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殊异于世界其他文明之处有很多，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却经常被人所忽视，那就是宗教。 6park.com
教皇给国王加冕——这一幕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6park.com
可以说要是排除宗教的影响，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历史都要改写，或者变得面目全非，或者干脆无法存在。唯独在中国，别说伤筋动骨了，连癣疥之疾都不一定算得上。
在西方的历史上，一教之宗能决定俗世王权的归属，能发动战争，能独断人间的是非曲直，能只言片语决定万千人的生死荣辱……反正除了不会施法不能上天，人家就是活神仙。
西方的同行混得如此牛掰，那么东方的神棍能否不遑多让？
一个悲惨的事实是，中国“神仙”的职业生涯巅峰，也不过是给皇帝当个保健医生，还是疗效不好或者演技不佳就得全家砍头的那种……
从秦到清，无论是源自本土的道教、儒教还是外来的佛教，在政 治上几乎毫无影响力。哪怕是最讲究入世的儒教，面对绝大多数挂着羊头卖狗肉或者叫“外圣内王”的帝王，其实也是有劲没处使。唯二信了他们的邪的，一个叫王莽，另一个叫朱允炆，都沦为了帝王界的千古笑柄。
当然中国“神仙”也不是没努力过。比如太平道的张角、五斗米教的孙恩、摩尼教的方腊、白莲教的韩山童以及拜上帝教的洪秀全等等，但其结局不仅统统失败，还大多充当了给人作嫁衣裳的憋屈角色。 6park.com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打着宗教旗号造反的，就注定落得个被群起而攻之的下场 6park.com
所以聪明的神棍，早就认命了，然后躺平任撸。
不过这世间最具魔力的东西，除了权力就是金钱。于是乎在儒释道三教中立场最圆滑、面目最多变的佛教，早早就把主要的精气神儿，全用在了捞钱上。
然后光头们迎来的，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这四大“法难”。
01
排除掉那些神神叨叨的传说，儒、道这两大本土宗教均是起源于两汉，最终在两晋南北朝完善成型。而外来的佛教，也大概是在同一时间传入并被改造，然后逐渐本土化的。
但三教在最初的发展路线却是截然不同的。 6park.com
将儒与宗教联系起来，本身就有许多别扭和强行撮合的意味 6park.com
其实将“儒”与“教”相提并论本就勉强，其本质相对于宗教而言更像是一种思想或学说，所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走上层路线。自董仲舒忽悠瘸了汉武帝刘彻弄出来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教看似兴盛可期，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因为从董仲舒起就兴起了与帝王争权夺利之心，所以才大讲特讲“天人感应”。此后儒教基本被士族门阀所掌控，其与皇权天然就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至于是合作大于竞争还是竞争大于合作，还要看两者的力量对比——东晋南北朝时皇权孱弱，就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而隋唐时国力强盛，皇帝就能放开手脚跟士族门阀往死里掐。
这样的对抗其实对谁都没有好处。最终的结果就是儒教出了个“圣人”朱子，提出“存天理，灭人 欲”的主张，全面向皇权投降，两者才能和睦相处了好几百年。
道教则相反，一开始走的是底层路线，主要以“神医”的形象招揽信众。所以那时候的道长们，毫无后来淡泊无求的神仙气息，相反倒是脾气异常暴躁，动不动就造 反。可以说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背后或多或少都有道教的影子。
只可惜道长们打架的本事太潮，起事无一成功，这才大彻大悟，也开始走起了上层路线。具体来说就是鼓吹自己掌握了长生、升仙的秘法，谁信谁上天。这玩意就对养尊处优而且希望永远养尊处优下去的达官贵人们太有诱 惑力了，于是道长们的日子才开始好过。
不过牛好吹，兑现却太难。毕竟修来修去，也没见谁真的升仙。典型如嘉靖皇帝朱厚熜，辛苦修道了30多年，豁出去耗费国帑无数还把江山折腾得一塌糊涂，但结果呢？就是他把自己尊奉的两位“仙师”邵元节和陶仲文都给熬死了…… 6park.com
道教之所以越活越抽抽，就在于吹的牛太容易穿帮 6park.com
所以道教“修今生”的弊端太大也太容易露馅。顶多是遇到“明主”了能兴旺一时，大多数时间里发展得一直不温不火。
佛教，尤其是中国的本土化佛教几乎就是道教的反面。
比如同样是走底层路线，道长们嚷嚷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而佛爷们则忽悠信徒们这辈子要乖，下辈子才能投个好胎……
佛教讲究“修来世”的好处就是可以随便吹，而且永远不会露馅。你可以怀疑他们是骗子，但在这辈子都不可能找到证据。
但佛教毕竟是诞生于南亚那块神奇土地的外来物种，虽然其原始教义与华夏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有重合的部分，但总体而言还是让人感觉“隔路”且无法接受。比如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时，人们就对其信徒必须把自己剃成个大光头这码事感到不可思议——凡是汉 人就没有不讲孝道的，而孔夫子教导大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又是那么的深入人心，所以谁能接受这种大逆不道的玩意？因此佛教也一度被视为异端，直到西晋仍有律令严禁国人出家为僧。 6park.com
贞观大帝李世民很可能就是吃了和尚献上的“仙丹”才被毒死的 6park.com
虽然光头不能不剃，但佛教在大多数时候表现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身段特别的柔软，特别的善于入乡随俗。为了能在中国传教，佛爷们啥都敢干，甚至不惜学道长们给皇帝献上长生丹药。比如有个胡僧那罗迩娑婆寐，就走了王玄策的关系给唐太宗李世民献上了一枚据说可以长生的“仙药”。不过佛爷炼丹显然不如道长专业，所以倒霉的贞观大帝服药后不久就驾崩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毒死的。
02
儒释道三教在中国混得都不咋地，起码不像西方的同行那样风生水起。同时他们又没有对外观摩学习的机会，想要发奋图强，除了闭门造车，就是在三家间互相抄袭。最后抄来抄去，抄成了三教合一，还是一样的稀松拉胯。 6park.com
三教合一的结果就是儒释道一起拉胯 6park.com
但相对于儒道这样的本土宗教，佛教这个外来户显然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那就是小钱钱。
毕竟发源于东方的宗教跟西方的神棍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世俗权力没有那么疯狂的贪欲。尽管也想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但是如果做不到或做到的成本太高，也能想得开。
所以西方宗教可能会跑到东方来弄出一堆的“斯坦”、“苏丹”，但东方的夫子、佛爷、道长们哪怕是在自家的地盘上，面对俗世的帝王也是该跪就跪，而且通常比谁跪得都快，连个磕巴都不带打的。
既然俗世的权力无法染指，他们自然会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俗世的财富上。
尤其是佛教，只要传播到一地，就大肆修建寺院、给他们的祖师爷重塑金身。而更重要的动作，则是疯狂购置“僧田庙产”以及度化信徒。
说白了，就是兼并土地和人口。而这两样，正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财富。
俗世的帝王想要打天下、坐天下，最离不开的也是土地和人口。有了足够数量的土地和人口，就意味着充沛的兵源、粮饷和免费的劳力，就意味着天下无敌。
而向来跟帝王争夺土地、人口最激烈的，就是勋贵、士族和士大夫。所以从秦到清两千多年间的改朝换代，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二者斗争的结果。 6park.com
为何会有三武一宗灭佛？就是因为佛教对于土地和人口的兼并太过分了 6park.com
除此之外，就是宗教了——因为儒教的宗教属性比较模糊，所以这里说的还是佛教。
其实相对于道教和儒教，佛教对于帝王而言是最无害的。人家既没像道长们那样动不动就嚷嚷什么“苍天已死”，也没像夫子们那样成天忽悠帝王“垂拱而治”，还帮着统治者拿“修来世”的套路糊弄老百姓。远离政 治的结果，就是大多数的王朝和帝王对他们的包容度其实很高。
但有时候也不行。所以才有了三武一宗灭佛这码事。
第一个登场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其次就是北周武帝宇文邕——这两个鲜卑人堪称是历代禁佛、灭佛运动的先驱者。而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纯属是踩着前辈的脚印照猫画虎，而且在对佛教的打击和限 制程度上都远远不如。
众所周知，北魏是个鲜卑政 权，而鲜卑人堪称是曾祸乱中原一时的“五胡”、乃至历代跟华夏民族产生过接触的游牧民族中最大的一朵奇葩。为啥这么说？那就是除了慕容氏等个别部族外，绝大多数的鲜卑人（尤其是族内的精英）对汉文明的接受程度都非常高，甚至干脆就认为自己跟汉 人没啥区别。所以鲜卑人对跟汉 人融合这码事非常积极，甚至主动投怀送抱，直到最后把自己给融没了……
关于鲜卑人热衷于汉化的事迹，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北魏孝文帝元宏搞的那个汉化改 革，毕竟能把祖宗传下来的姓氏（拓跋氏）都给改了，再说人家心不诚就太没良心了。殊不知拓跋焘和宇文邕搞灭佛，其初衷之一也是为了汉化？ 6park.com
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拓跋焘灭佛的目的之一竟然是为了汉化 6park.com
比如拓跋焘志向远大，踌躇满志的想要一统天下，并意识到要想成为以汉 人为主体的华夏共主，就必须促使两族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观。因此他大力倡导儒教，对道教也非常感兴趣，同时对于汉 人将鲜卑人视为胡人非常不满，于是乎同属于“舶来品”的佛教就倒了血霉。
拓跋焘将佛祖称为“胡神”，视佛经为“胡经”，不但坚决的与其划清界限，还以华夏文明的卫道者自居，宣称要率领汉、鲜两族人 民荡涤妖氛，还华夏一个朗朗乾坤：
“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魏书·卷一百一十四·志第二十》）
为此他下令屠戮长安城中的所有僧众，焚毁天下一切佛经、佛像，任何王公一概禁止私养沙门。若有隐瞒，就全家杀光。
即便在三武一宗的所谓“法难”中，像拓跋焘下手这么狠、杀戮这么重也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引起的反弹也是最严重的——在拓跋焘死后，后继的北魏皇帝大多都痴迷于佛教，一心一意想来生升仙成佛，谁还有心思管这辈子的凡俗之事？
所以在拓跋焘手中蒸蒸日上的北魏帝国很快就形同老太太过年，80来年后就亡掉了。
因此宇文邕虽然很认同拓跋焘的看法，曾多次表示自己是华夏人而非胡人，同时既崇儒且信道，对佛教这个“胡教”也死活看不顺眼。但他显然充分吸收了前辈的教训，那就是对佛教只禁不杀——只要僧尼乖乖的还俗为民、编户齐民，那就相安无事，轻易不会动刀子。
03
当然三武一宗对和尚下手，更大的理由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穷。 6park.com
和尚爱钱且擅捞钱，这是从古至今都没改变过的事实 6park.com
在佛教刚传进中国之初，僧侣的生存方式叫行僧制，简单来说就是居无定所、无产无业、靠游走化缘维持生计。因为其行为方式古怪神秘，与传统的儒道等宗教大相径庭，因此汉晋等朝的官府也不知道该如何管理，遂放任自流，也未被纳入世俗税役征收对象。久而久之，寺院僧侣不纳税役在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惯例，后来各朝想改都改不过来。
于是有聪明的和尚就发现了这个“商机”，开始大量的聚敛财富。
佛教与道教、儒教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打着清心寡欲的旗号，实则贪婪无比，是社会财富最大的“吞金兽”之一。比如寺院僧尼以布施为名，兼并了大量的货币、田产和产业，关键人家还理直气壮的不纳税——“寸绢不输官库，斗米不进公仓”（《广弘明集·卷二十四·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以至于“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旧唐书·卷一百一·列传第五十一》）。
同时，佛教表面讲平等，实则等级森严，对依附于寺院的底层民众的剥削压榨更甚于俗世，尤其是寺院放高利 贷最为臭名昭著。僧寺对于民众的残酷压榨，经常引起强烈的反抗，造成社会的动荡：
“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远；景明之禁，虑大乘之将乱。”（《魏书·卷一百一十四·志第二十》）
所以和尚被人瞅着不顺眼简直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除了肆无忌惮的敛财并土，寺院僧尼更令俗世统治者无法容忍的，就是大量的侵占人口了。 6park.com
和尚不事生产也不纳税服役，所以要是数量太多了哪个帝王也受不了 6park.com
人口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就像我们前些年豁出老命去到处打击“超生游击队”，这几年又不惜血本的鼓励大家生二胎三胎，由此便可见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不过在古代，这个问题就相对简单了，那就是鼓励多生。毕竟在明清两朝之前，我国人口规模基本都在一亿大关以下晃悠，相对于偌大的国土，这点人口实在是少得可怜。
尤其是像南北朝这样的分 裂乱世，因为战争、饥荒等因素的影响，人口规模更是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当时的北方，人口最多时出现在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才将将突破了3000万的规模；最少时则出现在北周静帝大象年间（公元579~580年），甚至不足千万人口。
那么当时在北方完全不纳税、不服役的僧尼有多少人？据《北史》记载，北魏最多时有超过200万人出家，北周时的数字更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500万！
别以为这是在瞎扯，因为有《周书》上的相关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在宇文邕下诏禁佛以后，3年间共拆毁寺庙4万余座，强迫300余万僧尼还俗。
拓跋焘和宇文邕禁佛后，将大量的僧田寺产收归国有，无论是发卖还是经营都可以获得大量的收入；拆毁佛像后可以获得海量的金、铜等贵金属，可以用来铸币；更重要的是数百万还俗的僧尼中绝大部分都是青壮年，相当于给官府又增加了数百万个税源、兵源。
佛爷跌倒，拓跋焘和宇文邕不但吃饱，还撑得直哼哼。
这就给后来有志作为但却囊中羞涩的同行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生财之道。 6park.com
拓跋焘在灭佛中发了大财，这才引来另两武一宗的效仿 6park.com
唐朝进入中后期以后，大多数皇帝都不怎么干正经事。尤其是在唐宪宗李纯敕迎佛骨于法门寺后，更是掀起了全国性的崇佛热潮。此后的唐穆宗李恒、唐敬宗李湛、唐文宗李昂也沉迷佛教，不但使得佛教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期，也使得朝廷丧失了大量的土地、财富和人口。
唐武宗李炎是个有理想的皇帝，致力于革除积弊、使大唐中兴。同时他还认识到宦官、藩镇和以僧尼为代表的大地主是改 革最大的阻力，更是不得不清除的对象。那么先朝谁下水？当然是柿子挑软的捏，比如那些看起来就很好欺负的光头们。
从李炎登基起即筹划灭佛，直到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下达全面毁佛的诏令，规定僧尼不管有没有执照（度牒）的都必须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铜像、钟磬悉数由官府收缴拿去铸钱，铁器则交本州铸为农具。
皇帝要宰肥猪，各级官府都争先恐后想分一杯羹，所以灭佛的效果自然是杠杠的：
“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堤、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旧唐书·卷十八上·本纪第十八上》）
李炎在位仅6年，但在内能镇 压藩镇叛乱，对外能击败回鹘，使得半死不活的大唐朝一度出现了中兴的迹象，史称“会昌中兴”。
为啥李炎这么能干，因为他有钱啊！没有会昌法难，哪来的会昌中兴？
100多年后，后周世宗柴荣又全盘照抄了李炎的作业。 6park.com
柴荣灭佛的态度和手段相对理性，基本没造成什么杀戮 6park.com
当然这么说并不准确。在五代那个改朝换代形同家常便饭、弑君杀驾惯如屠宰猪狗的年代，朝不保夕的军阀们拼了命的搜刮钱财以养兵保命，恨不得老百姓喘口气都要收上笔税，还能放过那些肥头大耳的和尚？
所以甭管是后梁、后唐、后晋还是后汉其实都灭过佛，而且目的跟李炎差不多，都是求财。相反倒是柴荣对佛教的态度，与李存勖、石敬瑭们有着本质的区别。
与其说柴荣灭佛，不如说是整顿佛教。当然这也跟他出场太晚、光头们已经快被前代军阀吃干抹净、都奄奄一息了有很大关系。所以他并没有屠戮僧尼，也没有大范围的焚毁佛经佛像，相反保留了许多寺庙。只不过柴荣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措施提高俗世人口出家的门槛，同时对寺庙置产及进行经营活动作出限 制。
后来的宋明等朝对于宗教的管理，就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柴荣的经验。
04
后世的和尚及信佛之人只要提起“三武一宗”，大多是一副委屈乃至愤恨的态度，并将之称为“法厄”、“法难”。 6park.com
三武一宗灭佛其实是和尚们咎由自取，再装悲情、委屈就显得尤为可笑 6park.com
不过，三武一宗灭佛固然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挫折，但且不提其咎由自取，起码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这种挫折即便不能说利大于弊，起码也算利弊相当。
为啥这么说？
首先必须要强调的是，西方所谓“神权天授”的那一套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行不通，谁敢冒头就得被掐死。毕竟，我们的祖先认为能够享受“天授”待遇的，唯有皇权；同时我们更信奉的，则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任何想在这块东方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直至壮大的宗教，都必须向俗世皇权俯首称臣。只有受到了俗世皇权的庇护，才能在其允许的范围内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乃至享受到一些特权。
其次就是“儒”这种东西，甭管是叫儒学、儒家还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享受超然的地位。甚至皇帝可以轮流转，但儒家永不倒，所以任何在中国发展的宗教，最好都不要去招惹儒家。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性格虽然含蓄但却敏感，凡事非常看重对尺度的把握。简单说就是有些事你做了我们会不高兴，但也不至于直接就弄你，只要看起来不算过分，一般都可以容忍。但只要过了一定的限度，那就对不起了，看我不整死你！
而这三个坑，佛教几乎都踩了个遍，否则怎么会惹来三武一宗拿他们开刀？ 6park.com
之所以会招来三武一宗，是佛教咎由自取 6park.com
佛教大概是在西汉末到东汉初这段时间传入中国的。那时候的佛教，在国人眼中充满了古怪而又离奇的仪式和规矩，跟自己的传统习俗格格不入，故此大多敬而远之。因此在最初的一两百年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处处碰壁，基本没有形成什么影响力。
所以官府对佛教既不重视，也懒得制定法令进行管理。偶尔涉及到的，也是警告百姓不要随便把自己剃成大光头，以免违背了孝悌。
从汉末到唐初，中国陷入了持续400多年的分 裂战乱局面，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但却给了佛教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毕竟佛教对底层民众的精神麻痹作用非常强大，给了他们逃避苦痛的希望。同时佛教也在最初的发展不力中吸取了教训，不断地与中国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很多具有民族特点的、更加接地气的宗派。
于是到了南北朝时，佛教已经传遍了全国，出家为僧一度成为社会上最时兴的潮流，连梁武帝萧衍都先后三次舍弃皇位，跑到庙里当起了和尚。最后逼得大臣们不得不向寺庙累计“捐献”了数亿钱，才把他们的皇帝给赎了回来。
这种“盛况”的遗存，哪怕到了300多年后的中唐，还能让大诗人杜牧感慨万千：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
只有像萧衍这种没什么出息且早就躺平不想努力了的皇帝，才会觉得全国近半百姓都成了光头是“盛事”。而像拓跋焘和宇文邕这样胸怀大志且为此奋斗不休的雄主，只会从中感觉到深深的恶意和强烈的危险。 6park.com
“南朝四百八十寺”描绘的可不仅是如梦如幻的美景，还可能是严重的社会危机 6park.com
且不论佛教大兴后裹挟了大量的财富、土地和人口，使得朝廷的税源、兵源大规模的缩水，以至于国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严重影响了拓跋焘和宇文邕欲一统天下的进程。就说若他们坐视寺庙僧尼无限 制的膨胀扩张下去，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北魏或北周，会不会终有一天会化为“佛国”？
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拓跋焘在位时，全国已有超过一成的人口出家；到了宇文邕灭掉北齐之前，赫然发现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五分之一以上。
北朝尚且如此，南朝因为摊上萧衍这么个“佛帝”，寺庙僧尼更是遍地开花。仅梁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一地，就有大型寺院500余座，僧尼10余万人。
要是拓跋焘、宇文邕也像萧衍一样躺平，让佛教无限 制的扩张下去，一旦其势力超过了某个临界点，那么中国的历史会不会上演西方的那一幕——要是“佛爷”不点头，连皇帝说话也不算数了？
事实上在太武、周武灭佛时，和尚们已经闹得非常不像话了，简直堪称社会毒瘤。比如拓跋焘接到举报，说长安的寺庙内私藏武 器，似有配合叛军的嫌疑。因为举报者是个道士，拓跋焘一开始还将信将疑，结果一搜查，好家伙——不但各式军械应有尽有，还搜出了大批酿酒的器具（北魏有严令禁止民间私自酿酒），无数官员、富商寄存的珍宝，甚至还解救出了许多专供高僧以及施主们淫乐的女 奴……
拓跋焘简直被气得七窍生烟，这才下令大开杀戒，尽屠长安僧侣，焚毁天下寺院经像。 6park.com
要不是野和尚、花 和尚泛滥成灾，拓跋焘也不至于痛下杀手 6park.com
请那些因此咒骂太武皇帝者扪心自问，这样的野和尚、花 和尚该不该死？
05
经过拓跋焘和宇文邕一通大刀阔斧的灭佛禁佛，和尚们一度吸取了教训，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撬皇帝的墙角。所以自隋唐之后，一度能够跟官府和平共处，起码也能相安无事。
但没多久，他们又得罪了儒家。 6park.com
在我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宁可得罪皇帝也别招惹儒家是条铁律 6park.com
其实无所谓得罪——在儒家向儒教的发展转变过程中，两教的对立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毕竟就连早就心平气和的去道法自然了的道长们，还动不动就暗戳戳的跟光头们掐上几 把呢。
而这种冲突，在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前后达到了一个顶点。是时唐宪宗李纯以极高的规格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崇佛热潮。史称“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唐纪第五十六》）
这就招致了身为大儒的韩愈的强烈反感和警惕。他随即上疏李纯要求回归并重申重儒传统，甚至建议毁掉佛骨以正视听：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韩昌黎集·卷九十三·论佛骨表》）
韩愈反佛虽然带有一定的私心，但其主张仍是从维护皇权的角度出发，是符合帝制王朝的核心利益的。只不过此时的李纯已经被和尚们灌了一脑袋的迷 魂汤，根本听不进逆耳忠言，甚至一怒之下想斩了韩愈。哪怕满朝文武全力营救，最终韩愈也落得个贬黜潮州的下场。 6park.com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掀起会昌法难的精神领袖 6park.com
虽然韩愈既贬又死，但李纯和和尚们还是小看了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百代文宗巨大的影响力。唐武宗李炎即位后，便打起了独尊儒家道统的旗号，把韩愈树为了灭佛的理论导师。
而会昌灭佛之所以能够迅速落实推广，除了李炎的决心外，更重要的就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儒家士大夫的积极配合。故此仅仅数月时间，一度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佛教就被打回了原形——在北方“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在江南则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金石萃编·卷一百八》），佛教二百多年积累和扩张的成果，基本上算是毁于一旦了。
但有所失，就有所得。在这次“法难”的教训中，和尚们学到的最大的一条真理，就是儒家这个大佬，千万别惹，因为谁都惹不起。
也正是从会昌灭佛之后，以往眼睛长在脑瓜顶上的佛爷们再度发扬自己身段特别柔软的优势，主动向儒生士大夫靠拢，积极推动三教合一，这才有了宋明时儒释道可以共坐一堂、谈笑风生的大和谐场景。
如果说拓跋焘和宇文邕让和尚们明白了敬畏俗世权力的道理，韩愈和李炎令他们认清了哪怕在宗教领域，也得分清谁才是大小王……
而柴荣与其说是灭佛，不如说是整顿佛教，简单说就是定规矩。
到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时，佛教在中国已经传播了近千年。然而官府对其的管理大多只限于惯例，即便偶尔制定了相关法令也缺乏连续性，或者名存实亡，执行力度很差。 6park.com
正是从柴荣开始，度牒成为俗世统治者限制佛教肆意妄为的一柄利器 6park.com
比如度牒这玩意，早在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李隆基就下令合法僧侣必须持有度牒，才能作为免除免除徭役、赋税的依据。然而等到安史之乱一起，这条规矩就被人扔到了垃圾堆，但凡有人把自己剃成光头、穿上僧衣，就能理直气壮的不交赋税、不服徭役，官府通常也懒得管。
等到官府觉得和尚们不收拾一顿不行了，通常采取的也是像太武、周武、会昌时的运动式灭佛。虽然看起来效果不错，但一阵风刮过后该是啥样还是啥样，而且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破坏较大，还让和尚们动辄埋怨官府不教而诛。
柴荣灭佛，固然也采取了强迫还俗、毁寺融像等旧有手段，但更重要的，是他给寺庙僧尼定下的规矩——其一，寺庙须有“敕额”，僧尼须有度牒，才能受到官府的保护，才能享受免除税役的特权；其二，提高出家人的门槛，凡是不能背诵出一定卷数以上的佛经，或未取得父母亲长同意的，都算假和尚，一律治罪。
虽然因为早逝，柴荣对佛教的整顿半途而止，但却给后来者提供了一条绝佳的思路。比如宋、明、清等朝都专门设置了僧录司等官署专门对宗教进行管理；再比如度牒制度，宋明等朝通过严格限 制度牒的发放数量，达到了控制佛教发展规模，使其裹挟的土地、财产和人口数量不至于达到影响国力的程度。
度牒的稀缺，甚至一度使其成为一种价值极高的“有价证券”。北宋时就经常出现朝廷财政捉襟见肘，干脆就扔给前来要钱的官员一大堆空白的度牒，再去找那些有需求的“居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百试不爽。
所以自北宋起，再也没出现过成规模的灭佛运动。为何？因为用不着了呗。
所以三武一宗对于佛教而言，是祸，亦未必不是福。
毕竟高僧们不也常说，福祸皆有因果吗？