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下午，冯桂珍陪同从无锡老家来南京出差顺便来看望她的表叔去夫子庙游览时，发现有一个穿着打扮颇显时尚的中年女子在一旁注视着自己，当时她没有特别在意。与表叔分手后，那个女子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骤然出现在她面前，亲热地跟她打招呼。对方可能事先留意到冯桂珍胸前佩着的那枚白底红字的校徽了，自我介绍说她受一位电影导演的委托，利用出差的机会沿途替人家留意女演员。那个年代，治安情况良好，诈骗钱财的案子难得听说，至于拐骗人口尤其是成年人那就完全绝迹了，所以年方十九的冯桂珍有理由对该女子产生充分的信任。她打量对方，以为也是搞艺术的，就多了一份好感，更要紧的是她被“电影导演委托物色演员”之说所吸引。这样，她就接受对方的邀请，两人进了夫子庙一家供应高价咖啡、点心的小店铺。当时内地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来，所有食物包括食盐都是凭票券供应的，这种店铺不收票券，但价格高得吓人，因此顾客稀少，倒是正好适合两人交谈。
在包厢里坐下后，冯桂珍这才通过季留凤的自我介绍知晓她来自香港，本身从事的并非电影工作，而是经商。冯桂珍听说“香港”两字，马上就联想到了《羊城暗哨》。季留凤随即看出了她的心思，不慌不忙地从坤包里取出自己的香港居民身份证、护照、商行执照影印件、广交会发的邀请函、通行证、指定人住宾馆的住宿证等。冯桂珍这才相信对方虽然来自海外，却并非特务，而是受到广交会邀请的友好人士。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广交会的政治意义远比经济意义大得多，每半年举行一次的广交会，相当于一次国际性的政治活动，能够参加这种盛会的境外商人，就不仅仅是“友好人士”，而是对中国人民充满了感情的同志加兄弟式的挚友了。冯桂珍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一下子就对季留凤产生了足够的信任。
信任立马缩短了距离。她把季留凤当成内地招收艺校学员的老师一样，没等对方询问，就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个人情况一五一十和盘托出。季留凤也说了些话，不过内容并非冯桂珍渴望听到的导演委托物色电影演员什么的，而是介绍了香港灯红酒绿的繁华生活，以及在那里生活的有钱人的种种消费方式，冯桂珍听着简直如同天方夜谭，惊奇得伸出了舌头几乎缩不回去了。
离开咖啡店后，季留凤叫了一辆三轮车，两人坐上去，先把冯桂珍送回艺校。临分别时季留凤问冯桂珍是否愿意明天陪同她游览中山陵，后者自然点头，于是就互留了电话。当晚，冯桂珍躺在宿舍的床上兴奋得半宿没睡着，以至于次日早上睡过了头，过了上课时间才赶到学校。进门就被传达室看门老头儿唤住，说有她的电话，让她打过去，对方是个说外地话的女人，说号码小冯知道。冯桂珍跟季留凤联系后，就向老师请了假，赶到季留风下榻的宾馆南侧的马路口与季留凤会合，前往中山陵。这天是5月6日，两人游览过中山陵后，还去了玄武湖、鸡鸣寺，交通工具是季留凤叫的出租车、三轮车。
午餐是在中山陵那边的一家面馆吃的面条，晚餐是在季留凤下榻的宾馆餐厅吃的。这一整天两人谈得很多。季留凤说昨晚已跟那位导演通了电话，对方听了她的介绍，表示很感兴趣，听得冯桂珍两眼放光。放完光就开始担心怎样去香港，季留凤说这不难，她在广州向广交会上的中国官员咨询过，因为处于困难时期，内地已于去年推出政策：允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公民前往境外投亲靠友。因此，只要冯桂珍认一位香港的干爹或者干妈，事儿就解决了。冯桂珍于是说那我可以认您做干妈吗？季留凤说可能不行，因为我俩的生辰八字犯克，我们香港人是非常讲究这个的。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找一门干亲认下来，然后就能着手办理去香港的事儿了。
季留凤跟冯桂珍在一起的十来个小时里，还用了较多时间貌似闲聊似的对冯桂珍说了许多关于香港如何“开放”的内容，说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到那里待下后，内地的这套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跟香港那边是完全两样的，你要学会见怪不怪，慢慢适应。另外，季留凤还随口让冯桂珍方便时问问艺校的其他漂亮女学员，是否有兴趣去香港定居；当然，这得说悄悄话，不能公开讲，否则给艺校领导知道了会认为是拆他们的台，要挖走他们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哩，就会变着法子阻拦。
那天在宾馆晚餐后，季留凤把冯桂珍送走时掏出了五十元人民币给她，让她等消息，应该是比较快的，不过两三个月罢了。到时候如果季留风因生意上的事情忙而无法来内地的话，会委托可靠朋友跟冯桂珍联系，以她的亲笔函件为凭。
解润丰三人对于冯桂珍的这番遭遇颇为重视，当晚挂长途电话向专案组作了汇报。
南京调查所获的情况，对于留在武汉这边的专案组刑警来说，除了兴奋之外，还意味着—个耗时颇长的案情分析会。经过反复讨论，专案组终于达成了如下共识-一
季留凤在南京与冯桂珍的接触，应该趋向于想把冯桂珍弄到香港去从事某种不宜公开的职业。这种职业，不会是特工行当。因为根据解润丰三人的调查情况来看，冯桂珍除了长得漂亮外，并无其他适宜于从事特工的先决条件(而漂亮仅仅是特务行当中需要针对特定对象执行特定使命时才用得上的一种武器，通常特别漂亮的女特务反而惹人注目容易暴露)。而且，如果季留凤想把冯桂珍骗至海外从事特工行当，那肯定是替台湾方面效命了，如此，跟冯桂珍接触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反复了解冯桂珍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本人的政治面貌、思想观点；两人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季留凤应该就政治方面向冯桂珍进行试探，因为台湾特务机关发展特务是需要进行严格审查的。可是，从冯桂珍向刑警陈述的内容来看，她与季留凤的接触中根本没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她在要求冯桂珍对其同学进行试探时也无上述要求，只说长得漂亮就行。因此，可以排除季留凤来内地物色特务学员的可能。
那么，季留凤想把冯桂珍弄到香港去从事什么行当呢？刑警想到了色情，因为从季留风向冯桂珍灌输的那些内容来看，有介绍香港灯红酒绿生活的，有评说娱乐圈内性开放事例的，还有宣扬人生享乐至上的，加上季留凤唯一要求的“漂亮”条件，都是可以跟色情密切相扣的。于是，专案组就对季留凤来内地的目的作出了判断：她除了参加广交会之外，还兼带着物色内地美女，通过合法(结攀海外干亲后移民)或者非法(偷渡)的方式送到香港去，从中牟取经济利益。
再联想到季留凤在武汉那几天的活动，尽管至今还是无法掌握那几天里她究竟到过哪些地方、接触了哪些人，但是，既然她是来武汉探亲的，那为什么不把主要时间放在跟其表妹夏初冰的接触上而要一个人去外面转悠呢？从这个角度去琢磨，似乎很难排除季留凤在武汉也从事了与南京相似的活动。这样，刑警就不得不因此产生联想：季留凤的被害，是否跟她的这种活动有关呢？刑警又想到了夏初冰一口咬定是季留凤赠送给她的那枚戒指，寻思如果真是季留凤主动馈赠的，那么这跟季留凤在武汉从事的活动有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在几小时后就初步有了答案。这倒并非来自刑警的主动访查，而是因为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不速之客名叫达巍，来自香港，他是季留凤的异性同居人——用当时内地的说法就是“事实夫妻关系”中的丈夫。
季留凤以前曾有过一次婚姻，还生过一个儿子，后来与丈夫离婚，儿子归男方。那对父子不久就去了美国，从此双方再无联系。季留凤离婚后过着单身生活。三年前的一个夜晚，她在外出应酬返回住所的途中遭到三个暴徒的劫持。那一阵儿，香港社会治安形势很是严峻，犯罪分子中流行“劫财、采花、索命”的极度暴力作案模式，专拣夜间外出的单身妇女下手。季留凤碰上的正是此类家伙。可是，那次她命不该绝，因为出现了达巍。达巍会武术，干的职业是武打演员替身。那天晚上，他拍完戏回家途中撞见季留凤遭难，当即出手相助。他的身手还真厉害，以一敌三，徒手搏击，打趴两个，打跑一个，他自己也负了伤，而且伤的是脊椎。从此，他不但当不成替身演员了，连正常的行走也难一次坚持一个小时以上。他是单身汉，眼看着今后的生活都成问题了。季留凤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从此就由我来负责照料你的一切，我们住到一起吧。两人同居三年，达巍原想接一些可以在家坐着做的手工活儿，一来解闷，二则也可挣些收入。可是季留凤坚决反对，说凭她的努力完全可以让他生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
达巍是在接到香港警务处的通知后，办理了手续前来武汉的。专案组长张渊、外事警官凌龙法以及两名刑警陪同达巍前往医院太平间辨认尸体，他确认无误，当场签署了相关文件，然后，一干人把季留凤的遗体送往火葬场火化。
当晚，达巍向刑警介绍了季留凤生前的经商情况，他说到季留凤此次来内地前隐隐向其透露的“另一个目的”，恰恰跟之前专案组所分析的“色情”之说相符—一受香港黑社会组织之托，在内地物色美女，赴港定居从事专职色情服务。达巍说他很尊重季留凤，所以当时尽管觉得如此作为似乎不妥，可是，因为季留风并未对他明说，他也就不便开口规劝。而且，他是新中国成立前去的香港，之后从未来过内地，也从不关心内地消息，更谈不上了解内地的政策法令了，以为季留凤的做法并不违法，因此没有表示异议。达巍还提到，季留凤说过这事要请夏初冰表妹帮忙。
达巍带来了季留凤此次赴内地时佩戴的首饰、手表、照相机、坤包等的原始购物凭证，以及选购时的彩色广告照片，刑警一一翻拍下来，作为布控销赃的鉴定依据。
次日，即6月3日，专案组指派刑警老周、老曹出面传讯季留凤的表妹夏初冰。
老周有一个强项：擅长讯问。当时的刑侦跟预审是分开的两个部门，预审方面曾数次动过脑筋，想把老周挖过去，都被刑侦部门或软或硬地拒绝了。现在，张渊指派他出马对付夏初冰，料想不成问题。事实也是这样，夏初冰听老周一说季留凤的“事实丈夫”已经从香港赶来，向专案组反映了季留凤在来内地前跟其说过的话后，脸色就变了，盯着老周静候下文。老周却不谠话了，由老曹开腔。老曹说夏经理你如果对其他内容有啥顾虑的话，可以先往旁边放一放不说，就说一下那枚戒指的事儿吧——专案组已经研究过了，认为戒指是关键，只要夏初冰说及戒指，那就势必涉及其他。
夏初冰点头，想了片刻，在开口之前小心翼翼地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人要做违法的事，其他人没有参与，但也没有报告，会追究他的责任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看违法之事的严重性和后果如何，刑警当然不可能把话说清楚，这里又不是政法学院的课堂。于是，夏初冰得到的答案就可想而知了，这样，她就完全放心了，不但说了戒指来源，而且还说到季留凤的违法情况——
诚如刑警所估料的，季留凤来武汉的目的之一是物色美女。而且，她在抵达当天就对夏初冰说了这一目的，还要求夏初冰助其一臂之力。为表示诚意，她甚至还给了夏初冰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并许诺事成之后另有分成。夏初冰没有思想准备，一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望着眼前的钱钞发愣。季留凤误以为她是嫌钱少，二话不说马上摘下手上的戒指，连同钱钞一并往夏初冰口袋里塞。夏初冰承认自己对钱财颇感兴趣，还没有一次性获得过这么多钞票的经历，想想这事似乎并不算犯法，不就是介绍姑娘给人家香港人当干女儿吗？于是，也就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下来。
可是，夏初冰毕竟心里不踏实，那天半夜就对丈夫说了此事，不过没说自己已经收了季留凤的好处。钭可贵在这种大事上一点儿也不糊涂，马上说这种事情做不得，不但做不得，还应该向政府举报，让公安局把季留风驱逐出境。夏初冰当然是不愿意的，毕竟季留凤是她的表姐，再说，举报之后组织上会怎么看待自己？她又不是一开始就举报的，而是在收受其好处后心里不安才想到举报，这属于立场不坚定呢，今后就难有好果子吃了。所以，她表示不能接受丈夫的建议，夫妇俩为此吵起来了。不过，这样一来，夏初冰就不敢陪同季留凤外出以游览为名物色美女了，遂以单位工作忙无法分身而推托。季留凤就独自外出物色，但听她说好像并未寻找到目标。
钭可贵军人出身，又是中共党员，从此就很看不惯“资产阶级腐朽分子”季留凤，还担心她会把自己老婆也给腐朽了，就几次跟夏初冰吵着要把季留凤撵走。其实，季留凤是必须在5月16日午夜前从深圳出境返回香港的，她最晚必须在5月15日中午离开武汉，可是，她从未对夏初冰夫妇说过这一点，因此钭可贵有此之想。夏初冰收人钱财，手软口软，哪里开得了口？两人争吵中，钭可贵曾数次发狠扬言要把季留风干掉了事。夏初冰担心丈夫真的做出蠢事，寻思还必须要跟季留凤开这个口哩。于是，她就在5月13日备了一桌酒菜，想请一请表姐，饭后姐妹俩说说私房话，把戒指和钞票还给季留凤，然后请她离开武汉。如果季留凤不肯，那就让她搬离“跃进旅社”，另觅宾馆下榻，不要再来找自己了。这个想法，她没对丈夫说，想事成之后给老钭—个惊喜。
哪知，正是由于没有沟通，所以就出了事。钭可贵见妻子没有动静，早已忍无可忍，这天竟然还要设宴款待季留凤，不由得火上心头，顿时心生一计，借酒意“性骚扰”了季留凤。意思很明白：把这女人撵走就是。最后果然达到了目的。
专案组对夏初冰的这番陈述进行了调查，这对儿夫妇没有作案时间这一点之前已经调查清楚了，现在要调查的是季留凤在武汉那几天夏初冰是否确实都在上班，查下来是确凿的，而且查明她在5月13日请客前一天对同事说到过请了客后季留凤就要离开了。所以，认为其言可信。另一路刑警找钭可贵谈话，他听说妻子已经向人家和盘托出了，也说了情况，与夏初冰所言相同。
这样，季留凤来内地要做的第二个“项目”也算是调查清楚了，并且大体上可以认定她在武汉并未如在南京那样结识什么美女。因此，专案组认为她的被害应当与该“项目”没有联系。要想追查与命案相关的线索，还得从赃物和小车这两方面着手，于是就决定调整分工，围绕着这两方面进行细密调查。
调查工作马不停蹄一连进行了七天，至6月10日还是没有查摸到蛛丝马迹。6月11日，解润丰、何逊俭、李耀辉三位刑警结束了南京、苏州、上海的调查返回武汉，他们除了在南京查到了季留凤与冯桂珍接触的情况之外，苏沪两地再无收获，白白辛苦了一趟。三人回来后，根据安排立刻参加了武汉这边的调查。
这种调查又进行了五天，还是没有收获。刑警已对全市的小车(包括小吉普)作过周密调查，驻武汉市的军方各单位也由各自的保卫部门进行了内部调查，都发来公函称5月14日晚上本部小型车辆均无涉案嫌疑。
更使专案组感到纳闷的是赃物布控那一块，通常为财物而作案的案犯在作案后都忍不住立马就要销赃，或者销出相似的非赃物来进行试探；可是，本案的案犯却很是沉得住气，把赃物压在手里就是不露头。
6月16日，距发现枯井女尸已经二十三天了。这种涉外案子，即使从已经发现的案情判断基本可以认定系刑事命案，但因为涉及港商，还是来内地参加广交会的，因此属于重量级的案子，各级领导的关注、催问、督促自是难免的，可想而知专案组当时正经受着什么样的压力。当天，专案组举行会议，讨论下来认为不能守着“赃物布控”这棵树等待案犯自己撞过来。一千刑警议来议去，最后还是认为盯着当初“老羊头”提供的“深夜引擎声”的模糊线索去调查那辆用于抛尸的小车。现场勘查和“老羊头”的亲眼目睹可以断定案犯动用小车抛尸这个情节是肯定存在的，因此，还是得围绕着小车往下做文章。于是，刑警们开拓思路，议论说武汉本地车辆都查过了，那么会不会是外地车辆呢？那天晚上由于巧合甚至故意制造的原因，把车辆停在武汉市，从而给案犯提供了运尸抛尸的机会？
专案组决定立刻调查5月14日晚上停在本市过夜的外地小车。这桩活儿听上去可能有些难度，不过在当时还是可以有条有理地做下来的。那时虽然还没有什么公路收费站、街口监控摄像装置，可是车辆少，小车更少，而且最关键的是凡是够得上坐小车来武汉的乘客，都是有点儿级别的人物。晚上要在武汉下榻，那得住宾馆，再不济也得是内部招待所之类的。这就好办，凡是住宿的，宾馆、招待所都有登记，即使是地委书记部队师长级别的高级干部(刑警琢磨最高也就这个级别了，再往上就不会坐着小车来武汉出差了)，自己不会掏证件让服务台登记，但有人会替他们登记或者作一个内部记录。这样，只要到各个宾馆、招待所悄悄查阅一下5月14日晚上有没有这种坐小车来的旅客下榻，查到的话再往下找小车司机了解一下，兴许就能发现线索。
次日，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进行调查。为抓紧时间，组长张渊特地向市局办公室请求临时调派了三辆三轮警用摩托车，这样连同原先临时调拨的那辆中吉普，专案组就有了可以载下全体成员的机动交通工具。不过，辛苦折腾了一整天，到傍晚大家会合时，没有一拨查到线索的。5月14日那晚，武汉全市只有两辆外来小车，分别来自湖南岳阳和本省鄂州，一个是行署领导，座驾是一辆破“福特”；一个是地委副书记，座驾是一辆苏联1950年生产的老式中吉普。因公出差，就住一夜，分别下榻于汉口和武昌的两家宾馆。那时经费紧张，官员也没有私密事儿需要在出差的当儿办的，为节省开支，这两位领导都按照战争年代的“官兵一致”惯例把司机安排和自己同住一个房间了；小车呢，就在窗下停着，别说谁想发动了，就是拉开车门只怕也会惊醒警惕性特高的司机同志。
这样，这天的工作就是劳而无功了。当晚，再次开会讨论。前面曾经提及的外事警官凌龙法这天也到场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没有干过一天刑事侦查工作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寥寥数句发言，竟给之后的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
凌龙法其实并非专案组的正式成员，组建专案组时领导只是通知他过来“协助处置相关外事工作”。因此，他在完成了前往北京跟英国驻华代办处取得沟通以及后来接触从香港赶来的死者季留凤的同居人达巍的工作之后，基本上就没有活儿需要做了。但是专案工作尚未结束，所以他还得在专案组待下去，待案子侦破后还要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和死者家属通报情况。凌龙法自1950年大学毕业参加公安工作至今已有十三年，算是一个老公安了，因此他是知晓公安行业的规矩的，不该做的不做，不该问的不问，之前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没有通知他时他就不参加，今晚张组长通知他，他就来了。来了也没打算发言，就带了双耳朵来听听，没想到，张渊等人见他坐在一旁埋头抽烟一直没吭声，都说“请老凌谈谈意见”。没奈何，凌龙法就开口了，说不知道是否有必要调查一下修车厂？那里如果有些待修或者修好的小车，是可以临时使用一下的。
一语提醒了大家：对啊！怎么就没想到查查修车厂呢？
没想到修车厂，其实是有原因的。当时的汽车修理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业，汽车少，客户使用中如果发生故障，那也是交由原生产厂家负责修理的。生产厂家一般在外地并不设修理店，而是派人过来修理，车辆损坏严重(如车祸等原因)但尚能修理的，就让客户把坏车运送过去。那么，社会上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留下来的外国品牌汽车损坏了上哪里去修理呢？那就上修车厂吧，他们可以加工损坏的零部件，当然质量跟原厂商是没法比的，不过凑合着可以用用，用坏了再来调换吧。修车厂不过是一个民间的说法，真正以修车为业务的修车厂在每个城市都是凤毛麟角，因为难以确保客源，开了就要赔本。因此，此刻凌龙法所说的修车厂其实不过是几家机修厂，之前刑警没有想到这个死角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凌龙法这样一说，大家就给提醒了，都说老凌说得对。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明天开始去调查武汉全市的那几家有修车业务的机修厂。
第二天，刑警们先去市工商局了解全市有哪些厂家被获准修理机动车辆。那时还没有什么技术质量监督局之类，经营方面就由工商局说了算，所以，资料应该都在他们那里。工商局提供的资料表明，全市被批准有机动车(汽车、拖拉机、摩托车)修理经营业务的单位一共有十三家，其中只有一家是专营车辆修理的，其余都是兼营。从规模来说，那家专营修理厂最小，是一家小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工厂，“大跃进”时期由几个旧社会时在修车小作坊干过的技工作为技术骨干办起来的，初时只有六人，到现在不过二十三人。
于是，当天下午刑警就分头前往各厂进行调查。张渊要求刑警在调查过程中必须亲自查看涉案日期的车辆修理记录以及财务结账资料，亲自跟修理被调查车辆的技工见面谈话，亲自去被调查车辆的单位查看相关财务资料并与司机、管理车辆的负责人直接谈话了解相关情况，一句话：过细再过细，不能遗漏任何蛛丝马迹！
如此过细的调查，是很费时间的。其时武汉地区已进入夏季，刑警的调查工作进行得非常辛苦，有的还得去外地找客户当面了解，那就更是吃足了苦头。这项工作进行了七天，到6月25日结束时，众人大为沮丧——竟然一无所获！
怎么办？有人说今晚再开会研究。专案组长张渊予以否定，他说：“忙了一个月了，大伙儿还没休息过一天，今晚都休息吧，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晚些来也没关系，十点开会。”
次日，6月26日星期三上午十点，一千刑警集中在会议室举行新一次的案情分析会。张渊的眼光在众人脸上逐个扫视，摇头道：“看来，大伙儿心头装着破案的事，昨晚谁也没睡好啊！怎么样，谁想到了好主意……都没有？老凌，你呢？”
外事警官也无奈地摇头。
副组长解润丰说：“我觉得我们盯着查移尸抛尸的小车这个思路没有错，还是应该顺着这个方向往下走。”
张渊点头赞同：“往下应该怎么走？是再照着原路走一次呢，还是另辟蹊径？”
这时，沉默寡言的李耀辉开腔了，他提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有修车厂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先行营业而我们未曾调查到，也许恰恰就是这样的修车厂里的小车涉案了？”
他这么一说，其他刑警中颇有几位产生了同感，纷纷表示赞同。张渊也说：“这话有道理啊！我们可以立刻进行调查。这样吧，会议继续进行，请老解和老曹、小秋三位跑一趟工商局，了解一下向他们提出经营修车业务申请而尚未批准的有哪几家，然后，你们根据申请材料上列明的营业地址，一家家悄悄地查看，看有没有提前营业的。为防打草惊蛇，你们把自己那辆车换上民用牌照。”
解润丰三人这一去，还真有收获：工商局提供的资料中一共有三家单位提出了经营机动车修理业务申请，尚未批准，三份材料都已经送到领导的案头了，签批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是时间迟早罢了。刑警向接待干部请教是否会有在未批准经营前先行营业的情形，对方说不可能的，这胆子也太大了，一旦查到，是要严肃处理的——那时，工商管得很严，所以社会上没有“试营业”之说，谁敢试谁就违法了，单位(只有单位才能经营此类业务)领导是要承担责任的。尽管工商方面说得斩钉截铁，但刑警还是一家家悄然暗访了一遍。结果，在距武昌火车站一里之处发现有一家修车厂还真敢违法经营，还打出了崭新的汽车修理厂的招牌，曰：国营沙洋汽车修理厂。
三位刑警一看就明白了：难怪他们这么牛，因为他们是属于公安系统的中国三大劳改农场中位居老大的沙洋农场啊！
1952年，湖北省委、省政府根据毛泽东在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上所作的“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的指示和全国第一次劳改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湖北省第二次劳改工作会议精神，决定在沙洋地区划定区域，创建沙洋农场，将省内原计划调往西北的罪犯和撤销省属专(区)、县劳改场所后的罪犯集中到沙洋进行劳动改造。1952年8月13日，这个由李先念拍板的特殊农场挂牌成立，按照中国当时以地名作为劳改农场称谓的惯例，定名为“沙洋农场”。沙洋农场地跨荆门、潜江、天门、钟祥、京山、沙洋六县，总面积两千一百平方公里，其场部设在沙洋县城，当时隶属省公安厅劳改处。农场成立后，发展很快，除了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还搞畜牧、水产养殖，以及自办机修厂等，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搞多种经营。
沙洋农场的服刑人员和刑释留场就业的工人中颇有一些修理机械设备的能工巧匠、技术高手，其机修厂修理汽车、拖拉机的水平堪称一绝，名扬全省，甚至外省有些单位的汽车遇到屡修不复的情况后，也会远道奔沙洋农场来解决。早在1959年，农场就考虑到为方便客户修理，在武汉市内开办一家作坊式的小型汽修厂，这个计划因“三年困难时期”的来临而被迫搁置。到了1963年春，困难阶段已经度过，农场方面重新有了这个念头，于是着手落实。省公安厅劳改处对此大力支持，很快就帮助解决了厂址，然后就是工商登记了。省内离武汉较近地区的客户在知晓这一情况后，当然就不奔沙洋而跑武汉来修车了。修车厂于是也就接受下来，开工修理。至于工商那里，寻思都是属于执法系统的，即使发觉了也就眼开眼闭罢了，反正执照很快就会批下来的。
专案组于是决定立刻对这家只有十二名修理工的汽修厂进行调查。同属公安系统，容易沟通，也不需要惊动工商了，由省厅劳改处出面打了个电话，这家厂就立刻关门了。员工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专案组一行十数人已经登门调查来了。厂里的几个管理人员都是农场干部，当下就让十二个员工集中起来，不准乱说乱动，由刑警一个个点名叫到另外屋里去接受调查。
这一查，案情很快就清楚了——
这十二名工人，都是农场从留场就业职工中抽出来的精通汽修技术的能工巧匠，个个能够独立操作车、钳、刨、磨、焊、电工等，有的甚至还兼带着能干木工、泥工等杂七杂八的活儿，而且水平不凡。各人的技术本领相当，但从前的经历却不同，他们都曾服过刑，案由各异，有的是“军统”、“中统”特务犯，有的是暴力或者侵占财产型犯罪的刑事犯，有的是投机倒把、诈骗等经济犯。劳改场所通常都是分帮派、讲资历辈分的，谁的资历老且厚，谁就是老大。这种邪风恶习，甚至延续到了刑释后留场就业的职工中。这十二名技工中就有帮伙，也有老大、老二、老三的排行。季留凤命案，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联手所作。
老大名叫雷先官，三十七岁，广东汕头人氏，十三岁去香港学修车手艺，二十岁回内地在武汉与人合伙经营汽修，参加了“一贯道”。新中国成立后被捕，判刑五年，在沙洋农场服满刑后留场就业至今。雷先官在香港时拜师习练咏春拳，下过苦功，还多次参与过黑帮实战，徒手格斗能对付三五条汉子。在劳改场所，有雷先官这样的身手，想不当老大也难。所以，雷先官在服刑时是老大，留场就业当工人也是老大，到了汽修厂做技工还是老大。
老二名叫穆三林，老三名叫王成仙，这二位都是武汉人，比雷先官小几岁，新中国成立前学手艺，是师兄弟，两人学得不错，新中国成立后都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惜不懂得珍惜，也不知道在新社会的第一要事就是守法，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私造手枪，企图偷越国境投奔海外。案发后被捕，双双被判七年徒刑。到了沙洋农场，因有一手不错的机修技艺，就分派到机修厂劳役。改造期间表现积极，减刑两年，于1956年提前释放，留场就业至今。这二位没有学过武术，但既然是喜欢结交狐朋狗友的，流氓团伙那一套自是熟稔，在农场机修厂就投到了雷老大门下，成为老大哥的左右护法。
留场就业人员薪水低，这三位兄弟虽然技术好，但每月也不过拿三十来元钱钞。这点儿钱在农场还勉强可以凑合，到了武汉就不行了。于是，三人就动起了创业增收的脑筋，操何营生呢？倒票。倒什么票？什么票都倒。举凡火车票、粮票、布票、油票、香烟票、糕点票、糖果票……啥票紧俏就倒啥票。那年头，虽然有人倒票牟利，但人数不多，还没有形成“黄牛党”。如果已经形成的话，那他们三位就是黄牛党头目了，肯定有一批大小“黄牛”聚拢在他们周围。即使这样，也就不过两三个月时间，雷老大的名声已经在武昌火车站的票贩子圈里传开了。只要他们三人中随便哪一位在车站露脸，其余票贩子就都得回避，把生意让给他。
季留凤的性命，就送在这上面。由于她命已归西，也就无法知晓她当时的心理活动了。但从专案组调查到的情况猜测，5月14日上午，季留凤退了房离开“跃进旅社”后，是憋着一肚子气提了行李前往武昌火车站的。这口气她不能不憋啊，想想吧，夏初冰可是她的表妹，自己又没得罪她，只不过说了说请其帮忙鼓捣几个漂亮妹子去香港，而且是给了钱钞、戒指的，她竟然就撕破脸皮指使妹夫假借酒醉调戏，这不是过于卑鄙了吗？因此，季留风只好来个不辞而别，从此姐妹俩就分道扬镳吧！
可是，季留凤赶到武昌火车站后却没买到前往广州的车票，连站票也没有。正犯愁间，老三王成仙出现在她面前。对方显然已经尾随她在售票窗口前听清楚了她是要买去广州的票，于是就凑近来问她是否要下午去广州那趟的票，硬卧下铺。季留凤大喜，连忙点头。王成仙说他是受人之托，得加价十元。季留凤尽管不大愿意多付钱钞，但没有办法，多待一天的话住宿费得翻十几二十倍哩(她不可能再回旅社去住，只好凭护照入住涉外宾馆)，想想也就算了吧，于是稍一迟疑就点了头。王成仙就让她跟其走，说票在附近的住处，他不敢放在身边，否则给工商或者便衣警察发现就坏事了。估计季留凤也是常看港报的，知道内地治安甚佳，再说看眼前这个王老三也是一脸善相，又是在武汉市内，青天白日料想不会出事，于是就跟王成仙去了附近的汽修厂。
却说这家汽修厂虽然是试营业，却已经和正式营业一样排班了，十二个工人分两班，干二十四小时休息一昼夜。按说应该有六个工人在的，雷老大三个也就下不了手，可是这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上一天晚上抢修一辆卡车，从他们这一班抽调去了三个人，所以就剩下雷先官、穆三林、王成仙三个了。之前他们还真没想到过杀人劫财，只是想把车票倒腾给来人赚取十元差价就是了。哪知季留风的珠光宝气让雷先官眼睛一亮，而她从坤包里掏出的一厚沓钱钞更是让他心跳加剧。当下，雷先官几乎来不及多作考虑，随手抄起旁边的一根木杠子冲季留凤脑袋上就是一下，然后指着倒地的季留风向穆三林、王成仙喝令：“勒死她！否则就打死你们！”穆三林、王成仙一愣之后，马上意识到老大这不是虚声恫吓，而若论动手，别说对方手里有杠子了，就是徒手，凭其身手还不是眨眼间就把他俩给解决了？于是，穆三林就取了一截麻绳，和王成仙一起动手把业已昏迷的季留凤勒死了。然后，把季留凤的尸体连同行李搬至旁边的仓库里，用杂物遮掩住。
整个作案过程，也就不过一两分钟，木杠击头的声音，根本没惊动后院办公室里待着的那三个干部。然后，三人就商量如何处置尸体，最后决定当晚抛往汉阳那边龟山脚下的灌木丛里去，那里人稀偏僻，应该没人发现。至于运尸，可以动用正在修理的车辆。正好他们手头有一辆鄂州军分区的小吉普在修理，说是明天要的，本来已经可以交货了，现在就说还没好，晚上加班，半夜试车时正好转移尸体。
当天下午，雷先官、穆三林以试车为名开了小吉普出去物色抛尸地点，在汉阳月湖龟山脚下发现有一口枯井，暗喜，决定当晚过来将尸体抛于此井。
当天午夜过后，雷先官让王成仙、穆三林把季留凤的物品除证件、坤包外全部留下，尸体只剩内衣，装上小吉普后，由他和穆三林前往月湖抛尸。事毕即返，继续佯装检修该车。汽修厂晚上留有一名值班干部，但其办公室在后院，而且通常是在睡觉的，所以根本没有发现前面的动静。
这三个案犯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作案后把赃物埋于工具箱下的泥地里，根本没打算近阶段销赃，所以专案组的布控就显得徒劳了。三案犯交代后，刑警起获了全部赃物。
至此，这起涉外命案的侦查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雷先官、穆三林、王成仙于1963年9月27日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