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
这句话，是邓小平主席对于自己老搭档刘伯承元帅的评价。刘伯承长期担任我军的军事教材编写、军事干部教育等工作，又担任过八路军师长、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务，既打过强渡乌江、神头岭伏击战等突袭战，也打过挺进大别山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典战役，还在淮海战役围歼过国民党重兵集团。能文能武，“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的称号，他确实当之无愧。

解放战争后，因为身体的原因，刘伯承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老骥伏枥，却仍然志在千里。在中国和印度打响战争之后，刘伯承以其独特的影响力，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本可以友好共存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很快独立，并以其不结盟的政策，成了世界独立运动的先驱国家之一。那时候的印度确实有一套，他们凭着“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拖垮了英国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当时，他们就将建交的眼光看向了中国。不久之后，作为大使的潘尼迦便来到了南京，成了印度驻中国大使。

1949年5月，南京城即将解放。潘尼迦拒绝了蒋介石一起撤退的邀请，满怀激情地拥抱了新中国。很快，在潘尼迦的作用下，中印重新建交，印度成了世界上最早承认新中国、并与我们建交的国家之一。从此后，潘尼迦成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代言人，经常将中国的声音带向全世界。
但是，随着中国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中国，正在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照耀着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让原本处在这个位置上的印度心中不爽，尤其是印度总理尼赫鲁。

尼赫鲁是印度的开国总理，是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曾经促成了万隆会议的举行，和周总理共同提出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印度种姓制带来的傲慢，却让尼赫鲁受不了中国对印度国际地位的冲击，哪怕这种冲击仅仅出自他的想象。这位本来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印度总理，突然开始在领土问题上和中国搞摩擦，甚至可以说是处处找茬。
中国和印度的领土矛盾，来源于麦克马洪线。当时英国殖民者麦克马洪，背着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和西藏地方代表私自划定了一条边界线。这条线将中印边境线向中国一侧推了整整150公里，是一条既不平等、也不合法的边境线。所以，中印建交以来，一直就这条线的问题而纠缠不清。

领土上有矛盾，这对中国来讲并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中国和巴基斯坦，也在克什米尔地区有矛盾，但是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问题，此后大家还是友好邻邦。所以在印度提出领土问题之后，我国的意见也同样是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是，印度方面却非常蛮横，认为自己一方已经单方面确定了中印边界，所以没有再谈的必要。言外之意，便是在领土问题上，他们要中国完全屈从于他们的要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和陈毅元帅多次访问印度，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尼赫鲁操纵国内和国际舆论，越来越孤立中国。同时，他们的野心也越来越大，甚至想要吞并整个西藏！在一次机场的采访中，一个英国的记者公然刁难周总理，陈毅元帅为此还拍了桌子。中印关系，因为尼赫鲁和印度的蛮横态度，一步步走向了冰点。

1959年，印度在朗久地区挑起争端，和中国军队打了一仗。这一次战斗规模并不大，但是却引起了之后的一系列反应。在美苏等国际社会的操纵和纵容下，印度的态度越来越蛮横。自此，中印之间摩擦不断，直到时间来到了1962年。
此时，尼赫鲁的敌对态度可谓越来越明显。他们一方面和中国过去的叛逃者在大庭广众之下见面，故意违反中印之间互不支持叛乱者的协议；一方面大量购置武器，发展军力，大有在“带路党”的带领下，一举攻入中国的意思。
对于印度的动作，毛主席显得颇为无奈。他说道：“我想了十天十夜也没想明白，尼赫鲁为何会搞我们。他们整整搞了我们三年，我们忍了三年，还要忍吗？”

此时，已经在家休养多年的刘伯承元帅，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先在中印边界我方一侧，修建公路和防御工事，不要到打起来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一点正好和毛主席不谋而合，于是，大量的工程部队进入西藏，开始施工。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斗，党中央指示西藏和新疆的边防部队立刻成立指挥部。新疆方向的部队的指挥由何家产将军负责，而西藏方面的情况，则全权交给张国华将军负责。主席询问张国华：“我听说印度军队有些战斗力，咱们能不能打得赢？”张国华将军响亮地回答：“报告主席，我们一定打得赢！”

解放军指战员信心满满，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打仗不是儿戏，对于中国来讲，如果胜利就能保家卫国，可一旦失败就是失地之辱，而且还不会有人为我们主持公道。为求必胜，第一仗必须打好。张国华在制订计划的时候，说道：“打敌人一个营是打，打一个旅也是打，干脆，我们下决心打他一个旅！”
很快，一个歼灭敌人第七旅的计划就拟定好了，并上报给了党中央。第七旅是印度部队的急先锋，此刻正在克朗节地区。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是印度人眼中精锐中的精锐。对于张国华的计划，有人认为太过大胆，怕战斗失手；有人则认为可以大胆一些，让张国华放手去打。毛主席此刻说道：“让他们打，打不好就重来！”

但是，话虽然是这么说，但首战失利的情况谁都不想看到。为求必胜，必须有一位德高望重、能力超群的老帅坐镇才好。此时，周总理将自己的眼睛看向了刘伯承。刘伯承也缓缓地说出了一句话：“西藏我没去过，但是不过根据经验，有水必有路。我们不妨派一支部队沿着水流的方向行进，没准儿能形成一支奇兵。”这句话，后来果然应验了。
其实，刘伯承在这些天里，其实一直没有闲着。他一直在研究，如何能更方便地在青藏高原战斗。果然，当毛主席表示想让他过去坐镇的时候，刘伯承并没有怎么犹豫便答应了。但是在身份的问题上，刘伯承却提出，自己只是去当一个“编外参谋”。他对主席和各级将领说道：“我老了，久疏战阵，我提出的意见仅供参考，大家可听可不听，一切根据实际情况来。”

但是，谁又会真的拿刘伯承元帅当一个“编外参谋”呢？要知道战役的总指挥张国华，正是当年中原野战军的将领，刘伯承是他的老上级。哪怕刘伯承真的是个无职无权的白衣，说出的话也是有分量的。
来到西藏前线后，张国华果然对老首长毕恭毕敬。而刘伯承看着昔日爱将，也没有客气。在询问了一下准备情况后，他将张国华叫到身边，说道：“国华，我要你明白，这次我们不是和印度的边防警察打，而是和他们最精锐的正规军打。我听说他们之中，还有一支部队打败过日军。你一定要告诫部队，不要轻敌！”
张国华正色回答道：“我知道了老首长，我一定会告诫部队，不要轻敌！”

随着一道道动员命令的下达，刘伯承的“不要轻敌”这四个字，深深地印在了战士们的脑子里。他们也终于明白，原来军区之前修公路、挖坑道，就是为了今天的战斗。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他们决定拿出拼命精神，好好地打这一仗。
1962年10月20日，对印反击战打响了。解放军兵分两路，对印军第七旅展开了攻势。左翼部队向沙则、仲昆枪、克宁乃桥的印军实行反击，牢牢地吸引住了敌人的注意力；右翼部队，则听从刘伯承的建议，从水路走到锡金边境，又兜了回来，对敌人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他们迅速清除了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等据点的入侵印军。印军除了那个曾击败过日军的营之外，其他的部队几乎一触即溃。其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被我军生擒，连印度的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也险些成了俘虏。印度军队一泻千里的架势，让解放军战士们都感到了诧异。

当前线的报告传回时，张国华哈哈大笑了起来，说道：“真是没想到，这些叫嚣得挺凶的印度人这么好打！这比起解放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都不如啊！”
而此时，刘伯承元帅却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他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仔细地看着。由于视力不行，他的鼻子几乎贴到了地图上。过了许久，他才缓缓抬起头，说了一句话：“敌人不可能就此认输，大动作应该还在后头！”
他马上拿起电话，对还在指挥的张国华说了三句话：“一定要搞好前方的补给，高原作战，吃穿用要优先考虑；印军后撤后，运输条件要比我们好，而我们的补给线已经被拉长了，这个情况一定要注意；通往前线的道路，一定要加速修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很多。”

对老首长的告诫，张国华一一做了回答，并且一步步做了落实。听到了前方传回的报告后，刘伯承才踏实了下来。
果不其然，印度新败之后并不服气，在11月14日又集结了3万部队，对我军防线东段发起重点进攻。这一次，印度人摆出了“一字长蛇阵”，让所有士兵们排成纵向，一点点向前推进。
此时，正在作战室里的刘伯承手拿放大镜，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听着前方的汇报。半晌之后，他打电话给张国华说道：“敌人的配置，是铜头锡尾，背紧肚松。”

张国华立刻心领神会，立刻指挥部队做了相应动作。他对前方指挥官下达了命令：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经过这一番部署，解放军的应对更加协调，很快再次击退了敌人。
两个阶段作战，解放军共歼灭印军8700余人，俘虏近4000人。毛主席在得到消息后非常高兴，他不无骄傲地说：“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十年的稳定！”
这场对印自卫反击战，是刘伯承元帅参与指挥的最后一次战役。可以看出，虽然他已经十几年没上过战场，可一旦出手，仍然是神鬼莫测。日本人一直称他为“军神”，这一点，可谓实至名归！

胜利后，刘伯承回到北京，继续低调地生活着。1986年10月7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元帅，在病痛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一段战争史上的传奇也就此落幕。但是，刘伯承元帅培养出的一批批指战员，仍然活跃在新中国的各个军区之中。军神已逝，传人仍在，祖国的江山，仍然不可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