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更替，特别是新旧政权的更替，一般都需要更换国名。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新政权的新国名，之前人民熟识的“中华民国”则成了过去式。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对于新中国这个新国名，在新中国建立前，参与建国讨论的人曾发生过极其激烈的争辩，最后才定下这个名字。
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提及清华教授张奚若。他提议去掉2个字，毛主席听完后表示“我赞同”，最终才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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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讨论新政权的国名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二野、三野全面渡江；24日凌晨，解放军将红旗插到南京总统府上；5月23日，毛泽东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
至此，解放军赢得全国胜利已成为不可逆的定局。
新局势的变化，建立新的中国政府也成了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
怎么建国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起门来自己决定，而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让中共以外的其他人一起来共同讨论、共商国是。
这样的会议，就是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至1946年，为讨论抗战胜利后的重新建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呼吁下，国民党也召开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只不过，那是千奇百怪的党派团体聚在一起的会议，并没有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其结果可想而知，会议不欢而散。
为了区别于这一失败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倡议，努力邀请各阶级、各领域、各党派团体参加。
为此，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拉开序幕。
毛泽东致开幕词，为会议定下基调。
他说，过去的中华民国“名不副实”，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讲话的最后，他高呼：“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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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之前提出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被筹备会参会者全体通过。其中列出，筹备会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讨论拟定“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方案。
16日当晚，筹备会一致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置6个工作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不同的任务。其中，第4组负责建立新政府方案的拟定，董必武任组长，黄炎培任副组长。
到这时，即将要建立的新政府的国名还没有定下来，筹备会各小组所起草的相关文件初稿，使用的都是毛泽东之前在会议或文章中提到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称呼。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小组文件里使用的这个称呼就是新中国名称了，新的名称，还有待第4小组进一步讨论。
二、有人建议使用“中华民国”
到真正讨论新政权国家名称的时候，其实负责讨论的并不只有筹备会第4小组的成员，还有其他人参与，因而，讨论之初共出现了三种声音。
再回过头来看，这三种声音均围绕毛泽东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一称来争辩，讨论的原因莫过于都认为它太长了，想要研究出一个更短的“简称”。
第1种声音是建议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为“中华民国”。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称呼可不变，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来替代。
这一声音得到了重视，曾被列入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的初稿中。
第2种说法是建议去掉“共和”二字，即将新的国家名称缩短为“中华人民民主国”。
持这一说法的主要代表为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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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名称可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主国”或者“中华民国”。
他们不仅将目光放在当下，还放到了未来，认为将来中国的发展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可再将国名改成“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至于为何去掉“共和”二字而留下“人民”与“民主”二词，其主要依据是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对译。
汉语里的“共和国”一词，系源于英文“Republic”的翻译，而“Republic”和“Democracy”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Republic”也可以翻译成“民主国”，唯一不同的是，前者指的是民主的国家，后者指的是民主的政治体制，因而“民主”和“共和”没必要并列，得出了“中华人民民主国”的结论。
然而，以黄炎培和张志让为代表的第2种声音的提法是有漏洞的，他们只侧重于中文和英文之间的对译，却疏忽了汉语中“民主”和“人民”二词含义的相似性。第3种声音，弥补了这个漏洞。
第3种声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说，这一说法虽然与前两种都强调缩短“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解决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去掉某个词，更趋向于解释其含义。
清华教授张奚若是这一说法的主张者，他主张去掉“民主”二字，将国名简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理由是：“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
简单地说，就是张奚若认为在汉语的词义里，“人民”和“民主”的含义是相似的，没必要一起使用。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样一来，黄炎培和张志让等人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国”一说自然会被推翻。
对于张奚若的提议，第4小组负责人董必武给予了支持，毛泽东听完后表示“我赞同”。
三、一锤定音
在定国名方面听到三种声音后，第4小组在6月18日召开了第1次全体会议，广泛交换意见，并让张志让等7人组成筹备提纲委员会，为讨论国名作提纲准备。
6月23日，筹备提纲委员会召开第1次会议，董必武开门见山，将之前的3种声音提了出来，让与会者进行讨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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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第4小组召开第2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时也提到了国名的问题。
8月17日，第4小组召开第3次会议，全体通过了《政府组织法初步草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被定为国名。
后来，董必武在政协第1次会议上对定国名的事进行了解释，他的这个解释比张奚若的更为深刻。
董必武说，“共和国”指代我们的国体，“人民”包含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人民”和“共和国”组合到一起，就直白表明了新中国的民主性和国体，至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的“民主”二字，则没必要再使用，其含义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尽管董必武到第1次政协会议才解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呼的缘由，但早在8月中旬和9月初，毛泽东就开始使用了，说明他是支持使用这个称呼的。
8月18日，为邀请新疆的代表来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毛泽东在给阿哈买提江的信中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称；9月2日，在给新华社发表社论时，毛泽东再次提到这一名称。
9月7日，周恩来也直接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给即将要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作报告时，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到这时只是决定了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名，对“简称”等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许多人提倡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叫法。
四、到底要不要“中华民国”？
9月21日，筹备已久的新政协第1次会议正式在北平拉开序幕。
在提交上去审议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中，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同时，也见到了用小括号括起来的“简称中华民国”字样，也就是说，“中华民国”仍被使用。
许多与会者反对这么做。
其实，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也曾支持沿用“中华民国”称号。
他说，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中国共产党是在救中国而不是灭亡中国，反对蒋介石却不反对孙中山，因此，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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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站出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也有“中华民国”所要表达的含义，是继承而不是消灭。
听到这些，毛泽东陷入沉默，算是默认了何香凝的说法。
既然毛泽东也曾支持沿用“中华民国”，那一些想要沿用这个称呼的人自然就不会沉默了，特别是支持孙中山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左派民主人士，他们对“中华民国”这个叫法有很深的情感。
因此，政协会议一开始，仅沿用“中华民国”称号一事，就出现了支持与反对两种不同的声音。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在新政协会议的第6天，即9月26日上午11点半左右，周恩来特别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盛宴，邀请20多名政协代表过去一起讨论。
受邀的大多是70岁左右的老者，司徒美堂、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元济、何香凝、马寅初、林伯渠等很有名望的人都在其列。
宴会一开始，周恩来就在开场白中直奔主题，说要和他们一起商讨到底用不用简称“中华民国”的事。
作为简称“中华民国”的倡议者之一，黄炎培率先发言，说无论是教育程度还是感情上，中国老百姓习惯了“中华民国”这一称呼，一旦直接去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先留个简称，两三年后再去掉亦无不可。
曾是前清进士的周善培刚听完黄炎培的阐述，就站出来反对。
辛亥革命后的38年里，他一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这次参加政协会议，势必是相信中国共产党以及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群众对“中华民国”毫无好感，这一称号更是被蒋介石和反动政府弄得不堪言状，不用也罢。
德高望重的81岁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听完黄炎培和周善培的发言，也主动站出来说话。
他听不懂北方话，这次参加政协会议，依赖他的秘书来翻译，听秘书翻译完两人的讲话，他很支持周善培。
他说：我尊重孙中山先生，我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但我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绝无好感，那是中华的“官僚之国”，和“民”毫无关系。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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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到最后，他相当激动地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辛亥革命是不同的，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那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抛掉“中华民国”这个烂招牌。为什么要三年后再改？是要昭告天下“名不正言不顺”？
听完司徒美堂老人的发言，与会者无不热血沸腾，给出了最热烈的掌声。
何香凝接着发言，她的态度比较中立，就是“照旧使用”是好事，如果大家都不赞成，那也就不再坚持己见。
法学专家沈钧儒的发言最有威力，一语就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他从法学的角度和国家利益层次出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群众要用“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不必明令禁止；二、国家文件应当严肃严谨，在国名上加上使用括号了的简称“中华民国”，这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同时也不符合法律观点，不应这么做；三、纵观全世界，他国需要用简称，那也是英文的缩写，而不是容易带来误会的其他称呼，如果坚持要用简称，那和别国签约可能会带来误会。
基于这些因素，沈钧儒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反对使用简称“中华民国”。
他们表达完自己的观点，马寅初、张澜、沈钧儒等16人也都站起来说话，都反对使用简称。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将大家的意见汇集起来，然后报给政协大会主席团作参考，由他们来作最后的决定。
9月27日下午，新政协会议一致决定：不再使用简称“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的法定名称。
在这之后，“中华民国”不再出现在大陆官方的文件上。
透过这些事，许多人认为是因为张奚若的倡议，新中国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万分感谢他。
其实不然，他并不是这一称呼的首倡者。
五、张奚若并非新中国国名的首倡者
最早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的，不是张奚若，而是中国共产党人。
一些学者认为，中共在1947年12月的会议中提出了组建中央政府，因此，这段时间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最早出现的时间，不会有更早的了。
比如，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发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在文章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国范围建立”。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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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更深入研究后，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了新的看法，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8年前就已多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讲话、文章等相关文献里。
1937年6月10日，在《牺牲救国》周刊所发表的社论《牺盟会在新形势下的新工作》里，提到了“应在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让“抗战最高领导机关”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能凝聚人民意见的“集体领导的机关”。
种种这些都在说明，张奚若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提出者，这个名称或概念，在更早之前就已被提出。
由此可以看出，那就是张奚若建议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不反对，倒感觉说的很有理，其实毛泽东早已经对这个叫法有很深刻的认识了。
再往深里研究，毛泽东不仅很早就可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了，对他多次提及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深有研究。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后面的这个概念居然不是他提出来的。
有学者发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最早是由王明提出的。1936年，在《为自由独立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一文中，他说：“中国共产党赞成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不过，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无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名称，它们被提出来，并非是深入研究的结果，真正让它们富有含义的人是毛泽东。
1947年7月，国内战争局势越来越对人民军队有利，因此，中共在中共七大上提出了新形势下的新目标——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了“解放全国”的口号，毛泽东则在“十二月会议”后说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并在多次谈话中提及。
1948年下半年左右，毛泽东除了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外，还提到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两者不断被交替使用。
大约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在毛泽东的各种谈话与报告中，“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占据上风，并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用频率。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强调“民主”，意在加强与民主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合作。比如，为回复民主党派在“五一节”给中共发表的联合电报，毛泽东指出了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往后，毛泽东不断交换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前者比后者多，这就形成了前者比后者流行一时的现象。
1949年后，特别是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后，毛泽东对这两个称呼的使用固定了下来，那就是更多在谈话或文章中提及“人民共和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则很少使用，直至不用。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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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个概念的形成，总是有循序渐进的历史阶段的，不会一蹴而成，也不会是脑子一热、双手一拍，这个概念就形成了。
历史上，一些王朝的建立，其王朝名称就有一定的历史。比如：刘邦建立汉朝，他之前的封国为汉；杨坚建立隋朝，他成为皇帝前被封为“隋国公”；李渊建立唐朝，他做皇帝前被封为“唐国公”……
可以看出，汉朝、隋朝、唐朝等称呼的由来，是有一定历史联系，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的出现，也有相似的历史。
在革命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曾多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这个称呼也就成了新中国的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