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命案”的背后(下)
接下来的情况是次日下午四时许邬先我从区政府学习结束回家途中被莫鑫慌慌张张截住后得知的：莫鑫向邬先我保证不出问题，但他不能保证那个上家也能尽心尽职做好此事。那个前来送密件的上家可能是一个外行，不是做情报特工的料，总之是在没有仔细观察过现场后就冒冒失失动手了，结果那密件就被小叫花阿麻半道儿截走了。要说莫鑫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灵性，他在发现密件已经不翼而飞后，马上想起进入废墟场时瞥见过一个小叫花从另一侧离开，于是马上就怀疑到了阿麻身上。这样，莫鑫就决定寻找那个小叫花。要说这驼子还真不简单，他跟阿麻也就隔着十几米匆匆瞥了一下，但他竟然就记住了小叫花的那副模样，当下便踩着自行车在街头乱转着寻找。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疯狗嗅迹似的奔波，竟然还真让他发现了阿麻，而且还通过施舍手段从其他乞丐口中得知了阿麻平时的行乞范围。莫鑫暂不惊动阿麻，先去向邬先我报告，请示应该怎么办。
邬先我听说后，惊得脸色倏变，他在“军统局”待过，知道“团体纪律”，那倒还真不是儿戏似的闹着玩的，也不是摆着唬人的，像这种事先有警告的重大使命，一旦发生差错，那说密裁就是密裁，有时还不仅仅是一枪一刀让你死个爽快，活活剥皮的也不是一两个三四位！当下，邬先我定定神想了想，让莫鑫去找那个小叫花，如果吃准是这小子拿的，那倒还好，因为既然是密件，那就肯定是用密写药水弄的，而那作为载体的小册子则肯定是经得起外界人翻阅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以抓住，只要那小叫花还保留着，就设法骗过来再说。为防止引起小叫花的注意，邬先我关照莫鑫跟对方说时不要急赤白脸的，也不要急吼吼地立马要取回来，除非对方自己愿意马上交出来。否则，一旦被对方察觉隐藏着重要内容，那可能反倒要节外生枝了。
莫鑫遵言而去，当晚又跟邬先我见了一次面，把阿麻的反应反馈过来，说已经把小叫花搞定了，明晚在娘娘庙前见面。
当晚，阿麻上当而至，被莫鑫引到小吃摊上吃了东西，弄清密件确实在阿麻手上后，因意外遇到了阿发，为避嫌又把小叫花带回香烛铺子去亮了亮相。邬先我早已悄悄跟在后面，轻而易举就控制了阿麻。邬先我从阿麻身上搜得密件后，就对小叫花下了杀手。他把阿麻掐死后，扔进了河里。那份密件，他按照“朱副司令长官”事先的吩咐，次日交给了朱派来的一个女人拿走了。
对于专案组来说，邬先我所供出的“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特别支队”的内容，显然比阿麻命案更为重要，自然特别地引起了他们的重视，马上盯着邬先我追问这个特务组织的底细，但邬先我除了上述已经交代的情况外，再也说不出其他新情况了。
侦查员商量后，认为另一成员莫鑫虽说是邬先我的下级，但他是那个“副司令朱长官”分派给邬先我的，这就可以推断莫鑫有着另一层特务组织关系，于是决定从莫鑫那里追查线索。
侦查员获取了邬先我的口供后，就有了对付莫鑫的武器，为增加威慑力，免得多费口舌浪费时间，误了接下来的活儿，他们干脆决定让莫鑫跟邬先我见个面。果然，莫鑫一见邬先我，马上大惊失色，待到邬先我对他说“我都招了”时，这个原先还似“胸有成竹”的驼子老板，竟然一个马失前蹄软软地瘫了下来。当场中风了！
七
其实，包括莫鑫自己，以前也并不知道他是患着高血压病的，而且如果用现代医学心血管专业的评判标准，可能已是Ⅲ期了。Ⅲ期病人在这等突如其来的巨大精神打击之下，脑血管自然经受不住这份压力。
当下，侦查员立马把莫鑫送往医院，要求医生全力抢救。那时也没有什么CT、核磁共振之类的设备，只有X光片，医生检查后说这个病人的情况很严重，是否能救过来还难说，即使救过来，只怕也是废人了。老强说反正你尽力抢救就是了。
老强返回市局，向领导报告了情况，请求增派人手，最好另外指定资深同志代替他担任专案组长，以保证尽快侦破这个性质业已改变了的特别重大案件。老强的领导说，闹出了一个“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支队”，而且已经制造了命案，另外还有什么武器弹药和什么密件，这是一个大案，而且已经不是司法科的职责范围了，那是社会科的职责，我们不能越权，对此我也做不了主。于是立马上报到了局党委。
市局几位领导商议后，决定由一位副局长负责主管该案的侦查工作，专案组的情况每隔六小时向其汇报一次，特殊情况或者工作要求可以随时报告。至于专案组长，那就不必调换了，还是让老强担任，因为事实证明老强是有这份能力的。这个决定当然还另有一个原因：当时的厦门市，由于地处前线，加上美国已经介入了朝鲜战争，台湾国民党方面趁机开始进行对大陆方面的破坏，厦门市是首先被他们选中的地点之一，所以敌特案情频发。在这段时间前后，已经和正在着手侦查了“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鹭江行动纵队案”、“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鹭江厦鼓行动纵队案”、“福建游击总队第四、第八、第十纵队案”、“中国革命联盟会案”、“国防部青年救国军直属行动总队案”等数十起重大匪特案件，不难想象，公安方面人手肯定很紧，能够胜任专案组长的那就更是捉襟见肘了。老强提醒找他谈话的那位市局领导，说我是司法科的，这个案子应当社会科承办，当然，我参加侦查是可以的，但是再当专案组长就不妥当了。领导说革命工作第一，一切为了工作，你的意思是名不正言不顺？那好办，遂抄起电话给人事科打了个电话，于是老强就接到了一纸墨迹未干的调令，把他调到了社会科。当然，目前专案组只有三人，那看来是应付不了接下来的侦查工作的，于是就给老强增派了两名侦查员。
莫鑫的突然发病，使专案组原先想通过讯问此人而查摸“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线索的打算落空了。老强召集四名侦查员讨论，看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案子调查到这一步，虽然面临着搁浅，但情况似乎并不特别复杂，侦查员很快就理清了思路：
第一，邬先我的落网使另一涉案人莫鑫中风昏迷，那说明邬先我关于案情的供述基本上是可信的，莫鑫尽管是零口供，但可以推断他在整个案件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样，对“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的线索就应该予以认定；但是，还没有理由可以认定邬先我已经对全部情况作了完整的供述，他可能还隐瞒了什么，这种隐瞒既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某种可以作为线索的情节甚至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所以就不可能作供述。因此，还需要对邬先我再次进行讯问，对情况进行深度了解。另外，应当对邬先我平时的人际交往、社会关系情况进行调查。
第二，立刻对莫鑫的人际交往、社会关系等情况进行详细周密的调查。
专案组相信，走完这两步，就有希望查摸到新的线索。
老强前往看守所再次讯问邬先我，重点集中在那个前来取密件的女人身上。上次提审中，侦查员已经再三问到了这个问题，得知那个女人的大致模样：三十二三岁样子，长相一般，不胖不瘦，穿着也显得平常，家庭妇女装束。总之，这是一个走在马路上只要混进人群里，就像一朵浪花融入大海一样，你就再也别想重新找到她的角色。
当时，老强一边听，一边心里就在想：这不正是最理想的特务人选吗？这个女人看来是一个正规路子训练出来的特工。
这样一个女特务，会在邬先我这个同行面前不经意间露出什么异常的细节来吗？这，正是再次提审邬先我所要了解的内容。老强对邬先我说了这层意思，邬先我一脸愁容道，我一直在想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想响应政府号召立功赎罪啊，可是想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来呀！
老强说你别着急，说着递给他一支香烟，先抽支烟吧，直接的想不起来，或者没有发现过，那就聊聊间接的吧，那个女人是以病人的名义来你诊所的，那她就得报个名字，不管假名真名，她当时报了个什么名字呢？邬先我想了想，说她报了个名字叫毕慧珠。
好吧，就算这是她的真名。这个毕慧珠来找你时，你那诊所里有其他病人在看病吗？
有的，除了她，还有四个，其中三个比她早到，所以她是坐在那里等候，直到轮到她了才跟我说话的。她一开口说暗语，我就知道是朱长官，哦，不，朱先生派来取密件的。我给她看了“病”，开了处方，让她自个儿去西药房购买，又把密件，就是那本小册子——给了她，说这是宣传医学知识的宣传册子，你这毛病带回去看看会有好处的。她准备离开时，前一个离开的那个女病人返回来向我询问吃药忌口的问题，我告诉她后，见她是和毕慧珠一起出门的，两人一边走一边还说话呢。
老强于是就想到应当同那三个和毕慧珠一起候诊的病人见个面，了解一下毕慧珠候诊时以及出门后有过什么情况。
然后，老强又问邬先我：毕慧珠候诊时在干什么呢？
邬先我苦笑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所以，当时她进来后坐在那里等候着看病，我哪里想到过她是朱先生派来取密件的人呢？所以，肯定不会去留意她的。话说回来，就是知道她是我的同伙，我也不会去留意她的，这不是惹人注目吗？像我这样一个在“军统”受过正规训练的特工，哪里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再说，我正专心给病人看病，哪会分神呀？我估计她要么在看报纸，要么在听收音机——我的诊所里有一台美国收音机，整天都播放着节目的。
看来，从邬先我这里确实再也获取不到更多的情况了。于是，老强就叫上陈芝善一起去了邬先我的那个业已封掉了的诊所，找出了患者登记本子。按照政府卫生管理部门的要求，那上面应当是写明了每个前来求诊的患者的姓名、住址、病情和用药情况的，那个毕慧珠也登记着，自报的症状是“腹泻”，邬先我的诊断是“痢疾”，住址是武威路899号。老强说这肯定是个假地址了，不过我们还是得去管段派出所了解一下。走了这步程序后，再去找另外三个患者了解情况。
两人前往管段派出所一了解，果然那是个假地址，没有这个门牌号，当然就更找不到这样一个女人了。
半小时后，老强、陈芝善走进了另一个男性患者鲁某的家门，向鲁某了解毕慧珠在诊所候诊的情况。
鲁某是抗战胜利后从海外返回厦门市家乡的华侨，在一所私立中学教英文。这是一个沉默寡言显得非常沉静的男子，可能由于这种性格导致他养成了善于观察的长处。这个长处此刻对于侦查员来说很是有用，当老强二人向他亮明身份道明来意后，他只稍稍一凝神，就说出了两个细节：你们所说的那个女病人，很有可能是化装而来的。因为我发现她伸出的双手显得细嫩光滑，而且指甲根部还残留着未曾洗去的指甲油，这说明她平时是不做什么家务劳动的，而她出现在外界面前的却是一副家庭妇女的模样，这就有疑问了。此外，这个貌似家庭妇女的女子，其实应该是一个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人，因为我发觉她懂英语。当时，诊所的那台收音机里正播着美国电影《愤怒的约翰》的录音剪辑，是用英文原版播出的，这是一部喜剧片，内中的一段对白引人发笑，我发现那个女人一边听一边捂着嘴巴偷笑。
侦查员又去走访了邬先我所说的那个去而复返打听忌口事宜的女患者金某。金某是个家庭妇女，没有什么文化，性格也不像鲁某那样细致，所以她说不上关于毕慧珠的上述两个细节。不过，她向侦查员提供的一个情节却是似有价值的：她忘记向邬先我询问忌口食物而返回诊所补充咨询后，是和毕慧珠一起离开诊所的。两人一路同行，说了几句关于健康方面的闲话，步行了几十米后到了一个四岔路口。金某说她要去路旁的那家百货公司替儿子买书包，于是就跟毕慧珠道别了。金某的儿子所要的是一个有孙悟空图案的书包，这家百货公司没有这种货，金某于是立刻返身而出。她走出百货公司大门时，看见毕慧珠正穿过马路往对面走去。那里的一根电线杆下，一个个子高高的男子推着一辆自行车正等着她。男子见毕慧珠过去了，便飞腿上车，毕慧珠紧行两步，跳上了后面的车架，自行车朝东骑去了。
老强听着，马上向金某追问那个骑车男子的长相，越听越觉得很像邬先我所说的那位“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的“副司令朱长官”，于是心里初步做出了判断：这个毕慧珠，可能跟姓朱的是同住一处的，甚至对外就以“夫妻”相称。他对陈芝善一说，两人便返回市局，跟另一路林平望和侦查员老梁会合，听听他们两人有什么收获。
林平望和老梁是去莫鑫的香烛店铺，对莫鑫的家属和伙计调查情况的。
莫鑫被捕后，侦查员通过居委会了解到其妻蒋氏的妹妹蒋婉琴解放前就已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解放后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现在区文化馆搞文艺宣传，已经参加了共青团，正在争取入党。于是，就通过组织跟蒋婉琴进行了谈话，让她去找其姐做做工作，动员蒋氏跟丈夫划清界限，检举揭发莫鑫的问题。林平望、老梁去之前，蒋婉琴已经跟姐姐谈了两天，终于动员得蒋氏表示愿意配合政府调查丈夫的情况。
因此，林、梁两人的登门正是时候，蒋氏向他们说了她所知晓的丈夫的情况：说起来还真使人暗吃一惊，别看莫鑫是个其貌不扬的驼子，他竟然早在抗日战争伊始“军统局”刚由“复兴社特务处”改组过来时，就已经是“军统”的秘密联络员了，当时这种情报员整个厦门市也不过七八名。如果莫鑫当初当的是“军统”的职业特务，那混到1949年时再怎么着也起码得给他一个少校军衔。但他当的是业余特工，每月领取一点经费，有使命执行需要开支时再额外拨发下来。蒋氏不清楚丈夫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一共给“军统”、“保密局”提供了多少条情报，反正见他不时有钱钞进账。到了1949年夏天，国民党大势已去，一些自感以前干过坏事日后难能在共产党统治下平安过日子的人，纷纷离开厦门市逃往海外。蒋氏问莫鑫是否准备离开，莫鑫说他给“军统局”、“保密局”干的那些活儿都是秘密的，无人知道，共产党自然不会无端地找上门来。再说，“保密局”方面已经派人跟他接洽让他留下来继续为党国秘密效力，不久国民党打回来后就是有功之臣了。这样，蒋氏就知道丈夫还是给国民党当着秘密特务的。
莫鑫这些年的秘密联络员当下来，据蒋氏所知，所做的事情大概都是利用开着香烛批发店铺的便利中转情报和小件军火、器材之类。谁是他的上家下家，那是一直在变化着的。但上级像是相对固定的，总要隔一两年才调换一个。抗战时期的三任上级都是生意人打扮的男子，一年中通常会有几次以谈生意的名义登门，但所待的时间从来不长，一般都不超过半个小时，总是谈完“业务”马上告辞。抗战结束后，有一段时间没有上级，过了大约十个月才来了一个青年女子，是以天主教会宣传教义的名义登门的。这个女人来过之后，莫鑫就又开始有活儿干了，而所领到的报酬也比以前有所增加。这个女人跟莫鑫联络了两年，然后就是那个叫“云伯”的男子了。云伯真名不详，年龄在五十上下，身材高大，有点胖。这人说一口闽南话，但听得出并不是厦门市当地人。云伯以莫鑫朋友的名义跟莫鑫交往，来香烛铺的次数比较多，还在他们家里吃过几顿饭，直到大约两个月之前来过最后一次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专案组对两路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并结合邬先我的供词进行了分析，认为莫鑫这个业余特务原先的关系可能是在“保密局”情报部门的某一个分支机构，跟邬先我所说的那个“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没有组织和工作上的关系。那个邬先我也是这样，他是两个月前奉命划归“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的。这样看来，这个“厦门市独立支队”是一个新组建的特务组织。一个新组建的特务组织，竟有必要导致两个原先不属于同一机构的特务组成“机动组”划归其管，那看来这个组织是有点来头，或者所担负的使命是蛮重要的。因为，按照“军统局”、“保密局”以往的一贯做法，他们的横向组织关系是各自为政，没有局本部头头发话，通常是不可能调动的，甚至连临时借调也不大可能。
因此，这个“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独立支队”看来是应当值得引起注意的。
再看具体案情：邬先我和莫鑫的特务活动，包括杀害小叫花阿麻的犯罪行动，都是围绕着那本被称为密件的小册子，那个“厦门市独立支队”的朱头儿对该密件又是如此重视，这样只能理解为这份密件跟“厦门市独立支队”准备实施的某项行动有着非常紧密和重要的关联性。从当前美国已经介入朝鲜战争、台湾国民党方面在沿海地区加紧进行破坏活动的敌情来看，这项准备实施的行动显然是属于这一类范围的。“厦门市独立支队”准备在厦门市进行一次什么样的破坏行动呢？从小小一个机动组长邬先我那里就搜出了武器弹药这点来看，估计这项破坏行动肯定是非常严重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那个叫毕慧珠的女人，找到了这个女特务，大约也就能掌握那个“副司令”朱某的线索了。而朱某一旦落网，整个案情也就能够水落石出了。
专案组于是决定抓紧时间进行侦查，如何下手呢？原想从莫鑫的老婆蒋氏那里了解到莫鑫的情况后，可能会从中找出毕慧珠或者朱某的线索，但现在看来情况似乎没有这么乐观。这样，就只好把莫鑫的情况暂时先往旁边放一放，而把希望寄托在女病人金某所提供的那个毕慧珠的身上。
将所掌握的情况归纳起来，这个毕慧珠具有以下特点——
年龄：三十岁左右；身高：一米六上下；容貌：一般，不美不丑；体态：不胖不瘦；肤色：比较白；说话语音：清亮，闽南口音；有比较高的文化程度，估计精通英语，能够熟练地收听英语原版电影录音剪辑；喜欢打扮，平时涂指甲油，因此估计穿着比较时髦；可能与貌似朱某的男子同居，住所距邬先我的诊所不会很远。
老强说考虑到“厦门市独立支队”的行动可能就要发动，所以眼下我们得分秒必争了，有了这些特征，光凭我们这五个人看来一时半晌是没法查摸到这个女人的，得请全市各派出所协助查摸，我去向领导汇报情况，提出要求。
市局领导听取了老强的汇报之后，说看来这个“厦门市独立支队”还真是了得，为了一份密件就立马下手杀人了，那实施这份密件所相关的行动时还不是要狠下杀手了？马上给我查下去，越快越好！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经费给经费！
老强便说了想请全市各派出所并发动居委会协助调查毕慧珠之事，领导说没问题，你们马上以市局名义发出紧急协查通知。
原以为这样一发动，那个毕慧珠肯定无处藏身，最多一天时间就会暴露了，哪知，四十八小时过去了，竟然一点音信也没有！
咦！这不是奇怪了吗？
八
这下，不单是专案组全体侦查员着急，连领导也又是纳闷又是焦虑。市局几位领导会商后，正准备召集若干名富有经验的资深警员举行专门会议，对该案进行会诊式的分析时，专案组传来消息：他们有了意外发现！
所谓意外发现，就是不在预先策划的侦查步骤中于偶然间得到对正在调查的案情线索有帮助的新发现。
这个意外发现要归功于侦查员陈芝善：小伙子没日没夜地连轴转了两天，总共只闭了数小时眼，累得满嘴燎泡，牙齿剧痛。老强发觉后，命其去医院治疗。他就去了市局附近的一家私人牙科诊所。那时的牙科医生诊治牙痛，手段比较单调，通常就是拔牙，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保健常识里，牙齿是人体最无关紧要的部件，中医号称博大精深，但从来没有设立过口腔科，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因此，作为西医一个科目的牙科，到了中国也就有点走样了。反正人长着三十二颗牙齿，痛就拔掉一颗，三十二颗有得拔哩，拔光了也不要紧，可以装假牙，那倒反而彻底消灭牙痛了。陈芝善遭遇的就是持有这样一套理论的牙科医生，一检查就说需要拔掉两颗。陈芝善的一颗心都扑在工作上，哪里还计较两颗牙齿，便说医生你尽管拔吧，只要解决我的牙痛就行了。于是就拔了。拔掉两颗牙齿后，又给开了点磺胺用于消炎。然后就是付款，医生一开口差点把陈芝善吓了个激灵，他身上所带的钱钞还不够支付三分之一！
当时陈芝善穿着便衣，又不便亮明身份，人家可是盯着他要钱。那大夫还是个死脑筋，陈芝善说我把手表留下来抵押着，回头去取了钱来赎，他却一口拒绝，说你若是回头上门来取手表时赖我把你的手表掉包了，那不是说不清楚了吗？陈芝善请教：那医生您说应该怎么着？对方说我派个人跟你去家里取钱，但来回的三轮车钱可是要你出的。正说着，来了一个民警，也是来看牙齿的，这人姓孔，当初是跟陈芝善一起进的公安系统，两人还住一个宿舍。当下，小孔见陈芝善冲他频使眼色，便明白了意思：让其帮忙协调，但不要表露出双方是认识的。于是，小孔就说你们医患之间有矛盾，由派出所相帮解决，这样吧，我给这位先生担保怎么样？诊所旁边就是派出所，所以这牙医是认识小孔的，当下就一口答应了。如此，陈芝善得以脱身，就跟着小孔去派出所坐一会儿，喝杯水，歇歇脚。
陈芝善在派出所坐了大约半个小时，正准备告辞离开时，随着一阵争吵声，进来了一男一女。男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三轮车夫，女的是一个打扮得珠光宝气的青年时尚女子。这两人发生的纠纷是：女的在马路上叫住了从她面前经过的这辆三轮车，坐上去后让前往鹭江道，但三轮车往前行了大约一里半路时，女子不知怎的忽然改变了主意，说她不去那里了。那么您打算去哪里？我送您过去。女子说她不想坐车了，就在这里下车了吧。那也行，不过您得付一点钱，这相当于如今出租车的起步费。但这女子却拒绝支付，理由是这辆三轮车有点脏。三轮车夫当然不依，两人于是发生了争执，有路人便说前面就是派出所，你们到派出所让民警给断个理吧。这样，两人就到派出所来了。
陈芝善本准备开口告辞了，但小孔要给人家解决纠纷，一时不便插进去说话，就在旁边看着。忽然，陈芝善觉得这个女子跟邬先我所说的那个女特务毕慧珠有点相像，便多生了一份心。案子侦查到什么线索也没有查摸到的这当儿，死马也当活马医了。陈芝善心里一动，马上到另一屋里，对那个管理户籍的女民警说：你帮我个忙，赶紧换上便衣，一会儿隔壁那个女人离开后盯上去；身上带点钱，她可能会叫三轮车，你也叫车，千万不能让她脱梢了。我骑着自行车在你后面几十米处跟着，有什么情况可随时跟我联系。
就是这样一个完全是无意间产生的主意，竟然就产生了作用。悄然跟踪的结果，发现那个女人去了鹭江道那里的“大康海洋渔业加工厂”的家属宿舍。一查，那个女人名叫陈雅婵，无业，其夫是这家私营工厂的经理。
陈芝善向老强一报告，老强立马把见到过“毕慧珠”的那两个病人鲁某、金某悄然请到“大康厂”家属宿舍大门对面的一处居民楼上待着，拿了一个望远镜守候在面对家属宿舍的那两个窗口。“大康厂”是一家私营厂家，没有什么保卫科之类，为把目标引到室外来，老强请了一位擅长化装的分局警员化装成货郎，挑着担子进入宿舍区叫卖，在目标家门口，终于把陈雅婵引出了门。两个证人一看，一致肯定就是“毕慧珠”。
这样，就弄明白了之所以派出所查了两天也没有发现“毕慧珠”的原因：“大康厂”的家属宿舍跟外界居民没有关系，所以居委会管不到那里，也没有人让他们成立居委会什么的，平时的户口管理都是由分局直接掌握的，由于这次调查是市局直接下达给全市各派出所的，所以就造成了漏查。这一情况还是国民党警察局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遗留下来的，这次侦查发现这一点后不久就得到了纠正。
专案组迅速制订了侦查方案：与“大康厂”工会取得联系，在工会协助下派侦查员化装入住家属区，秘密对陈雅婵实施昼夜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并通过邮电局监听她家的电话，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查清陈雅婵跟什么人交往。
监控进行了两天，发现陈雅婵跟那个被邬先我称为“副司令朱长官”的家伙有来往。经秘密跟踪发现，那个朱某住在子午路，其公开身份是商行老板。专案组增调人手对朱某进行监视，三天下来又发现了三个可疑目标。
至此，领导认为收网时机已到，遂果断下达了行动命令。
已经暴露的五名“厦门市独立支队”特务于当天晚上同时被捕，立马进行讯问，供出的情况令人大为震惊：这个隶属于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特务组织，受命准备在国庆节厦门市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暨抗议美帝侵略朝鲜的游行活动”时，行刺厦门市的党政军领导。被列入暗杀名单的有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及厦门市党政军领导林一心、梁灵光、林修德、张维兹、许彧青、杨仕敬、王亚朴等。那份导致小叫花阿麻被害的密件，乃是“保密局”特地指令一名懂军事、精行动的特工专家潜入厦门对全市街道、建筑物等地形进行周密的实地考察后专门绘制出来供“厦门市支队”实施的这次行刺行动所使用的地图。
五名被捕的特务将其余同伙一一供出后，警方遂于天明时分采取紧急行动对余党进行搜捕，边捕边审，审出同伙后随即出动警员前往抓捕，至下午两点，整个“国防部保密局厦门市支队”在厦门市的十九名成员被悉数逮捕。
该案侦破后两个月，厦门市公安局社会科的一位侦查员在赴同安县公干时，意外获悉了陶铸来函要求协助查访的那位已故进步群众丁清根的遗孀黄秀娟的下落，她就在同安县城居住着。该侦查员返回厦门后向领导汇报了此情，领导遂派陈芝善专程赴同安访问黄秀娟，终于弄清了情况：丁清根被日军杀害后，黄秀娟带着儿子逃回同安娘家，一年后儿子因患脑膜炎死亡，不久她因生活所迫而改嫁于一个油漆匠，至今已有子女各一。
至此，警方终于确认：那个被害的小叫花阿麻并非丁清根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