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命案”的背后(上)
一
1950年8月下旬的一个傍晚，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社会科民警陈芝善从领导那里接受了一项特别使命。当时，这位25岁的民警并不知道，他在无意间即将揭开台湾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所策划的一个特大罪恶阴谋。
陈芝善所接受的那项特别使命，是由一封来自武汉的函件带来的。这封函件出自16年后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的陶铸之手。那时，陶铸担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并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陶铸是1926年参加中共的老革命家，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9年秋至1933年，他受党组织指派，前往福建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担任、兼任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福建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书记等职务，期间，曾组织并指挥厦门市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已故作家高云览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反映的就是当年陶铸在厦门组织指挥劫狱斗争的那段历史。
陶铸在福建省从事地下斗争时，曾经受到过许许多多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的支持帮助，跟其中一些接触较多或者有着特殊工作关系的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新中国成立后，身在武汉的陶铸很是想念这些同志，主动设法跟还依稀记得当年地址的人联系。但是，时隔20年，又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的残酷镇压，大部分人已经无法联系上了。少数能联系上的人中，有的便在外出办事途中顺道前去看望陶铸。久别重逢，自然要聊到那部分没有联系上的人。7月间，陶铸在跟一位当年在厦门劫狱斗争中为中共方面作出过贡献的中医钱郎中谈话时，说到了厦门市的一个名叫丁清根的以卖糕团为生的小贩，说这位并不是中共党员的丁先生曾在一次他遭到三名国民党便衣特务的盯梢时如何机智地帮助他摆脱了敌人，后来此人又为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提供过情报。陶铸感怀丁先生为革命作出的贡献，请钱郎中方便时代为打听一下丁清根及其家属的下落和现状。
钱郎中当时已经定居福州，他接受这一委托后还是特地去了一趟厦门打听丁清根的下落，但是没有收获，只听一位以前也在厦门街头卖过馄饨的人说丁清根在日军占领时期因贩卖粮食而被杀害了，所遗妻子后来改嫁，不知下落，听说儿子沦为乞丐了。
钱郎中将上述情况致函陶铸。陶铸收到函件后，心里更加放不下此事，于是就写了一封信件寄往中共厦门市委，请市委帮助了解一下丁清根的下落。厦门市委接到陶铸的函件后，作了批示，要求厦门市公安局对此进行调查。
当时的厦门市公安局，规模远非60年后的今日所比，局本部仅仅下设秘书科、人事科、治安行政科、社会科、保安科、司法科六个部门，连刑侦队也没有；下辖思明、开元、厦港、鼓浪屿、禾山、水上六个分局，分局管辖区共有十六个公安派出所，全部警员包括留用的旧警察也不过千余人。市公安局领导接到市委批转下来的陶铸来信后，指派社会科负责调查此事。社会科领导就将此事交给厦门市当地人出身的青年民警陈芝善办理。
陈芝善是厦门市解放前的地下团员，之前是邮电局的投递员，当时称为“邮差”，曾利用职业之便为地下党收集情报、传递秘密信息，为解放厦门出过力。解放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作为政治可靠人员吸收进了公安队伍。小伙子机灵，将近一年的侦查员当下来，已经学得了一些本领。接受这一特殊任务后，他先制订了调查方案：找当年那些也在厦门街头做小生意的小商小贩了解丁清根的原始情况，然后再视情决定如何进行下一步。
三天跑下来，陈芝善找了9名知情对象作了了解，查摸到了目标的基本情况：
丁清根，福建省同安县人氏，18岁时来厦门市内谋生，曾在米行当过短期伙计，后改行做了挑担游走于街头叫卖糕团的小贩，居住于思明区嘉禾路五福巷。于1937年初结婚，次年，其妻黄氏生了一个儿子，因为生下时脸上有比较多的雀斑，所以乳名叫“阿麻”，正式名字叫什么不清楚。日军占领厦门后，由于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对粮食进行了严格控制，老百姓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潜往封锁区外购买粮食以维持生计。这种行为被日军称为“走私”，是属于严查范围的，一旦查获，当场处决。1940年前后，丁清根在一次购买粮食后摸黑返回厦门时，被日军的夜间巡逻队发现。日军巡逻人员抓捕丁清根时，出乎意外地遭到了这个血气方刚的中国汉子的持械反抗，当场伤亡四人。最后，丁清根惨遭杀害。
这在当时的厦门市是一桩新闻，丁清根的行为对于日军是一种刺激，日本宪兵队于是决定对丁清根的家属进行报复。但当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前往丁清根家时，其妻黄氏已经带着儿子逃离了。
黄氏带着儿子去了何方？最终不得而知。但陈芝善在调查中听到不止一人说过，曾经看到过丁清根的儿子已经沦落为小叫花，和一群跟其年纪相仿都在十一二岁左右的男女小乞丐在一起行乞度日。
以上，就是陈芝善辛劳三天所取得的工作成果。
陈芝善根据上述情况，制订了第二步行动方案：核实上述情况的真实性。核实真实性的方式是去丁清根原居所思明区的思明公安分局查阅敌伪户籍档案，丁清根家的情况在敌伪档案中应该是有所反映的。
于是，第四天陈芝善就去了思明公安分局。当时，厦门市警方还没有组建专门管理居民户籍的户政部门，户籍情况由分局治安行政股负责。陈芝善从治安行政股那里了解到，去年10月厦门市解放时我方接管人员确实接管了原国民党厦门市警察局思明分局的全部档案，但从陈芝善所了解的情况看来，丁清根一家的情况应该是发生在日军占领厦门市时期，那应该是在日伪政权的户籍资料中有记载的，但问题是不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接管日伪档案时是否接管了户籍资料并且完好保存下来了。
闲话少说，有没有动手查了再说吧！
陈芝善和治安行政股接待他的那位同志一起去档案资料室翻查，两人在满屋飞扬的灰尘中折腾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到了日伪时期的居民户籍档案，又从中找到了丁清根一家的户籍登记底根材料。于是知道丁清根还有一个名字叫“丁鸣声”，其妻名叫黄秀娟，儿子生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初三，名叫丁武蒙。这个三口家庭的户籍材料上已经盖上了“注销”章，注销原因是：死亡。
从工作程序来说，这项调查可以说已经处于尾声了，陈芝善只要把这些材料摘录下来，让分局盖一个公章，然后再写一份报告，一并交上去就算是完成任务了。但是，陈芝善认为两条不同渠道的调查结果虽然对于丁清根的死亡之说是一致的，可是对于其家属的生死都有不同的说法，所以，他还不打算匆匆下结论，他还想依据关于丁清根的儿子沦落为小叫花的线索进行一番调查。
这样，就有了第三步行动方案。陈芝善没有想到，当他开始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时，调查工作就开始了跌宕起伏！
二
陈芝善把自己化装成一副习练武术的江湖人士模样，骑了一辆自行车去了与鼓浪屿隔岸相望的鹭江道那里，他在实施第一步行动时，曾经听目击者说过那个叫阿麻的小叫花就是在那一带行乞的。陈芝善去时正是中午时分，他就径直去了那一带的饭馆门前溜达。
这里要插言说明一下，当时的乞丐，全名叫做“讨饭叫花子”，他们的行乞是以乞求获得食物得以果腹为主的，不像现在的乞丐那样只要钱钞。因此，每到饭馆的午市晚市时段，每家饭馆的门口总是有若干叫花子手里都捧着一个多半是边沿有豁口或者通体裂痕行将四分五裂的粗瓷碗在行乞。
陈芝善选了一家门口聚集着七八个小叫花的三开间门面的饭馆，进去让跑堂在角落里安排了一副可以容纳八人以上的座头，然后让跑堂出去把这些小叫花请进来，说有位先生请他们吃面条。
陈芝善花了八碗肉丝面条的钱钞，换得的是一个使他意外得有些震惊的消息：那个叫阿麻的小叫花，已经在五天前死了！
这些小叫花告诉陈芝善，阿麻平时基本上是和他们一起行乞的，偶尔也会自己独自一人或者邀上另外一两个伙伴去其他地方行乞。这也是他们这些小叫花经常选择的一种行乞方式，因为行乞不是打架闹事，非得人多才有优势，碰到客流稀少的时候，就得分散行动才有成功的机会。大约七八天前，因为刮台风，马路上行人明显减少，饭店的客流更是大降，他们几人就商量着分流。阿麻单独去行乞，这一去，跟他们这些小伙伴竟然就是永别了。两天后，等到他们听说宝带巷那里的一条小河里浮起一个小叫花的尸体而赶去看热闹时，意外发现死者竟然就是阿麻。
宝带巷也在思明区范围内，陈芝善跟小叫花们分手后，就去思明公安分局了解阿麻死亡的情况。到分局秘书股（1952年改称“办公室”）一打听，秘书股不知道这件事，说这样的情况有两种处理方式：如果死者属于失足溺水死亡，那就由治安股处置；如果是他杀死亡，那就是司法股（1952年改称“侦讯股”）的业务范围了。所以，接待的那位同志就让陈芝善去问问这两个部门。
陈芝善先去了治安股，一下子就撞准了，人家告诉他有这么一起死亡事件，已被认定属于失足溺水死亡。陈芝善问是怎么认定的，对方说是根据派出所说的情况认定的，当时他们派了一位同志去现场，拍了两张照片，查看了打捞上来的尸体，跟派出所处理此事的两位警员交换了意见，认为他们说得有道理，于是就作了失足溺水死亡的结论。因为死者是无家可归的乞丐，属于无主尸体，派出所就根据规定向区政府民政股申请善款购买了一口不上油漆的木板棺材，把死者给埋葬了。
这时，陈芝善对阿麻的死亡并没有什么异议。那时，像厦门这样的地方，刮台风时死个把人，那还算不上一种特别需要惊讶的情况。对于陈芝善来说，需要重视的是圆满完成领导交办的这桩调查使命。现在，关于丁清根和其子阿麻之死，都已经有了证据材料，但是，丁清根之妻黄秀娟到底是否还在人世间？如果已经离世了，那又是怎么死的？这，还需要证据。所以，陈芝善考虑许久，认为还是得调查下去。
死者阿麻是一个连户口都已经被注销了的“黑人”，没有居所，所以也无法通过什么街道居民委员会调查其母亲生死情况。不过，阿麻平时一直跟那班乞丐伙伴混在一起，他们倒是可以替代居委会发挥提供情况的作用。这样，陈芝善就再次出现在了那班小叫花面前。
这回，陈芝善不请小叫花们吃面条了，他带了一些从公安局食堂里弄来的馒头，自己又掏钱买了一些瓜子、花生米，来到了小叫花们平日里落脚过夜的一个业已废弃的破庙前的戏台那里，在戏台上席地而坐，好似开座谈会样的跟小叫花们聊开了。
聊的主要话题是：阿麻是几时开始成为要饭花子的？平时你们跟他的接触中，是否听他说起过父母的情况？是怎样说的？
这些小乞丐，年龄在九至十三岁之间，行乞生涯使他们比同龄的有家庭温暖的孩子显得成熟且富有社会经验，常年的行乞又使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有效的锻炼，所以陈芝善只提了提他的要求，这些孩子就七嘴八舌说了以下情况：阿麻早在六岁时就已经当叫花子了，以前没有听他说起父母的情况，他说记不得了；不久前，他在一次行乞回到戏台后曾对别人说过，他今天碰到一个人，说认识他的阿爸，他阿爸以前是走街串巷卖糕团的，后来被日本人杀死了。那个人还说如今解放了，共产党人民政府忙过了这一阵，腾出手会安排这些苦孩子的。那人当时给了阿麻一些零钱，阿麻买了一大包炒豆请大家一起吃了。
陈芝善这时最需要知道的是阿麻母亲的下落，但无论他如何启发，这些小乞丐就是回忆不起来阿麻曾经提到过其母亲的情况。
本来，调查也就结束了，陈芝善估计自己从此再也不会来跟小乞丐们开座谈会了。哪知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他没有带雨具，就只好再坐一会儿。一样坐着，陈芝善就跟小叫花们聊天了。话题自然还离不开死去的阿麻，这才知道，阿麻生前的水性是很好的。他曾为了获得10碗面条的钱钞，在去年12月的寒冷日子里，跳进河里，替一位不慎将手表掉落进桥下河里的小姐把手表捞起来。可以说，如果厦门市举行少年游泳比赛的话，有一个名次肯定是阿麻的。
小乞丐们说者无意，陈芝善听者却是一个激灵，暗忖阿麻这样好的水性，怎么会“失足溺水而死”呢？这个小乞丐的死，是否有什么问题呢？
陈芝善回到市公安局后，去了司法科，向一位熟识的侦查员老强说起了阿麻之死。老强其实也就比陈芝善大了四岁，但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是国民党福州市警察局的刑警。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老强被随之成立的福州市军管会领导点名抽调出来，让其参加打下厦门后的接管工作。这样，老强就参加了接管培训工作，成为接管厦门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1949年10月22日厦门市公安局成立后，老强被分配到市局司法科。该科在1952年改为侦讯科，1956年又扩编为刑事侦查科。尽管称谓不同，但老强干的始终是刑侦活儿，他是一名人民公安队伍中年轻的老刑警。
当下，老强听陈芝善说了阿麻之死的情况，也觉得这件事似乎不合逻辑。他便抄起电话接通了思明分局司法股，找到了那位出阿麻之死现场的警员林平望。林平望是一名留用人员，接到电话便有点紧张，张口结舌说不清楚，电话信号又不好，老强就说老林那请你过来一趟，我们当面谈谈吧。
林平望也是一个老刑警了，他的年龄、警龄都比老强大，但是，作为一名旧警察身份的留用人员，他自然有着一份自卑和小心，当老强问到阿麻之死时，他说话就不大利索了。于是，老强明白了，这人不是紧张，而是一种故意。好在老强也是旧刑警出身，知道怎样跟昔日的同僚沟通，一番工作做下来，林平望就说了实话：他当时去现场一看已经打捞起来的阿麻尸体，就觉得可能不是什么“失足溺水”，而多半是被人打昏或者打死后扔进河里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下“失足溺水死亡”的结论呢？
林平望苦笑道，派出所来的那两个同志都是南下同志，他们已经说是“失足溺水”了，我敢跟他们唱不同的调子吗？
原来如此！老林你别走，这事我得向局领导汇报，少不了还得麻烦你去当面说一下情况。
领导听取汇报后，对此很是重视，当即决定对小叫花阿麻死亡一事进行调查，如若确实属于他杀，那就马上立案侦查。
这样，就有了一个临时调查小组，组长自然是老强了，因为当时已经认定阿麻是陶铸函件中要寻找的那位丁清根的儿子，所以作为原始调查人的陈芝善理应也得参加调查。阿麻死在思明分局辖区，分局也得有人参加，电话打去，分局领导说那就让林平望参加调查吧。
三
三人调查小组所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开棺验尸。
出乎意料之事，其实早在调查小组成立之前就已经发生了：阿麻的尸体下葬在湖里山那边的一处解放前留下来的专门掩埋无主尸体或者家贫没有墓地的死者的一个乱坟岗子上。当老强三人和一名法医在市政府民政科前几天临时雇用相帮掩埋阿麻的那两个社会闲汉的引领下赶去时，原先掩埋那口棺材的位置已经成了一个空坑，棺材不翼而飞。看旁边的那些挖出来的浮土的色泽，这不是当天所为，也不是昨天挖出来的，很有可能是下葬当天晚上就已经被挖了。
这样，问题就来了：一个下葬时连衣服也没有换上仅用白布裹了裹的小乞丐的棺材，难道也有被盗墓的价值？
老强于是就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那两个受雇的闲汉（他们再次受雇的工作是：挖出那口棺材让法医验尸后重新埋葬），意思尽在不言中：你们是干这一行的，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闲汉知道，说肯定是碰上了专门盗挖棺材的那帮家伙，这些人跟不法棺材商互相勾结，打听得有人来买棺材后就暗暗留意埋葬在何处，在下葬的当晚就下手盗掘。一般老百姓死后通常没有什么值钱的陪葬物的，挖出棺材后无物可捞，最值钱的倒是那口棺材，于是就把棺材盗走，廉价卖给棺材商，棺材商对棺材稍作处理后又作为新棺材出售。通常，像这种乱坟岗子是无人光顾的，因为棺材质量实在太差了，辛辛苦苦挖出一口来运到棺材商那里卖不了几个钱。但是，这种人是以此谋生的，所以，当一段时间没有值钱的棺材可供盗挖时，他们闲着也是闲着，就有可能想到乱坟岗子来弄活儿了。
虽然这也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但调查组三人对此没有兴趣，他们此刻关心的是：棺材给盗走了，那么尸体弄到哪里去了？
两个闲汉凑在一起悄悄议了议，四处稍稍转了转，最后返回原地，指着那个土坑说，多半就在这下面埋着！
老强说就辛苦你们挖挖看吧，小心点，别损坏了尸体，我们要化验的。
一挖，阿麻的尸体果然就在土坑里，而且埋得很浅。
法医就在现场进行了鉴定，尽管尸体已经出现了腐烂，但还是很快就发现了他杀的证据：阿麻的喉骨已经被掐断了，再看肺部，并未发现溺水迹象。法医又提取了胃里的食物，带回去进行化验鉴别，最后得出了阿麻是在进食后两小时内被害的结论。
于是，阿麻的死因就清楚了：他是被人掐死后扔进河里的。
厦门市公安局领导听取验尸情况汇报后，决定对此立案侦查。这样，原先的这支三人调查小组就变成了专案侦查组，还是由老强负责。
三个侦查员中，只有老强以前在国民党福州市警察局干刑警时参加过命案侦查，所以陈芝善和林平望说往下应该怎么做就听你老强的了，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老强说还有怎么做的，遇上命案就是一个字：快！最好是二十四小时内沾手，七十二小时内解决。可是我们眼下遇到的这个案子，死者遇害至少已经有五六天时间了，已经错过了最佳侦查时间，那就只有撞运气了。若是在解放前，刑警通常先要去菩萨座前烧上一炷香，磕上几个头，有的甚至还要求一支签子来看看神明指示。但现在解放了，这都是迷信，所以我们还是省了这些程序，实打实办吧。闲话少说，先坐下来分析一下必须弄清楚什么问题。
三人议了议，认为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凶手为何要杀害阿麻？按说，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叫花，穷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对于他人既没有什么利益吸引力，也没有什么势力威胁，是不应当惹上杀身之祸的，但是，事实表明他已经被害了，所以“利害”关系看来是存在的。而如何查明阿麻跟他人有什么利害关系，那就得通过向平时跟其有密切接触的那些乞丐小伙伴去了解了。
找那些小乞丐了解？这方面陈芝善手里已经有一份名单了，他说了说，老强认为先得拟一个调查提纲。刑事侦查其实是有一些不变的规律的，比如眼下这个案子，调查的问题通常就是两大块：死者生前是否有什么跟以往有异的行为、言语？生前七十二小时跟什么人有过接触？
林平望以前当国民党刑警时经常跟江湖人士打交道，其中也包括乞丐，他说往下的调查需要细致，不能采用座谈会的方式，而适宜找那帮小乞丐个别谈话。当然，谈话就占用了他们的时间，影响了人家要饭，所以应当给予适当补贴。老强说这是应该的，没有问题，我可以向局里申请办案经费。事情有点急，我先自己掏些钱出来垫上，我们分头去找人了解情况。要跟每个谈话对象反复强调一点：必须绝对注意保密，严格做到守口如瓶，否则我担心会再有小叫花被害！
三个侦查员于是便分头去找和陈芝善打过交道的那几个小乞丐谈话，因为小叫花过于显眼，所以谈话的地点还是需要挑选一下的，不能引起外界注意。好在谈话时间都不长，半天下来，也就进行得差不多了。
这项工作进行得还是有成效的，三人获得了以下情况：
乞丐甲反映：阿麻被害前显得比以往兴奋，头天夜里很晚了还翻来覆去地没有入睡。他挨着阿麻睡，好几次被阿麻的翻身弄醒了，这种情况以往没有碰到过。
乞丐乙也有这种感觉，他说那天晚上阿麻是后半夜才入睡的，睡着睡着估计做梦了，说着梦话，嘟哝些什么因为他当时睡得迷糊已经记不得了，反正那语气是非常高兴的。
乞丐丙比阿麻小两岁，六岁就要饭的阿麻知道年幼叫花的苦难，所以平时对他照顾有加，有时天气不好他要不到吃的，阿麻就把自己要到的吃食省些给他吃。因此，乞丐丙跟阿麻走得很近，阿麻跟他说话也多些，平日里两人以兄弟相称。他记得阿麻失踪前（也就是被害前，阿麻的尸体是失踪两天后才被发现的）的那天傍晚，两人从城隍庙那里要了饭回来时，阿麻看他穿的鞋连底都已经磨穿了，就说过半天哥哥有了钱，给你买一双新鞋穿。乞丐丙问阿麻从哪里弄得到钱，阿麻神秘一笑后没有回答。
乞丐丁是这个乞丐帮伙的老大，他是这帮小叫花里年岁最大的，比阿麻还大一岁，他跟阿麻一起待的时间最长，已经整整六年了，其关系跟阿麻与丙正好倒置，阿麻感恩于他最初对其的照顾，所以称他为“哥”。据他说，阿麻在失踪前的那天下午曾经一脸喜色地对他说，哥，我今年的运气不错，大概要发一笔财了。
那么，阿麻在失踪前也就是死前七十二小时里除跟这帮乞丐伙伴接触外还跟其他什么人接触过呢？这个，小乞丐们就无法说得准确翔实了，因为那时正好有台风来袭的预告消息，根据他们的惯例，刮台风时要饭的收获是跟平时大打折扣的，为了不至于在台风期间饿肚子，就得在台风来临之前抓紧时间多要些生熟吃食（当然最好是钱）储存着，届时待在破庙里避风时弄点木柴烧着充饥。为尽可能多要到些东西，他们通常采取分散行动的方式。所以，那两天他们基本上都是各归各行动的，这样也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阿麻除了跟他们接触之外，另外还跟其他什么人有过接触。
这样，专案组想制作一份阿麻被害前七十二小时的活动情况表的打算就无法落实了。
三个侦查员这天晚上商量得很晚，半夜时分吃夜宵时作出了一个决定：扩大调查范围，找其他乞丐了解阿麻生前七十二小时的活动情况。
当时，在厦门市区活动的乞丐不少，其中一部分都是少年乞丐，有的已经形成了帮伙。这方面的情况，解放前在当地干刑警的林平望比较熟悉，说只要找到帮伙头目，这种事情就好办。陈芝善说要么还是请阿麻生前那帮小伙伴给介绍几位试试。老强说行，于是就找到了一个也在思明区一带行乞的绰号叫“大头”的少年乞丐。
没想到，这“大头”竟然是认识林平望的，这使林平望感到奇怪。“大头”说，解放前他在街头行乞时，经常看到林平望穿着黑色警服出警，好几次驱赶乞丐时还被林平望手里那虚舞着的警棍在头顶上划过。林平望笑言，那说来咱们还是熟人哩，现在跟你谈点公事那就好说了。怎么样，咱们先买点吃食，再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去聊聊？“大头”说那当然好，我今天还没要到什么东西，正饿得慌呢。
一行四人便去了太古码头的一个偏僻角落，“大头”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听侦查员交待要做的事情。待到听罢，点着那颗硕大的脑袋道：“没有问题！这事儿包在我‘大头’身上，你们说个地点，天黑时分我去见你们交差。”他是一个大约有十四五名小乞丐的帮伙的头目，所以敢这样大包大揽。
老强说“大头”这事你得保密，至于耗费了你的时间，那我们是知道的，回头我们会支付给你适当报酬的。说着，他拿出了一些零钱递给对方，说这点钱先拿着，让你那班伙伴吃顿饱饭。
“大头”是一个非常机灵的少年，数年后参加了解放军，被选中当了侦察兵，参加过对金门岛的渡海侦察。他并不认识阿麻，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替专案组打听消息。当下，“大头”就去召集他那帮小乞丐，一说前几天死在河里的那个阿麻，自然是人人皆知，但却没有人跟阿麻直接打过交道，不过他们都是“虾有虾路，蟹有蟹路”，散开去四处奔波，自会找到阿麻的线索的。
天黑时分，侦查员去了约定的地点，“大头”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了。此行非虚，“大头”向侦查员提供了一个情况：听说阿麻以前管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女乞丐叫“姐姐”，现在那个“姐姐”已经不当叫花子了，在阿麻出事的当天或者上一天，有人看见过阿麻跟那个“姐姐”在太古码头的一堆木头上坐着说话。
老强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为了查清那个“姐姐”的背景，他和陈芝善、林平望马上去了阿麻生前那个帮伙的小乞丐住宿的破庙，在戏台角落里找到了正在闲嗑牙瞎聊天的那几个小叫花。一问阿麻的那个“姐姐”，他们人人认识，因为她以前就是他们这个帮伙的，而且还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
老大乞丐丁向侦查员介绍了被阿麻唤做“姐姐”的女孩：她姓刀，姓名不详，大家都唤她“刀刀”，跟丁同岁。丁是七岁父母双亡成为孤儿后沦落为小乞丐的，他被这个少年乞丐帮收留的时候，刀刀已经是这个帮伙的一个成员了。所以，若论资历，刀刀应该是他的师姐。女孩子比男孩子懂事得早，这在乞丐帮伙中更为明显。跟丁同样年岁的刀刀，就比丁显得成熟，在跟她同岁的丁面前始终以姐姐角色出现。所以，当后来比她小一岁的阿麻来时，她就理所当然更是姐姐了。当时只有六岁的阿麻就管刀刀叫“姐姐”，至死没有改过口。
刀刀生性慈善，虽然自己也是小乞丐，同样受着一份苦难，但对于阿麻却是特别关心，常常把要得的吃食省下来给阿麻吃，自己一次次饿得直吐酸水，半夜起来往肚子里灌凉水。阿麻初时不懂事，对于这位姐姐对自己的关心受之泰然，后来渐渐大了，就非常珍惜跟刀刀的这份友情，常常替刀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一次，跟刀刀一起搭伴去一户办寿宴的富豪家要饭，遭到人家放狗驱赶，已经逃脱了的阿麻发现刀刀在后面被恶狗缠住了，返身用手中的竹棒抵挡恶犬掩护刀刀脱身，为此他自己小腿上被狗咬下了一块皮肉。上周发现阿麻尸体时，乞丐丁和众小乞丐去查看，小腿上的伤痕就是辨认死者身份的一个依据，这在公安局的鉴定报告里也是有记载的。
那么，刀刀后来怎么离开你们了呢？
乞丐丁说，刀刀跟他一样，也是从小父母双亡，但她还有一个单身汉舅舅，是在太古码头扛大包的，当时就收留了刀刀。这个舅舅把刀刀从三岁带到六岁时，为一位受工头欺负的工友打抱不平，跟工头和其帮凶交上了手。刀刀的舅舅是练咏春拳的，而且习练到了一定的水准，当下以一对三竟然还能从容克敌，徒手把工头打死，还伤了两个帮凶。但闯下了这样一个泼天大祸显然是无法在厦门市待下去了，连家也没来得及回，立马逃离厦门市。舅舅亡命江湖后，刀刀就沦为乞丐了。这是乞丐丁他们后来见到刀刀的舅舅听他说的。
时间一晃八年，今年端午节后，刀刀的舅舅忽然出现在厦门市街头，四处奔波寻找沦为乞丐的外甥女。两天后，他终于找到了刀刀，把小姑娘带走了。次日，刀刀兴冲冲地带着舅舅来破庙看这帮一起要饭数年的同伙，原来舅舅是来请他们吃饭的。这位咏春拳师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把众小乞丐当做大人一样的朋友，请他们喝酒，还对他们说了自己的情况：当年打死工头后，他逃到了马尾，还是在码头上扛大包。三年后，娶了一位工友的女儿为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四岁的男孩。他曾经请朋友到厦门市打听过刀刀，得到的信息是小姑娘已经失踪了，多半是死了。他很想自己亲自来一趟厦门市寻找刀刀，但由于担心遭到国民党警察局的捕拿，所以未敢轻举妄动。去年福州、马尾解放后，他就想返回厦门市，但当时因为他是被接管码头的军代表作为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挑选出来协助搞工作的，所以一直无法脱身，直到最近事情告一段落了，这才决定举家迁来厦门市。马尾方面的军代表为此特地给他出具了一纸证明，除了对他的积极表现予以肯定并表扬外，还向厦门市这边的港口军代表专门作了推荐。这样，他一回到厦门市，就在太古码头的军代表的关心下找到了工作，还收回了当年被码头恶霸霸占的三间草房。安下家后，他就开始四处奔波寻找外甥女，终于找到了刀刀。
刀刀从此就跟舅舅一起生活了，当时舅母也有了一份工作，家境有了很大改观。刀刀自己脱离了苦海，但还是惦念着跟她一起要过饭的那些小伙伴，特别是阿麻。她经常跟阿麻见面，把自己省下的零花钱送给阿麻，还给阿麻做过一双布鞋。阿麻也很是惦记着刀刀，时不时跟其他小乞丐说起。
不过，对于侦查员所关心的阿麻失踪前是否跟刀刀见过面一节，乞丐丁却不知道，问其他小乞丐，也都说不清楚。
这样，就只好去太古码头那边打听刀刀那位舅舅的住所了，只要找到了住所，也就找到了那个刀刀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