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 有个叫杨延修的人很吃得开。
杨延修是一个大老板，黑白两道通吃。青帮大佬黄金荣、中统大佬陈果夫都和他有生意往来，甚至蒋介石侍从室的专员都拿着他的股份。
按理说，杨延修应该活得很开心才对。
但是，杨延修的心情一直很苦闷。
他虽然上能结交国府要员，下能和黑帮称兄道弟，但是他一直被一群人骂。
这群人偏偏又是杨延修的自己人。
杨延修的真实身份是我党的红色特工，奉命长期秘密潜伏于商界，为党和革命事业筹措各项经费。
一个为党奔走的人又为什么会被自己人骂呢？
杨延修是江苏泰州人，1911年出生。
杨延修的家庭很贫苦，到他7岁的时候父母已经没有能力养他了，只好让杨延修去上海投奔叔父。
杨延修的叔父在上海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不过就是一个街头摆皮鞋摊的小商贩。生活相对而言过得下去而已。到了上海之后，杨延修就跟着叔父在上海一起摆摊，做点小生意。后来叔父供杨延修断断续续上了几年的学。

但总的来说呢，杨云修在上海是一种半工半读的状态，大部分时间他其实是跟着叔父去在摆摊。
到了14岁的时候，他因缘际会进入了洋人的保险公司，从最底层的小职员干起，一步一步干到了经理的位置。当成为经理的时候，杨延修不过才20岁。
九一八事变以后，杨延修很和当时很多的热血青年一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
当时他为了筹措一些抗日救国活动的经费，就和几个同道中人一起想着用做生意的方式来筹钱。
1933年的时候，杨延修和卢旭，张张平等5人一共凑了300万（当时的币值），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小公司，这个小公司就是后来的广大华行。
广大华行刚起步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邮局租个邮箱，用邮售的方式去卖一些西药和医疗器械。
最初公司规模是非常小的，他们所谓的办公室就是一个亭子间。这个亭子间隔成内外两间，里面一小间是杨延修和妻子的房间，而外面就是广大华行的办公室。

广大华行起步之初虽然是一个皮包公司，当时业务越做越大。到了1937年广大华行甚至还做起了代客运输等业务，一时间这几个小伙子有钱有名了，也成了上海商界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杨延修他们并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他们的内心也一直在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探索的过程中，他们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也接触到了我党。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认同我党的革命主张和理念，并且坚定了自己的红色信仰。1937年到1938年，杨延修，卢绪章，张平等人先后加入了我党，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广大华行也成为了我党在上海地下秘密联络点之一。
从这个时候起，杨延修成了一个红色特工。而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杨延修开始被自己人骂了。
杨延修和广大华行其实是归属于周恩来直接领导。
周恩来为广大华行确定了三个秘密任务：
一是交通联络工作， 就是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往来提供方便。
二是情报工作，也是通过商业关系来建立起和敌人内部之间的关系，搜集经济和军事等情报，
第3个就是经济工作，也就是为党和革命事业筹措活动经费。
杨延修就以一个大老板的身份在国统区进行活动，为党和革命做各种秘密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杨延修不可避免地要和国民政府的一些达官贵人，包括黑道上的一些人物进行来往。
比如大名鼎鼎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杨延修跟他关系就特别好。1946年，杨延修的广大药房开业的时候，黄金荣也是专门上来道贺。
除了黄金荣，杨延修也刻意和国府各类人士走得很近。军统，中统、乃至蒋介石侍从室专员都被杨延修拉过来担任广大华行的顾问、董事之类的虚职，他们也会把自己的私人财产存在广大华行，而广大华行则回报他们高额利息。
就连中统背后实际的大老板陈果夫也被杨延修拉了进来，和杨延修一起合资做药厂。
杨延修等人就借助这些黑白两道的关系为掩护，秘密地从事革命工作。

仅仅是1948年到1949年的两年间，广大华行就给中央上交了315万美元。杨延修等人其实就是管着党的钱袋子。
因为保密的需要，杨延修不得不刻意减少和左翼人士、革命同志的来往，难免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士心生惊诧和愤怒。
虽然是为了革命事业，杨延修忍下了这些委屈。但是人并不是机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杨延修也不例外，他内心里其实对这些批评和骂声是委屈的，是有情绪的。但是这些苦闷他只能深埋心中，谁也不能说。久而久之，心中难免有一些愤懑。
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秘密接见了杨延修等人。
在这次秘密接见中，杨延修也向周恩来总理倾诉了自己心中的苦闷。周恩来安慰他说：你的工作就等于战场上的一个师，你要当好这个资本家，而且要当得很像大老板。
听了这番鼓励之后，杨延修释然了，重新以大老板的身份投入了秘密战线的工作之中。
为了在公开场合维持住自己商人的这种形象，杨延修等人不得不经常出入各种交际场所，和敌人虚与委蛇。
私下里，杨延修始终牢记周恩来叮嘱的“出淤泥而不染”，严格要求自己。杨延修的家在药房的仓库之上，自己生活过得非常节约，把每一分钱都省下来给革命。
1949年6月30日，广大华行举行了最后一次党支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决定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员群众的股份，党员负责人的股款和红利酬劳一律上交给党组织。
上海解放之后，杨延修又把个人名义，对外投资的股票和银行存款，大约10万美金全部上交给上海市工商局党总支。

解放后，杨延修历任了各项要职，直到1988年离休。2017年1月1日深夜，杨延修与世长辞，享年106岁。
回顾杨延修的特工生涯，虽然少了一些刀光剑影，少了几分惊心动魄。
但是从1938年开始一直到全国解放，杨延修等人在敌人的心脏里潜伏了近10年。这十年之中，他们一边要和敌人周旋，一边还要承受着自己同志的批评和责骂。甚至有些没有活到胜利的同志，自始至终把杨延修他们当做小人。
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无法想象在那段日子，杨延修是如何挺过来的。
或许，周恩来1943年的那一段话就是他们继续战斗下去的最大动力；
或许，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信仰就是他们忍辱负重的力量源泉。
杨延修晚年曾经说：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为了党的事业，牺牲的人很多，一时的委屈也总是难免的......我心里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一点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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