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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官构成中央政府运转的重要部件，又绝非不可替代，因而在入仕途径多样的朝代给了许多“未学”之人机会。
如汉代桑弘羊，便是以此入仕。然而唐代士人以此为仕进的显途，为数众多的士人都有担任郎官的经历，这当然与郎官制度的发展息息相关。
进而，他们的郎官意识，以此观之，也是自我意识的体现，他们担任郎官，正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经之路。
一、郎官与仕进
1.郎官具有天子近臣性质
郎官起初是君主的侍从官。在国家建立之初，中央的臣子即有家臣的性质，所谓“家国同构”也并非空话，如宰相的前身不过是君主的“家相”，那么郎官从侍从官逐步转变为职事官当然也是理固宜然。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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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代，郎官是尚书省郎中和员外郎的统称。唐代尚书省六部，除了尚书和侍郎为正副长官外，每部还分四司，另有左右二司，共二十六司，各司的正副长官即为郎中和员外郎，郎中为从五品上，员外郎为从六品上。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为数众多的郎官已经成为外朝的职事官，但天子近臣的性质仍然未改变。这也可以从选官上得到佐证。
唐制，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由尚书省拟名，报中书门下省审议，再报皇帝制授；六品以下官即由吏部锉选，而员外郎例外。这就是说，凡郎官皆由皇帝亲授。——所谓天子近臣么！
代宗时，颜真卿上书道：“诸司长官皆达官也，言皆专达于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回日奏闻，所以明四目、达四聪也。”郎官是皇帝的“腹心耳目之臣”，正是时人普遍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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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郎官具有过渡性
白居易说，“今之正郎，班望颇重，中外要职，多由是迁。” 权德舆称，“盖宗公贵仕，多由此途出，所以储明才，练官业，必于是焉。”郎官作为中层京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是士人由低层官吏升迁为高级官吏的必经之路。
以实例看，唐代的很多宰相、尚书省各部尚书、侍郎，几乎都在他们壮年的时候担任过各种名目的郎官，并由郎官作为跳板从而升迁为高级文官。
如果没有当过郎官，则意味着他们的仕途不够通顺，只能终生在低级文官阶层浮沉。这时的郎官是为相佐储才，类似明代的非庶吉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身为正五品下的太子中允李林甫要去谋求做从五品上的司门郎中，盖地位特殊耳。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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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郎官的职权
唐制，郎官是尚书省官员，三省六部之中，尚书省“上承君相，下行百司”，是国家政事总枢，六部郎官则“起草立议，操而成之，然后尚书受成于郎中”。
待郎官“受成”以后，起草诏书，而具体执行则要交代给各部属官。郎官在尚书省政务当中具有承上启下、颁令节制的重要作用。
简单地说，郎官在京城的本职工作就是“寓直”，在皇宫内的办公室等着；然后“起草立议”，给大领导写讲话稿。何等清贵自不必说了，但这只是他们在中央的职权。唐代，郎官出任地方的实权职位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郎官出使地方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使“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带有一定的地方监察性质；经过安史之乱后，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了地方监察系统，郎官的地方监察职权更重。
如代宗曾颁布敕令：郎中得任中州刺史，员外郎得任下州刺史，用祟岳牧之任，兼择台郎之能。要知道，中州刺史是正四品上，下州刺史是正四品下，单这一次升迁，不知需要耗费非郎官们多少年的工夫。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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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用祟岳牧之任”，是以此抬高刺史地位，天子近臣出任刺史，谁敢说不重视？所谓“兼择台郎之能”，是要求这些郎官发挥他本来的才能，即“专达于天子”，成为天子的耳目。刺史一职，早有监察职责，但自东汉以来，渐有牧民之权，岂不是地方的实权派？
白居易戏称元稹“唯有多情元侍御，绣衣不惜拂尘看”，此时正是三十一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剑南东川，新官上任，打击诸多不法官吏。白诗中所谓“绣衣”，盖汉有“绣衣使者”，直接像皇帝负责，巡查各地吏治，品级低微而属天子近臣，也是郎官的一种。
二、郎官与文学
1.郎官文学色彩浓厚
郎官的文学色彩，首先来自于统治阶级的鼓励。这又要说到天子近臣“风闻奏事”的监察职责，或者说为王耳目的地位。王的耳目要监察什么呢？既要监察吏治是否清明，也要监察民间是否和乐。民间是否和乐通过什么反映呢？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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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民间歌诗、谚谣。因而这种体察民情的行为，也有一个词叫做采风。这个词的本义多用于汉时，因而产生了汉乐府，但即便到了唐代，道理还是一致的。
诗歌谚谣的地位同样很微妙，早在《诗经》之中，诗歌就是反映民众心声的载体，但统治者过早地注意到了这样一股力量，因此诗歌的作用又不仅如此，它迅速地变得不单纯，发展出政治童谣这一概念。
钱谷融说：“所谓童谣，就是流传在孩子们口头的歌谣。它与一般的儿歌不同，它有很大的现实性、社会性，它大抵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某一事件或某一种现象而作的。往往非常鲜明地表现了人民对现实的态度，表现了他们对这一事件或这一现象的是非爱憎之感，它的作者，当然不是孩子，而倒是大人。”
流传在民间的谣谚为何这样有力，而为野心家所用，盖因其有神谕色彩。那么就要说到荧惑化为小童，在孩子们之间唱出歌谣，借以影响天下大势。
因此郎官们要做的，就是尽早见微知著，察觉到民情，进而直达天听，治于未病。这既是郎官的职责，也和儒家“诗教”相联系。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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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盖当时《诗经》中的民间歌谣已经成为外交辞令必须要掌握的内容，进而成全各国贵族之间交流的婉转情致。
抛开这些时代局限，诗教既然流传下来，则它的功用也随之变化。所以不论士大夫是否愿意，在诗教的指引下，士人有必要亲近乐府，成为天子与百姓之间的桥梁。
其次，郎官的文学色彩还来自于科举的兴盛。诚然，科举在唐代还称不上多么完善，并且直到明代之前，中国士人的仕进途径都是多样的，由吏选官、由德行选官、由恩荫选官等为科举选官做了很好的分流。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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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科举的优势在于，它会日渐在文人中形成高度的身份认同，同时只有科举入仕之人才能升得更高。入仕之人有明显的功利性、目的性，既然其他途径的官员有“职场天花板”而科举入仕者没有这种顾虑，朝野上下也就更加重视。
选官重科举、科举重进士、进士重文学，因而凡官员，文学素质都很好，又由于选择郎官时的高标准严要求，郎官和进士也就有鲜明的连带关系，进而，郎官就成为进士中的文学之士。
2.郎官的文学表达
所谓郎官的文学表达，主要表现为寓直诗，主要的内容是寓直的生活和感受，也有相互酬和之作。寓直诗中，表现出郎官群体的心态。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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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寓直诗的创作者都身处政治中心。到官署中寓直，固然是履行作为官员的义务，也是官位清要的体现，故唐人在寓直诗中常常流露出荣耀之感。
但是身处政治中心，也意味着诗人需要以更谨慎的态度来处理朝中复杂的政治事务和人际关系，所以诗人们也常常在寓直诗中流露出仕宦之忧，而那些官位较低或者自认仕途不顺的诗人也常常借寓直诗抒发心中的忧愁。
也由于这种忧愁，唐人诗中常有山林之叹，在为官家效力之际，却常思归隐山林，常常是一面自叹无用或是怀着隐逸之心，一面无法舍弃清要的官职，如此纠结以至于创造出“仕隐”一词，所谓大隐隐于朝，其代表人物是王维。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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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士人的郎官意识
唐代士人之有郎官意识，首先是因为郎官处于政治中心，身份清贵，钱多事少社会地位高，并且是当大官的必经之路，如同唐太子之于尚书令，宋宰相之于开封府尹。其次是因为郎官的文人气息及随之而来的高度的群体认同。
这种郎官意识外露，有以下几种表现：其一是郎官踌躇满志的心态。能够进入郎官这一清流阶层，其春风得意的心情以及由此生发的远大抱负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是怀才不遇的心态。踌躇满志和怀才不遇并不冲突，尽管郎官是天子近臣，但天子近臣如此多，没有永远年轻的郎官，却永远有年轻的郎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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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官终究只是一个中层文官，年纪大了却仍然在郎官任上蹉跎，没有享受到与郎官相匹配的尊荣和恩宠，换言之，没有成就一番事业，成为达官贵人，自然有人嗟叹自己怀才不遇。
其三是自觉地推行诗教。所谓诗教的始末，前以备述，又因为唐代诗的鼎盛，唐代文人在郎官任上，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社会功用以及诗艺的追求。
三、小结
唐代士人的郎官意识，首先当然带有功利性质，除此之外，他们还颇具社会责任感，力图在郎官任上尽职尽责爱岗敬业。同时，士人群体能够形成这样的郎官意识，和他们对自己身份的高度认同以及与同僚的密切联系是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