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凌晨3点30分，张家口地区某高炮部队突然接到命令：“雷达开机，部队进入一等战备。”高炮师副师长以为是演习，心里有点疑惑，命令怎么没有交代演习背景？他让参谋打电话再请示一次。还没等接通，上级的第二个电话却先追了过来：“我是空军一分队，你那里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按照演习命令，部队已进入一等！”副师长回答。
“什么‘演习’？！发现敌情及时上报！”
副师长这才知道，这是要打仗了。
4点55分该师某团报告：“雷达发现一架空中慢速目标，请示炮弹是否装填?”
“装填！严密跟踪敌机！”副师长下了命令。他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打仗，不是演习！你们作战空域无我机，空军首长命令打掉它！”
这架“敌机”，是一个多小时前从北京沙河机场起飞的一架直-5型直升机，除了地面高炮部队正严阵以待，漆黑的夜空中还有几架歼击机也在搜索这架直-5。
与此同时，空军指挥所也不停的对直升机喊话：“3685！3685！淮海呼叫，请回答！周总理命令你们飞回来。”但直升机却始终没有应答。期间只有张家口一个机场的调度室抄收到了一句直-5飞行员的回答：“油量不够，要下去加油!”。
这句话，是后来给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定烈士和功臣的主要依据。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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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我来到昌平的航空博物馆，找到了这架编号为3685的直升机。它涂着白色涂装，静静地停在地面，没有铭牌也没有介绍，好像几十年前的那场生死搏斗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3685号直升机所在的航空博物馆，距沙河机场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我在附近住过三年，经常有从沙河机场起飞的直升机和运输机在头顶盘旋，周围居民早已司空见惯。
1971年9月13日深夜，隶属空军专机师直升机团的3685号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后径直向西北内蒙方向飞去，引发了一场空地大围捕。
当时3685号上一共有5个人，驾驶舱3人客舱2人。驾驶舱里是飞行员陈修文、副驾驶陈士印和空军党办副主任周宇驰；客舱里是空军干部于新野和李伟信，还有他们携带的4个沉甸甸的大皮箱。
实际上，3685号是被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这三人挟持的，他们都是林立果的亲信。
几小时前，副统帅的那架256号三叉戟刚刚飞出国境，空军指挥所的标图板上不停跟踪着三叉戟的航迹，气氛非常紧张。没想到凌晨3:22又收到沙河机场的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瞬间让情况更加复杂。
空军指挥所问：“直升机上是什么人？”
沙河机场回答：“是党办副主任周宇驰和秘书处副处长于新野等3人。”
正在空军指挥所坐镇的李德生将军问：“为什么接到禁空令还让飞机上天？”
机场回答：“周主任出示了林副主席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机起飞了。”
指挥所问：“什么时候起飞的？”
机场：“十分钟以前。”
指挥所：“为什么不马上报告？”
机场：“周副主任让推迟十分钟报告。”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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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3685号起飞后不久，沙河机场就已经发现异常，因为无线电联系不上，机场就打了一枚信号弹，要求直升机返回机场。但为时太晚，直-5已经消失在了漆黑的夜色之中。
直-5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仿制的苏联米-4通用直升机，1958年首飞。由于质量一直不稳定，一直拖到1963年才定型，一共生产了500多架，1979年直-5停产。上世纪8、90年代很多城市的公园都有退役的直-5供游客参观。
直-5在米-4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主要是把旋翼的木质部分换成了全金属、尾桨改成了玻璃钢。改进后直-5的最大速度是每小时200公里，最大升限6000米，续航时间为3小时40分。
1971年9月13日半夜，周宇驰接到林立果的电话，让他“北上”。这是事先约好的暗语，意思是外逃苏联，接到指令的周宇驰决定用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直升机外逃。
周宇驰曾凭借和林立果的关系，在沙河机场学过三个月直升机驾驶。虽然他只学会了云雀这一个机型，但也算是个内行。他知道云雀太小，飞不远，外逃必须想办法弄到一架航程稍远一些的直-5，先飞出国境再做打算。
1971年9月13日0点刚过，周宇驰派车从西郊机场，把专机团直升机三大队副大队长陈士印接到空军学院的一栋小楼里，向他出示了一张副统帅手令。这是一张16开的白纸，用红色铅笔歪歪斜斜的写着一行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时副统帅的题词很常见，他的笔迹人们并不陌生。
周宇驰欺骗陈士印说有紧急任务要去北戴河，还特意交代：“小陈，这次我们带的东西多，云雀装不下，你得找一架直-5。任务紧急，要特别保密。你只找一个机长，你来当副驾驶，其他人不要惊动。”陈士印是周宇驰学云雀时的陪练，和他比较熟。陈知道周是个有来头的人，因此对手令没有任何怀疑，就跟随周宇驰等人驾驶吉普车于半夜2:30赶到昌平的沙河机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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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士印先到飞行员宿舍叫醒了八中队中队长陈修文，对他说：“大陈，有紧急任务！”陈修文听说有任务，穿好衣服抓起图囊就往外走，临出门对同宿舍的陈国栋说：“小陈，起床后帮我把被子叠好。”这是他留给同宿舍战友的最后一句话。
在吉普车里，周宇驰打开车厢灯让陈修文看手令。陈修文问：“紧急任务到哪儿？”陈士印替周宇驰回答：“北戴河。首长要去向林副主席汇报工作。”陈修文也没有任何怀疑，作为专机飞行员，他们经常执行保密任务，不该问的从不多问。
骗取了两位飞行员的信任之后，周宇驰又用这张手令连续混过了机械师、汽车连和调度室三个环节，半小时内完成了从加油到调度室放飞等一系列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起飞时，心怀鬼胎的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人都想进驾驶舱，但直-5的驾驶舱只有3个座位，除了正、副驾驶，就剩一个领航员的座位。最后周宇驰坐在了领航员的位置，于新野和李伟信两人只好去客舱。这里要强调一下，直-5的客舱和驾驶舱是隔开的，舱内互相无法通行。
周宇驰坐的领航员座位，是为了保证专机的飞行安全加装的，在副驾驶的后边，紧贴着副驾驶座椅，位置还高出来一大截。坐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飞行员的操作。周宇驰登机后，立刻和飞行员一样也戴上了耳机。
陈修文是专机团飞直-5技术最好的飞行员，起飞准备完成后，他启动发动机，然后习惯性的又打开了电台开关。周宇驰马上从后边伸手关掉电台，说任务十分机密，不能和地面联络。
凌晨3时15分，3685号直升机轰鸣着离开地面，逐渐隐入茫茫夜色。地面发射的那颗信号弹，由于视野遮挡，两名飞行员都没看见。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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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巡航高度后，3685号按北京飞山海关的航向进入航线。周宇驰却纠正说：“航向320度，高度2600米。”副驾驶陈士印有点疑惑，他问：“不是去北戴河吗？320是去张家口、包头方向。”周宇驰说：“任务机密，不能直飞。你们不要多问，按我给的航向飞。”
在此之前，飞行员们没有对周宇驰起过疑心，但此时这个向西北飞的航向却引起了他们的怀疑。飞行一段时间后，陈修文趁周宇驰不注意，悄悄打开了无线电，耳机中立刻传来地面的呼叫：“3685，3685！往回飞，周总理命令你们往回飞。”陈修文马上按下通话按钮说：“油量不够，要下去加油！”后座周宇驰急忙关掉电台，但陈修文的这句回复已经被地面接收。
这时飞机已经快到张家口，周宇驰也凶相毕露，他拿出一支五四式手枪顶住陈修文的后腰，厉声喊道：“不能落！落下去谁也别想活。现在有人要谋害林副主席，他已经坐你们师的三叉戟飞到乌兰巴托了，我们要去会合，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
然后他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航行图，对两个飞行员大声说：“去乌兰巴托！”听到“乌兰巴托”四个字，陈修文和陈士印都大吃一惊！
那个年代的飞行员对靠近国境的航线都有很强的警惕性，从不轻易接近边境线，更不要说飞出国境。当他们亲眼看到地图上那条，用红色标出的从北京途经乌兰巴托，最后指向苏联伊尔库兹克的航线时，终于明白：这是一次叛逃！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两名飞行员互相掩护，开始反制周宇驰一伙的劫持。
从起飞到现在，3685已经飞了快两个小时，天色逐渐变亮。突然有一架歼击机从他们高处飞过，陈修文大喊：“歼击机！”周宇驰连忙向外张望，趁此机会陈修文迅速把磁罗盘拨了180度。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让直升机在周宇驰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慢慢掉头向北京飞回去。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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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同样会驾驶直升机的周宇驰没有发觉飞机已经转向？事后直升机专家分析认为：周宇驰只会飞云雀，云雀的罗盘和直-5不太一样。如果没有看到飞行员的动作，很难发觉罗盘已经被调了180度，因为它会始终显示为航向320；而且，陈修文转弯时采用侧滑和倾斜相结合的动作，让飞机转了一个非常大的弯，但坡度却很小，加上副驾驶陈士印暗中配合，不停分散周宇驰的注意力，所以这个空中转向的动作才没被察觉。
一直到在空中看见北京市密集的灯光，周宇驰才气急败坏的吼叫：“你怎么飞回来了？你骗我！”
但这时的周宇驰心存侥幸还不想死，所以没有采取激烈的行为。
他知道直-5剩下的燃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飞出国境，只能找地方降落。但他看到飞行员想飞回沙河机场时，却开始疯狂阻止，因为他很清楚，在机场降落就等于自投罗网。
在燃料马上就要耗尽的情况下，3685号却被迫放弃在机场降落，由陈士印和陈修文轮流驾驶，飞向北京怀柔县寻找迫降场地。怀柔在沙河机场北边，辖区内有大量山地，直升机团曾在这里搞过野外迫降训练，两名飞行员对地形比较熟，迫降时技术上有把握；周宇驰看到飞机进入山区，认为在这里迫降还有逃跑的机会，所以也没有阻止。
为了在降落后能及时得到支援，两名飞行员把迫降场地选在了一处靠近村庄的河滩地，但降落时却差点侧翻，因为驾驶舱内发生了搏斗。
在直升机下降到距地面还有1000米的时候，左侧驾驶位的陈修文突然转身，试图夺下手枪，但周宇驰开枪了，陈修文当场牺牲。1978年陈修文被定为烈士，中央军委授予他“忠诚战士”的荣誉称号。
正在操纵直升机迫降的陈士印听到枪声后大喊：“为什么要动枪?！”同时本能地回身阻止，这个动作导致直升机瞬间失控，姿态改变。陈士印急忙采取紧急措施才勉强控制住直升机，于清晨6:47分歪歪斜斜地落在地面，头部翘起，尾轮擦地。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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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还没熄火，在客舱听到枪响的于新野和李伟信就持枪冲出机舱，绕到驾驶舱外边。于新野拿着手枪，顺登机把手爬到了驾驶舱的玻璃旁，举枪向舱内射击。当时副驾驶陈士印的双肩正被周宇驰紧紧按住，他感觉到左侧舱外有人影晃动，就迅速向右前方附身躲避，几乎同时，于新野的枪响了。
因为陈士印这一躲，子弹没打到他的要害，却先打穿了周宇驰的手腕再打进他的飞行夹克，停在这里。虽然陈士印身上和脸上都是周宇驰的鲜血，但他自己却没有受伤。“为什么乱开枪？打着我了！”周宇驰握着受伤的手腕，一边埋怨于新野一边跳下飞机，慌乱中三人都没有对陈士印补枪，而是一起逃进了一片玉米地。
陈士印就此躲过一劫。
玉米地里，穷途末路的三人相约一起自杀，但只有周宇驰和于新野饮弹身亡，李伟信却放了空枪，后来自首。
从3685号深夜3点15分起飞开始，到早晨6点47分它迫降在怀柔沙峪公社为止，一共飞行大约3个半小时，绕了一个大圈又飞回了北京。在航程最远处的张家口附近，歼击机和高炮部队都接到了将其击落的命令，为什么它却能全身而退？其中的确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先来看歼击机。张家口附近的机场于凌晨三时左右，先后起飞了两批数架有雷达的歼-5甲型战斗机，这是当时为数不多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歼击机。歼-5甲在地面雷达引导下，航线几次和直升机重合，但由于直升机当时的飞行高度和速度都远低于歼击机，歼-5甲的雷达又不具备向下观测能力，而且直升机也没有开夜航灯，所以不管是雷达和飞行员目视，都没能发现目标。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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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高炮部队。视频开始时我们就提到，张家口高炮部队的雷达很早就发现了3685号，但在那个天天喊口号的年代，这支部队战备废弛，导致战机被贻误。
凌晨4点59分，3685号径直飞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范围。该部副师长果断下令：“可以射击！”但关键时刻高炮阵地的射击指挥仪却出了故障，无法引导射击。在整整4分钟的火力窗口期内，该部没有一门高炮发射出哪怕一发炮弹，眼睁睁看着目标于5点03分脱离。
战斗失利后，该部2名指挥员被调离指挥岗位。
几十年风雨过去，当年的惊心动魄如今已成过往。如果有机会去昌平小汤山的航博参观，你可以室外展区东侧找到3685号。据说幸存的飞行员陈士印曾专程来寻找过3685，并和这架见证过历史的直升机留下了一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