州改为直隶州，将顺天府的武清县、河间府的静海县、青县划归天津州管辖。雍正四年（1726）八月，武清县又划回顺天府。至此，天津直隶州下辖“附郭区”即原天津州区域，加上静海、青县二县。
清雍正九年（1731），直隶总督唐执玉上疏建议：“天津直隶州系水陆通衢，五方杂处，事务繁多，办理不易，请升州为府。附郭置天津县，此新设一县，同该州原辖青县、静海及沧州、南皮、盐山、庆云一州三县，统归新升之府辖。”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天津升为直隶省天津府，辖天津县、静海县、青县、南皮县、庆云县、盐山县和沧州共六县一州。于是，天津——京畿首邑的地位在管理体制上正式得以确认。
在短短六年时间内，天津就实现了由“卫”到“州”再到“府”的三级跨越。此后，这一基本区划格局一直延续到近两百年后的“民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