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上旬，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收到了一封寄自浙江杭州的群众来信。当时，建国伊始，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主，民主意识大大增强，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建议，都喜欢向政府领导写信。因此，每天从全国和海外寄给陈毅的信函都在百封以上，陈毅实在难以一封封过目。
但是，这封信陈毅却亲启过目了。
这是寄往华东军区司令部的一封挂号信，信封落款署名是“浙江杭州一群众”。寄往华东军区要陈毅亲启的信件也有不少，但是几乎都是军队内部或者地方单位的，以老百姓的名义写给“陈毅司令员”收的信件极少。因此，处理信件的同志把这封信转给陈毅了。
陈毅在一大堆文件中发现了这封信，一看落款，也觉得奇怪，于是拆开了信。写信人名叫王柏兴，44岁，是杭州市的一名厨师，他想参加人民解放军，特地奉函陈毅司令员，提出这一要求，请求陈司令员予以考虑，实现他的这一愿望。
陈毅看了一乐，已经不是战争年代了，竟然还有44岁的群众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可见解放军确实很吸引人。陈毅觉得对这种革命积极性应当给予鼓励和支持，于是亲笔回函，称赞这是“革命性和进步意识的一个表现”。但是考虑到王已有44岁了，身体条件可能难以适应革命军队的艰苦环境；况且，军队对于入伍者的年龄和身体条件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只是，“你说你是一名厨师，这于军队倒也是需要的人才，可能是可以破例考虑的。我意是请你持此函去找驻浙的三十五军司令部联系，请他们视情决定。”
信件发出后十来天，三十五军司令部给陈毅司令员寄来了一份公函，报告了关于王柏兴要求参军一事的有关情况，原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黄埔军校“御厨”的复杂历史
据王柏兴自我介绍，他是一名厨艺高超的厨师，已经掌勺二十多年，烧得一手出众的甬帮菜。当时的人民解放军，已经趋于正规化，在接待对象中除了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外，还有外事任务，这样，就需要身手不凡的高级厨师。而王柏兴的手艺和年龄，正适合从事这类工作。因此，王柏兴作为这方面的“人才”，可以考虑批准参军。
但是，因为厨师工作非同一般，关系到首长和外宾的安全，因此得进行体检和政审。
军方立刻通知王柏兴前往三十五军医院体检，一道道关卡过下来，全部通过！
接着进行政审，情况就不大妙了。据查，王柏兴出身于浙江宁波市的一个贫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跟着伯父过日子。伯父是做厨师的，王柏兴11岁就开始从伯父那里学烹饪技艺，16岁时已经是宁波市内一家大饭馆的掌勺大厨了。
1925年，王柏兴19岁时，因为惹恼了当地的一个恶霸，难以再在宁波待下去，经一位朋友的介绍，去了广州，说好是要去广州著名的“越秀馆”掌勺烧甬帮菜的。但是，当时王柏兴年轻气盛，到了广州一看，黄埔军校正在招收学生，于是就决定不去“越秀馆”了，而进了军校报名处。
黄埔军校的招生不同于一般军队的招兵，是要进行文化考试的。王柏兴只读过半年私塾，又已多年没有接触文字了，结果当场就给刷了下来。王柏兴大失其望，愣在那里竟然不知如何才好，因为“越秀馆”那边他已经回掉了，没有脸孔再过去，而他在广州举目无亲，军校不要他，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幸运的是正好这时来了一个军官，他见王柏兴脸色不对，便问是怎么回事。王柏兴如此这般一说，那军官不管招生，却是搞后勤的，听说王柏兴是厨师，而且又是甬帮菜厨师，于是立刻把他带往军校，让他当场烧两道菜试试。
王柏兴就地取材，就在厨房里取了几样原料，竟然烧出了两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那军官大喜过望，立刻宣布雇用王柏兴。这样，王柏兴就成了黄埔军校小伙房的一名厨师，但是不属于军校编制，而是军校的雇佣人员，每月领取一份薪水。
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吃了王柏兴烧的家乡菜，赞不绝口，立刻召见王柏兴，竟然跟王柏兴拉了整整两小时的家常话。以后，蒋介石经常点名要王柏兴给他烧几道平时喜欢吃的家乡菜。由于蒋介石特殊的地位和他那独裁作派，军校许多人都把他视为“皇上”，这样，不知是谁开了个头，把王柏兴称为“御厨”。
北伐战争开始前，王柏兴在广州讨了一个老婆，结婚成家。因为迷恋小家庭生活，王柏兴没有跟随蒋介石出征，留在广州开了一家小饭馆。
抗日战争前，王柏兴携家小返回浙江，在杭州开了一家饭馆。因为要抢生意，灵机一动就打出了“御厨”的牌子。当时的杭州市警察局有一个小头目，是当地一霸，对“御厨”一说表示怀疑，又想乘机敲竹杠，于是就登门寻衅，让王柏兴拿出当“御厨”的证据来，否则就是对“领袖”的“侮辱”，那就要他好看了。
王柏兴白然无法拿出“御厨”一说的证据，那原本就是众人瞎说说的事情，连蒋介石本人都不知道，这事如何说去？托人请客送礼无效，王柏兴的饭馆终于被那个恶霸封掉了。
王柏兴一怒之下，去了南京。不找别人，竟然直接前往鸡鹅巷复兴社特务处本部，点名求见戴笠。原来，王柏兴在广州给蒋介石当“御厨”时，戴笠是黄埔军校步兵科第六期学员，当时他已经显示出特务本色，经常给蒋介石收集军校内部的情报，单独送去。戴笠去见蒋介石时，有时正好遇到把饭菜、点心送往蒋介石处交给卫士或者去收回空碗盏的王柏兴，当时戴笠还有点巴结王柏兴的意思，对王柏兴很是客气。现在，王柏兴走投无路，眼看一家人要饿肚子了，只好去请戴笠给他作证。
戴笠其时早已发迹，一般人根本甭想见他。但是，当他听说王柏兴的名字后，还是立刻让副官出来把王柏兴迎了进去。戴笠的记性之好在国民党里是出了名的，他不但记得王柏兴的名字，一眼就认出了王柏兴，而且还记得不少王柏兴在黄埔军校时连自己也已经忘记了的事情。如此这般说了一会，这才问到王柏兴的来意，王柏兴诉说了一番，戴笠点头：“就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回杭州去吧。”
当王柏兴回到杭州时，封掉的饭馆已经重新开张了，张灯结彩好不热闹，而且一连三天都是顾客盈门，这当然是戴笠起了作用。
抗日战争后期，王柏兴被日伪方面逮捕，饭馆也没收。等到关了一年两个月抗战胜利从日本宪兵队释放出来时，财产固然已经荡然无存，连老婆孩子也不知去向了。从此，王柏兴一蹶不振，靠帮厨打工维持生活。
目前，王柏兴在杭州一家饭馆当厨师。
三十五军的公函中最后提出：鉴于王柏兴历史上的那部分原因，不适宜到军队从事厨师工作，因此，他们已经决定不批准王柏兴参军并且通知王柏兴本人了。
“特务花名册”真相
这件事本应算是结束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陈毅在收到三十五军公函的第三天，竟然又收到了王柏兴托人写的信。
这封信是挂号寄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因为信的开头就写到了陈毅前不久曾给他去过亲笔函件，因此被送到了陈毅市长的案头。
王柏兴在信中说，他的“御厨”一说，纯是那个年代的戏称，他并不是蒋介石的私人厨师，当时黄埔军校提倡“艰苦奋斗”，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并没有私人厨师，其膳食是由军校小伙房供给的。王柏兴作为小伙房的厨师，固然给蒋介石烧过菜，制作过点心，同时也给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烧过菜。周恩来有一次出面请客，也是他掌的勺。因此，如果凭此要说他是蒋介石的厨师，那么也可以说他也是周恩来的厨师。
另外，王柏兴还说到，抗日战争后期他的被捕，是因为将他开的饭馆提供给了共产党游击队作为情报中转站．王柏兴本人也为游击队提供并输送过情报、药品。因此，王柏兴自认为应该箅是对革命事业作出过一些贡献的。
王柏兴在信中最后请求派员调查他的历史，作出公正结论，并且考虑他的参军请求。
陈毅对王柏兴这封信甚为重视，因为这已经不是王柏兴能不能参军的事情，而是如何对待一个为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并为此蒙受过重大损失的人了。可以肯定，这种情况在以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还会不断出现，因此这个开头一定要处理得当．当然，首先要弄清楚王柏兴信中所说情况的真实与否。但是，这并非陈毅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因为王柏兴是杭州市民，此事得由浙江方面去做了。
于是，陈毅决定把这封信暂时放在一边，待下周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赴沪参加华东局会议时，交给谭震林去处理。
哪知，仅仅过了三天，又一封信函从杭州飞到了陈毅的案头！这封信，是杭州市公安局的公函，也是注明着“陈毅市长亲启”。这封公函向陈毅反映了如下情况——
原来，杭州当时正和全国一样在清查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柏兴给陈毅写第一封信时，正有人举报杭州郊区有一个以原国民党军统局浙江站几名特务分子为主的反革命团伙。公安局抽调专人进行秘密调查，随即对已被锁定的对象进行了昼夜24小时的监视和跟踪，在这些对象中有一个名叫林锦清的原军统分子跟王柏兴有些瓜葛。
这个林锦清，是浙江江山人，据说跟戴笠搭得上一点亲戚关系，抗战前是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驻浙江站的一名骨干分子。当年王柏兴开的饭馆被杭州市警察局刁难，王柏兴去找戴笠后，戴笠就是通过此人同警察局交涉后搞定的。因此，林锦清跟王柏兴算是有一点交往的。但是，这种交往只维持了两年就结束了，林锦清去了重庆，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回杭州。两人虽然住得不远，平时见面也点头打招呼，但是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来往。
1948年，林锦清就接受毛人凤的命令，作为潜伏人员留下。当时林锦清就已经退出国民党的活动，在杭州涌金门开了一家烟纸店，看上去像是过着平静的日子。其实，林锦清一直在进行着发展组织和收集情报以及其他破坏活动。杭州解放后，林锦清重新跟王柏兴建立起友情，两人有时互有来往。这样，王柏兴的名字也就上了公安局的工作记录本。
几天前，杭州市公安局采取了行动，将林锦清一伙逮了进去。在从林锦清家搜出的其从事反革命活动的证据中，有一本花名册，上面有王柏兴的名字。这样，他在刚刚寄出给陈毅的第二封信件后，就被杭州市公安局拘留了。
在公安人员对王柏兴的讯问中，王柏兴对自己被列入林锦清一伙的花名册一事自称“浑然不知”。而公安人员在对王柏兴的住所进行搜查时，发现了三十五军退还给王柏兴的陈毅那封信。公安局对此自是非常重视，于是就发函往上海，向陈毅报告此事，实际上也是一次外调，看林锦清一伙是否有企图打入人民解放军的阴谋。
陈毅看了杭州市公安局的公函，让人以他的名义回函就王柏兴要求参军等事作了说明。这封信函交陈毅审阅时，陈毅在上面又加了一句，要求杭州市方面在查清王柏兴的情况后告诉一声。
也许，陈毅当时就已经从那封公函中看出了王柏兴可能是无辜的，所以才有了那么一句。这句话对于王柏兴而言，其意义十分重大：杭州市那边对此调查得特别缜密，最后，终于查清王柏兴跟林锦清一伙没有任何关系，那本花名册上之所以有王柏兴的名字，是因为林锦清一伙要凭花名册向台湾“保密局”领取活动经费的，为了多领经费，他们就增加了一些姓名，王柏兴就是其中的一个。
王柏兴很快就被释放了。临释放时，公安局办案人员把陈毅去函一事提了提。王柏兴对陈毅感激非凡，遂于1950年5月中旬专程赴沪，直往上海市人民政府，要求见陈毅。次日，陈毅接见了王柏兴，王柏兴当面向陈毅提出参军之事。陈毅答应对此事予以关心，然后就派人把王柏兴送往火车站，替他买了车票后让他返回杭州。
半个月后，王柏兴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让他去上海一家部队医院工作。王柏兴知道这是在陈毅关心之下给安排的，立刻前往报到。部队方面把王柏兴安排在医院的伙房掌勺，发挥其一技之长。但他不属于部队编制，而是算部队扈佣的技术人员，按月领取薪水。
正走红的“御厨”不辞而别
王柏兴到上海工作后，表现不错，他的薪水，按照当时的物价来说，是比较高的。因为是单身汉，没有负担，王柏兴的钱花不完，他就买了爱国公债，作为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个支持。
陈毅对王柏兴也很关心，每次见到那家医院的部队领导，总是要顺便询问王柏兴的情况，希望对其严格要求，好好使用。
1950年冬，周恩来赴上海视察工作。陈毅在跟周恩来闲谈时，突然想起了王柏兴，于是问道：“当年黄埔军校有一位厨师，能烧一手不错的宁波菜的，总理还记得此人吗？”
周恩来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只稍一凝神，就马上想起来了：“陈老总说的是不是那个被称为‘御厨’的青年厨师——当时称为‘厨子’？”
陈毅笑道：“总理记性真好！”
周恩来问道：“此人你也认识？”
“认识，他已经被我弄到上海来了。”
周恩来大笑：“陈老总好长的耳朵，好快的手脚！那‘御厨’现在在哪里工作？”
陈毅遂将情况说了说。
周恩来点头：“此人烧的宁波莱确实不错，尤其是‘咸菜黄鱼羹’和‘豆瓣沙’，蒋介石每次都是一边品尝一边点头，然后就自言自语：‘这个师傅手艺不错！这个同志不错！’”稍一停顿，又说，“像这样的厨师，放在部队医院可能有点委屈他了，应该让他到大饭店去掌勺。”
陈毅点头：“是的。可是，也许部队方面已经对他认可并且欣赏了，这样就调不动他了。”
周恩来也点头：“那就先让他在部队吧，只是有一点：手艺不可丢！我想蒋介石大概也还记得此人的，还有国民党的那些黄埔将领，以后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蒋介石他们来上海看看时，你们可以让‘御厨’来掌勺招待。陈老总啊，你此举是为统战工作在做准备嘛，好得很哩！”
陈毅于是提议总理品尝品尝“御厨”的宁波菜。
但是，周恩来这次并未品尝到，因为当天晚上，中央从北京发来紧急通知：毛泽东主席拟于次日举行中央政治局紧急常委舍议，请总理返京。
半个月后，陈毅以华东军区司令员的名义下部队对官兵进行新年慰问。这次慰问单位中有王柏兴工作的那家部队医院，陈毅特地接见了王柏兴，并品尝了王柏兴所烹饪的甬帮菜，评价道：“总理说你厨艺不凡，蒋介石也说‘这个师傅手艺不错’，看来你烧的菜确实好吃！”
不久，王柏兴就被调到了部队的招待所，还是掌勺烧菜，但是服务对象有了改变，吃他烧的菜的都是军官，有的还是高级军官。
陈毅不久在接待一位从北方来的军队高级将领时，特地点名把王柏兴请去，让他烧了两道宁波菜。陈毅还不止一次地对王柏兴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说过周恩来对王柏兴的评价和将来可能在统战工作中需要发挥的作用，说：“你们得好好爱护他，使用他，不要出事，否则将来哪一天总理向我要这个人时，我交不出来，那就不好了。”
可是，没过多久，大约在1951年3月底4月初时，陈毅突然得到消息：王柏兴不辞而别，离开部队招待所返回杭州去了！
陈毅连说“不应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要从当时的形势说起了：当时，正是“镇压反革命”的时候。王柏兴的历史已经经过杭州市公安局的调查，确认没有政治问题了，这种镇压当然到不了他的头上。但是，这并不是说王柏兴就跟这次大规模的运动没有关系了。
1951年3月下旬，从宁波来了两名公安人员，他们是通过杭州市公安局获知了王柏兴的工作单位而来找王柏兴外调的。调查什么？查一个抗战时期在杭州有过汉奸罪行的宁波人的历史。因为据公安局掌握的材料表明，王柏兴在那段时间跟此人是邻居，有交往，而且王柏兴的妻子还曾帮那人带过孩子。
王柏兴其时在上海待了有一段时间了，思想觉悟也有了一些提高，对于人民政府发动的这场运动是非常拥护的。因此，他对外调人员还是愿意配合的。但是，在谈到那个调查财象的具体罪行时，王柏兴却说不清。这也难怪他，因为王柏兴当时仅仅跟对方是邻居关系，那人在杭州的日本宪兵队当密探他知道，但是却不清楚具体干过些什么。
王柏兴如此这般对外调人员一说，但是外调人员对此却持怀疑态度，他们所收集到的材料可能是确认王柏兴是知晓这些情况的，于是就耐心地开导王柏兴。而王柏兴因为确实不清楚，也就只好一次次地解释。外调人员终于失去了耐心，态度变得粗暴起来，言语间也对王柏兴有所“冒犯”。这样，脾气原本就不算好的王柏兴终于难以忍受，跟对方顶了起来。这次外调就不欢而散。
巧的是，第二天又来了一拨外调人员。那是杭州一个公安分局的三名公安人员，所调查的事情应该说跟王柏兴本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他又不得不接待对方，因为他们所调查的是他当年在杭州开饭馆时的一个结拜弟兄的问题。
这个结拜弟兄，倒不是什么日本宪兵队的密探之类，但是他的罪行却比昨天调查的那个家伙要严重：有人指控他跟另一个同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曾经为谋财而杀死过一名共产党游击队的伤员。解放后，此人冒充积极，已经混入了共产党，还当上了区干部，可能由于善于钻营，他的人缘还特别好，不但同事们说他好，连上级领导也对他有点另眼看待。现在公安局来调查的这件事，是他的那个同伴在犯其他罪行被捕后交代出来的，因为涉及到此人，按照当时的做法，先抓了再说。
这人的被捕，在区政府引起了震动，不少干部竟然对他表示同情，怀疑案子的真实性。但是，这人抓进局子后，几经讯问，还是不得不承认了罪行。奇怪的是，事情到了这一步，竟然还有人为他说话，希望能够从宽处理，至少保住性命。这人关在看守所里，竟然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知晓了外面的情况，于是也动起了脑筋，这一动就扯到了王柏兴头上。那人自称几年前曾与王柏兴一起向共产党游击队提供过情报，还送过钱款多少多少。按照当时的政策，如果确实有这样的行为，那也可将功折罪，获得以宽。公安人员于是就来找王柏兴，要求他作证。
王柏兴听得一愣一愣，好一会总算明白过来，差点叫出声来：“这算哪门子的事？我当年相帮游击队做那些事情时，那家伙根本不清楚，他是后来和我在一起喝酒时听我说起来才知道的！”
王柏兴这样一说，外调人员却不满意，说他没有如实提供情况，让他再想想，那意思是非要证明那人确实是立过功的。王柏兴不管对方怎样说，就是一口咬住“没有那回事”。
可以想象，这次外调的结局肯定不大好看。外调人员临走时，不知对部队方面接待的保卫干部说了些什么，那位保卫干部是刚从下面调来的，不了解王柏兴的情况。而他对于外调人员却有一种亲切感，因为都是搞保卫工作的同行。这样，他就对王柏兴产生了反感，便去翻王柏兴的档案，一看里面写着什“黄埔军校”，还跟戴笠相识，不禁暗吃一惊，料想王柏兴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于是就把王柏兴召去，从接连两天跟外调人员争吵说起，给他扣了一顶帽子叫做“对抗运动”。
王柏兴自是大怒，指着对方大骂了一通，拂袖而去，径直回了杭州。
却说陈毅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让人往部队打电话询问，知晓全部情况后，连说“不应该”。这时，部队领导已经在处理这件事了，决定派人去杭州把王柏兴请回来。
但是，王柏兴心里窝着一股气，对部队派去的人避而不见。部队两次去人，他两次避开。这样一折腾，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这时，王柏兴突然生了肝炎，而且病势很凶，一去医院就给医生留住了，非得住院不可。这样，部队第三次去的人总算在医院见到了王柏兴。不过，这时去的人考虑到王柏兴生了肝炎，今后怎么还能给首长掌勺？也就不大起劲动员他回上海了。
部队领导听了汇报后，批评了派去接王柏兴的那两位同志，说我们做事不能这样无情无义，看人家生了毛病就不要人家了，并且马上作出决定：把王柏兴接到上海来治疗！
王柏兴没想到部队会专门派车派医生来把他接往上海治疗，大为感动，连说“共产党真好”。
王柏兴来上海后，部队领导将对此事的处理向陈毅报告了。陈毅说这事做得好，应该这样对侍人家。
王柏兴在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控制，不久即告痊愈。但是，他确实不能再做厨师工作了，部队征求其意见后，把他安排到了下面的一家工厂去担任门卫。
王柏兴对此非常感激，他知道这跟陈毅对他的关心是分不开的，于是特地请人写了一封信给陈毅。陈毅收到信后，让人给王柏兴打来电话，对王柏兴表示关心。
王柏兴后来肝病复发，并且发生病变，医治无效，于1957年12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