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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国林
中央研究院是延安时期我党创建的最高学府，其前身是马列研究院。马列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这三所学校都是培养党的高级理论人才的，但培养目标、学生来源、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都有区别。毛泽东对这三所学院，倾注了许多心血，关心和指导它们的发展。
和马克思同天生日的马列学院
马列学院，全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1938年5月5日在延安成立。这一天，正是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学院选在这一天成立，其含义是很明显的。它是我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校，其目的在于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更好地指导革命实践。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决定了学院的领导干部。院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洛甫（张闻天）兼任。但因为他身居要职，工作太忙，便提出由他人担此重任。毛泽东说：忙是实情，大家都忙，那就给你找一个副手。于是，调来学者王学文任副院长，主持学院的日常工作。
马列学院的教师怎样解决呢？毛泽东提出：一人多用，兼职为主。延安的学者、专家，各校公用，都可聘请来讲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后来，学院的哲学课由艾思奇主讲，政治经济学由王学文主讲，中国革命史由杨松主讲，西方革命史由陈昌浩主讲，联共党史由吴亮平主讲。这些教师都是延安不同学术领域的顶级专家，即使在全国范围也是数得着的。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来讲课或作报告。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学院又成立中国历史研究室，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并主持编写《中国通史》。毛泽东对此书的编写很重视，后来每见到范文澜都要询问进展情况。因为资料所限，费时较长，一直到中央研究院时期才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上、中）。毛泽东对范文澜说：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关于学院的工作，毛泽东指出：学院除了培养具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理论干部，要重视教学外，还要重视马列著作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于是，学院设立了编译部，部主任由洛甫兼任，抽调了许多翻译水平较高的人员来工作。主要成员有：何锡林、柯柏年、王实味、王学文、吴亮平、张仲实、陈伯达、朱仲芷、陈洁、邓止戈等。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马列著作的机构。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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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编辑哪些书呢？经请示，毛泽东的意见是主要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马恩丛书》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通讯选集》等12种。《列宁选集》包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20种。还陆续翻译出版了斯大林的著作：《列宁主义概论》《论列宁主义问题》《论反对派》等著作。
这些马列著作，先后由延安解放社出版。不仅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发行，而且还在大后方的重庆和沦陷区的上海等地发行，受到革命者的欢迎。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书还在出版发行。毛泽东高兴地说：“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
短暂的马列研究院
马列研究院，1941年7月成立。它是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加强对马列主义认真研究的号召，由马列学院改组而成的。
当时，许多干部和学校的教学中，对待马列主义存在教条主义的毛病，不懂得认真研究和掌握它的本质、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是注重和背诵它的词句。马列学院最年轻的学员田家英，当时只有19岁，记忆好，又聪明，能背诵《资本论》的一些章节，但并不理解，更不知如何运用。
针对这种严重情况，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指出了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中的缺点，就是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毛泽东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主观主义两种态度的对立和区别。他在报告中，深刻批判了学习马列主义中的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明确地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报告把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和党性问题联系起来，号召全党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同时，提出了全党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克服主观主义的基本措施：（一）系统周密地研究周围的环境，对敌我友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二）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三）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个报告对于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起了极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也促成了马列研究院的诞生。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和马列学院的教学现状，7月，中央决定将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7月中旬，党中央在延安兰家坪，举行了马列研究院成立典礼。毛泽东、洛甫、凯丰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毛泽东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马列研究院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实事求是地进行教学和研究。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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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研究院办学时间不长，业绩也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没有达到办院的预期目的。于是，中央决定在此基础上，组建一所更大的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编辑的两部书籍
中央研究院，1941年9月8日成立，其前身是马列研究院。
1941年8月1日，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要求加强对历史、环境、国内外、省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反对不顾实际，只记条文，脱离中国实际的恶劣学风。8月27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党的教育方针问题。毛泽东指出：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没有教会学生如何运用理论。要对干部教育来一个大的改造，并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改造教育问题，并负责起草有关文件。后来，中央又发布洛甫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毛病。”“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
9月8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明确“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党中央决定，研究院的院长仍由洛甫兼，副院长范文澜。
关于中央研究院的机构设置，中央授权洛甫负责规划。研究工作采取分科设室、专家指导原则。所有研究室对所有问题的研究，都必须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联系中国实际。经反复研究和中央批准，全院设立了9个研究室，室主任由党内专家担任，直接指导研究工作。历史研究室具体任务是编写毛泽东提议的《中国通史》，最终编成《中国通史简编》。在毛泽东的关心下，文化思想研究室编成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后来被定为整风运动中的“干部必读”书目之一。
关于毛泽东指导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秘书温济泽回忆道：1942年2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主持召开了一个小会，到会者约20人。中央研究院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艾思奇、副主任陈伯达，以及张仲实、柯柏年、李又常、曾彦修等10人都参加了。毛泽东说：召开这个会是为了编一本书，把马恩列斯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思想方法论》。编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作为武器，来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他把编书的任务交给中央研究院，并要政治研究室参加。开完会毛泽东即离开，其他人对此事进行讨论。中午，毛泽东留大家在杨家岭吃饭，坐满了两桌。之后，研究院思想文化研究室立即行动，找资料、搞摘编、加题目、分类别、排次序，艾思奇负责汇总后，再送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对书稿看得很仔细。有些摘录，他又作了核对和增删。对编排的次序，有的又做了调整。有些标题，是他修改和加上的。毛泽东对全书的分类和章节的标题改动不少，可惜这部书的原稿没有保留下来，毛泽东改了哪些，哪些是毛泽东加上去的，已无从查考。但是可以肯定，这些章节标题都是经过毛泽东审定或修改的。可以说，这些题目，就是当时毛泽东要我们学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要点。毛泽东审查、修改后，全书最后定稿为4章：第一章《绪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第二章《理论与实践》，第三章《历史科学的创造》，第四章《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新中国成立后这本书依然一再出版，受到广大干部和文化工作者的欢迎。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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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开始以后，中央研究院的机构又作了调整，编译部撤销，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基本停止。毛泽东发现后，觉得这是一个损失。为此，1942年9月15日他写信给凯丰，提出：“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部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1943年5月4日，中央决定中央研究院并入中央党校，成为党校的第三部。
中研院发生的两件大事
整风开始以后，延安出现两件大事，都与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有密切关系，一是王实味问题，二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它们都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先谈第一件事——王实味问题。在1942年延安全党整风运动中，最有名的人物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整风开始前，延安已存在极端民主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这种思潮的代表。1942年3月13日，他在《解放日报·文艺》发表杂文《野百合花》，说延安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这与前方的流血牺牲极不协调；对干部“缺乏同志之爱”，“漠不关心”；“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不平等，“到处乌鸦一般黑”；说领导人是“异类”、“不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号召青年要做硬骨头，在整风中向领导开火。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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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整风动员大会，中宣部副部长、中研院临时总负责人罗迈（即李维汉，因洛甫带农村调查团离开延安，中央决定罗迈负责该院工作）讲了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意义和方法。并说，院长、秘书长和各研究室主任，是检查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王实味当即带头反对，说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割大尾巴”，这样组成的检查委员会不民主，应该自由选举。当场许多人附和王实味，第一次整风动员会就这样被搅乱了。罗迈还说，在墙报上发表的文章应该写真名，批评应是坦率和诚实的。对此，王实味也反对，主张文章也可以不署真名。接着，王实味写了几篇文章，贴在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创刊号上。他在这些文章中说：要“绝对民主”，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我们绝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那些“比猪还蠢的领导”。“我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等等。这些错误言论在一部分青年研究人员中引起共鸣。
这些情况，很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王实味引起他的关注。《矢与的》墙报设在院内一个大房间里，但引来不少院外人观看。有些党的领导人也来看墙报。王震看后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你们却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真是岂有此理！”贺龙看了说：“我带兵打仗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而你们却骂党，骂延安，再这样搞下去，我要班师回朝了！”他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在4月初的一天晚上，由警卫员陪同，提灯来院看墙报。当时一些人误认为这表明毛泽东支持墙报上的观点。但他们不知道毛泽东看后说：“这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样思想斗争有了目标，我们也是有的放矢嘛！”后来，研究院有一些人还将《矢与的》的稿子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的闹市区，轰动了整个延安，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观看。王实味这一闹，便成了全延安上下关注的“著名人物”。毛泽东说：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很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批评应当是严正的，诚恳的，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对团结不利。
为帮助被批判的王实味，5月30日上午，艾思奇传达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结论”部分（这是延安第一次正式传达《讲话》）;这时对王实味的批判还是以“同志”相称。6月1日，有人揭发了王实味历史上与托派有联系，平时讲过一些同情托派的话之后，在康生的“指导”下，批判会骤然升温，直称王为托派分子、敌人、反党分子等。批判也从思想问题、文艺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组织问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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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整风报告的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旧址。
对于这次座谈会，王实味是抵触的。院领导为了帮助他认识错误，找他谈话8次，转达大家的意见，但他都断然拒绝。党委又派出5个人，经常找他谈话，他仍不认错。范文澜找他谈话3次，依然无效。胡乔木找他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向他传达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和希望。信中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不允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6月11日，中央研究院的座谈会结束，罗迈和范文澜都讲了话。他们指出：王实味“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有反党立场，反革命活动，是个两面派。从此，对王实味的批判中就不再称他为“同志”。
毛泽东对于王实味的有碍同心同德、共同抗日的言论，难以容忍，他多次谈到王实味。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上说：最近一些文艺作品出现一些问题，但不是什么严重问题，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上，人们严厉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毛泽东却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同，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可见毛泽东听信了康生报告，对王实味问题的性质作了误判。这期间，觉得与毛泽东交谊不错的萧军，受人之托，去见毛泽东，希望对王实味从轻发落。毛泽东以礼相待，但断然拒绝了萧的求情。他说：这事你不要管。王实味的问题复杂，他不是一般的思想意识错误，他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问题嫌疑。1945年2月，毛泽东对中央党校学员讲话时，说: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这里是天堂。实际这里有很多缺点。幻想成了失望，果然有人写文章叫《野百合花》，以后开了文艺座谈会，把这个问题讲通。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和“结论”中说：“整风时有一个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中央研究院出了墙报，也受到一些人欢迎，很多人去看，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说边区没有韩荆州。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后来，我们用整风和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要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野百合花》”。
结果，由于康生的插手和提供伪证，把王实味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3年4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关押在中央社会部，采用“逼供信”办法继续审讯。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王实味被押解转移。到达山西兴县时，战事更紧，经康生批准，7月1日夜，王被秘密处死。毛泽东闻知后震怒，拍案怒言：还我王实味！后来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中，说:“这次把王实味杀了，大为可惜。他是一个坏人，但他还会写文章。”1991年2月，王实味托派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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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
再说第二件事，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关系。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从1941年下半年起，毛泽东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以通信或约谈的方式，了解文艺界的实际情况。调查对象包括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欧阳山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又是作家；其妻草明是该室特别研究员，也是作家。他们关心延安文艺的发展，曾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一些文艺界的情况。1942年4月9日，毛泽东复信欧阳山：“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草明同志偕来。”当天，他们夫妇来到毛泽东处谈话。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毛泽东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4月13日，毛泽东又给他们去信：要求就文艺方针诸问题，代他搜集“反面的意见”。欧阳山夫妇将搜集到的意见及报刊有关资料，整理后交上去。毛泽东很满意。
4月17日，毛泽东又致信欧阳山、草明：“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方面都全盘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后来，欧阳山组织文艺研究室的同志们，翻阅中外报刊，编了一份中外文艺家有关文艺问题的言论，送给毛泽东参考。这对毛泽东构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极为有益。座谈会召开时，毛泽东邀请文艺室的七八位同志出席。文艺研究室为文艺座谈会和《讲话》作出了特殊贡献。但是，欧阳山在5月间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却是连篇累牍地谈各国名家关于“文艺”的定义，严重脱离延安文艺的实际，受到了毛泽东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如果按照教科书中关于文艺的定义，来规定今天的文艺方向，评判今天发生的争论，这是不正确的。文艺座谈会之后，欧阳山深入工农兵生活，写出《活在新社会里》《高干大》等小说，受到毛泽东的热情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