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据杨瀚回忆：在自己小时候，初冬时分，家中会在桌子上摆起一个照片，照片上的人戴着眼镜身穿西装，大人们会朝着相片鞠躬致敬，自己也会站在第一排鞠躬。
再长大一些，杨瀚从一本讲述“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的书本得知，自己的祖父是一名烈士，因为要求抗日被敌人用匕首刺死了。
长大一些后，杨瀚回家问起自己的家世，母亲只是淡淡地说：你祖父是个木匠。直到1969年，父亲杨拯民才召集全家人说：“我觉得现在有必要让你们清楚自己家世。”
在杨拯民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述中，杨瀚第一次从父亲口中了解了自己的家世，知道了祖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此时，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杨虎城之孙。

01 杨拯民生前遗憾：未能见张学良一面
1998年10月23日，杨拯民带着无尽的遗憾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在他去世前，留下一个未尽心愿，那就是去拜访曾经和父亲杨虎城一同发动“西安事变”的‘少帅’——张学良。 6park.com
1961年12月，杨拯民受邀参加“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会上，杨拯民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为了批驳蒋介石等人伪造的言论，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整理有关西安事变的真实史料。如果不及时整理，这些亲历者们去世了，就不好搞了……”
听了杨拯民的建议，周总理当即表示很好，并由三方面相关部门组织一个小组将其“搞”出来。为了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小组还找到了曾经亲历过西安事变的原东北军将领，花费了大量精力找到了参与该事件的记录和信件。
这些记录虽然能还原一个真正的杨虎城和“西安事变”，但参与并主谋此事的张学良还在世。如果有他的披露，必定会掌握更多的资料。只不过自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后半生几乎都在蒋介石的软禁中度过。

直到李登辉执政后，张学良终于恢复了自由。1991年，他和妻子赵一荻离开台湾，来到美国的夏威夷定居。消息传来，国内外无不震惊。而这个消息也让杨拯民欣喜万分。
杨拯民之所以惊喜万分，不仅是由于父亲的缘故，而是他在儿时曾和这位爱国将领有过交往。早在儿时，他便曾见过时任西安剿总司令张学良。
1935年冬，杨拯民在父亲杨虎城和张学良一行人乘车去军营训练团视察，张学良负责开车，杨虎城则坐在副驾驶，杨拯民则坐在后排两位副官中间。
看到这一幕，张学良对杨拯民打趣道：“小家伙，你可真不愧是将门虎子。今天车里的这些人，尤属你的‘官职’最高。你的父亲和我的副官是你的保镖，我是你的司机，派头还真是不小！”

张学良一席话，不仅逗乐了众人，也能看出他对杨拯民的喜爱。虽然这件事过去多年，但杨拯民依旧对这件事历历在目，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张学良一面。
尤其是得知张学良重获自由的消息后，他立即向张学良发出了请他回国的邀请，希望他能回祖国看看。可碍于种种原因，张学良始终未能成行。于是，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便将张学良不能回国的消息委婉地告诉杨拯民。
正当杨拯民心灰意冷之际，杨拯民收到一个好消息：张学良托人邀他来美国夏威夷见一面。又惊又喜的杨拯民立即向组织申请出国，当一切手续完成后，他却得知自己患有腹膜癌的消息，必须要求尽快动手术。
正因如此，杨振民去美国的事情就这么一直耽搁了。1998年，杨拯民去世。直到临终前，他都没有实现这个心愿。身为杨拯民的儿子，杨翰深知只能由自己来替父亲完成这个心愿。不仅为父亲，也为祖父，也为了那段历史……

02 杨瀚替父亲实现愿望，张学良却态度冷淡
就在杨拯民去世一年后，即1999年6月6日，杨瀚费尽周折来到盼望已久的美国夏威夷。见面那天，杨瀚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张闾蘅的引荐下在夏威夷一家教堂门口见面。
可接下来发生一切让杨瀚有些不可思议，已经99岁高龄的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出现在大家面前，看起来精神很好。张闾蘅便介绍了杨瀚的身份。当得知对方是杨虎城的孙子后，张学良只是愣了一下，只是礼貌性地回了四个字：“好，好，谢谢。”
2000年，众人为张学良举办了100岁寿宴，杨瀚也有幸再次前往夏威夷为张学良庆生。这一次，两人在张学良居住的希尔顿大酒店外面见面。
杨瀚还有机会陪张学良在海边散步，但张学良依旧只是礼貌回应，没有打开话匣子，没有重提往事。张学良有些冷漠的态度，让杨瀚有些摸不着头脑。

起初，他只能安慰自己，或许是由于张学良年事已高，思维有些跟不上了。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否定了这个想法。
宴会当天，张学良思维敏捷，讲话得体，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也没有表现出因年纪大而不善表达的印象。这让杨瀚心中不禁疑惑：张学良为什么要刻意回避自己，不愿意重提往事呢？
回国之后，杨瀚开始思考张学良态度冷漠，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于是，他便开始从书中寻找答案。
这时，台湾方面的资料解禁，尤其是宋子文的书信公开发布，杨瀚看到了有关记载，信中记载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有重大分歧，两人甚至还有激烈争吵……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共同发起的，两人为什么还会发生争吵呢？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追溯到几十年前……
杨虎城生前曾言：“我一生一共做了三件事：一是坚持靖国军旗帜，带出一支革命队伍；二是1927年为了支援北伐战争，坚守西安八个月。三是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进程。”
对于杨虎城和后人而言，他这三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便是发动了西安事变。
和从小出身优渥、享尽锦衣玉食的张学良不同，杨虎城则出生于山西蒲城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虽然从小聪慧，却因家境贫寒只读了两年书。
但杨虎城并没有被吓倒，反而组织建立起了为农民撑腰、救济扶弱组织“中秋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杨虎城便率领“中秋会”成员参加了革命军，屡建战功，先后担任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国民军师长等职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忧心如焚的杨虎城公开发表《杨虎城泣泪全国电》，要求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可面对东三省的丢失，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
面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杨虎城在1934年9月18日阅兵活动中公然打出了“放弃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口号，最早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
也是从1929年到1935年期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两人矛盾不断加剧，最终在政治上决裂。尤其是在1934年4月，蒋介石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的职务解除。
03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合作
1935年11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蒋介石担任总司令、张学良兼任副司令，从此便开启了杨虎城和张学良共同推动抗日的新阶段。
“西北剿匪总司令”成立前后，东北军携妻儿老小接近20万人闯入陕甘地区，对当地产生巨大影响，东北军和17路军纠纷不断，甚至经常互殴。

东北军进入陕甘地区后，杨虎城原本想要在西北建造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没有实现。而在此时的杨虎城也意识到：想要实现抗日救亡的目的，必须要改善与张学良和东北军之间的关系。
于是，杨虎城和幕僚们讨论后认为：从表面上看，张学良拥护蒋介石，但实际上他是背负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离开东北的。在抗日这个问题上，两支队伍都有共同的诉求，团结起来抗日是很有可能的。
1935年9月到11月下旬，东北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被中央红军消灭了三个整编师，损失严重。但是在国民党召开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趁机将两个被歼师的番号取消。此时的张学良才意识到蒋介石让他剿共的用意，实际上是想削弱东北军的实力。

1936年春，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和17路军在西安南郊组建了军官训练团，两人分别担任团长、副团长，先后创办了三期。
1936年10月，17路军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针对当前的时局向杨虎城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只能走反蒋联共抗日这条路。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蒋介石如果来西安，我们在必要时将他扣押，逼迫他联共抗日。”
而这也是“捉蒋”主意第一次提出。虽然杨虎城并没有对赵寿山这个意见表现出热情，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否定这个意见。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到洛阳向蒋介石建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却遭到了蒋介石的训斥，双方产生激烈冲突。
张学良回到西安后，和杨虎城说起这件事。杨虎城便趁机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果有抗日决心，可以蒋公来西安之际，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听后表现得惊讶，并没有说什么。
因此，杨虎城孙子杨瀚认为西安事变名义上的主角是张学良，实际上是杨虎城。对于这点，杨虎城也是承认的。上世纪90年代，张学良在接受张之丙访谈时曾说：“西安事变……杨虎城是主角，只不过名义上是我，当然由我负责任。”
杨虎城在和张学良结成政治同盟的同时，还和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双方建立起了运输交通线。为了促进17路军和红军合作，毛泽东于1936年8月13日致信杨虎城：
虎城先生勋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先生如以诚意参加 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 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一直到1936年8月，杨虎城身边已经形成了以中共中央代表张文彬、中央军委西北特别支部和王炳南、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南汉宸等人多层次、多渠道的联络系统。
04 杨虎城和张学良：从合作到分歧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对自己领导的东北军和17路军进行了分工，杨虎城部队由赵寿山和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负责解决西安城内的中央军，张学良的部队则由东北独立105师师长刘多荃的部队去临潼捉蒋。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来到西安，而他此行的目的是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出兵和红军作战。12月7日，张学良来到蒋介石居住的华清池，劝说蒋介石停止抗日、一致抗日，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张学良和杨虎城眼见抗日不成，便决定武力抗日，逼迫蒋介石抗日。
12月12日早晨5时左右，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和独立105师2旅旅长唐君尧便率卫队营将华清池包围。

与此同时，孔从洲率军将中央大员住处西京招待所和国民党在西安的驻军包围。经过一番激战后，国民党嫡系部队7000多人全部缴械投降，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人全部被拘留。
已经睡下的蒋介石听到枪声，还以为红军打进来了，赶紧披着睡衣、拖起鞋就跑。由于前院枪声正紧，他赶紧朝后门跑。可是门锁没打开，蒋介石在侍卫帮扶下爬上墙头。
蒋介石心中一慌，直接掉到乱石沟中，手脚划破，脚下的鞋还丢了一只，最终藏在一块大岩石旁边的小洞中躲起来。等到战斗结束后，孙铭九四处带人寻找蒋介石的下落，最终在寒风中找到了缩成一团的蒋介石。
蒋介石被抓后，张学良立即向全国通电，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当天，他们便邀请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如何处理西安事变。

就在这时，杨虎城和张学良在就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虽然两人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都是为了抗日，但张学良认为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放掉蒋介石，但杨虎城的态度比较坚决，主张不能放掉蒋介石。
12月24日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因此事大吵一架，杨虎城不同意这么简单就把蒋介石放了，最少要签个文件，做出出面保证；张学良则应该赶紧将蒋介石送走。
事后，张学良心怀芥蒂，将两人吵架的事情告诉宋子文，因此后来他才会公布了这一史料。
对此，杨瀚表示：“当时很多人都反对让蒋介石离开这种草率，我祖父还说蒋介石的人格是不可靠的。”

在杨虎城和周恩来的一次谈话时曾说：“共产党和国民党虽然是敌对的，但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我是蒋介石的部下，如果轻易把蒋介石放掉，他翻脸后我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事已至此，我们也了解张学良晚年为什么对西安事变以及杨虎城讳莫如深，对杨瀚的态度冷淡。
周恩来对此表示理解，并向杨虎城反复解释：“如今现今国际国内形势和舆论都迫使蒋介石转向抗日，他只有抗日才有出路，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西北三方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介石纵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杨虎城才认真倾听了中共方面的意见。而事实也正如杨虎城预言的那样。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翻脸违背自己的诺言，将张学良扣押，逼迫杨虎城赴美考察，交出兵权。

蒋介石还认为，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元凶”，张学良则是误入歧途，受到别人的蛊惑和蒙骗。只是碍于国内外舆论，他始终不敢下手。
直到杨虎城准备动身回国后，蒋介石立即命令军统局长将其抓捕。1937年12月1日，杨虎城来到武昌，戴笠等人将其安排住在湖北省政府招待所，第二年乘飞机来到南昌，随即便遭到软禁。
此后，杨虎城被国民党长期监禁。1949年，就在新中国黎明前夕，杨虎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他高大的身躯在重庆的某个角落倒下，没有看到解放的那天。当人们找到他遗骸的那天，已经是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