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1901年11月7日，北京贤良寺，大清“顶梁柱”李鸿章溘然长逝，终年79岁。
李鸿章晚年因负责签署《辛丑条约》，被国人斥骂为“卖国贼”、“汉奸”，遂忧愤成疾、吐血不止，“紫黑色，有大块”。病逝前8天，在沙俄使馆内，李鸿章被不断威逼着签署出卖东北权益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使得老中堂的病情更趋恶化，以至于“呕血碗许”。然而，就在临终前数小时，沙俄特使犹在病榻前催逼李鸿章签字，真可谓冷血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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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李鸿章
弥留之际，李鸿章瘦弱的身躯蜷缩在病榻上，过往数十年的人生印象如云烟一般飘过他的脑海，由近及远，大多渐渐散去，唯有晚近两年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尤其是“庚子拳乱”的爆发及其给国家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一想到此，这个为大清朝辛辛苦苦“裱糊”数十年的老中堂，便对肇事者毓贤骂不绝口，痛斥其误国误民，恨不得对他食肉寝皮。
那么，被李鸿章骂不绝口的毓贤，究竟是个怎样可憎的人物？
毓贤，颜扎氏，内务府汉军正黄旗人，捐纳监生出身，光绪五年（1879年），纳赀为同知府，被吏部分派到山东做官。毓贤的仕途颇为不顺，在苦熬10年后，才得以出任署理曹州知府，当时年已48岁。毓贤居官任事并无他能，唯一值得称许之处便是清廉，在各地任职数十年从不肯贪污一分银钱，而这也成为他借以傲人的资本。然而，清官普遍刚狠自用，做事不留余地，毓贤亦是如此。
晚清时期的曹州民生凋敝，百姓无以为生，因此很多人便当了盗匪，虽然历任知府都严令缉拿，但每每劳而无功。毓贤为肃清盗匪，甫到任便大肆逮捕、诛杀有“盗贼”嫌疑之人，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竟然处决两千多人，其中大多为无辜平民，由此获得“屠伯”的称号。经过大规模的屠戮，曹州境内的“盗贼”近乎绝迹，而毓贤也由此获得上司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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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贤以杀戮为能，号称“屠伯”
凭借着在曹州的“优异政绩”，毓贤开始踏上仕途升迁的“快车道”。1895年，毓贤升授山东兖沂曹济道，次年又补山东按察使，奉命镇压曹县、单县大刀会起义，同样也是流血满地、枕骸遍野。1898年，毓贤升任山东布政使（俗称“藩台”），主管该省的民政与财政，一跃而成为方面大员。同年八月，毓贤调任湖南布政使，三个月后又调任署理江宁将军。
毓贤在南方任职期间，由于英、德竞相在山东夺取“租借地”、修建铁路、掠夺资源，并包庇纵容中国教徒作恶，加之官府因为畏惧洋人而在教民冲突中偏袒教徒，因此激起民间强烈的排外情绪，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随之而起，到处烧教堂、杀教士，从而引起列强抗议。为此，山东两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都因弹压不力被革职，而由毓贤接任。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毓贤正式就任山东巡抚，而此时齐鲁大地的义和拳运动，已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其中，仅毓贤曾“荡平”过的曹州一地，便有会众10余万人，冠县拳会组织则号称“十八团”，茌平县治下有860余庄，习拳者遍布800余处，其“盛况”可见一斑。对规模如此浩大的民间运动，无论是抚是剿，都是令山东省内大员极为头疼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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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
毓贤到任之初，断然采取强力镇压的政策，先后8次下令不准民间私立大刀会、红拳会等组织，并派重兵剿杀义和拳。然而，这些民间组织已经遍布全省，人数多达数十百万，如果单纯用杀戮的办法来解决，只会激起更加强烈的反弹。与此同时，毓贤意识到教会势力在当地为非作歹、鱼肉百姓，而地方官在办理教案时又多对洋人曲意逢迎，心中甚是不平。
更何况，跟大多数满清贵族一样，毓贤是个极端保守派，对洋人和本国的“洋务派”都充满仇视心理。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毓贤对待拳民的政策很快由“剿”变为“抚”。当年七月，在“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三原则下，毓贤通令各地义和拳、大刀会等合并改组为“义和团”，并允许朱红灯所部建旗帜，皆署“毓”字。
正是在毓贤的大肆鼓励下，义和团在山东掀起大规模的“扶清灭洋”运动，烧教堂、杀教士，而对于传教士提出的人身保护申请，毓贤从来都是装聋作哑。对此，列强以战争相威胁，要求清廷撤换毓贤。清廷迫于压力，在1899年底宣布将毓贤革职，随即改派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一到任，立刻下令清剿义和团，迫使拳民集体转往政策宽松的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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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形势图
毓贤革职回京后，通过各种关系结识端亲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满清权贵，并向他们极言义和团“民心可用”，非但不应该剿除，反而应该笼络他们为朝廷所用。稍后，毓贤在面见慈禧太后时，更是大谈义和团对清朝的“忠心”，并吹嘘他们都有“刀枪不入”的神功，西方国家的洋枪洋炮无法伤害其分毫，若能加以利用，必能将洋人赶出中国。
此时的慈禧太后，由于废黜光绪帝的图谋因列强反对而被迫作罢，对洋人的憎恶情绪非常强烈。所以，经过毓贤一番怂恿，慈禧太后竟然就真的动了心，决定借助义和团的“神功”跟列强开战。正是在这种思维下，义和团开始大批量的进入京津地区，围攻使馆，肆意捕杀洋人及中国教民，终于引发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几乎将中国推向亡国灭种的深渊。
为奖赏毓贤的“公忠体国”，慈禧太后在1900年初任命他为山西巡抚，并授意他继续从事“灭洋”事业。毓贤没有辜负太后的期望，甫到任便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在不到1年时间里，毓贤便在山西境内杀害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甚至在巡抚衙门前亲手杀害过若干名传教士及幼童，罪行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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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将毓贤列为排外仇教的“罪首”，要求清廷严厉惩处。1900年9月，毓贤被革职发配新疆，次年2月被清廷下令在兰州处斩，就此结束其祸国殃民一生。临死之际，以忠君爱国自诩的毓贤给自己做了一副挽联: “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斡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可恨的“爱国贼”毓贤，到死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不知道自己极端的政治理念和疯狂的屠杀让本就尖锐的民族矛盾变得无法调和；他不知道自己一手把正义的反侵略运动变成盲目极端的排外和滥杀无辜；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屠杀壮举”会让这个日薄西山、大厦将倾的王朝更加接近毁灭的深渊。他以敌人的鲜血铸成开场，又以自己的鲜血黯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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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毓贤，或许“庚子国难”就不会发生
虽然“庚子国难”带来的浩劫已成事实，至今依然令国人无比沉痛，但在复盘历史时，我们仍难免会做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毓贤对义和团的无底线纵容，如果没有他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盲目排外派的狂热怂恿，“庚子国难”或许不会发生，中国很可能会避免一场几乎亡国的浩劫。由此，李鸿章临终前对毓贤痛骂其误国，自然在情理之中。
晚晴小说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曾评论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观诸以清廉勤勉、忠君爱国自诩的毓贤，这段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爱国贼”祸国殃民，从来无比沉重，值得世人警惕。
参考书目
1.【清/民国】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版。

2.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
3.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