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北京。
胡同里，一位姓熊的老人正准备过80大寿。虽然天气依然料峭，在外工作的晚辈们却早早地回来了，老伴乐得合不拢嘴。
很快，晚辈们就发现老两口“不太对劲”：
先是老父亲，他时不时就往门口张望，好像在盼着什么人，又好像是在等着一场期待以久的见面。
再就是母亲，孩子们不让她下厨房，但她非得亲自来，说是要弄几道拿手好菜。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热闹的一天眼看就要过完。到了晚上7点多，突然有人敲门。晚辈们发现：几乎是第一时间，母亲便快步走上前，打开了门。大家都朝门外看，瞬间被眼前的一幕惊住：
周总理站在门外，提着两瓶绍兴花雕老酒。他身后还站着一个年轻人，是他的卫士长。
难怪。原来，老两口要等的是周总理。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熊家人一辈子都不敢忘记的。周总理就坐在客厅里，跟老两口喝着小酒，谈着往事。讲到动情处时，总理还举起酒杯，敬一敬他们……
可能很多朋友读到这里会觉得奇怪：总理日理万机，自己的生日都顾不上过，为何会在忙完一天后去给这位姓熊的老人祝寿？
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严格上讲，应该是一个上线和两个王牌特工之间的往事。这两位王牌特工，就是这家的男主人熊瑾玎、女主人朱端绶。
那些年，他们还年轻，周总理也还年轻。
一：那对年轻的夫妻
在隐蔽战线里，夫妻俩都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是极少见的。要不是有周恩来这个“红娘”从中介绍，熊瑾玎和朱端绶显然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年龄有差距，经历也大不相同。
熊瑾玎是湖南长沙人，1886年出生，早年从事过教育工作，也经过商。
1918年，22岁的熊瑾玎参加新民学会，和毛泽东、何叔衡等人成为挚友。在新民学会里，熊瑾玎的主张很有见地。他认为要办成大事，就得创办经济实体，要有经费来源。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从那时起，他就在新民学会里担任筹款的重任。
1921年，毛泽东和何叔衡从长沙乘船去上海参加“一大”时，听说党需要活动经费，熊瑾玎硬是从经商盈余里拿出了2万元现大洋，交给毛泽东。
1927年，熊瑾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便长期在长沙、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而此时，他的顶头上级就是：年轻的周恩来。
周恩来看人，一向很有一套。熊瑾玎受过良好的教育，既会生意场上那一套，又懂得如何在敌区周旋。这样的人一旦用好了，就是在敌统区插了一把利剑。想来想去，周恩来决定：把熊瑾玎调到上海来“做生意”。
数日后，在上海四马路云南路口，一间名为“福兴商号”纱布店，热热闹闹地开张了。（注：1. 这个地址现在在上海福州路 2. 如果以后大家再在谍战剧里，看到有地下党联络点叫“福兴商号”的，基本不用怀疑，就是为了致敬周恩来和熊瑾玎创办的这家商号。）



“福兴商号”做的是纱布买卖，熊瑾玎摇身一变，成了南方来的“熊老板”。
圆黑框的眼镜、老板长衫、老板毡帽，熊老板的行事作风里既有生意人的稳重和精明，又带着一分神秘。进出的客人们不会想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密会议地址，经常就设在商号二楼。
当时，“熊老板”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中央政治局决定的经费，常由他发送；苏区送来的黄金、首饰等实物经费，由他负责兑换成法币。同时，商号里还存放着大量机密文件。为了保护商号，有一批外围情报人员在运转着。
商号生意越做越好，敌人也丝毫没有怀疑“熊老板”，但细心的周恩来却仍不放心。他始终觉得这么大一个商号，却没有个老板娘，肯定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因为熊瑾玎是湖南人，周恩来便马上委托中共湖南省委，让他们挑选一位合适的女同志过来，和熊瑾玎假扮夫妻。
结果，这一挑，就挑中了20岁的湖南姑娘：朱端绶。
朱端绶也是长沙人，1908年出生。虽然家里不太富裕，但父母都很开明，从小要求她独立自强。也因此，朱端绶身上有着湘妹子的干练和胆识。16岁那年，朱端绶考上了长沙女校，校长正是有名的教育家徐特立。
在女校里，朱端绶做了很多事。和同学们去省政府请愿、抗议政府逮捕学生、包围长沙教育厅，这些事她全部都干过。因此，当听说周恩来需要一名“女将”时，徐特立马上就想起了朱端绶。
就这样，1928年年中，这位20岁的长沙姑娘，收拾好行李，由湖南赶到上海，接受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务：当“福兴商号”的老板娘。
朱端绶的到来，无疑让商号的工作更加顺畅。白天，作为老板的熊瑾玎在外谈生意，“老板娘”则在店里张罗；晚上，作为革命前辈的熊瑾玎睡外屋，朱端绶睡里屋。他们经营的商号，成了周恩来等高层开会、联络的重要场所。
日久生情。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了，熊瑾玎和朱端绶都对对方有了好感，但谁都不肯捅破这层窗户纸。最后，还是周恩来做起了“红娘”。周恩来担心朱端绶嫌熊瑾玎比她大20多岁，便对她说：“熊老板是比你大不少，但他那颗革命的心可是很年轻的……”
其实，朱端绶还真没把年龄当回事，只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这次周恩来都这么说了，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就这样，1928年的中秋节，熊瑾玎特意在“陶乐春”定了一桌酒席，算是他们的喜酒。席间，周恩来和朱端绶开玩笑说：“以后，再也不能叫你小妹妹了，该叫你老板娘了！”



二：多年后，她说“我是心甘情愿的”
世人都说，革命者的爱情分外浪漫。但这份浪漫，是伴随着流血和牺牲的。
1932年后，地下工作越发不好开展了。当时，大量地下人员都陆续离开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但熊瑾玎和朱端绶却在撤离后又回来了。
为何回来？因为他们是上海地下交通最重要的枢纽之一。
在这座异常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里，还有多少特工与组织失去联络，还有多少背负着重要情报任务不能离开的“潜伏者”。他们在迷雾中苦苦挣扎，他们需要与组织联络，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经费。
熊瑾玎太清楚这些特工们的艰难了，为了这些人，熊瑾玎和朱端绶在上海开了一家酒店，并以此为掩护。在这段日子里，朱端绶怀着身孕，每天精打细算，把酒店赚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危险最终还是到来了。1933年4月的一天，熊瑾玎又亲自去给一名同志送生活费。为了安全起见，熊瑾玎扮成了一名医师。但他不知道的是，敌人早就发现了这里，并布下了暗探。就这样，熊瑾玎被捕。
为了营救熊瑾玎，组织上尽了最大的努力。上级让朱端绶去找宋庆龄、史良等民主人士，让他们出面辩护。不幸的是，在营救过程中，朱端绶也被叛徒认出，同样被抓了起来。
最后，经过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的努力，熊瑾玎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被当局判了8年。同时，敌人没有找到朱端绶“通共”的确切证据，在关押她数月后，也不得不把她放了出来。
这一年，是1934年年初，朱端绶26岁。重获自由的她，站在上海街头，根本无地可去。
她找不到上海党组织，因为组织遭受了极大的破坏，根本联系不上。更何况，她也明白，这个时候她去找同志们，无疑就是置他人于危险中。毕竟，她是被敌人“盯上”的人。
思来想去，朱端绶想到了在长沙老家的家人。父亲那么开明，妹妹那么懂事，必然会支持她的。果然，得知女儿在上海受苦，父亲便果断带着从四处筹来的钱来到了女儿身边。跟着父亲一起来的，还有朱端绶的妹妹朱慧。
靠着这些钱，朱端绶在法租界开了一个小酒店。



几个外地人，想在大上海做小买卖，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活下去，朱端绶和妹妹每天起早贪黑，卖酒、卖花生米、卖猪头肉，辛辛苦苦一整天下来，他们一家能赚到一两块钱。遇到有地痞和警察来店里找茬时，全家人只能赔着笑脸，说尽好话。
可能很多朋友看到这里，会问一句：既然在上海这么苦，为何不和父亲先回长沙老家，非得留在上海？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朱父一直没忍心问女儿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离酒店不远处的那座监狱里，有朱端绶放不下的人：
这些人里包括饱受敌人摧残，却绝不出卖任何情报的丈夫熊瑾玎。
这些人里还包括邓中夏的遗孀李瑛，邓中夏已经牺牲，她仍被关在里面。
除此之外，还有另4名同志。
这些人每一个都是好样的，翻开他们的人生经历，每一段都是传奇。但同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又都处在死亡边缘。牢里缺衣少食，他们的身体早就被折磨得不行，若是牢外不时时打点关系，送些食物药品进来，他们是坚持不到胜利的。
朱端绶和父亲、妹妹开的这家酒店，除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女儿，其它的钱全用在大牢里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7年，在组织的积极营救下，熊瑾玎等人才被释放。而此时，朱端绶已经在外守了3年多。
革命者的浪漫是什么？是你在里面受苦受罪，不在敌人面前吭一声；而我在外面四处奔波，决不放弃你。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朱端绶在书里写道：“我是心甘情愿的……”
一句心甘情愿，解释了一切。
三：周总理没忘他们
周总理一生有过很多得力助手，但需要在敌区“做生意”时，他总是会想起熊瑾玎和朱端绶夫妻俩。
1937年，熊瑾玎刚出狱不久，就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希望能接受新的任务。不久，夫妻俩就收到命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创办《新华日报》。熊瑾玎任总经理，朱端绶任发行科科长。



三个老战友，又一次并肩作战了。
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大，夫妻俩一合计，把年幼的孩子送回长沙老家，两人全身心投入工作。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表面上也同意《新华日报》的发行，但暗地里却派各种帮派、地方警察作祟。
砸抄营业部、拘留报童、封锁纸张来源，但凡能想到的招数，他们都用上了。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阻止我军发声，限制《新华日报》的影响力扩大。
这些，岂能难得住熊瑾玎夫妻俩？面对这一切，夫妻俩见招拆招，再加上周恩来在各界的影响力，《新华日报》的发行量在逆境中不断增加，直逼国民党的那些所谓“官报”。
熊瑾玎夫妻做的一切，周恩来都看到了。1941年，在《新华日报》成立3周年的纪念晚会上，43岁的周恩来端着酒杯，来到朱端绶面前。
这位昔日青涩的湘妹子，如今也已是33岁了。周恩来看着她，突然想起来，她也早就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于是，他问朱端绶：“孩子们在哪里？”当得知孩子现在都寄养在别人家时，周恩来当场说：“把孩子们接回来吧！我派人把她们送到延安去学习！”
就因为周恩来这样一句话，熊家两个女儿被送到了延安。在那里，孩子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甚至有一次，当毛泽东听说熊瑾玎的女儿病了，硬是毫不犹豫地把身边仅有的5支盘尼西林给了她。
抗日战争胜利后，熊瑾玎夫妻俩终于完成任务，转入晋绥解放区。直到这时，一家人才算是团圆了。此后，他们在解放区大展拳脚。
新中国成立后，熊瑾玎和朱端绶都受到了重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夫妻俩一直兢兢业业，直到离休。
虽然没有一起工作了，但周总理并没忘记这对夫妻。1966年，他听说熊瑾玎要过80大寿，早就做了要过来祝寿的计划。无奈当天的工作实在太多，直到晚上7点多，他才匆匆赶到。
当天晚上，周总理和夫妻俩聊完后，又马上得回中南海继续工作。夫妻俩把总理送到家门口，朱端绶说：“1978年3月5日，是总理80寿辰，到时我要为总理做几道菜好好庆贺一下，行吧？”总理笑了笑，连连点头。
遗憾的是，这一约定最终没能实现。
1973年，熊瑾玎病重。周总理听说后，马上做出了两项安排：
其一，派自己专用的保健医生，去熊老家给他看病；
其二，熊老入院后，周总理马上致电医院，让他们务必全力救治。
然而，这一切仍然没有让熊老的病情好转。1月下旬，在熊老弥留之际，75岁的周总理来到了医院。此时的周总理，也已经被查出患癌，仍每天都在坚持工作。



看着消瘦的周总理，朱端绶不忍在他面前落泪，只是静静地在一旁待着。而周总理看着已不能开口说话的熊老，也久久没说话。过了许久，朱端绶拿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这样14个字：
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这是熊老还能说话时，嘱咐妻子记下来的。看着这14个字，周总理沉思良久，点了点头，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医院。还是和多年前一样，朱端绶把总理送到了门口。
1973年1月24日，熊老因病在北京逝世。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1994年1月24日，朱端绶病逝。
尾声：
1966年的那场寿宴，80岁的老寿星熊瑾玎，非要做几道拿手好菜的朱端绶，以及拎着两瓶绍兴老酒、姗姗来迟的祝寿人周恩来，如今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我们从零星的历史记录里，也很难再去推测那天他们聊了些什么具体内容。我们能知道的是，那天的酒里，有战友情，有爱情，有属于那一代革命者的青春。那些年，他们年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