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命案”的背后(中)
四
侦查员去了太古码头，找到码头军代表一打听，得知确实有一位最近从马尾那边过来的工人积极分子，现在是码头工会委员，这人名叫纪得高。
这样，老强三人就去拜访了纪得高，当然是为了跟那个刀刀小姑娘谈话。但是，不巧的是，刀刀不在。刀刀这年虽然已经十四岁了，舅舅还是替她在附近的一所公立小学报上了名，准备让她入学去读一年级，这种情形如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如果回忆一下，童年时都是看到过这样的个头甚至已经比老师高了的小学生的。而那时还在暑假期间，刀刀跟着舅母带着表弟一起去马尾走亲戚了。
走亲戚了？几时离开厦门的？
纪得高屈指算了一下，说了一个日期。侦查员一算，正是阿麻失踪那天下午台风袭来前走的。
那么刀刀几时回厦门呢？
纪得高说大概这两三天里总要回来的吧，快开学了，她还得上学。再说她舅母工作的厂子停工之后也快复工了。
三位侦查员返回市局后，商量下来，寻思只好耐心等候刀刀返回厦门市了。
次日下午，刀刀就回来了。老强、陈芝善接到太古码头军代表的电话赶到纪得高家时，小姑娘正哭得稀里哗啦。原来，刀刀从马尾返回厦门市后，立刻去破庙看望那些小伙伴，要把带回来的一些吃食给他们品尝，当然也惦念着被她视为弟弟一般的阿麻。到了那里跟两个正好在破庙待着的小乞丐见过面后，方才知道阿麻就在她那天离开厦门市时失踪了，两天后才发现了他的尸体。刀刀当下大悲，一路哭着回家。
侦查员向刀刀亮明了自己的公安人员身份，对她说，我们对于阿麻的死因有怀疑，正在进行调查。听说阿麻出事前的那天上午曾跟你见过面，你们两个情同姐弟，不知当时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刀刀告诉侦查员，她在离开厦门市去马尾前的那天上午，阿麻曾到她家来了一趟，这还是上次她的舅舅请阿麻他们吃饭后阿麻第一次登门。阿麻当时一脸的喜色，兴冲冲地对刀刀说：姐姐，我要发财了！刀刀当时听了暗吃一惊，问是怎么回事。阿麻看了看正在里间哄孩子的刀刀舅母，似是要保密样的使了个眼色，示意刀刀跟他到外面去说。刀刀就跟阿麻出了门，去了码头围墙那里，在一堆木头上坐了下来，对阿麻说你别卖关子，快告诉姐姐遇上了什么好事儿。
阿麻告诉刀刀这样一桩事情：昨天中午，他转了两家小饭馆，靠着吃顾客剩下的残羹剩饭总算混饱了肚子，随后转到了思明西路那里。那边有一大块废墟，是年初一起大火造成的。阿麻前几天经过那里时，看见有黄鼠狼，心里就一直想着最好能逮上一只，尽管现在是夏天，那皮毛不值钱，但跟人家换一件旧衣服也是好的，眼看要入秋了，他的衣服还没有着落呢。阿麻在废墟里转了一会儿，觉得有点累了，就在一截断墙下坐下，不知不觉就打起了瞌睡。正迷糊着，忽然觉得附近似有动静，以为是黄鼠狼出洞了，遂不声不响地悄然伏下，朝有动静的那个方向盯着。他看见来了一个大人，一边走着，一边四下东张西望，那副样子有点鬼鬼祟祟。阿麻心生好奇，不知这人到这里来干什么，便保持姿势不动。只见那人来到离阿麻所待位置大约十米开外的一株烧得枯死了的大树前，嘴里自言自语道：这边只有这样一棵大树，那肯定就是这里了。然后，又是一阵四下张望，阿麻正猜测他想干什么时，忽见这人就地蹲下，从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悄悄塞进了离地面一尺许的那条树缝里。这人站起来后，四下看了看，朝来路方向离开了。
阿麻将这一幕看在眼里，心里好生奇怪，想了想，就决定去看看那人往树缝里塞了什么东西。他仔细察看过四下没有人影，就踅到树前，伸手往树缝里一摸，是一个小小的油纸包。阿麻最初的感觉里面装的是一沓钞票，心里一阵兴奋，哪知打开一看，里面却是一本小册子，翻了翻，上面印着字，但他没有读过书，一个也不认得。就在这时，阿麻忽然听见附近有脚步声传来，蓦地一惊，来不及想什么马上本能地拔腿就逃。阿麻逃出废墟后，方才发现那小册子还捏在他手里，想了想，就仍用油纸包好，心想别是什么传说中的藏宝图什么的，我先找个地方藏起来，回头拿给刀刀姐姐去看。这样，阿麻就把这个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油纸包藏于废墟附近的一处乱砖瓦堆里。
没有想到的是，当天晚上，他正在镇海路一带转悠着不时向路人伸手乞讨时，一个大人忽然从后面快步过来，一出手就揪住了他那细如芦柴秆样的胳膊，凶声恶气道：跟老子走！阿麻吓了一跳，因为他头脑里还保留着解放前国民党警察对待乞丐的那种印象，但转念马上想起此刻已是解放后了，共产党警察不抓叫花子的。转脸一看，那是一个背脊弯曲的驼汉，声音听上去似是很凶，但脸上却挂着和善的笑意。于是便问对方拉他干什么，是不是看小叫花可怜要赏顿饱饭。这本是小乞丐的那种职业性的调侃话语，没想到那驼汉点头说是的，正要请你小叫花吃顿饱饭，你跟我走吧，吃完饭后还有事情要麻烦你呢。这样，阿麻就跟着他走了一段路，去了路旁的一家用芦席搭建的小吃铺子，驼汉在棚子外面选了一副用木板搁置的简易座头，要了两样菜一壶酒和一盆馒头，招呼阿麻吃喝。
阿麻说酒不会喝，菜和馒头就不客气了，说着就大吃起来。那驼汉自己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啜着。待阿麻风卷残云了一阵，说我问你件事，今天中午你去过思明西路那里的废墟没有。要说实话，说假话对你是没有好处的！阿麻吓了一跳，脱口而出说去过的。驼汉说那就行了，你把你拿去的那件东西交出来，就没你的事了。阿麻回过神来了，说没有拿过什么东西。对方说小叫花我警告你别说假话，我是看见你在那里转悠着的，也看见你拿了东西离开了，你是从东面那个豁口出去的，对不对？呵呵，都瞧在我眼里呢！行了，交出来，我们可以谈个价，就算是我从你小叫花手里买下的吧，你说说，想要多少钱？
阿麻暗忖那物件看来果真如我所猜想的，是一份藏宝图了。那怎么办？如果让我自己拿着去寻找，别说上哪里去找不知道，就是知道了只怕也没福分去拿，我连每顿的饭都是要分几次讨了才填饱肚子的，哪能真的去寻宝藏呢，只怕还没摸到那里就已经饿死了。他长到十二岁，有一半年头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对于人生最大的感受就是吃饭、穿衣，只要有饭吃、有衣服穿，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眼下撞着这样一个机会，既然自己不可能去找那宝藏，那就只有把那份藏宝图交出去，跟对方谈一个价钱算了。这样，阿麻就说那份图我倒是看到过的，但是不在我手里，让我想想在哪里大概还想得到的，只是你们说话要算数。
对方说那当然算数，小叫花你说吧，想要多少钱？阿麻想了想，说你们就给一百万元吧（旧版人民币，折合1955年以后发行的新版人民币100元）。那驼汉说没问题，明天晚上七点钟，我们在娘娘庙后门见面，我在“得财馆”请你小叫花，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记住了，这件事你一个知道就行了，若是向第二个人泄露，那我们就取消交易，而且肯定要你好看！听明白了吗？
阿麻说明白了，然后把对方的话复述了一遍。但据他对刀刀说，当时他就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这事告诉刀刀的。
当下，刀刀听阿麻如此这般说了一通，她毕竟也不过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对此也没有什么主见，听说可以拿到一百万元，当然为阿麻高兴。阿麻说姐姐我拿到钱后，就给你一半。刀刀说姐姐不要你的钱，因为我已经有了舅舅这个家了，舅舅会把我领养大的。这钱你自己好好留着，以后肯定是有用处的，要不你考虑用这钱做本钱，摆个摊头卖点什么吧？这事咱们回头再说吧。阿麻说想约刀刀姐当晚陪他一起去赴约，让她在近处悄悄守着。可是刀刀要去马尾，说去不成娘娘庙了。
刀刀跟阿麻见过面后，不到三个小时就跟着舅母离开厦门市了，所以不知阿麻后来这事到底办得怎么样了。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见面竟是她跟阿麻的永别。说到这里，刀刀又大哭起来。
侦查员暗自庆幸此次总算不虚此行，查摸到了上述情况，这无疑是有价值的线索。当然，还需要打听阿麻所见到过的跟那份“藏宝图”有关并且打过照面的那二位的外形等情况，一问，刀刀说阿麻除了把那个要买他“藏宝图”的大人称为“驼子”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说，而她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过接下来会发生这等大事，所以也就根本没有想着要问一下阿麻。这样，就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老强三人离开纪得高家后，去了公园的一处位于林荫下的露天茶座，选了个僻静角落，喝着茶悄声商议案情。从之前在那些小乞丐处获得的情况来判断，他们最后见到阿麻的时间是那天下午五点半左右，阿麻没有对伙伴们说他去哪里就悄然不见了。当时只知道因为大家说好分散行乞的，以为阿麻是去其他地方行乞了。现在结合刀刀的陈述情况来分析，阿麻是去赴驼子之约了。陈芝善说，这样看来，接下来应当是去“得财馆”调查了，看那里的老板、伙计是否还记得有一个驼子带着个小叫花来用餐，是否认识那个驼子。驼子和小乞丐相约出现在饭馆里用餐，那无疑是引人注目的，所以，只要他们确实出现过，那人家肯定是留下印象了的。老强点头，说去那里打听一下也好。
“得财馆”就在娘娘庙附近的一条巷子口，那是一家只有两小间门面的小饭馆，店堂里放上六七副座头就已经显得有点挤了。老板姓麦，是个餐饮行业掌柜中罕见的精瘦男子。喜欢文学曾经读过一些名著的陈芝善一眼看着以为这人可能是一位葛朗台式的人物，自己开着饭馆还舍不得多吃一口，弄得跟无常鬼似的。直到一年后领导派他去参加民警格斗培训班那位特邀教官出现在队列前时，他才不无惊奇地知道原来这位麦老板竟是南拳高手，他那精瘦是练武练的。此刻，精瘦的麦老板还没有跟公安打过什么交道，对于三位侦查员显得缺乏热情。听林平望说了来意，想了想，说这已经是十来天前的事情了，我这人记性差，头脑里没有留下过这样两个人光顾小店的印象。这样，你们稍等，我问问伙计看。于是就把里里外外几个伙计都叫来了，林平望又问了一遍，这些人个个摇头，说没有见过什么驼子和小叫花来吃饭的。
这个结果也是在老强意料之中的。他有一种直觉：这个案子查起来肯定困难重重。尽管“得财馆”是一个小饭馆，但是驼子和小叫花结伴来吃饭的话，那肯定还是很容易被人留意到的，那个驼子不可能忽视这点，因此，他不会真的把阿麻往“得财馆”里领。
那么应当去哪里查访呢？老强说刀刀听阿麻说过前一天傍晚那个驼子曾把他带到附近路旁的一家用芦席搭建的点心铺子吃过晚餐，我们就去那里打听一下吧。
老强的直觉还是准确的，人倒霉时喝口凉水也会塞牙：那个设在芦席棚子内的小吃铺子倒是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一脸和善的店主兼伙计（那是一对夫妇）在侦查员亮过证件示明身份后热情有加，可是一说来意，对方却是连连拱手表示抱歉！怎么呢？原来，他们夫妇是三天前从原店主手里盘下这家小吃铺子后开始经营的，之前他们跟铺子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根本说不上侦查员要了解的情况。
那么，原先的店主上哪里去了呢？
那店主是漳州人，把这小铺子盘给我后回漳州去了。
店主说着拿出了转让契约，甲乙双方都是文盲，也没有找人代书，就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两个芦席棚子，双方在一个上盖了个指印，下面写上日期，中间空白位置画上一个直线箭头，下方写了金额，表示已将盖有原店主指印的财产转让给现店主了，一份财产转让协议就签署了。上面没有写姓名，但店主知晓原店主名叫陈产根。
侦查员一边看着听着，一边心里已经沁出了凉意：仅仅知道姓名和回了老家漳州，那怎么找得到人呢？
以当时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想找到那个店主，无异于大海捞针了。专案组没有大海捞针的神通，于是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
线索断了，调查之路还得走下去。三人商量了一番，议出了一个新的主意：驼子那天跟阿麻相约当晚七点钟在“得财馆”会合，说的是请阿麻吃饭，现在向“得财馆”查下来并没有进去过，那么，是否可以据此推理吃饭是存在的。因为开棺解剖阿麻尸体时，法医确实从阿麻腹内发现了当时业已腐烂的食物残渣，由此认定死者是在进食后不超过两小时内被害的。而那顿饭是在哪里吃的呢？估计就在“得财馆”附近的某一处跟前一天去过的那个芦席棚子小吃铺子差不多的简陋吃食小摊。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小摊头上吃东西，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样，希望之光又开始闪现了。老强说那我们就分头环绕着“得财馆”周围的那些小吃摊头、铺子一家家地查访吧。
五
希望之光最终是被陈芝善给捕捉到的。这位青年民警在访查到第三家小吃摊时，被摊头上的海鲜馄饨的香味引诱得像是耐不住就要滴下口水了。那个中年女摊主刚刚送走几位结伴光顾的食客，一边麻利地收拾着用过的碗，一边笑吟吟地招呼陈芝善：“这位先生，来一碗海鲜馄饨吧？”
陈芝善于是就坐了下来。片刻，女摊主就把馄饨下好了，双手端着送了上来。见陈芝善脸上沁着汗，便给了他一把蒲扇。陈芝善一手拿勺子舀着馄饨，一手用扇子扇着馄饨碗里升腾的热气，开口向对方打听是否最近有一个驼背男子带着一个小叫花来她摊头上吃过东西。
女摊主用不解的眼光看着陈芝善：“先生问这干吗？”
陈芝善出示了证件：“我是公安局的，正在调查公事，需要打听这个情况。”
女摊主笑道：“同志，还真让你撞着了，我这里确实来过你所要打听的这样两个顾客呢。”
陈芝善一阵激动，馄饨也不吃了，把碗一推：“那是几时的事儿？”
女摊主想了一下，说那已经大约是十天前了吧，那是傍晚时分，我这里顾客还挺多的哩，那个驼子说不着急，等一会儿吧，但凳子都已经坐满了，他就坐在那边的一堆石头上，那个小叫花没有坐，在他跟前站着。他们大概等候了十分钟左右吧，才坐到了你旁边的那张桌子前。
“这个驼子你以前见到过吗？”“从来没有留心过，也不知道是否见到过。”“这么说，他是厦门市人？”“是的，说一口厦门市当地话。”
这时，有顾客来了，陈芝善就吃那碗已经涨糊了的馄饨。女摊主把那个顾客要的鱼凉粉送过去后，走过来悄声问：“同志，你要找这个驼子呢，还是那个小叫花？”
陈芝善用手指做了个驼背的姿势，那女摊主就明白了，微笑道：“那好办啊，我记得当时有人跟他打过招呼的。”
陈芝善这一喜非同小可：“谁？”
但女摊主一时却说不上来了，因为当时来摊头上吃的有几位是见惯了的熟脸孔，这种长期回头客当然是不能怠慢的，所以她正忙得不可开交。不过她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得当时有人跟那个驼子打过招呼的，两人好像还交谈了几句。陈芝善便满怀希望地请女摊主尽力回想，但她怎么也想不起究竟是哪位回头客的声音了。
陈芝善也就不走了，待在那里抽着烟，要了两个凉菜和一瓶二两装烧酒，慢慢地喝着等候着。可是，一直消磨到午夜过后结束营业时，女摊主也没有回忆起来。倒是老强、林平望放心不下，骑着自行车寻找过来了。两人也各自跑了若干家摊头，自然一无所获，听说这里有希望之光闪现，自是一个激灵。但人家怎么也想不起来，于是只好先表示感谢，然后拜托回家再回想，明天上午他们再登门拜访。
这一夜，老强三人当然睡不着了，时间晚了，也就不回住处了，就在市局的会议室对付着。那女摊主却休息得很好，因为她在回家的路上就忽然回想起那个跟驼子说话的人了。所以，当次日上午三个侦查员登门拜访时，她精神十足，说话中气充沛，告诉侦查员那个跟驼子说话的老顾客叫“阿发”，听说是个专门介绍桐油、麻料、石灰等修船材料生意的掮客。
哦！这个阿发住哪里？
这我可说不上来了，不过不要紧，他基本上是天天要到我摊头上来转一转的，不是中午就是晚上，要两个凉菜一样小吃一小瓶烧酒，常常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老强说那就行了，回头我们也来你摊头上喝酒，最好能见着阿发。
侦查员的运气还算是不错的，中午他们到那个摊头上时，那位阿发已经坐在那里喝酒了。老强三人向冲他们使眼色的女摊主暗暗示意暂不答理，也坐下要了酒菜。那个阿发确实很有耐性，也很有时间，一顿午餐消耗了两个钟头。他结了账离开时，侦查员就跟了上去，一直跟到他家，这才亮明身份进行调查。
于是，终于查摸到了那个驼子：这人名叫莫鑫，在思明南路经营着一家香烛批发店铺。其他情况，阿发说他就不清楚了，因为他跟莫鑫并不是什么朋友，而是在生意场上见过面，互相一说住得不远，所以就算是熟人了。
既然找到莫鑫了，侦查员就还得顺便问一下那天在小吃摊头上是否见到有一个小叫花跟莫鑫在一起。阿发说是的，他看到莫鑫点了些吃食款待那小叫花，莫鑫还对阿发解释说那是他过去的一个老伙计的儿子，老伙计生病死了，妻子改嫁，儿子只好讨饭，他看着可怜，每次遇见总要花钱让这孩子吃一顿饱饭。
侦查员很快就查摸到了那家香烛批发铺子的位置，亲眼看见驼背的莫鑫坐在店堂里把算盘打得噼啪响。从这时起，莫鑫就被悄然监控了。
当天午夜过后，莫鑫被专案组秘密拘捕。
老强让林平望和协助参加行动的四名警察中的两位一起把莫鑫先押往市局，自己和陈芝善连同留下的两名警察一起对香烛批发铺子进行了搜查，但没有发现什么违禁和可疑物品。这使侦查员感到失望，老强说如此只有通过讯问从人犯嘴里获得情况了。于是，立马去市局讯问被捕者。
专案组三人中，老强和林平望都是老刑警，之前不知讯问过多少名嫌疑人了，而陈芝善虽然是解放后才参加公安工作的，但实践机会多，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原以为对付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香烛铺子老板自是不在话下，上去一照面拍几下桌子秋风黑脸地来一阵猛轰就可以得到口供了。哪知，这个莫鑫却是一块牛皮糖，任凭你如何狂轰猛炸也不见有什么效果，他的武器库里用于对付侦查员的武器只有一种——沉默。不管三个侦查员轮流开腔讯问什么，他一概不回答，连问自己叫什么名字也不吭声。
万事不开口，神仙难下手。遇到这种牛皮糖，是办案人员最头痛的事情。三个侦查员一直跟莫鑫磨到天明，只好暂时休战，把莫鑫押送看守所关押起来。莫鑫进去后倒是可以躺下休息了，老强三人却还不能睡觉，他们得商议如何进行下一步工作，拿下了人犯没有口供，那不是等于没有拿下吗？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比不拿下还不好——如果莫鑫是团伙作案，那等于是给他的同伙报了信。
接下来应该怎样做？三人议了一阵，决定去莫鑫的香烛铺子向其伙计和家属了解情况，主要是查摸他跟阿麻被害一案的关系，他究竟是凶手呢，还是仅仅参与了该案而凶手另有其人。以阿麻命案作为突破口，然后再追查刀刀所说的阿麻告诉她的“藏宝图”是怎么回事。
莫鑫的香烛批发店铺不大，只有一个半门面，但由于有库房以及住家，所以有很大的进深。昨晚行动后，根据预先安排，派出所已经安排居民委员会干部来香烛铺子值班，规定不论伙计还是家属，没有必须外出的事情一律不得外出，必须外出的要向在场的居委会干部讲清楚去向和外出所需时间。为尽可能防止惊动莫鑫可能存在的同伙，店铺今天照常营业。老强三人穿着便衣登门时，两个伙计正在店堂里平静地整理着货物，居委会的那个大嫂像邻居串门样的坐在门口的一个竹椅子上织毛衣。后面，莫鑫的老婆、女儿和岳母正坐在客堂前的天井里做针线活，悄声说着话。
那时搞调查并没有什么“讯问必须两人以上进行”的规定，侦查员分别跟被调查对象谈话。陈芝善找的是伙计，是两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问了问籍贯，是从莫鑫的老家福建省平潭县过来的，已经来厦门市这边三年多了。由于两人在厦门市没有家，就住在莫鑫的店铺库房里，三顿饭则是与莫鑫一家一起吃的。陈芝善先打听了莫鑫平时的情况：是否经常在店铺里主持业务？每天是否外出？是否有人来拜访他？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平时是否跟外界有通信来往？等等。两个伙计都一一作了回答，陈芝善听下来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迹象，觉得莫鑫的行为还是符合一个生意人的正常情况的。
然后，就把话题切入到实质性内容了：你们这位莫老板在最近这次刮台风的前一天晚上，是否在家里待着？
两个伙计想了想，说他们记得老板那天晚上是在家里过夜的。
陈芝善强调：我所说的“晚上”，是指从黄昏时分即大约六点半开始的。六点半以后，你们老板没有出去过吗？
这个？让我想想……一个伙计回忆了一下，用不大肯定的语气说，老板那天傍晚好像出去过的。
陈芝善觉得这种说法不靠谱，目光瞅定另一个伙计：“你也想想。”
另一个伙计的说法是肯定的，不过有些出乎陈芝善的意料：老板那天傍晚出去了的，大约在八点钟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叫花，老板给了他两件旧衣服——那是老板数年前患病死去的儿子遗留下来的。之后，老板就没有出去过。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这天半夜过后台风就吹过来了，按照以往来台风时的规矩，为防止随风袭来的暴雨导致马路积水漫进店堂，每当来台风时，他们就睡在店堂靠近门口的地板上，只要有水漫进来，他们就醒了。而这个连店带家的处所总共只有一个进出通道，老板若是出去，那就得把他们唤醒后开门。
这么一说，先前那个伙计也回过神来了，说对的，是这样一回事。
陈芝善稍稍一怔之后，发问：“看清了吗？那个小叫花是男是女？看上去多大年龄？”
“男的，看上去十一二岁的样子。”
“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伙计说：“听老板称他‘阿麻’。”
陈芝善这下暗自吃惊了：这样看来，难道阿麻不是莫鑫杀害的？
与此同时，老强和林平望也在分别跟莫鑫的家属谈话。据她们说，莫鑫那天晚上出去过的，但天黑后不久就回来了，之后就没有离开过家。她们也说到了出去的话需要从店堂那里走，那两个伙计那天晚上按惯例是睡在店堂里的，如果莫鑫回来后又出去，那肯定是惊动了伙计的，让警察去问问伙计就清楚了。
侦查员结束调查返回市局后，马上进行讨论分析。陈芝善说了调查情况，三人分析说看来伙计说的是真实情况，莫鑫那天回来后确实没有出去过。但是，这并不能表明莫鑫由此可以从这起命案中排除出去。老强说，因为有了把阿麻带回家送给他两件旧衣服之事，我倒更加相信这个家伙肯定跟那命案有关系——此举完全是多余的，他之前是去跟阿麻见面、吃饭的，要送衣服早就一并带去了。这是一种故意制造的表象，他是想以此证明他跟之后的阿麻之死没有关系。
林平望点头赞同，说可能这是因为莫鑫意外遇到了那个熟人阿发，担心阿麻死后公安局如果认为是被害，那追查起来可能会牵连到那顿饭上，所以就临时决定以此掩饰。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陈芝善、林平望主张再去看守所提审莫鑫，好歹也要使他开口交代。老强思忖了一阵，说这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如果他还是像凌晨那样来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呢？我们又怎么奈何得了他呢？
那怎么办呢？
这时已是中午时分，老强从昨天早上起来到现在已经三十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困倦得哈欠连连，说太困了，先睡一觉再说吧。反正再怎么着也得把这个驼子拿下来。
六
再说驼子莫鑫，他倒不像三个侦查员那样忙碌。他在经过半夜讯问后，于上午七点被送进了市公安局看守所。看守所已经开过早饭了，伙房里没剩下什么残羹冷饭，但看守员还是去外面买了两个烧饼给他。他还倒真是有点饿了，狼吞虎咽解决掉后，倒头便睡。
莫鑫被关押的是一个临时监房，很小，只关了他一个人犯。没有人打扰他，他这一觉一直睡到下午一点多才醒。睁眼一看，劳役犯已经把午饭送来了，没有喊醒他，放在木栅栏牢门口。莫鑫这会儿倒没有胃口了，吃了几口觉得味同嚼蜡，便搁在了一边。
这时，一个看守员经过监房门口，莫鑫唤住他，说自己是今天早上给抓进来的，家里人到现在还没有给他送进生活用品来，不知是否可以请看守所方面替他往他家隔壁的那个私人牙科诊所打个电话，请牙科医生叫他铺子里的人把东西送进来。看守员说这事得请示所长以后才能决定，不过你可以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如果所长说可以，那就给你打。
不知是看守所长同意打了电话，还是家属正好送物品进来了，反正莫鑫等到下午四点钟时，那个看守员真的把一些生活用品送进来了。莫鑫谢过看守员，一个人正埋头整理这些物品时，那个看守员又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公安战士（当时的公安部队战士，在看守所承担警戒使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后来的武警），隔着大栅栏牢门叫着莫鑫的名字让他出来。莫鑫一怔，问这是干什么。看守员说给你换个监房，你现在待的这个监房是临时监房，专门用于刚拘捕的人犯接受讯问时等候用的，你上午关进来时承办员说今天还得讯问，但现在打电话来说暂时不提审你了，那就得把你押到里面的监房去了。暂时不提审你，并不等于你没有什么事，没有事还不得立马就把你给释放了，还得向你道歉哩。所以，你去里面监房后，头几天先写一份自传，把你从七岁开始到现在的全部经历都详细地写出来，写得越详细越好，配合政府弄清楚你的问题。给你纸笔，注意只能你使用，别给别人乱涂乱写。
莫鑫这才知道原来这个监房位于看守所的外院，并非正式的牢房。于是，他就把已经放好了的东西都拿上后，出了监房，被看守员和那个战士押送去了里面的那个大院子。那才是正式的牢房，莫鑫被关进了14号监房。
14号监房是一个大牢房，三十来平方米，关押着18名犯人，也算是很有些挤了。解放初期，公安的一切正一步步纳入正规，像整顿看守所这样的内容属于能够顺利推行的，所以各地都做得到位，当时全国的看守所基本上都已经消除了旧社会留下来的牢头狱霸现象。所以，莫鑫进了14号监房后倒也没有受到老犯人的欺负，反而看他已经年届五旬，还是个罗锅，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通风的位置。
当时，厦门市的看守所还沿习着旧时的规矩，允许在押人犯家属在送生活用品时适当捎带一些食品。莫鑫的家属送来的物品中就有饼干、橘红糕各一斤，他就拿出来请众人犯品尝。坐在门口的那个一脸络腮胡子估计不是海盗就是土匪的大汉看了看，说晚上吃吧，正好欢送“红米箩”。
“红米箩”是一个17岁的小个子，据说是乞丐出身，后来被一个估计是到厦门市地面来避追捕风头的扒手老头看中，传授了一些扒窃技艺。从此，他就改行做起了职业扒手。但是，那个老扒手传授的不过是一些扒窃本领中的皮毛，他又缺乏这方面的天赋，所以经常失风。因为财物金额不大，通常也就打一顿了结，人家也懒得往警察局送。这样，混了两三年就到了1949年8月，福州已经解放，驻守厦门市的“国军”奉命备战坚守，有钱人纷纷逃离，没钱人也不敢轻易上街，市面一片萧条，这就断了“红米箩”的生计。人活着，饭总是要吃的，“红米箩”看看势头不对，便爬上了一条运输船，去了福州。
到了福州，面对着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这片新世界，“红米箩”真是大开眼界。他对解放军很感兴趣，便前往投军。但当时解放军已经今非昔比了，兵源充足，像“红米箩”这样的芦柴秆样的主儿，人家已经看不上眼了，所以，他尽管盯定了一支部队从福州一直跟到漳州，吃了人家若干军粮，但就是不能入伍。部队到了漳州后，开始训练，准备进攻厦门市了。“红米箩”所跟的那个连队从连长指导员一直到炊事员全连上上下下都已经知道这小子是厦门市人，叫花子出身。这会儿正好发挥他的作用了，请他把厦门市的大街小巷诸般地形情况详详细细反复讲了多遍，使每个班每个战士心里都有了个数。“红米箩”革命积极性甚高，趁热打铁提出要给部队带路，被谢绝了。但是，他的这点作用在厦门市解放后得到了肯定，所以人民政府就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接管下来的工厂当了一名徒工。
“红米箩”在厦门市地面上既然混了这些年头，江湖上当然有若干朋友，尽管他打定主意脱胎换骨一心要做回头浪子，但有时也难免被人家硬拉着去饭馆喝两杯酒，街头打架斗殴时也在旁边吆喝一嗓子助助威。这样，他就在派出所民警脑子里留下了一个“劣性不改”的印象。半个多月前，厦门市一家商行仓库发生了盗窃案件，辖区派出所经过调查，抓获了作案人。随即是扩大战果，想挖一个犯罪团伙出来进行打击。这样，跟案犯经常吃吃喝喝的“红米箩”就被列入了团伙名单，把他抓了进来。
“红米箩”进了看守所后就大呼“冤枉”，而承办员因为忙着办理另一起更重要的案件去了，当时也没有什么法定的“审理期限”，就把他扔在一边不理不睬，一关就是半年。一周前，“红米箩”的运气来了，那天，来了一个领导视察看守所，事先所有人犯都受到了所方的警告式的提醒，让他们届时老老实实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得发出声音，做出一副反省罪行的模样。“红米箩”寻思自己没有罪行，无须反省，于是就在看守所所长陪同领导经过监房时，冷不防一嗓子“冤枉”就吼了出来。那位领导马上驻步，查问是怎么回事，听“红米箩”一说情况，当时没有吭声，背着手就离开了。但是，仅仅过了四个小时，就有新的承办员来提审“红米箩”了。
提审过后，就没了消息。“红米箩”正纳闷间，这天看守所所长忽然找他谈话了，说你小子运气好，领导点名让调查你的案子，经过内查外调，已经确认你确实没有参与那起盗窃案，现在决定把你释放，你还是回你那工厂当你的工人吧。换在别人，可能感激涕零了，可是，“红米箩”是见过世面的，他马上说既然是你们冤枉我了，既然是用车把我从厂子里的工作岗位上拉到这边来，就还得用车把我从这里送回厂子车间，把我没有参与犯罪的话当着大伙儿的面说一遍，否则，我就待在看守所不出去了。如果你们硬把我撵出去，我就在看守所门口待着不走了，我是叫花子出身，这种生活也是过惯了的，无所谓。
“红米箩”无所谓，公安方面却是有讲究的，这是抓错了人的纠错案子，还是领导点名让调查的，煮成了夹生饭，怎么向上面交待？再说，“红米箩”的要求并不过分，这其实就是后来的“当众平反”，他没有要求“国家赔偿”，已经算是客气的了。这样，看守所所长只好答应跟公安局联系，打过电话后给了一个答复：明天上午用汽车把你送回工厂。
“红米箩”回到监房一说，其他人犯个个羡慕，纷纷表示祝贺。“红米箩”人小主意大，顿时来劲，叫来了一个看守员，说他进来时有些钱钞被搜出后寄存在看守所，半年里花掉了一些，现在要出去了，请把这些钱替我买些食品，今晚我要请客。看守所替在押人犯购买东西是有规定的，通常一月一次，称为“开大账”，现在不是开大账的时候，但“红米箩”的情况有点特殊，这小子此刻又处在上风头，看守员也不想惹他，于是也就答应了。
这样，就有了一个当晚在监房里举行欢送“红米箩”的活动，其他人犯正闷得发慌，自是兴奋。这当儿又添了一个驼子新人犯，贡献出两斤点心来，那更是锦上添花了。
莫鑫听说了“红米箩”的事情后，马上显出了特别的兴趣。正好他的位置紧挨着“红米箩”，接下来的那段时间，他跟“红米箩”就大套近乎。“红米箩”听说莫鑫是一个老板，就乐了，问怎么像你这样一个罗锅老板也折进局子里来了，你这副模样又能干得了什么？哦，大概是不法奸商吧？莫鑫说他是被莫名其妙抓进来的，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红米箩”便判断说你的情况可能跟我一样，也是被胡乱牵连上了，那看来迟早也得把你放出去。两人如此谈着，竟谈得很是投机。直到晚上举行过茶话会式的欢送活动看守员吹过就寝哨子躺下后，两人还在悄声嘀咕着。
第二天上午，看守所开过早饭后，“红米箩”就被释放了。其他人犯不管犯的事情是大是小，后果如何，看着“红米箩”一脸得意地离开，触景生情，心里自然不是滋味，个个神情沮丧，只有莫鑫例外，他给人的感觉是透出了一份如释重负样的轻松。然后，莫鑫就开始写他的自传了。
但是仅仅只过了几个小时，莫鑫就轻松不起来了——
下午四点钟，一个看守员来到监房门前，一边用钥匙打开木栅栏牢门上的大铁锁，一边叫着莫鑫的名字。
莫鑫一脸的惊奇，暗忖不是说暂不提审了吗，怎么话说了一天还没到就变卦了。但他心里已经有了底，所以并不慌张，神色镇定地出了监房门，被看守员押着去了外面院子里的提审室。
莫鑫一进门，见到是两张昨天早晨才从眼前消失了的脸孔。老强和陈芝善用已经休息过但显然还没有解乏而显得神光不是很足的目光望着他，老强微微一笑：“来啦？坐！”
莫鑫坐下后，陈芝善开腔了：“怎么样，这两天在里面过得还好吗？”
莫鑫下意识地嚅动着嘴唇正要张口回答，忽然想起他对付侦查员的“武器”，于是便还以沉默。
老强笑道：“呵呵，还是不想说话？没关系，我们也理解你，因为毕竟你跟我们不熟悉，之前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不开口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直不开口，那就成为坚冰了，这样拖下去要到何时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想了个法子，替你找了一个熟人来，相信你见到他之后就会开口说话，坚冰也就破了。”
外面走廊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提审室的门被推开了，侦查员林平望押着一个双手扣着手铐的三十来岁的男子出现在门口。
老强对莫鑫说：“莫老板，你回过头看看。”
莫鑫回头一看，顿时大惊失色，一瞬间，额头汗如雨下。稍停，他回过神来，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昨天上午，对莫鑫的讯问告一段落后，老强让陈芝善、林平望睡觉，他自己也困得厉害，但躺下后却怎么也睡不着，头脑里老是想着如何对付这个驼子老板。片刻，他终于决定不睡了，干脆起来，去了公安局附近的一家茶馆，要了一壶乌龙茶，独自喝着，想着。一壶茶喝得快要淡时，头脑里终于冒出了一个主意：狱侦！
最初的打算，是想让看守所物色一个适合于协助从莫鑫那里套取案情的在押人犯，在看守所的故意安排下跟莫鑫密切接触，获得莫鑫的好感，然后在交谈中巧妙地获取案情，能够获得多少算多少，然后以此进行分析，反正总比什么也没有来得好。分析出内容后，再提审莫鑫，给他造成一个错觉，以为侦查员已经掌握了他的情况，从而被迫交代。老强便去看守所跟所领导商议此事。
看守所所长听罢老强介绍的情况，脸上露出了笑意，老强便知道运气来了。果然，所长说老强你来得正好，我这里正巧有一个叫花子出身的小子被承办员错抓了要释放出去，如果他不摆谱立马拔腿就走的话，这件好事儿就轮不到你头上了，遂将“红米箩”的案情和如何要求派车送他回工厂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老强不等对方再往下说，就已经明白了应该怎样用计，连说“太好了”。
这样，“红米箩”在第二次被提开出监房去提审室时，不但接到了所长答应明天派车送其回厂的通知，还从老强那里接受了这样一个特殊使命。老强问他是否有问题，“红米箩”说没有问题，我“红米箩”以前当叫花子时有个绰号，叫做“鬼精灵”，难道还哄不了那驼背老小子？
于是，就有了看守员把莫鑫移押进里院的正式牢房的情况。莫鑫从来没有折进过局子，哪里想得到侦查员还有这样一着妙棋？他自进来后，最想的事情就是跟同伙取得联系，使外面知晓他的真实情况，从而想好反侦查的对策，只要外面没有什么证据被公安方面掌握，他在里面就能够对付得了侦查员的讯问，因为他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莫鑫是涉案者，弄到最后，只好释放。这样，莫鑫就轻信了“红米箩”的表演，用看守所让他写自传的纸笔写了一封用暗语表述的密信，让“红米箩”出去后立马去某某地方，交给“生意上的一位朋友”，信里写明收到信后，让收信人当场给“红米箩”五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五元）钱钞。
“红米箩”按照专案组的布置，把所有的情节都拿捏得很是到位，轻而易举地把莫鑫的这封暗语密札送到了莫鑫指定的那人手里而且使对方对此深信不疑。那个名叫邬先我的莫鑫的同伙被捕后甚至供称，他还准备向上峰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将“红米箩”发展为“组织成员”。
当然，这个念头仅仅是一闪而过，邬先我还没来得及继续往下想时，侦查员已经登门拜访了。
跟莫鑫被捕时一样，拘捕之后随即对邬先我的住所进行搜查。这回的搜查结果可就不像对莫鑫的香烛店铺那样了，侦查员从邬先我这幢独居的小平房中，搜得两支手枪、100发子弹和美国制造的高爆手雷一箱。
对邬先我的讯问进行得很是顺利，这个杀害小叫花阿麻的凶手供称了以下内容——
他原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小特务，抗战胜利后次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时被作为多余人员裁减了，回到福建省同安县老家后，因为参加“军统”前刚从卫生学校毕业，好歹懂得点医学知识，就开了一家小小的私人诊所。他打出的是“留德医学博士”牌子，这在同安县是首家，所以前来问诊的病人倒还不少。他的医术当然平常，但使用的是进口好药，所以疗效还是不错的，能够赚一些钱钞。可是，他有的赌博恶习，手里一有了钱就赌。赌场上有两条颠扑不破的定律：豪赌必输，久赌必输。邬先我没有大资本豪赌，但却有条件去印证另一条定律。因此，到1949年夏天时，已经输得找不着北了。当时由于局势原因，有钱人都已经逃往海外了，他的西医诊所就很少有人光顾了，无利可赚，债主逼债，弄得他走投无路。
就在这当儿，来了一位昔日“军统局”的同事顾某。此人在“军统局”改组时被留了下来，不知怎么现在已经混了个上尉军衔，还是个什么小组的组长。顾某对邬先我说，已经知道了你面临的窘境，我还听说债主甚至联络了土匪准备砍你的手，而且已经日夜盯上你防止逃跑。目前，只有“团体”还能救你一把，你希望得到这种救援吗？邬先我自然连连点头如公鸡啄米。顾某说那你就给“保密局”干吧，派你潜伏厦门市，听命执行特殊使命。邬先我是特务出身，早已从顾某这番话里听出了意思，知道什么土匪砍手的话头是对方编造的，但这是一种警告，如果你不答应，那“团体”就真会指使土匪或者派人冒充土匪对他下手。所以，这是没有选择的，除非你不打算活了。
就这样，邬先我拿了“保密局”的经费，把诊所从同安搬到了厦门市内。专案组此刻从他这里搜查到的枪弹手雷，就是当初顾某派人帮忙搬场时一起送过来让他藏着的。
邬先我潜伏厦门市后，最初一直没有人来跟他联系，顾某也不见影子了。直到两个月前，忽然来了一个妖艳女人，以看病为幌子跟邬先我用暗语接上了头。那女人自称姓夏，让邬先我以“夏小姐”相称即可。这位夏小姐出示的“保密局”密函表明，她是以“保密局特派员代表”的名义来跟邬先我接头的。夏小姐说，目前，美国已经发动了朝鲜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国军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根据局本部的指令，我潜伏于大陆的地下同志应立刻作好配合“国军”军事行动的准备。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发挥你邬先我先生作用的时刻到了，现正式通知你，即日起你被编入“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委任你为机动组中尉组长，具体活动内容会有人向你下达指令的，届时按第二套暗语联络即可。
几天后，邬先我接到了一封通过邮局汇来的平信。根据约定，他在信封的封口处用密写药水显示出了内容，有人约他前往镇海路“一心咖啡馆”见面。邬先我依约前往，那里的一个包房内，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等着他，自我介绍姓朱，是“厦门市独立支队副司令长官”。这位朱先生向邬先我指派了任务，所谓机动组，就是根据整个支队工作的需要，哪里需要人手就到哪里去。邬先我是中尉组长，负责主持全组工作，由朱先生直接领导，听命于朱一人。至于组员，目前只能分派给邬先我一位，邬先我可以自行发展，将物色妥当的人员的姓名、简历、社会背景等资料报送朱先生批准就行了。朱先生分派给邬先我的那个唯一的下属，就是香烛批发店铺老板莫鑫。
莫鑫以看病为幌子，到邬先我诊所来过三次，两人约定了联系方式。
期间，邬先我从“朱副司令”那里接受的现阶段使命是“承担地下交通站功能”。通常是朱用打电话或者寄密信的方式通知邬先我何日何时去何处取东西或者接人，有一次还送过一个不知什么身份的起码已有七十岁的老太太前往漳州。一般情况下，邬先我都是自己亲自出马，不将使命下达给莫鑫去执行，因为他觉得莫鑫的体形特征过于明显，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特工人选，很容易暴露。有时，邬先我实在难以分身（比如要去区政府卫生股参加私人医生会议），就只好让莫鑫去执行。
十几天前，来过一次后从未登门的朱先生忽然出现在邬先我面前，郑重其事地通知他：明天去思明西路那块火灾后留下的废墟的一株大树下取一份重要密件。朱先生特别强调：这份密件的重要性，等同于你的性命，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到手后，等候他派人来取。
邬先我想这当然是得自己亲自出马了，哪知傍晚区政府卫生股忽然来了一道通知：明天去区政府参加时事和政策学习，为期一天，内容重要，不得缺席。邬先我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军统”特工，知道潜伏者的工作原则，为不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种政府部门组织的学习是绝对不能缺席、迟到、早退的。这样，他就只好让莫鑫去取那份密件了。他往莫鑫的香烛店铺对面的牙科诊所打了个电话，请人家把莫鑫传呼过来接听，由于此事电话里讲不清楚，就只好让莫鑫过来一趟了。当然不便让一个体形特征如此明显的人不时登门，所以就在附近四岔路口匆匆见面交待了。为引起莫鑫重视，他把上峰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莫鑫拍胸保证完成任务。

贴主:wangguotong于2023_06_02 1:51:14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