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抗日战争期间，他领导东南亚华侨积极支援抗战，贡献卓著，同时，抗战期间他对中国政治认同的转向，也深刻影响着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华侨群体的政治认同。学界对嘉庚先生的政治思想已进行了有益探讨。文献资料方面，由嘉庚先生所著的《南侨回忆录》《陈嘉庚言论集》《新中国观感集》以及后人所编的《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回忆陈嘉庚》《陈嘉庚年谱》《陈嘉庚与福建抗战》等文史资料集，对陈嘉庚政治转向的过程进行了记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来源。学术研究方面，关于陈嘉庚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内容散见或穿插于部分著作中，具代表性的有陈碧笙与杨国桢合著的《陈嘉庚传》、曾昭铎所著的《陈嘉庚》、雷克啸编著的《陈嘉庚精神》、洪永宏编撰的《陈嘉庚新传》及纪念特辑《陈嘉庚纪念文集》等，均以部分篇幅对陈嘉庚的政治活动与建树作了介绍，若干篇章对其政治思想作了简要剖析，对于讨论陈嘉庚政治认同转向极富参考价值。统观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学界主要聚焦于陈嘉庚1940年率团回国慰劳考察历史的整体探究，侧重从陈嘉庚的人生经历、家国情怀及其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交往等角度，剖析延安之行与陈嘉庚政治转向的关系，普遍认为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政治转向的转折点和里程碑。但对于在延安之行后，陈嘉庚发起的闽省救乡运动对其政治转向的影响则关注不足，对于救乡运动的历程及其影响有待进一步廓清。
救乡运动是抗战时期陈嘉庚率团回国慰劳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闽省苛政实情最终冲破蒋介石政权的层层封锁，通过报刊公开曝光，这是陈嘉庚救乡运动取胜的关键因素，也是促成陈嘉庚对中国政治认同重大转变的重要事件。学界对于陈嘉庚的救乡运动，已从厘清史实以及颂扬陈嘉庚先生家国情怀等方面略有探讨。而对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下文简称桂林“八办”)以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下文简称香港“八办”)在陈嘉庚救乡运动中的作用未有过多关注，进而限制了学界对救乡运动在陈嘉庚政治转向中作用的深入分析。本文以当时的报刊、函电、时人回忆录等资料为基础，厘清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新闻机构突破蒋介石舆论钳制、助力陈嘉庚反闽省苛政、最终取得救乡运动成功之史实，系统梳理救乡运动对陈嘉庚政治转向的影响，深入探究陈嘉庚先生对中国政治认同转向的曲折过程及其深层次原因，以此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
一、政治转向之推力：救乡努力遭国民党阻挠
1940年2月底，南侨总会组成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下文简称慰劳团)。陈嘉庚作为南侨总会主席，亲率慰劳团回国慰问考察。慰劳团于1940年3月抵达重庆，经西南、西北各地考察后由浙入闽。9月至11月，陈嘉庚在故乡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考察慰问。在慰劳团由浙江进入福建南平时，陈嘉庚已耳闻福建苛政害民、物价飞涨之情形，但当时还不敢相信，恐为道听途说。然而，入闽后不断有民众反映疾苦，陈嘉庚细心翻阅当地报刊查证，所获情形与在南平听到的如出一辙。所经之处，亦目睹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情景。在仙游县枫亭，陈嘉庚亲眼看见一百多名壮丁被士兵用麻绳绑缚以防逃走，陈嘉庚对此痛心疾首道：“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那种情形怎能鼓励青年们奋勇作战杀敌卫国呢？”家乡人民的悲惨情形，使向来对桑梓一往情深的陈嘉庚怒火中烧，决意为民请命，开展救乡运动。
首先，陈嘉庚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达到救乡的目的。在福建考察期间，陈嘉庚先后五次(10月19日两次，11月3日、5日、6日各一次)致函时任福建省主席陈仪，力陈运输编制之害及民众受缺粮苛役之惨状。为了达到警省陈仪的目的，陈嘉庚甚至在电文里直述国民政府救国公债大半源于华侨外汇，声称如果国民政府不解除闽省运输统制，势必会影响海外侨情，减少侨汇的数量，直接影响救国公债的发行。然而，陈仪对于陈嘉庚上述函电并未有任何回复，也没有对闽政实施任何改革。
10月19日，陈嘉庚在致函陈仪的同时，也致函蒋介石，希望国民政府能够介入以解决闽省苛政问题。蒋介石10月20日即复电，但只是形式上敷衍，“所陈各节均甚中肯，至佩，荩筹已分交主管机关，注意研究采择施行矣。”11月17日晚，陈嘉庚到达江西赣州时，蒋经国来见，陈嘉庚想借此机会托其向蒋介石转达改革闽省苛政之事，然“话尚未终，则见其神志似形冷淡，不甚注意”，遂无意再诉。心存侥幸的陈嘉庚在赣州、泰和、吉安均一再致电蒋介石请求改革闽政，均杳无回音。为此，11月23日、24日、25日，陈嘉庚接连致函电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陈述闽政苛虐，声称为“此行十余行省所未尝见”，直指“陈仪、徐学禹居心实不堪问”，并将之前致陈仪的函电均附上，希望林森能跟蒋介石商讨派员入闽彻查以解决问题。最终，蒋介石、林森均未对改革福建弊政有任何实质性举措，反而希望陈嘉庚息事宁人，不要外扬。可见，陈嘉庚通过国民政府高层救乡的路径走不通。 6park.com
其次，陈嘉庚力图借助当地新闻媒体帮助以救乡。陈嘉庚在闽考察期间，希望当地新闻媒体能够如实报道实情，借助舆论倒逼闽省改革。但当时闽省政府对新闻报刊实施严格的管制，陈嘉庚的努力没有产生实效。例如陈嘉庚入闽时，为广泛征求各地民生情况，在登报的辞谢声明中特意加上“况吾闽米珠薪桂、尤所关怀”两句，却在翌日见报时被删去，后得知是省府陈延进、李良荣奉陈仪之命所为，陈嘉庚当面痛斥陈延进等“丧心昧良，谄媚走狗”。面对陈嘉庚函电的陈述，陈仪没有直接回复陈嘉庚的函电，反而公开演说“战争时代，运输必须政府统制，此乃各国通例，唯不识政治之人，故有反对，然政府必行其任务，以顾全大局，决不轻举放弃”。可见，闽省内绝大部分新闻媒体已为政府之喉舌，信息封锁严密，“一切情形报纸均不敢发表，外省的新闻记者在闽省根本不能活动，中央所派去的视察人员也是不能看到什么。”由此，在闽省当地，通过新闻媒体曝光福建苛政几属不可能。
再次，陈嘉庚还希望联合福建同乡力量共同救乡。陈嘉庚离开福建后，途径赣州、泰和、吉安、桂林、柳州等地，均召集同乡开会，在会上详细介绍故乡民众的生活状况，将所见的不良现象综合为四点，即征兵实施不公、贸易公司与民争利、运输公司垄断运输及敛征田赋，并认为闽省粮食匮乏、壮丁受虐、民众生活痛苦不堪之原因，在于政府施政苛虐而不恤民情，官僚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同时将自己数次呈电陈仪、蒋介石、林森等国民政府要员均未得到实质性效果的无奈与愤怒，一一诉诸同乡，希望同乡团结一致与陈仪斗争到底，以挽救家乡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以利于祖国抗战前途。通过陈嘉庚在各地同乡会的演讲，闽省状况均引起同乡的忧愁和愤慨，但通过演讲这一面对面交流的途径，只能够在同乡范围内引起反响，并未得到社会媒体广泛关注，闽政实情仍无法被世人广为知晓，对于救乡运动未起有力推动作用。
至此，陈嘉庚尝试多种渠道反映闽省苛政情形，力促闽政改革以救家乡父老倒悬之苦的努力，均由于国民政府内部沆瀣一气，闽省施行严密的信息封锁政策等原因而遭至失败。然而，心系桑梓、刚毅质直的陈嘉庚仍然决意揭露闽省苛政之罪恶，并计划了“不得已的最后一个办法”，即回南洋后，召集各地侨胞开会，“为闽省民众向中央请求超生，俾闽省民众得重见天日”。
二、政治转向之引力：救乡运动获中国共产党支持
(一)中共进步新闻力量帮助陈嘉庚曝光闽省苛政
1940年，11月22日，陈嘉庚由赣抵桂，包括中共领导下的桂林国际新闻社(下文简称“国新社”)在内的新闻组织，都派出记者到其寓所查问福建的政治情况。因经历在闽、赣等地种种挫败和压制，陈嘉庚对这批记者并未抱以希望，表示“所问何益？”“夫复何言？”然而，记者们告知陈嘉庚，他们是受泰和、吉安等处记者的委托，获悉陈嘉庚有极重要闽省新闻，因被中央检查员禁载甚为愤恨，嘱托他们前来采访并想办法在其他地方发表。为让陈嘉庚宽心，桂林记者们特地表示“有把握由别方面发表”。将信将疑的陈嘉庚随后将其在故乡的所见所闻详细诉诸桂林记者。
11月23日，桂林《救亡日报》《扫荡报》《广西日报》等各大报刊，纷纷登载了陈嘉庚对闽政的指责和失望，陈仪祸闽事实首次在内地报刊曝光。在上述报道中，桂系军阀控制的《扫荡报》《广西日报》内容比较简单(两篇报道均不足200字)，在陈述陈氏对闽政不满时含糊其辞。相比之下，中共创办的报纸《救亡日报》报道更为详尽、激进，该报以《陈嘉庚由闽抵桂对闽政发表沉痛谈话》为题，用365字的篇幅全面报道了对陈氏的专访：“(陈氏)对闽省发表沉痛之印象。陈氏对闽省兵役，提出种种改善意见，使闽省民力能为政府动员，对省营企业公司之各种设置，认为应以不与民利益抵触为原则，否则，民众之商业无从发展，贸易公司之设置，理应调剂商品，便利民业，而此点离题甚远，至于运输统制办法，因待遇与人力之不能改善，工具缺乏则无法动员，使统制后之运输交通未能畅达，致使物质未能如统制前之可能调剂，各地发生畸形之现象，民食困难，民生疾苦。”陈氏最后对记者表示其决心：“余已将此事告知陈主席，及林主席，蒋委座，此次归国，所见感告余海外侨胞，余恐告以实状，将使闽省侨胞对梓桑之冷淡，将影响华侨之汇款，故余以数电重庆，望其以改善之。”可见，该报道不仅将陈嘉庚对闽政的不满和盘托出，而且也借此警告国民党当局务必重视此事，否则将影响东南亚华侨(尤其是福建籍华侨)在财力、物力等方面对祖国抗日的巨大支持。
11月28日，香港《大公报》以《陈嘉庚抵桂林将赴滇缅路视察对福建现象表不满列举五点痛下针砭》为题，公开发表了11月22日桂林国新社记者对陈嘉庚的专访。报道直接刊发了陈嘉庚对闽省政治的评价，其从兵役办理不善、省营机关企业公司专横、贸易公司贱买贵卖营利、严厉统制运输、田赋及丁银苛税五个方面归纳闽省不良现状，将矛头直指闽省政府，斥责闽省政府逮捕了敢于针对弊端提出询问的两名参议员，并公开陈嘉庚电陈陈仪、林森及蒋介石之事，直接揭露陈仪针对陈嘉庚提出的建议“语多搪塞，亦无诚意接纳”。上述报道与桂林《救亡日报》相比，不仅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字数从365字增加到650字，增加了不少鲜活数据和具体事实)，并且措词十分犀利，毫不掩饰陈嘉庚对闽省政治的不满，对闽省当局的黑暗统治进行了大胆披露。
(二)闽省苛政曝光引发的积极效应
陈嘉庚不满闽省苛政的报道一出，舆论哗然。香港及海外闽籍人士立刻表示了强烈关注。在港闽人看到报道后，即有福建旅港同乡会会员赖文清、庄有理等114人，于12月2日联名致函同乡会主席郑玉书，提出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讨论响应陈嘉庚谈话的办法。福建同乡会3日晚即召开临时执监联席会议，通过召开全体大会的决定，并向陈嘉庚致函表示响应。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李振殿在欢迎奉命前来宣慰华侨的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吴铁城时，特地就陈嘉庚所提的闽省虐待壮丁与统制运输的情形，向吴铁城询问处理情况，并希望其转请蒋介石对此进行严密调查，谓“此事处得其宜，则民无敢怨，若行失其法，则百弊丛生”。吴铁城即回应，“李主席所言，与前日王声世君提出闽省虐待壮丁事，余将电中央与闽省主席。”可见陈嘉庚关于闽政言论报道，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舆论效应，引起了闽籍华侨对家乡的高度关注。
新闻曝光后，陈仪亦一改之前搁置不理的态度，在新闻曝光翌日即接受记者采访，并于12月3日在香港《大公报》《新闻报》等发表谈话，针对陈嘉庚所斥责的粮食管理、平抑物价、田赋改征、实物运输、贸易统制五个方面问题进行了回应，解释这是战时制度实施过程中必然之困难，进而表明自己不畏困难、建设闽省之决心，赞扬陈嘉庚爱国爱乡，并虚心表示“省政要施，苟有不到处，吾人必立予纠整，以慰侨胞之望也”。12月4日，陈仪又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关于闽省政况的谈话，表明即将普遍推行粮食管理，决定以政治力量平抑物价，希望民众节储增裕国力，并再次向陈嘉庚表示敬佩。其所塑造的敢于担当、谦虚勤政之形象跃然纸上，希冀以此平息公众关于闽省苛政的舆论。
蒋介石也改变了之前对陈嘉庚诉求敷衍了事的态度，在香港报纸公布了陈嘉庚的访谈后，蒋介石迫于事态的扩大，不得不于12月8日两次复电陈嘉庚，说明：福建的田赋制度为中央意旨，并要求陈嘉庚不要外扬闽事。收到复电时，陈嘉庚已经到达云南芒市，准备由此返回东南亚。当时，陈嘉庚尚未知晓香港媒体曝光闽省苛政并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其正积极印制此前为闽省苛政与国民党当局往来的函电，计划采用在各省同乡会和南洋各属闽侨之间分发资料的方式进行宣传曝光。直至陈嘉庚抵达缅甸仰光后，才知晓桂林记者不仅在桂林，而且在香港发表了其本人不满闽省苛政文章一事，亦即明白蒋介石之所以着急复电，要求其切勿外扬闽事的原由。
(三)陈嘉庚继续战斗并取得救乡运动胜利
陈嘉庚并未满足于蒋介石、陈仪的表面文章，决意联络海外闽侨继续抗争。陈氏在桂林期间，印刷了闽省苛政情况及相关往来函电，此后沿途分发，并分别寄给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省的同乡会。行至缅甸仰光时，在港同乡会正好联系上陈嘉庚，并欲进一步了解闽政详情，陈嘉庚接询电后，当即将所印刷的资料空邮数本至香港。除了航寄香港和留数十本给仰光闽侨外，这些资料大部分运往马来亚各地散发。陈嘉庚返回南洋后，持续对改革闽政发起舆论攻势，陈嘉庚在马来亚各地华侨欢迎会以及南洋各属召开的闽侨大会上，向华侨详细介绍此次回国观感和故乡苛政事实，倡议组设“海外闽侨联合会”，以谋改善福建省政即民生大计，联合南洋闽籍华侨联名控诉陈仪，并召集南洋闽侨大会，呼吁彻底改善闽政。在他的努力下，海内外逐渐掀起了反闽省苛政的舆论浪潮。
陈嘉庚上述声讨行为，使国民党当局十分被动，也大为恼火。随着事件影响力持续增大，陈仪一改之前虚心受教之说辞，公开表明不满陈嘉庚在桂林的谈话，认为陈嘉庚“因不明闽省政情，偏听僭言，发表耳食谈话，竟攻讦闽情形，实属遗憾之至”。陈仪此番言论，标志着其与陈嘉庚之间的对峙公开化。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以及东南亚华侨对祖国抗战有着重大影响的现实面前，陈仪自请国民党政府派员视察，国民政府随即组织特别委员团赴闽调查。调查团最终以“因机构未为健全，实行收效仍少”作为结论，免去了陈仪在闽省各项职务。自此，陈嘉庚救乡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三、陈嘉庚救乡成功对其政治转向的影响
长期在陈嘉庚身边工作，曾任中国侨联副秘书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的张楚琨曾经表示，“访问延安是陈嘉庚政治生活的里程碑”。陈嘉庚在回忆访问延安时，对其好友庄明理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正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延安之行在增强陈嘉庚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信心，促使其政治转向方面的作用的确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历时性地全面考察陈嘉庚政治认同的变化，不难看出，救乡运动也是促使陈嘉庚政治转向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陈嘉庚为救乡而逐渐与国民党划清界限
1938年由陈嘉庚发起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经国民政府批准成立，并明确认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此之后直至1940年回国慰劳考察之前，陈嘉庚以团结抗战为宗旨，拥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一直未改变其政治立场，之前甚至对海外华侨社会反对陈仪的人加以指斥，认为陈仪是蒋介石所信任之人，反陈仪就是反蒋介石，反蒋介石就是破坏抗战。而在回乡考察之后，陈嘉庚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认同逐渐发生了变化。
1940年9月入闽考察伊始，陈嘉庚耳闻目睹家乡亲人遭受的各种痛苦，最初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改革救乡。陈嘉庚多次给福建省主席陈仪以及蒋介石、林森等国民党领导人发函电，要求妥善处理闽省苛政问题，但都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回应；他希望通过福建新闻媒体为父老乡亲请命，但也无法实现。上述现实让陈嘉庚从中看到了蒋介石政府的黑暗统治和丑恶面目，逐渐对国民党统治失去信心，并坚定与国民党抗争到底，以达到救乡目的。11月1日，陈嘉庚与侯西反、李铁民等在集美附近的灌口镇登山回望集美校园，他感慨万千道：“今登此望见集美校舍，是否此生之最后一次乎。”侯西反问其为何如此悲观，陈嘉庚回答：“陈仪祸闽如不改善，或不去职，余当然攻击到底。既与他恶感余安能归梓。设陈仪能革去，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握政权苛政虐民，上下争利，余亦不能缄口坐视，势必极力反对，如此党人亦不能容，而视为眼中钉，余何能回梓。唯有恶官倒台，余方有回梓希望也。”11月15日，陈嘉庚在永安参加公宴时，当着包括闽省府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之面，直言闽政祸民，为了不影响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以及不辜负海外闽侨了解乡情的期望，所以自己“函电再三哀求，撤消运输统制，绝非无病而好作呻吟也”。11月17日，陈嘉庚等人离开福建进入江西，他将50多天来在福建视察所掌握的陈仪祸闽罪状归纳为十六条，认为“陈仪之野心凶恶，尤为历来所未有”，“盖非积极攻陈仪，无可挽救闽民于水火之悲惨”，对于蒋介石无原则地包庇陈仪苛政的态度，陈嘉庚斥责“手握事权之领袖，竟不闻问，反从而袒护之，余安能缄口任小民供其鱼肉耶”。言语间透露出对蒋介石的失望和愤怒。12月8日，在结束国内慰劳考察返回南洋的途中，尽管陈嘉庚在云南芒市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两封回电，要求他不要把福建情形外扬，但救乡心切的陈嘉庚并没有理会蒋的劝告，指斥蒋介石护恶讳疾。
回到东南亚之后，陈嘉庚为了达到救乡目的，继续大力声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2月15日，陈嘉庚在仰光福建会馆，报告了陈仪祸闽种种罪状和多次函电蒋介石请命毫无结果的经过，希望海外闽侨合力救乡，继续救国，“万不可因陈仪祸闽，便灰心馁志”，将支持祖国抗战与反对陈仪在福建统治相剥离，充分体现了其大局意识。此后至12月底，陈嘉庚借着舆论发酵之机，赴槟城、吉礁、玻璃市、太平、和丰埠、金宝埠、马林埠、吧双埠、加影埠、芙蓉埠等地的福建会馆，如在仰光各界开会中所言，向各地闽侨报告。不断将回国考察的真实见闻，特别是陈仪祸闽的残酷事实通报给海外闽侨。
面对陈嘉庚在救乡运动方面不顾一切的斗争，国民党对陈嘉庚的态度也从原来的礼遇有加改为大力打压。蒋介石政府暗地里在东南亚华侨社会进一步攻击、陷害陈嘉庚，并向新加坡政府提出禁止陈嘉庚入境的要求。蒋介石的特使吴铁城，更是亲自前往香港、菲律宾、印尼、马来亚等地开展活动攻击陈嘉庚。鉴于国民党在海外分裂华侨爱国力量活动的猖獗，同时为了抗议重庆当局对闽省“为纣助虐”，陈嘉庚于1941年2月19日在报上刊登《陈嘉庚启事》，声明引退。后经南洋华侨团体和广大侨胞的函电挽留，陈嘉庚才发出通告，于3月29日在新加坡主持召开南侨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南侨总会大会上，陈嘉庚报告了总会会务与各属汇款概况，披露了蒋介石政府在外汇、统制政策方面的弊政。陈氏的报告，遭时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在会上言语中伤，对此，陈嘉庚在第二日会议上，针锋相对地声讨了吴铁城及高凌百企图分裂华侨社会的卑劣行径。在其后举行的南侨总会选举中，陈嘉庚在152名与会代表中，以151票赞成的绝对优势，继任南侨总会主席。国民党打压陈嘉庚、分裂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目的宣告失败，陈嘉庚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的领袖地位更加稳固，影响力更加深远。
4月1日，在陈嘉庚的积极推动下，南洋闽侨大会在新加坡召开，陈嘉庚在福建老乡面前痛述陈仪祸闽的惨况，详述多次电呈陈仪、蒋介石改革闽政未果的详细经过，指出“吾侨非如国内军阀官僚，竞争地盘权利，我等所争及要求者无他，只希望勿以惨酷苛政特施于我闽人而已”。会后，南侨总会和南洋闽侨大会根据成立时确定的程序，分别致电重庆政府报告会议经过及结果，蒋介石仍不予回复。陈嘉庚为此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为袒护陈仪而置海外华侨的正当诉求于不顾的真实面目，他愤然道：“余为南侨总会公事，及援救闽人疾苦故，不得不奉公行事，彼不睬与不复，愈表现其为政不公，护恶不悛，若余则内省无疚何妨耶。”至此，陈嘉庚与国民党交恶之情势已十分明朗。
不难看出，陈嘉庚因为救乡运动而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处理闽省政治的态度和举措，国民党在改革闽政一事上的不重视和不作为，促使陈嘉庚对国民党政治立场的逐渐反转，从最初的寄希望到后来的质疑、否定、反对，逐步演变成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划清界线。
(二)救乡运动推动陈嘉庚进一步认同于中国共产党
相比之下，在救乡运动当中，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桂林“八办”与香港“八办”积极支持陈嘉庚为民请命、匡扶正义的行为，进一步加深了陈嘉庚延安之行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因此，相比于他对国民党的失望和反感，他对中国共产党、对延安的好感和信任在救乡之后进一步增强。
回国慰劳结束返回东南亚后，陈嘉庚在各地的演说中多次报告延安见闻，表达了自己对延安政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好感与信心。
1940年12月15日，陈嘉庚在缅甸仰光这场离开祖国后的首次在华侨社会公开发表的演讲中，以极其乐观的语气向与会侨胞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此后，在马林埠、吧双埠等地的演讲中，受在场人员之请，陈嘉庚均在会上对延安情形作了介绍。1941年1月，陈嘉庚在新加坡各界欢迎会上报告回国观感，“比在仰光各界欢迎会中所言更详，经过各省均有提起，延安情况亦约略言之”。因为陈嘉庚的言论，吴铁城曾以陈嘉庚“将宣传共产，对中英均不利”为理由，利用一英籍随员秘书向新加坡政府要求取消各界欢迎会，结果无效，开会时仍旧座无虚席。陈嘉庚亦在回忆对国内政治观感的变化时称：“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与各领袖长官，社会名人，报界记者接触，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上述言论，充分展示了陈嘉庚对中共执政理念和行为的认可与欣赏。
陈嘉庚在南洋各属的演讲中，亦多次提及在桂林获中共新闻机构记者助力曝光闽政一事。1940年12月15日，陈嘉庚在缅甸仰光公开发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在桂林接受记者采访并经由香港曝光后引起关注一事。在1941年4月的南洋闽侨大会上，陈嘉庚亦提及桂林记者采访报道一事，认为蒋介石此前对呈请改革闽政的电文不予回应，“经十余天为桂林记者在香港发表余对闽事谈话，始复电全为陈仪担承”，充分肯定了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新闻力量在救乡运动中的积极作用。
在陈嘉庚救乡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动用自身资源和力量掀起海内外声讨闽省苛政的舆论浪潮，而且时时极力维护陈嘉庚在海外华侨社会的领袖地位。在陈嘉庚返回南洋后，国民党当局针对其报告演讲多有袭扰，甚至煽动侨胞反对陈嘉庚，以动摇其华侨领袖地位，此境况使陈嘉庚在南洋的活动大受限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香港“八办”大力支持陈嘉庚，除了发动广大侨胞写文章表示支持之外，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致电陈嘉庚，给予陈嘉庚大力支持。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重庆各界为陈嘉庚脱离日寇魔爪、安全脱险返回新加坡而举办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送来“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横幅，周恩来、王若飞亦祝辞：“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中国共产党在陈嘉庚患难时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让其好感倍增。可以说，救乡运动是继延安之行后直接影响陈嘉庚政治转向的重要因素，推动着陈嘉庚由拥蒋、疑共，逐步转向反蒋、拥共，共同促成了在1948年5月召开的东南亚侨团大会上，陈嘉庚代表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提出的建国主张，正式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
四、结语
救乡运动是抗战时期陈嘉庚率队回国慰劳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爱国爱乡的重要组成部分。救乡运动对陈嘉庚政治认同的转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对此关注不多。如果说延安之行在认知层面改变了陈嘉庚此前对中国共产党的模糊印象并加深了好感，那么在救乡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为民请命的坚定立场，极力维护陈嘉庚海外侨领地位的积极行动，与国民党政府狼狈为奸、鱼肉百姓、分裂海外华侨社会等行径形成强烈对比，帮助陈嘉庚在其念兹在兹的福建乡亲命运、海外华侨团结、中国抗战前途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深刻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立场，进一步增强了其对中共的信任和认同，并逐步与蒋介石政权划清界线，最终完成了其政治转向。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